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在中国是不适宜做民企的.大多是些低附加值产品，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不景气，立刻就死翘翘。）
金融时报:一个温州女人（这是去年11月金融时报的一篇旧文）
“现在说还有什么用，都没用了”，我们坐下的一刻，她这么说。
她还是把故事又说了一遍。
她穿着黑裤子，蓝色的线绒衣，短圆脸上除去皱纹，还有焦虑、冤屈与轻微的愤怒。一直到9月，她还是这个创业精神浓厚的城市的成功者，可能再度迎来新突破，她的工厂名字正是“腾飞”，她叫项碎兰。
对于她的人生前半段，她一句带过。而这也不是个追问的好时刻，她被一种深切的焦虑和不平占据了。她出生于1960年，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辍学，这可能 是文化革命的时代原因，也可能仅仅是家庭选择，一个农村女孩不要读太多书。她开始随着大人到附近的瑞安卖毛线。这是温州兴起的时刻，在整个中国仍陷于计划 体制的禁锢时，温州人则玩起市场游戏。不过十年,他们创造出一个个产业群，这个镇子都是纽扣，下个村子都在生产变压器，隔壁镇则都是皮鞋……
临街的前屋是展示店铺，后面则是工厂，简陋的工厂一家接一家，而加工、包装、运输，一条龙式的服务就沿街道展开。这些产品轻易地征服了全国，甚至销 往了海外。经过三十年重工业主导的发展，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匮乏得可怕。社会学家费孝通创造出“小商品，大市场”来形容它，它也是八十年代改革精神的象征， 被称作“温州模式”。它也是绵延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的最近一幕。它从18世纪的英国发端，接着到了欧洲大陆与北美、日本，20世纪后中叶，它又转移到东 南亚，亚洲四小龙因此兴起，如今它到了中国。
项碎兰是这股浪潮的创造者与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末，卖毛线的小女孩已在上海兴建了棉纺厂。一九九五年，当温州龙湾区的工业园区建立后，她把工厂迁回家乡，她是工业园区最早的两三个企业主。
接下来的十六年，一切稳定顺利。工厂的雇员将近百人，年产值也有两千万。但困难也一直存在。尤其原料、人工、贷款的利率都在上涨，产品的利润越来越薄了，这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很多企业干脆把资金投入到利率更高的地产、股票中。
她想通过新产品来应对，转产一种专供拉链使用的纤维纺织品。“温州还没有人生产这个产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们买了新机器，工人只需要30多个，每年的产值却能到4、5个亿。”她说。
8月，她和同事在在萧山考察了一个星期。9月2日，她向绍兴一家公司订购了新机器。她在工厂里安装摄像头，撬开地板，搬走老机器，准备安装新设备。一切顺利的话，11月就可以投产。
但不到两个星期，一切都变了。9月12日，传出吴保忠“跑路”的消息，他是温州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老板。夏天以来，这样的消息不时传出，它涉及到皮 革厂、连锁咖啡店、电子公司、制鞋商、电器公司……它是这个城市日益浮现的危机的征兆。几年来，一场疯狂的金钱游戏席卷了温州，街道上是不断涌现出的担保 公司、寄售行、典当行与投资服务公司，而茶馆、酒店大堂、餐厅、KTV里，人们谈着拆借与利息。
对于外界来说，这是富有、贪婪的温州人新表现，他们炒楼、炒矿、炒媒，这一次他们直接炒钱。从市民到公务员、企业家，它涉及的人群广泛。它与人性的 贪婪有关，所有的危机不都是由没有节制的贪欲导致的吗？而在中国，或许在全球范围，很少有人比温州人更钟情于金钱与生意的了。它当然也与国际环境事件有 关，温州人聚集的大量金钱，在迪拜的投资、在莫斯科大市场的危机，当然还有山西煤矿的国有化中，都遭遇重大挫败。但倘若深入下去，它更与体制的困境有关， 是这种体制造就了一场实业危机，让金钱投向逐利性更高的高利贷行业，它的回报率有的高达一年180%。它也是温州长久以来的地下金融系统，它是对僵化的官 方金融体制的补充。
但没什么行业可以支持这样高的回报率，总有一个时刻，资金链会断掉，它会反作用到本就在危机中的制造业。到了8月，情况更严重了。仅仅在龙湾区，就发生了20多起，其中设计10亿元的就有三起，谣言四处蔓延。
她从未想过这与自己有关。她从未借过高利贷，她的银行贷款要到明年才到期。吴保忠的失踪让她感到了直接的冲击。她的工厂与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有关联 担。腾飞连同她个人向宝康提供银行贷款担保1600万，而宝康则为腾飞担保800万元担保。不过，她也没太过担心，她相信自己会和银行说明情况，这笔担保 贷款也没足以威胁到她的工厂。
她没想到，在宝康事发后四天，台州银行温州支行就上门催要尚未到期的贷款。恐慌性情绪已经四处迷漫，这些一年前还热情放贷的银行，变得过度敏感，纷 纷要提前回首贷款。“六个人在工厂里东看西看，你叫工人们怎么想”，她回忆说。银行职员还把她带到宝康公司的一处仓库，希望她能搬走残留的资产。三天后， 情况恶化了，支行的行长把自己的奥迪车横堵在工厂的门口，除非立刻还款。她甚至需要报警来交涉。
这一景象被对面工厂的一个女孩用手机拍了下来，随即被发上了微博，还附上了这样评论：“公司对面的腾飞化纤制品的老板欠银行贷款连夜运设备逃跑了，工人在大闹，银行警察都来调解！唉，现在办企业都难，打工的更难，工资一分钱没到手，厂都人去楼空了！”
