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有什幺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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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改革发端的1978年的匀质化贫困社会延及1990年代初期的十数年间，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的问题，还仅仅是徘徊在学者书斋中的语焉不详的推 测。但是，也毋庸讳言，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这个幽灵，便开始悄悄步出学者的书斋，而肆无忌惮地开始啃噬中国社会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起，只不过经历了不到一代人时间的短短十多年时间，贫富悬殊已经在中国变成了一头张牙舞爪的巨兽，成为中国社会夜夜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个噩梦反应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 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迅速逼近了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 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幷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了足以导致社 会发生乱象的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这个国家距离穷人发 起一场新革命的所有条件其实早已准备成熟。如果有人能从天安门广场的水晶棺中把毛泽东唤醒，则第二场中国革命必然会在新世纪里拉开帷幕。
中国，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匀质化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就完成了贫富差距顿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这无疑是中国人在整个1990年代所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 观。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所熟知和津津乐道的经济奇迹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却要阴暗得多，也凄惨得多。在这幅图画中，那些深陷绝望之 境挣扎的底层社会，用血淋淋和泪濛濛的惨状与高踞社会顶端的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图景，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最触目惊心的两极，仿佛来 自地狱和天堂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完成了最不可能演出的一场人间悲喜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经是这个可怜的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非常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人，毫无疑义地开始重新演绎这种历史 记忆的现代版本了。的确，当人们迟钝地发现，当中国的官僚们和富豪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低保收入轻松地打发一顿饭局，当居住在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其收入 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尤其是当看到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的底线上下挣扎沉浮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说，发生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贫富悬殊事 态，已经极具危险性和爆炸性，它也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了。
中国，它正在被贫富悬殊这把利剑所挑开的，不仅是一个滴着血和流着脓的社会伤口，而且，或许又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即将拉开帷幕的舞台。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也就是 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之前，中国的那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所谓“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 上，这段令人愉快和流连忘返的好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了。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带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被一种新 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逻辑所取代。
这个逻辑就是，中国一小部分人的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大部分人的绝对财富损失为代价。这个隐含在中国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逻辑，与我们从1990年代中后 期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相当吻合。也就是从那一时期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日益恶化，而与此同步，但却非常不协调的是，中国经 济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和富豪也不断涌现的财富涌流的新时代。这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果实分配之外，而且还受到了带有马 太效应的蓄意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着清晰的轨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
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关于这一点，在农业税赋取消之前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 人知，早已不言而喻。然而，在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已成历史陈迹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剥夺却是对农民最不重要也最不足挂齿的剥夺。
二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的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利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 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就卷走了不下4400亿 财富。[1]例如，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低的出奇，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
三是，通过对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虽然一直存在，但却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变本加厉。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 然提速而不断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应该是中国广大农民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并逐渐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 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却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强行征用土地，然后高价转卖给惟利是图的地产商，其中的差价居然高达 几十倍之多。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说，仅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 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各级城市政府就从农民手中取得了9300亿元。[2]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的腐败分子串通不法地产商 人中饱私囊之外，几乎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
如果我们将中国农民被侵夺利益的历史时段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来，农民承包耕作的农地 被征用的数量达到了9800万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中，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 改革前23年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元。
尤其令人忧伤的是，广大中国农民的损失，远远不是用静态的以万亿为单位数字损失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永远关闭了那些失地的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 社会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众多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过去、现在、乃至直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不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的前提 之下，一定会是未来农村财富逆向朝着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生产要素，我们剥夺了农民凭借劳动力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和列祖 列宗留给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兄弟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也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分配机制之 外。这一残忍的剥夺可能导致的最危险后果在于：它彻底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地在中国社会又 凭空制造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社会庞大的底座，中国人将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不可能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主体的“枣核型”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 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显得更具有罪恶感。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中国农民的财富流失，就像沙漠中的水分被太阳烤干蒸发，变成从天而降，落到浩渺海洋中的雨水一样，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 的喧嚣声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和亲戚突然变成了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地从南到北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 井中发生的穷汉变成富翁的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与此相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热度的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不过，浸透在这这种土地故事背后的斑 斑血泪，我们只有在北京的上访村中才能真切地感知：我们的城市繁荣，是以农民兄弟沦陷在赤贫的深渊中才得以短暂地实现。其必遭天谴的报应究竟会在什么时候 降临，恐怕也只有天知道。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的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曾一度被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 的改革者们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大不相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幷没有一天停止过，而是 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频频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也确实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个省政府纷纷推 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试图为农村的稳定植下长久的基因。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幷不能消解中国农民的人力资源 被剥削、其耕作的土地遭到大面积剥夺的历史性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 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 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 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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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
首先，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 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对此，我们仅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为6450元，但 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出租车司机面对如此窘境，为了维持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 “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 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原因让出租车司机们自愿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两个字：成本。据业内人士讲，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 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元。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了3300元之多。很清 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3]
“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 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4]，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 惊心的。
如果放眼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并不仅限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其实也可以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印证这种深重 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 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5]。这些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 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但它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 领阶层。这里拿“白领”来指称，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其实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称为官僚集团成员及其掌控市场的买办或代理 者。
