德国《世界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坠落

中国很快就会到达许多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突然被刹车或者甚至开始萎

缩的时刻吗？1994年，国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其中涉及当时经济疲软的日本和当时好像刚刚离开地球大气，开始进入太空的中国。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把不寻常的经济增长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归因于"扩大力量投入"。克鲁格曼把这理解为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向生产力更高的工业生产转移，同时对生产手段和基础设施投入大笔资金。

这种由国家或政党精心策划的扩大投入能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带来产量的大幅提高，例如上个世界50年代在苏联或者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日本。但这些国民经济体在某个时候会达到极限，它们不会向那些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和更少受自私自利利益集团操纵的工业国家靠拢。

中国曾竭力投资于其工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因此中国要比亚洲其他任何一个国飞得更高、更快和更远。《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称，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过去10年高于40％，在过去几年甚至高于50％。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其经济繁荣时期的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低于中国。它们在7-8年后达到了其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极限。

没有很好使用资源

消费为阴，投资为阳，阴阳共生。但中国的消费者为经济成就只作出了35％的贡献；在美国，私人家庭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了近70％的贡献。中国的消费为什么疲弱，这有很多原因。中国人储蓄很多，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大部分人得自己支付医疗费和靠自己养老。但政府人为地使存款保持低利率，存款的利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止过去5年进行改革的口头表白，在这些口头表白中，始终允诺向由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受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向领导施加巨大影响。它们承担除农业之外的半数工作岗位和固定资产投资。

这些企业也没有很好地对待其资源。从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因素生产力（这除了劳动力和资本投资之外，也包括领导质量和技术革新）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低于私营企业。尽管有像低税率、国家担保的低原料价格、优先获得水、能源和土地以及更宽松地对待环保和劳动保护准则这样一些优越性，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明显低于私营企业。简言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越来越糟糕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手段。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繁荣的第二根支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可能很快达到极限。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谈到高速公路网的利用率低，地区性机场的客运量只达到一半，迅速扩大的高速铁路网无法靠票价收入来维持运行。钱塞勒把中国的经济称作"梦场"经济。

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能力过剩

还有资源在中国最近几年兴建基础设施中被错误配置的其他迹象。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指出，许多资金流入地方政府或投资公司，然后地方政府和投资公司想方设法花掉这些资金，从建造富丽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公路、桥梁到建设特别开发区和豪华的购物中心。

李侃如说，由于没有更加重要的地区规划，这些建筑有许多是多余的。大楼的建造费用大多是靠3年期银行贷款资助的，但开发商得到的收入太少，以致他们无法支付贷款的利息，更不用说偿还贷款了。这些贷款的期限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延长。

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上的生产能力过剩比其他任何一个产业都突出。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成排成排闲置着的住宅楼。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把它称作"所有泡沫的泡沫"。他和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喜欢报道像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样的鬼城，在这些城市里，街道、购物中心和住宅都是按100万以上人口建造的，但这些城市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居民。其他城市的卫星照片也证明了类似的情况，上海和北京的开发商通常在豪华的新建筑中挂上帘子，掩盖无人居住的空房。

所有这些都使像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这样的中国通感到忧虑。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去年住宅建筑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2％。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建筑达到高峰时，住宅建筑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在工业国家中，只有西班牙在房地产市场崩溃前不久曾达到过这个水平。

拉迪和其他专家担心，房地产行业的萧条和房价下跌可能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在70个大城市里，5月份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已经连续第8次下跌。如果对钢铁、水泥和铜的需求下降，那么工厂可能大批解雇工人。拉迪估计，住宅建筑的钢材消费约占中国钢材消费的四分之一。

据拉迪说，占20％的北京居民在市区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住宅。如果房价大幅下跌，那么私人家庭的财富会受到影响，但现在需要增强私人家庭的消费。


债务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但即使这个国家的信贷机构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可能陷入波浪起伏的海面，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存在。中央银行拥有价值3.2万亿美元的外汇，中国可以用这些外汇储备抵御银行风暴或其他紧急情况。中国的国债约占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票面上是7.3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0％。

但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家维克托·施说，表面现象容易迷惑人。他在中国政府内外有一系列信息源，他比其他多数西方观察家更加关注政府的报告、企业数据和银行文件。

维克托·施从这些调查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一，如果把北京政府的债务、国有银行的债务、各个部门的债务，例如铁道部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债务算在一起，那么，中国的国债将增加两倍，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而且中国的国债在迅速增加。

第二，金融系统中的坏账数量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得多。因为银行按照当局的指令，通过不断延长贷款期限来掩盖坏账。例如，为了方便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当局抹掉了5000亿美元的坏账。

当局处于警觉状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银行风险在于流动资金危机，它可能把许多坏账像搁浅的臭鲸鱼那样冲到岸边。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那么许多企业和投资者可能将其人民币存款兑换成外币转移到国外。在四月份已经出现过这样的货币外流，当时有价值110亿美元的人民币外流差。

腐败的官员和其他富裕的中国人抽逃资本可能撕破中国大肆宣扬的由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织成的安全网。政治学家维克托·施估计，最富有的那部分中国家庭以现金和房产的形式积聚了5万亿美元的资产。赌博圣地澳门和银行系统中的漏洞提供将这些资金转移到国外的许多机会。

也许只有严重的政治动乱才会在中国引起大规模的资本抽逃。但当局似乎处于警觉状态。在过去两年里，当局用在维护国内安全的资金多于国防。

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互联网的审查和对持批评态度者的残酷镇压引起人们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