这或许仅仅是一个目击者的臆测，在这敏感的时刻，微博的传播速度与范围，让它变成了致命一击，而且以项碎兰从未想过、也难以理解的方式。
一家接一家的银行开始催款，到了9月底，连与她关系最密切的银行也失去了耐心。她不断地凑钱还贷，家里的房产也被抵押出去。
二
“我觉得太冤枉了”，几乎每隔十分钟，她都要说一次。她的工厂运转良好，她从未参与高利贷，银行的贷款也未到期，她为何要成为牺牲品。她遭遇的危机，不仅是生意上的失败，是对她人生信念的颠覆。
“刚办厂的五、六年，我都没回过家，一直睡在厂里的沙发上”，她说，尽管她的家就离工厂六、七公里。她的母亲就住在不远处的状元镇，但她也难得回去照顾她。她从未出门旅行过，不仅没去美国探望过亲戚，甚至北京也没去过，她最远只到过江苏和上海，都是为了进货。
“我们哪里是老板呀”，她感慨道，“从买原料、销售到财务、食堂买菜，都是我一个人干“。对她来说，现在的工人也不比十年前，“他们不高兴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让她最愤怒的是台州银行与对面工厂的女孩的微博，她相信，是他们的不负责导致了腾飞的困境。她多少也感到了某种困惑，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缘何这么快地陷入危机。
这一天上午，我去看了她的工厂。龙湾工业区的主要是皮革厂，空气中散发着浓重的臭气。除去一个看门的湖北老人，厂里空无一物，只剩下空荡荡的水泥柱 与撬坏的地板。作为原料的棉絮挂满了屋角与窗户。而原是工人宿舍的两栋三层小楼里，只剩下残破的桌椅、墙壁上贴的美女招贴与骚动的青年写下的绵绵情话。
湖北的老人五十五岁，对于正发生一切茫然无知。当摄影师为他拍照时，他习惯性地立正，双手服帖地放在两侧，目不转睛的看着镜头。看着他严肃又不自在的表情，还有脸上的皱纹，我感到一阵感伤。
他的肢体语言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他今年55岁，经历过饥荒、政治运动、武斗，生活对他来说只是命令与服从，他很少有主动权。自从1992年，他一 直在外打工，从广东到广西，现在又到了温州，他在鞋厂、纺织厂、玩具厂都干过。一年前，他从广东惠州的一家公司二楼摔了下来，后背受伤。半年前，他成了腾 飞公司的看门人——“我儿子不让干重活了，看门比较轻省”。
他的妻子早就离开他了，而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在外，小儿子在潮州，老大、老二都在温州，也都成了家。
“你们过年时，还回湖北老家吗？”我在空荡荡的车间里问他。
“回家，哪还有家呀”，他的情绪突然有点激动。是啊，家里早已没人，儿子们也不愿回家。他们早已四海为家、或者无家可归，这些内陆人为沿海人提供了经济起飞的源源不断、低廉的劳动力。
我也去项碎兰二楼的办公室，空荡荡的房间的一面墙上挂了好几幅荣誉证书，它们来自不同的银行与信用社，表明这家工厂是多么的信誉卓著、值得信赖。但此刻，它变成了一种嘲讽。
站在厂房的二楼，我看到对面的树脂厂的红旗在飘，这是最令项碎兰愤怒的地方。发出致命的微博的女孩，是这家工厂的一位股东的女儿。很有可能，她也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她拒绝做出道歉，让项碎兰难以接受。信心才是一个商业环境的基础，谣言摧毁了信心，随之一切都毁了。
“我都不想活了”，十月初，她在医院里住了三天，经常半夜惊醒，想不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她不抱怨还债与坏运气，她愿意因为错误担保宝康而承担责任。让她愤怒的是不公，是缺乏合理的规则。那些催她还贷的银行，应该遵守合约，或至少要等宝 康的资产拍卖后，再追加她的赔偿。在地方政府决定救助时，却只把焦点放在了大型企业，却对她这样的中小企业没有政策帮助。她也气愤发布谣言的女孩，没有承 担相应的法律惩罚。
三
我试着把她从愤怒的情绪摆脱出来，随着语气不断的激烈起来，屋内的气氛有点压抑。
我问起她的个人生活。她有姊妹六人，其中三人在美国。“就是在唐人街”，她说。她多少觉得，唐人街本身是一个地方，而不管它在纽约、洛杉矶还是旧金山。
她的丈夫在厨房里炒菜，过来递过一次烟，看得出是一个忠厚的人，多年前，他的耳朵聋了，工厂的事都靠她。她的儿子也过来一次，拿着iPad给他妈妈看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他是个时髦的青年，也看得出，他是不可能替母亲承担些什么。
再读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上对她的报道时，她脸上露出了少见的放松，文章对她的遭遇满是同情。她不住地说女记者，仿佛找到某种确认。当我们表示出同情，赞赏她的能干时，她脸上有流露出腼腆，既感激又不知所措。
但我们鼓励她直接去向政府部门申诉时，她又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不信任：“我一个女人去说不好吧”。
隔壁的工地的水泥搅拌机一直响个不停。
“晚上会吵你们睡觉吧？”。
“不会，我们在工厂里的机器更响，要是不响，反而睡不着了”，她说。
天色暗了下来，我起身离去。她送我到门口。她的三层小楼已被抵押，
倘若明年春节再不还银行贷款，房子就要被拍卖了。
“这个厂子一定要办”，我不由得被她的坚强打动。她也对自己的能力、也对自己选择的产业有信心，“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与其说，这是生意上的决心，不如说她要挽回自己的尊严。