前些年，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 然为此横征暴敛集资达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据调查，在这个贫困县，基层普通 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所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财富是如何通过政府 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大面积的腐败。
其次，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0％ 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 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创造财富的中国企业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而实现的。
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的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一部分已经成功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
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堂而皇之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将此现象讥称为：“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 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则顺理成章地迅速向少数官僚上 层汇聚，也就必然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了。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 车行业的案例，只不过是用于确证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生动例证之一。不过，值得指出的是，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 劳而不富有。
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的富人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那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万金的故事，早已不 是什幺新闻了。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直言相告，他就接待过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此人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竟然是令人目瞪口 呆的1000万美金。从而，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
第三，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 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 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叫人兴高采烈，另外一边 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到令人心慌气短，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 隔一段时间就要隆重地上演一回。
今天，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自以为是地诉说自己所处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大家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体制后门又从时光隧道中回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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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的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
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 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 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许许多多的中国政府官员则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了。
众所周知，在许多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制胜手 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些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 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吴作栋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 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他眼里的土地其实是一种过期不用即作废的无价格要素，他不用来支配，不仅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毫无价 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由他来贱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也就在他的任内进入了核算体 系，自然，也就能导致他所主政的地方GDP的净增加，继而再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的计算。这样一而再地算起来，廉价卖地乃至白送，就是一桩既合 理又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我们很难确切地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给友邦人士送出去的财富究 竟有多少，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
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我们各级政府给友邦人士送出去那幺多土地，中国人自己 用的土地自然就越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建造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与此同时，我们以超国民待遇给友邦投资者白白送出去那幺多的税收，自然加诸 于国内居民的税赋就越益沉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也自然跟着来源日益越少。
只要我们具备起码的经济学常识，立足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很容易推导出这个结论：任何财富的对外流失，都将最终将损失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劳动价值的贱卖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
那些寡廉鲜耻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将此现象理解和描述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只有秦晖一人看出了这个优势是由“低人权” 支撑。然而，令人深感屈辱和悲伤的事实是，有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一而再地证实：这种中国无良经济学家嘴里的所谓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 自由使用和支配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 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 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劳动力价格的结果，无疑是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 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我们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就越大。我们确实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 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的，而且还会越来越严重。
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是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 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则不仅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看到， 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发生过这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真正发达起来。
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 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 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的手段。
在整个改革时期，虽然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追求并不完全重合，但是，却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正是因为中央和 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持续性叠加了合力，终于使这个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扭曲，达到了既不计成本也不计灾难性后果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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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 制的财富创造能力确实能成几何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几何级数放大的类似效应。与其说是经济领域的自发性力量在加 剧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毋宁说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才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这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其实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 （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在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看来，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于残忍的类似饲养大型家畜的 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 走险的生存绝境。
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 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 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究竟距离饿死的陷阱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 及上层精英眼里，经济繁荣不但被习以为常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社会中，生存危机却无时无刻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中国 的贫富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太虚幻觉之中。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世界经济史的记录。对此，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 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 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生存灾难之中。
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 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在中国社会的结局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获得的回报却被熟视无睹地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 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例如，位于中国华中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 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 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居然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拾剩馒头和残汤剩羹而屈辱地在大学的殿堂里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 令许许多多富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潸然泪下。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 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了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 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触目惊心的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变得 更加温和，而是朝更加暴烈，更加激进的方向演进。
中国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会在危机到来的时刻才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极有可能给我们这个脆弱社会结构以最后的一击，而成为压死骆驼的那根最后的稻草。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
在中国，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其深刻的表现形式，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国民消费能力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被 “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深困扰。表现在国家宏观经济图表中，则是中国的消费率长期低于世界正常水平。犹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的一 路发展而相应提高，反而不断反常地处于显著下降的趋势之中。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与中国相似的印尼、菲律宾等国。
现在，那个“不明”的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了。真相大白之时，许多人才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中国人过不来富日子，而是源 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20多年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社会底层，被不由分说地剥 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而被体制、被新富阶层遗弃在中国各个肮脏的旮旯里无人问津。
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6]，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 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根 本就消费不起什么有价值的服务。
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现状和畸形到荒唐地步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曾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 美元GDP的国家了，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 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 大的供求差距”。
