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素昧平生的外地好心人的慷慨解囊，上个周末，因涉嫌诈骗罪正等待法院审判的北京汉子廖丹的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
上周中，北京媒体报道，41岁的廖丹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私刻公章，伪造医院收费单据，4年间骗取北京医院医疗费17.2万余元。检方向 审判此案的北京市东城法院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廖丹本人已下岗10多年，靠低保维持生活，他的妻子杜某则是河北人，没有北京户籍，生病前在北 京打零工。
这对“贫贱夫妻”的伤感故事一经媒体揭露，便立刻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社会。特别是那位对病患中的妻子不离不弃、甚至不惜以身试法的丈夫，更是得到 了容易冲动的中国网民一致的掌声和叫好——为了给妻子治疗，他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向一切可能的亲友借过钱……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同意他在法 庭上和媒体记者面前为自己所作的辩解：要想不眼睁睁看着妻子失去生命，他只有铤而走险一条路。
在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特权腐败触目惊心、道德价值普遍滑坡、人与人之间薄情寡义的当下中国，这个几乎容纳了一切夺人眼球的要素的故事注定要引发出无穷无尽的热烈议论，而且可以朝许多方向发散。
许多评论家不无道理地指出，中国残缺不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信誉扫地的官办慈善机制）是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法律界人士争辩的重点是此案能否轻 判、甚至适用缓刑；还有的网民很容易便由此事转向了对令人痛恨的医疗体系（特别是特需医疗）的批判；而更多的普通民众则是为廖丹的情义和担当鞠一捧泪，顺 便再感叹一番上苍的不公……
好在媒体的有力介入瞬间改变了廖丹的窘境：继上周五（13日）收到热心人士邹先生等捐助的3.7万元以后，周六（14日）廖丹又获得广东企业家陈利 浩先生委托南方一家媒体驻北京记者转汇的17.2万元，希望由后者陪同廖丹一起到法院退还案款。看起来，不管东城法院对廖丹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他那仅有的 财产——一间几十平米的小产权房是用不着卖掉抵债了，而他的可怜的妻子今后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生活也不至于没有着落……用廖丹自己的话来说：“这两天就像做 了一场梦一样。”
廖丹并不传奇的犯罪故事又一次重复了一个古老的主题：在一个不完美、甚至不公正的社会里，基本人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我看来，关于 它的争论有助于我们在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重新拾回并理清最原初的善恶标准，而它已经激发出来的社会反响及事件的发展走势还是颇值得欣慰的。
我相当意外地看到，一方面，并没多少有人义愤填膺地认为廖丹做得对，应该逃脱法律的惩罚，甚至将其美化和打扮成为一位反体制的英雄；另一方面，绝大 多数舆论同时也正确地区隔了廖丹的无奈违法与他对妻子的动人真爱。这在当下是非不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诡辩充斥、口水四溅的中国互联网的糟糕语境中， 是十分难得的。
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命运悲惨的廖丹本人在事发后一直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从媒体报道出来的内容来看，除了对妻子的病情感到痛苦无奈之外，他毫 无怨天尤人之意。我还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由于这个案子并不涉及事关公权力的纷争，因而法官顺应民意最终做出一个皆大欢喜的判决，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至于我，作为廖丹的同辈人，则似乎可以有信心地说，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价值观已经摆脱了那种扭曲的“斗争崇拜”和“造反信仰”的影响，归回人性的常态。
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只要尚未建设成人间天堂——都有可能发生廖丹夫妻这样的不幸事件，它并不会因为社会整体富裕程度的提高或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化而被彻底杜绝，这种偶然性和不幸本身即是构成复杂多变的人生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类似的故事除了引来旁观者同情的眼泪与对世事无常的感叹外，一般总是能够成为某种道德教化的活教材，它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地， 要与人为善，要有感恩和悔悟之心……总之，人应当更加谦卑。只有在一个扭曲的社会，这样的故事才会被拿来作为仇恨——仇恨他人、社会以及所谓“制度”—— 的理据。当然，这绝不是说他人、社会和制度都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不需要作出改善。
审视廖丹的故事及其社会反响，我们大致可以比较欣慰地发现，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尽管仍然混乱，但的确已经呈现出一些“去仇恨化”的趋势。但我必须承 认，就像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廖丹事件的简单之处在于不涉及公权力。一旦交织了公权力这个变量，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还能不能表现得像面对这件事情那么正常，我 是没有信心的。