离开村子前，我远远地透过窗户，看她穿过客厅，走到厨房炒菜的丈夫身边。一天疲惫的生活要暂告段落。我突然觉得，无论发生什么，她终究会在站起来，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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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工厂回忆录
看到有朋友说广州的企业在微利的情况下关厂，深有感触，这里我也说一下我们的情况。
工厂由我父母在94年创立，地处长三角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
主营业务是机械加工。
94年创办的时候固定资产约在两百万左右，没有自己的厂房，但这个行业的机械价值很高，200多万几乎都是机械价格。
父亲以前就是国营企业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从94年建厂到2006年，每年保持15%的增长率。 2006年企业达到发展高峰期，规模为150人，年营业额2500万，毛利润在30%左右。
那个时候父亲有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意识，开始积攒资金准备更新生产线。 一条进口的自动线大约需要1000万左右。 我爸当时空余资金大约有500万左右，原本考虑在07或08年上自动线。
06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然而县镇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是十分无耻的策略：
地方政府鼓励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工业园区里是毛坯厂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无任何装修。地方政府当时承诺的是，各厂以租赁的形 式搬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的费用，地方政府将在第一个租赁期（5年）到期后以便宜的价格将地皮卖给各个企业。 而如果不搬迁的话，有什么麻烦自己看着办，传闻市政府要用原先的土地建立环湖景观工程。
说这话的是当地政府一把手，几十家企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迁入工业区。整个搬厂，厂房改建，厂房装修，耗去了大约500万资金。企业原先十几年的慢慢积累几乎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计划无限期搁置。
06年时通胀已经加剧，原材料价格大规模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
我父当时为了留住工人，06年给工人平均加了10%工资。07年开春，我们直接雇了大巴到安徽和盐城接工人回来上班。
06年时较94年的工资涨幅就不说了， 只说06年的情况。
厂里一线工人平均工资为1200，2线为800. 一个月做满20个工作日之后的每天100加班工资。 厂里是免费吃住的。四人宿舍，一天三餐。
07年钢材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点。我父亲开始着急。他把剩余的资金投入了当时在疯长的股市，想从里面圈一部分钱，再贷款在08年更新生产线。
从行业形势来分析，更新生产线势在必行。
结果在资金投入了六个月后，遭遇07年A股惨跌。 还好投入的资金量不算很多，但是通过股市盈利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父亲只能回到原先的轨道上慢慢经营。
08年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我们厂的主要客户，日本方面的订单量急剧下滑。我爸意识到工厂可能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局了， 开始采取裁员措施。08年底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09年的时候有新闻说浙江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倒闭潮。 我们原先的供货方，浙江的微型企业，纷纷停摆。有一个跟我们配套了十几年的企业，还请我们去普陀山玩过。 那天他们那边倒闭清算，还欠我们五万应付款。 我爸去看他时，看到那个厂长，五十几岁的人，正被两个二十几岁的按在地上打。 两个小年轻都是债务单位的，欠五十几万。 我爸看这情况，那五万就没提了，直接买车票回来。
10年的时候人工继续疯长， 普通一线工人2000都留不住。 食堂里烧饭的阿姨，每天工作4个小时，给1500居然嫌少。 当地在进行大规模拆迁，很多原先二三层楼的房子都换到三四套房。 当地的工人在拆迁后一下子就坐拥了好几套房产，卖掉一套变现都有五六十万。 区区一两千的工资已经不放在他们眼里。 这，大概也算是房地产行业对实体行业的一个另类冲击吧。