如上所言，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 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如此循环往复，则无疑又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 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中国制 造的低廉产品。这又相应地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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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改革发端的1978年的匀质化贫困社会延及1990年代初期的十数年间，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的问题，还仅仅是徘徊在学者书斋中的语焉不详的推 测。但是，也毋庸讳言，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这个幽灵，便开始悄悄步出学者的书斋，而肆无忌惮地开始啃噬中国社会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起，只不过经历了不到一代人时间的短短十多年时间，贫富悬殊已经在中国变成了一头张牙舞爪的巨兽，成为中国社会夜夜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个噩梦反应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 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迅速逼近了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 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幷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了足以导致社 会发生乱象的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这个国家距离穷人发 起一场新革命的所有条件其实早已准备成熟。如果有人能从天安门广场的水晶棺中把毛泽东唤醒，则第二场中国革命必然会在新世纪里拉开帷幕。
中国，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匀质化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就完成了贫富差距顿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这无疑是中国人在整个1990年代所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 观。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所熟知和津津乐道的经济奇迹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深刻印象却要阴暗得多，也凄惨得多。在这幅图画中，那些深陷绝望之 境挣扎的底层社会，用血淋淋和泪濛濛的惨状与高踞社会顶端的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图景，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最触目惊心的两极，仿佛来 自地狱和天堂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完成了最不可能演出的一场人间悲喜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经是这个可怜的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非常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人，毫无疑义地开始重新演绎这种历史 记忆的现代版本了。的确，当人们迟钝地发现，当中国的官僚们和富豪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低保收入轻松地打发一顿饭局，当居住在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其收入 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尤其是当看到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的底线上下挣扎沉浮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说，发生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贫富悬殊事 态，已经极具危险性和爆炸性，它也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了。
中国，它正在被贫富悬殊这把利剑所挑开的，不仅是一个滴着血和流着脓的社会伤口，而且，或许又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即将拉开帷幕的舞台。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也就是 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之前，中国的那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所谓“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 上，这段令人愉快和流连忘返的好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了。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带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被一种新 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逻辑所取代。
这个逻辑就是，中国一小部分人的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大部分人的绝对财富损失为代价。这个隐含在中国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逻辑，与我们从1990年代中后 期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相当吻合。也就是从那一时期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日益恶化，而与此同步，但却非常不协调的是，中国经 济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和富豪也不断涌现的财富涌流的新时代。这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果实分配之外，而且还受到了带有马 太效应的蓄意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着清晰的轨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
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关于这一点，在农业税赋取消之前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 人知，早已不言而喻。然而，在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已成历史陈迹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剥夺却是对农民最不重要也最不足挂齿的剥夺。
二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的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利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 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就卷走了不下4400亿 财富。[1]例如，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低的出奇，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
三是，通过对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虽然一直存在，但却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变本加厉。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 然提速而不断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应该是中国广大农民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并逐渐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 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却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强行征用土地，然后高价转卖给惟利是图的地产商，其中的差价居然高达 几十倍之多。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说，仅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 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各级城市政府就从农民手中取得了9300亿元。[2]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的腐败分子串通不法地产商 人中饱私囊之外，几乎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
如果我们将中国农民被侵夺利益的历史时段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来，农民承包耕作的农地 被征用的数量达到了9800万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中，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 改革前23年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元。
尤其令人忧伤的是，广大中国农民的损失，远远不是用静态的以万亿为单位数字损失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永远关闭了那些失地的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 社会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众多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过去、现在、乃至直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不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的前提 之下，一定会是未来农村财富逆向朝着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生产要素，我们剥夺了农民凭借劳动力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和列祖 列宗留给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兄弟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也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分配机制之 外。这一残忍的剥夺可能导致的最危险后果在于：它彻底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地在中国社会又 凭空制造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社会庞大的底座，中国人将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不可能进入中产阶级成为主体的“枣核型”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 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显得更具有罪恶感。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中国农民的财富流失，就像沙漠中的水分被太阳烤干蒸发，变成从天而降，落到浩渺海洋中的雨水一样，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 的喧嚣声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和亲戚突然变成了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地从南到北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 井中发生的穷汉变成富翁的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与此相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热度的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不过，浸透在这这种土地故事背后的斑 斑血泪，我们只有在北京的上访村中才能真切地感知：我们的城市繁荣，是以农民兄弟沦陷在赤贫的深渊中才得以短暂地实现。其必遭天谴的报应究竟会在什么时候 降临，恐怕也只有天知道。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的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曾一度被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 的改革者们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大不相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幷没有一天停止过，而是 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频频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也确实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个省政府纷纷推 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试图为农村的稳定植下长久的基因。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幷不能消解中国农民的人力资源 被剥削、其耕作的土地遭到大面积剥夺的历史性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 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 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 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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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
首先，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 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对此，我们仅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为6450元，但 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出租车司机面对如此窘境，为了维持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 “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 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原因让出租车司机们自愿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两个字：成本。据业内人士讲，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 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元。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了3300元之多。很清 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3]
“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 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4]，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 惊心的。
如果放眼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并不仅限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其实也可以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印证这种深重 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 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5]。这些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 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但它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 领阶层。这里拿“白领”来指称，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其实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称为官僚集团成员及其掌控市场的买办或代理 者。