写于2012年7月15-16日，发表于2012年度第28期《南都周刊》
上周中，北京媒体报道，41岁的廖丹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私刻公章，伪造医院收费单据，4年间骗取北京医院医疗费17.2万余元。检方向 审判此案的北京市东城法院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廖丹本人已下岗10多年，靠低保维持生活，他的妻子杜某则是河北人，没有北京户籍，生病前在北 京打零工。
这对“贫贱夫妻”的伤感故事一经媒体揭露，便立刻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社会。特别是那位对病患中的妻子不离不弃、甚至不惜以身试法的丈夫，更是得到 了容易冲动的中国网民一致的掌声和叫好——为了给妻子治疗，他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向一切可能的亲友借过钱……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同意他在法 庭上和媒体记者面前为自己所作的辩解：要想不眼睁睁看着妻子失去生命，他只有铤而走险一条路。
在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特权腐败触目惊心、道德价值普遍滑坡、人与人之间薄情寡义的当下中国，这个几乎容纳了一切夺人眼球的要素的故事注定要引发出无穷无尽的热烈议论，而且可以朝许多方向发散。
许多评论家不无道理地指出，中国残缺不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信誉扫地的官办慈善机制）是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法律界人士争辩的重点是此案能否轻 判、甚至适用缓刑；还有的网民很容易便由此事转向了对令人痛恨的医疗体系（特别是特需医疗）的批判；而更多的普通民众则是为廖丹的情义和担当鞠一捧泪，顺 便再感叹一番上苍的不公……
好在媒体的有力介入瞬间改变了廖丹的窘境：继上周五（13日）收到热心人士邹先生等捐助的3.7万元以后，周六（14日）廖丹又获得广东企业家陈利 浩先生委托南方一家媒体驻北京记者转汇的17.2万元，希望由后者陪同廖丹一起到法院退还案款。看起来，不管东城法院对廖丹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他那仅有的 财产——一间几十平米的小产权房是用不着卖掉抵债了，而他的可怜的妻子今后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生活也不至于没有着落……用廖丹自己的话来说：“这两天就像做 了一场梦一样。”
廖丹并不传奇的犯罪故事又一次重复了一个古老的主题：在一个不完美、甚至不公正的社会里，基本人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我看来，关于 它的争论有助于我们在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重新拾回并理清最原初的善恶标准，而它已经激发出来的社会反响及事件的发展走势还是颇值得欣慰的。
我相当意外地看到，一方面，并没多少有人义愤填膺地认为廖丹做得对，应该逃脱法律的惩罚，甚至将其美化和打扮成为一位反体制的英雄；另一方面，绝大 多数舆论同时也正确地区隔了廖丹的无奈违法与他对妻子的动人真爱。这在当下是非不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诡辩充斥、口水四溅的中国互联网的糟糕语境中， 是十分难得的。
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命运悲惨的廖丹本人在事发后一直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从媒体报道出来的内容来看，除了对妻子的病情感到痛苦无奈之外，他毫 无怨天尤人之意。我还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由于这个案子并不涉及事关公权力的纷争，因而法官顺应民意最终做出一个皆大欢喜的判决，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至于我，作为廖丹的同辈人，则似乎可以有信心地说，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价值观已经摆脱了那种扭曲的“斗争崇拜”和“造反信仰”的影响，归回人性的常态。
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只要尚未建设成人间天堂——都有可能发生廖丹夫妻这样的不幸事件，它并不会因为社会整体富裕程度的提高或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化而被彻底杜绝，这种偶然性和不幸本身即是构成复杂多变的人生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类似的故事除了引来旁观者同情的眼泪与对世事无常的感叹外，一般总是能够成为某种道德教化的活教材，它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地， 要与人为善，要有感恩和悔悟之心……总之，人应当更加谦卑。只有在一个扭曲的社会，这样的故事才会被拿来作为仇恨——仇恨他人、社会以及所谓“制度”—— 的理据。当然，这绝不是说他人、社会和制度都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不需要作出改善。
审视廖丹的故事及其社会反响，我们大致可以比较欣慰地发现，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尽管仍然混乱，但的确已经呈现出一些“去仇恨化”的趋势。但我必须承 认，就像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廖丹事件的简单之处在于不涉及公权力。一旦交织了公权力这个变量，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还能不能表现得像面对这件事情那么正常，我 是没有信心的。
写于2012年7月15-16日，发表于2012年度第28期《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