10年传闻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辅助，可是只闻打雷，不见下雨。贷款标准一样很高。 10年民间借贷开始流行， 我们接触了一些民间借贷机构，年利率几乎都在40%以上。 民营实体行业很难有这样的利润率。 我不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像他们贷款，但是我们这样的肯定不行。 10年人工继续疯长，原材料继续疯长，原本不怎么做的低利润订单也要开始抢， 没办法， 不做，人工照样要付。
10年的时候账面出现亏损，这是开厂16年来的第一次。
做机械企业的可能知道，这个行业资金充沛率要求极高。 拿到一个订单，人家什么都还没付，就需要垫原材料费，各种原材料先进入，出产品，送货，最后人家可能还是给你一些陈代汇票，需要一两个月后才兑现。 这其实就是在原价上打了个折扣，毕竟在这个高通胀，高利率的年代， 今天的十块钱，可能只有两个月后的9.5块钱， 而我十块钱放银行里还能吃点利息，所以这一来一去就等于给你打了百分之几折扣。
但是没办法，这样的单子也只能接，这样的客户也得做。 厂里有些骨干跟了我爸快三十年了，都把这厂子看成是家了。
10年的时候劳资纠纷开始逐渐增多，新来的工人做两个月就提要加工资。 不然就走人。 要知道工人从入厂，到能出产品，差不多就需要两个月左右的培训时间。 刚能产出的时候工人就提出这些要求。 我知道他们也没办法，外面工资现在都开的很高，不给我们做，他们可以给别人做。
整个社会在高通胀的情况下都变得浮躁，大家都想赚快钱， 你赚钱的速度必须得高过钱贬值的速度啊。
10年底的时候，一线工人几个核心岗位工资已经涨到5000了。我父亲一年忙到头，过年的时候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今年白干了，一分钱没
11年继续困难， 父亲开始了改革，进一步大规模裁员。 人数从100降到了不足40！
说来好笑，都说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却是越做越小。 订单我们已经不具备消化能力，开始进行大规模收购。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逐渐从一个生产型企业，变成了一个倒爷， 只把检验关。 而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被上家知道的。 大客户有人来视察时，我父亲是招呼亲戚都来帮忙，全部站到生产线上去装样子， 没办法，真的就是难成这样！ 写的时候眼睛都是酸的。
现在我爸考虑的已经不是更新生产线的问题了，而是这些骨干如何给他们安置，让他们有个好归所。
11年的时候厂房租赁期满，当地政府给我们两个选择， 1，根据市场价打8折把土地卖给我们 2.年租金涨100%继续租。
我擦！ 11年的土地八折也是06年的三倍啊！
如果没有搬厂这档子事，如果搬厂不是由企业出资，如果06年搬厂时直接同意企业可以买断土地， 我们都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没有如果。 原先那个做承诺的一把手已经高升，早不鸟你了， 现任发话了，说八折是给出最大的优惠了。 地方上企业06年到11年已经关了一半， 剩下的那些企业有的贷款把土地买了下来，现在干起来出租厂房的勾当。
我父亲决定先续租两年再考虑对策。
以前在顺境的时候，地方上的局长，所长，各个都是好朋友，一起打麻将，吃饭。 当然，每次活动的费用都是我父亲出。
以前不算什么，但在07，08年后这成为极大的一笔负担。 金钱上的和时间上精力上的，耗费了一个企业家大量的原本可以用于企业经营的精力。
07年的时候当地资源环境局长暗示问我爸要钱。 我爸提着5万现金和香烟一起去他办公室找他，被他骂了出来。 我爸刚走到门外，他一个电话打到，说，老张，哎呀你直接来我这里怎么好看呢，周末出来一起玩牌。
周末我爸妈陪局长夫妻打了一夜麻将，只输不赢，输掉5万。
我爸说，共党的政策在这样的执行力下还不如不要。 原本可以直接给5万，现在给了5万还要牺牲一晚上的睡眠。
我爸给我看过一张花费表，08年一年，各种给当地官员的招待费大约花掉30万，占那年毛利润的20%。 民营企业税收已经够重，可是不知道总理案头有没有这另外20%的额外税收数据。
如果这样的困局仅发生在我们一厂，或者我们一个行业身上，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认命。 可事实是，民营制造业几乎每一家都面临与我们一样的困局，区别只是程度多少而已。
镇里的企业家每年都会聚会，聚餐，探讨问题。今年的会刚开过。 06年的时候是200人开会，今年各位猜是多少？ 减少速度比我们厂里的职工掉的都要快，今年是六十几个人。
除了两家企业是镇政府重点扶持对象，年营业额过亿外，其他的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都面临一样的困局。年度大会变成了诉苦大会。 以前这些企业家都是讲究面子的人，也都经历过风浪，不愿在人前示弱。 这次大家喝高了不知道谁先起了个头，企业家们都纷纷掏心掏肺的加入。
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以下几条：
1. 融资渠道极度困难。 银行几乎不给微型企业贷款。 长三角来说，年营业额5000万以下都算微型企业，但是这些微型企业却负担了长三角95%的劳动人口，和85%的税收，但是这样的企业，却贷不到款。 浙江那边09年就开始有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后来老板们变聪明了，走之前去狠借一笔高利贷，然后全家出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二连三的听说浙江那边有全民借 贷，资金链崩盘的新闻。 还有那个吴英案也是。 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民营企业这么困难，政府不出台政策扶持。 难道把民营企业都逼死了，政府的日子就好过了？ 中国经济靠什么？ 难道靠只进不出的国企？ 还是靠外企？ 靠淘宝？靠夜总会？ 不懂他们在想什么