前些年，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 然为此横征暴敛集资达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据调查，在这个贫困县，基层普通 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所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财富是如何通过政府 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大面积的腐败。
其次，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0％ 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 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创造财富的中国企业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而实现的。
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的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一部分已经成功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
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堂而皇之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将此现象讥称为：“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 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则顺理成章地迅速向少数官僚上 层汇聚，也就必然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了。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 车行业的案例，只不过是用于确证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生动例证之一。不过，值得指出的是，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 劳而不富有。
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的富人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那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万金的故事，早已不 是什幺新闻了。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直言相告，他就接待过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此人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竟然是令人目瞪口 呆的1000万美金。从而，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
第三，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 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 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叫人兴高采烈，另外一边 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到令人心慌气短，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 隔一段时间就要隆重地上演一回。
今天，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自以为是地诉说自己所处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大家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体制后门又从时光隧道中回到了过去。
3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的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
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 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 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许许多多的中国政府官员则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了。
众所周知，在许多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制胜手 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些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 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吴作栋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 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他眼里的土地其实是一种过期不用即作废的无价格要素，他不用来支配，不仅是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毫无价 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由他来贱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也就在他的任内进入了核算体 系，自然，也就能导致他所主政的地方GDP的净增加，继而再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的计算。这样一而再地算起来，廉价卖地乃至白送，就是一桩既合 理又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我们很难确切地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给友邦人士送出去的财富究 竟有多少，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
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我们各级政府给友邦人士送出去那幺多土地，中国人自己 用的土地自然就越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建造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与此同时，我们以超国民待遇给友邦投资者白白送出去那幺多的税收，自然加诸 于国内居民的税赋就越益沉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也自然跟着来源日益越少。
只要我们具备起码的经济学常识，立足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很容易推导出这个结论：任何财富的对外流失，都将最终将损失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劳动价值的贱卖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
那些寡廉鲜耻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将此现象理解和描述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只有秦晖一人看出了这个优势是由“低人权” 支撑。然而，令人深感屈辱和悲伤的事实是，有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一而再地证实：这种中国无良经济学家嘴里的所谓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 自由使用和支配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 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 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劳动力价格的结果，无疑是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 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我们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就越大。我们确实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 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的，而且还会越来越严重。
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是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 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则不仅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看到， 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发生过这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真正发达起来。
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 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 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的手段。
在整个改革时期，虽然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追求并不完全重合，但是，却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正是因为中央和 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持续性叠加了合力，终于使这个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扭曲，达到了既不计成本也不计灾难性后果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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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 制的财富创造能力确实能成几何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几何级数放大的类似效应。与其说是经济领域的自发性力量在加 剧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毋宁说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才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这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其实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 （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在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看来，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于残忍的类似饲养大型家畜的 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 走险的生存绝境。
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 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 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究竟距离饿死的陷阱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 及上层精英眼里，经济繁荣不但被习以为常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社会中，生存危机却无时无刻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中国 的贫富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太虚幻觉之中。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世界经济史的记录。对此，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 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 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生存灾难之中。
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 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在中国社会的结局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获得的回报却被熟视无睹地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 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例如，位于中国华中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 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 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居然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拾剩馒头和残汤剩羹而屈辱地在大学的殿堂里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 令许许多多富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潸然泪下。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 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了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 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触目惊心的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变得 更加温和，而是朝更加暴烈，更加激进的方向演进。
中国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会在危机到来的时刻才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极有可能给我们这个脆弱社会结构以最后的一击，而成为压死骆驼的那根最后的稻草。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
在中国，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其深刻的表现形式，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国民消费能力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被 “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深困扰。表现在国家宏观经济图表中，则是中国的消费率长期低于世界正常水平。犹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的一 路发展而相应提高，反而不断反常地处于显著下降的趋势之中。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与中国相似的印尼、菲律宾等国。
现在，那个“不明”的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了。真相大白之时，许多人才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中国人过不来富日子，而是源 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20多年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社会底层，被不由分说地剥 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而被体制、被新富阶层遗弃在中国各个肮脏的旮旯里无人问津。
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6]，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 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根 本就消费不起什么有价值的服务。
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现状和畸形到荒唐地步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曾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 美元GDP的国家了，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 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 大的供求差距”。
如上所言，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 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如此循环往复，则无疑又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 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中国制 造的低廉产品。这又相应地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