２. 疯狂上涨的人力成本。 涨工资是好事，但是物价和工资一起涨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我想看贴的一定有人有这种心态，觉得我们做企业的饱汉子不知 饿汉子饥，工人工资高了就抱怨。 其实不是的！工资涨，你涨的过物价吗？涨的过房价吗？ 稳定的经济发展才是关键！人力成本上涨我们可以接受每年 5-10%，但不是每年30%的跳涨。 这会打破民营企业原有的生产规划和生产布局， 90%的企业倒在了生产线更新换代的前夜！
3. 房地产打击了民营企业家们的动力。很多企业家都和我爸一样，后悔没在赚钱的时候多买几套房。 以我爸为例，02年的时候一年就可以赚100万了，那个时候可以买3套房。 当然，我爸是投资机会没掐准的负面例子。 然而那些掐准了的企业家们呢？ 06-11年持续炒房，没人去在意企业的发展。 那些关了工厂的很多人并不过的不好。 以我爸的一个朋友为例，04年-09年，平均每年购入两套房，10年工厂日子不好过，直接关厂了事。10年的时候出手两套房，每套获利300%！ 这个于他来说是好事，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的政府想看到的吗？ 企业家全去炒房？？
楼主以后有什么打算？有没有转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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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贷款买些地屯起来，以后收租
其实这个想法挺卑劣的，就跟前几年搞门面房的一样，铁打的地主，流水的租客， 一家一家换，服装的换美容的换婚庆的，换来换去只有门面房东赚钱。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只能这么做了。 毕竟还能比市场价低20%拿到土地，而且前面有位仁兄说的对， M2今年有可能破100万亿大关，做实业真的是没前途。
问题是我现在说服不了我父亲， 他做这个行业做了快40年。 17岁的时候进国营厂， 到35岁从工人做到厂长。 40岁下海自己做，他不知道不做实业还能做什么。 何况厂里十几个骨干跟着他二三十年了， 这种亦君臣亦兄弟的关系让他下不了决心关厂。 难啊
民企创造了百分之95的就业和百分之85的税收
我们现在处于财富积累的阶段，必须贱卖资源和体力
但是财富的积累被政府抢去了，产业无法转型，这才是最大的痛
欧美国家没有经历过环境危机么？伦敦为什么是雾都呢？所以你的说法就是扯淡
最后，无法转型就无法创造牛B的企业，高税收压制了人民的创业意识，低利润让企业无法有更大的想法，钱越来越难挣，鬼才愿意创业，政府的与民争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所有的责任都在于政府的杀鸡取卵
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1要解决生存问题， 2是逐渐做大做强，从低端加工业做起逐渐靠拢产业链上游， 3解决自主研发能力 没有企业可以做到一步到位。
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第一阶段过度到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就被无情的扼杀。政府没有把鸡养大就开始迫不及待的杀鸡取卵，这个阵痛，在往后的十年经济大萧条中会逐渐显现， 官员们也会意识的更深刻。
当然，人人都可以像你这样把话说的很漂亮，做一个google这样的企业需要充沛的资金，独一无二的技术，还有政策的扶持（至少是不干预）。 但是试问就算是美国这样的土壤， google这样的企业又能有多少个呢？ 美国一亿五千万的就业大军又有多少是在google这样的企业里工作呢？ 美国有多少企业是经历了５０年以上的积累才走到今天？（互联网行业甚至都不属于制造业讨论的范畴）
而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没有了民营企业，没有了从低端产业链低利润里挣扎的民营企业，几个亿的就业人口去到哪里？ 都做服务业吗？ 都去百度？ 还是都去国营企业？都去做公务员？
民营企业里有两个现状你可能不知道， １是能做大做强的企业，每年都必定需要大量的公关费用用在官员身上，百度是一个例子。 ２是很多做强的民企其实都是官方背景，华为就是一个例子。
我并不是想抱怨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像我父亲这样业务能力强，兢兢业业心无旁骛曾经创造了无数成功的企业家也走到这步田地，还有多少民营企业能生存的很好。
如果民营企业的倒闭风潮继续，其他地方怎么样我不知道，长三角制造业崩盘指日可待。
转载自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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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浪看到这篇文章，转一下，其实作为民企家的心声，不求政府帮持，只求少点干扰，让我们专注做企业就行：
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赤手空拳的穷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册处缴纳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证，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开张；赚来的钱，大部分可以放进自己口 袋里，因为除了16.5%的利得税外，这里再没有任何眼花缭乱的税种。不擅应酬？这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
这就是香港的经商环境——对那些踌躇满志的创业者来说，堪称一种享受。
香港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依据国际商会公布的“市场开放指数”排名，这里被誉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连续十几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后，香港获得评选发起者美国传统基金会这样的评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的免税港，政府在经济方面干预很少，金融与银行业限制很少，薪酬与价格干预很少，产权观念牢固，维持低程度的规管，非常规市场活动很少，一个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
“积极不干预”，正是几十年来这座城市一以贯之的经济理念。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时期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最早提出了这一口号。英国权威杂志《经 济学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香港：“一个在香港开店的商人会发现这里的税负低……有一个放下架子鼓励他尽其所能赚钱的政府。他会幸运地发现这里没有政治。”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曾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他将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视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
但香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相。夏鼎基在经济领域推行“积极不干预”的同时，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则在公共服务领域下了大力气，第一次建立了基本福利体系，并推动了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公屋建设。
时至今日，这种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市场经济哲学仍然随处可见。
一些时候，政府会躲在市场后面。香港企业平均每年只需要缴纳3次税款，处理税务的平均时间只有80个小时，远远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215 个小时；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来资本，均可平等进入各个行业进行投资而无需获得政府批准；香港商界的行业协会往往是民间发起成立，没有任何政府拨款。
另一些时候，政府则会挡在企业前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香港特区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担保计划。计划的核心是， 如果银行借款给中小企业出现坏账，特区政府愿意承担80%的亏损。最终，许多中小企业因政府担保拿到了银行贷款，顺利渡过危机。
最值得玩味的故事则发生在1997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作为香港第一位华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曾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国际金融炒家。而在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后，港府主动退市，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的方式将丰厚的收益还富于民。
“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方针。必须采取主动，研究如何结合政府与市场力量，贯彻‘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缔造最能支持经济发展的环境。”曾荫权在一篇题为《大市场、小政府——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的文章里写道。
尽管香港被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视为“全球缴税最不痛苦的地方”，卸任在即的特首曾荫权仍然在立法会的问答会上强调，任期内未能将利得税从16.5%降至15%，“至今仍是心中的一根刺”。
长久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始终以这种“拆墙松绑”的理念作为经济繁荣的制度基石。在这种市场氛围里，不仅常态下与政府有关的市场活动十分鲜见，那些试图通过与政府官员“处好关系”从而获取便利的生意人，也往往面临名声扫地的风险。
“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香港贸发局的一位内地业务拓展总监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在特区政府网站上，毫不费劲便可找到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60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
在世界银行(微博)针对183个经济体发布的《2012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3000多家驻港中资企业或许有着更切身的体验。
一家来自内地的健身器材公司从2008年起进入香港市场。让这家公司负责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香港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往往都很干净”，没有任何其他开支。
“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他重复了一长串，又笑着补充了一句：“还不用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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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贿赂官员 0 你不知道那是违法的吗 不知道 那是不道德么 你为啥那么做 只有 一个原因 你有利可图 你可图的是啥利益 说白了 就是 少缴税 坑国家的钱 坑广大人民的钱- 你还有脸来诉苦？？？？？？？ 没利益 你会去给 官员钱 – 国家 就毁在 你们这帮 没道德 没原则的 唯利是图的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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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举个例子， 一到中午就有官员开着小车到厂子里来，一来一车子人。你是不让他们进厂？还是进了厂子不招呼？ 带这一车子人到园区里的酒店吃一顿，末了一人两包中华，送点购物券，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得罪他们的结果你根本无法想象。 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去一个不同的企业吃一顿蹭一点，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费吧。
这一车子的人可能是环保局的，可能是税务局的，可能是工商局的，可能是地方派出所的，总之，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在关键时刻弄死你。
父亲有个官员朋友，算是比较实嗔的人，跟我们家关系也都铁。 他有一次跟我爸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大到每家企业， 小到每个个人， 人人都是犯“法”的，区别只是政府想不想弄你。 想弄你，给你按个罪名，想敲诈你，派人三天两头到你企业里查，什么都还没查出来先让你停业整顿一个礼拜， 这样的事情，一个科员都有能力办到！
你说在这样的现实下，哪家企业能不把他们供着？
钱是一方面，主要是精力，消耗不起。 一个礼拜起码喝三顿酒，家父的肝炎就是这么喝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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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同情下楼主。
我觉得楼主的父亲的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失误，就是轻信。令尊轻信谁都没问题的，而令尊听信了官府…一个你应该超乎自己想象力的去想像它的邪恶的东西。
我提点建议：
1.工厂不关。从你父亲经营的利润率上来看，我觉得你父亲应该有点技术优势。这一套产销人脉技术，尤其核心的十几个老员工，都是东山再起的资本。工厂关门了你就彻底失去了砝码，再开厂的成本不会比赔三年的钱少。要相信，………..
4.不要脸。我是说的对官府就不要脸了，哭穷，装傻，远离他们。我就这儿样，什么事情都我老婆出面，打牌？不会。找小姐？对一个女老板你好意思？喝 酒吃饭？陪不了你。实在不行了就我出面，什么？我就是个工程师，比傻逼还傻逼的那种，平时连大门都不开。但是记住，管你这片的二狗子要打点好，这个成本就 很低了，两条烟几张购物卡的事，因为他能给你通风报信。
5.有条件的话，还是搞两摊吧，一滩对官府，一滩对客户。这个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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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条来看，兄弟你是个中高手。 我们这摊子铺的太大，时间跨度太长，名气已经在外，现在要彻底装疯卖傻有点难度。 但是坚决往死了哭穷是肯定要做的了。 家父的脸拉不下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装孙子， 现在讨债的陪官府周旋的事都是我在做。
这几年和官员打交道下来我发现几个道理， 1 就是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他们的财富，他们似乎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把钱从我们兜里弄到他们兜里。 我们想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只想着我们兜里的钱。 2 你说的对，用最恶意的邪念揣度他们是不为过的。 我们有遇到过开口要买房赞助的，买车赞助的， 要子女留学赞助的。 从和我们打交道的第一天起，有些官员就开始打量我们的身家，有多少钱， 他可以拿捏着来一点点榨取。 所以只有坚决的哭穷，彻底的赖地皮，才是出路。
我只是觉得我父亲很可怜，他是真的爱这行，懂这行。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一行。 这一行曾经带给了他荣耀和辉煌。 如今走到这步田地，我还是无法说服他放弃自己的梦想。 从他身上我能看出老一辈革命家的韧劲和执着。 这是我们年轻一代大大不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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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企业的转折点，连同镇上其他已经倒闭的几十家企业的转折点，都在于对当时政府的信任。
现在偶尔看到新闻上哪里哪里有人抗争， 紫 焚 ， 自备猎枪 什么的， 我们就觉得当初我们几十家企业应该也联合起来抗争。 我们强硬一点，他们就软弱一点， 我们软弱一点，他们就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
当初的情况很复杂，镇党委书记把几十个企业主请到酒楼吃饭，拍胸脯指天指地发誓保证的事情。 我们想他一家子都是镇上的，也就信他了。
后来再去找现任， 说前任拍过胸脯的， 现任说情况变了，现在再那么做就是违法，问我们是不是要逼着他违法。 现任说06年法治不健全，现在国家有红头文件规定的，还把文件甩给我们看。
真的是，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情义，你跟他讲情义，他跟你讲法律， 官字两张口…
话说浙江人真的是牛逼， 那个厂长把几十个人的厂子关了后，现在又在浙南的一个小山村里找了个猪圈，雇了几个人养起猪来。
我们江苏人有时候也很佩服这些浙商的，不按牌理出牌，什么都敢做。今天可以出入五星级酒店，明天可以撩开膀子到猪圈里干活。 中国有这样的商人群体存在， 真的是中国之福。
LZ，理解你的人，支持你下。。。我也想谈一谈我的感受
以前我在一个国有性的工厂呆过，我们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天天要看一些民营或是其它小型工厂，当然不能大过我们厂，不能比我们实力强劲的工厂，它们所生产的 产品与更新换代，如果有的话，立刻不惜血本，通过任何手段，有时甚至通过当地一些机关，弄回来一部，到了我们厂后，自然而然的事情就会发生。。。最后我们 就会推出一部相对质量高端，产品性能优秀的东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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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兄台提点，能看的出兄台也是做过事的人。 这里太多小孩满嘴跑火车，嘴里冒的全是那几个网络企业， 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次如果再要出手我会万分小心， 管他什么仁义道德， 不见兔子不撒鹰！ 到这份上都是被逼的。无论如何为了我爸那帮老臣， 能多存点干货是一点， 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对不起他们， 这是我和父亲的共识。
其实LZ钱应该花在刀刃上。我们家的厂子以前每年给那帮混蛋的钱差不多20几万吧。但后来我老爸说不给了，都是等真正遇到事了钱送去事自然就解决 了。平时跟他们吃喝玩乐，等遇到事了还是得靠钱解决。我爸一朋友更绝，他专门和一些纪检委的混一起，遇到事让纪检委出面，很是奏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不过制造业真的已经黔驴技穷，LZ自己看着办吧。我是闽南的，制造业已看不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