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理财的乱象一直备受市场诟病。近日，一款由渤海银行发行的预期收益率达8.35%的产品再度引起了市场注意。IMF与惠誉国际直指其风险，渣打银行经 济学家也在报告中提及超高收益产品中所暗藏的风险。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近日撰文指出，通过把信托贷款打包进入理财产品，中资银行给投资者提供了高于传统银 行定期存款的收益率，但当前产品质量和透明度却让人担忧，尤其是在产品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并直言，在高收益理财产品的风险下，理财产品资产池的期限 错配、以新偿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庞氏骗局”，并表示“当投资者失去信心，减少购买或者退出理财产品，‘击鼓传花’的游戏就结束了。”但在部分业 内人士看来，这种担忧可能有夸大之嫌。光大银行零售业务部总经理张旭阳表示，理财产品的资产池里会配置很多票据、同业存款等流动性很高的资产，会不断产生 收益和现金流，不是简单靠期限错配，融短放长，靠杠杆融资满足资金赎回。收益较高的中长期资产是为了调节资产池的收益率，而且都是要向银监会对资产投向、 投资比例，以及期限等信息充分披露的。东方证券分析师金鳞认为，理财产品的风险主要存在于两方面：一种是流动性风险，一种是银行的信用风险，目前来看，两 方面的风险都不大。不过，即使是前述认为银行理财风险可控的人士，也赞同银行理财亟待进一步转型的观点。招行私人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王菁表示，关键是创造 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一个市场环境，如果简单堵住，理财产品可能会从银信到银证合作，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旭阳则称，首先要 完全进行风险披露，其次要引入第三方，对信贷资产做出完全客观、市场化的评级，让投资者不仅是从预期收益率上进行比较，也要完全理解自己所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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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式次贷
城投债零违约，银行理财零违约，信托产品零违约——但为什么大家都在问谁接最后一棒？
出版日期 2012-10-22 2012年第41期
财新《新世纪》 记者 张宇哲 田林
尽管央行调查统计司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还处于发展初期，远未形成国外的成熟的资产证券化信用链条，但种种迹象表明，相互之间风险渗透的信用链条已然形成。
这是个击鼓传花的过程。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有困难了，于是借道信托、理财产品、券商、基金等渠道，以基建信托、城投债等方式延续资金供给。地方融资平台固然有动力，贷款者也乐得为之。
表面上看，这是免费午餐。贷款者看似无风险地获取了相对银行贷款利率更高的风险溢价——地方政府信用终极担保，刚性兑付之势依然。违约之虞，暂时放诸脑后。
过去一年中，信托产品狂飙突进，达到了创纪录的5.5万亿元，并维持了零违约记录。城投债市场在短暂冰冻后，再度受市场追捧，成为支撑债市红火 的重要支柱。银行理财产品则成为向信托、城投债甚至私募股权投资（PE）源源不断输送资金的重要渠道。资金最终总是来自银行，只是换了通道，改了名目，放 在了银行表外，满足了监管要求，同时遮蔽了风险敞口。
如果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长，这个游戏也许还能继续。但如果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上述这些表外金融产品的违约风险被系统性低估这个事实，很难避免系统性曝光：价格并不能代表风险，风险信号已被高度扭曲。
“之所以还能玩得下去，因为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都是不合格的，无论投资者还是融资者，都缺乏自我约束，都是‘庞氏’投机心态，大家都在赌。”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对此评价。
他们赌，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再低级别的也不会，因为上一级政府不会见死不救，最终中央政府一定有办法兜底。
系统性风险，正是在参与者明知风险却放任风险累积中产生的。
城投债畸火
地方政府兜底，无违约就无真实的信用评级，也就没有债市的基础，到处洋溢着“债市无风险”的乐观情绪
仅隔不到一年，机构投资者对城投债的心态已发生戏剧性转折，从忧虑重重，迅速滑向一致追捧。
Wind资讯统计显示，今年前9月，城投债共发行401只，总额达到4713.7亿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4257.4亿元的发行规模，发行主体主要仍是城市投资建设、路桥建设、交通投资公司。
2011年7月，受云南城投违约风波影响，城投债发行停滞。到11月，经济减速明显、政策微调后，城投债发行重启。再至今年上半年，发改委集中 核准了去年积压的城投债，并加快审批流程、简化审核办法，城投企业债发行量再创新高。7月，央行旗下的银行间债市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放宽了城投 类短融、中票的发行条件。从今年初至今，从资质上来看，短融和中票以省级平台和直辖市为主，占比高达75%，地级市占比不足10%；城投企业债过去两年本 以地级市为主，今年新增的城投企业债以地级市的区县平台为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行情的投资主力来自于银行传统信贷体系以外的资金，包括银行理财资金、券商、公募基金、信托理财等。此前上一轮2009年城投债放量时，城商行、农信社等是购买城投债的主力，今年这种情形已大为改变。
嘉实基金固定收益部一位人士坦陈，今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质量还是比较差”，但只要跑赢别的产品，城投债对于追求业绩的产品组合都非常有吸 引力。“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公募基金、信托理财，大家都在向收益率投降。” 目前城投债年收益率水平约7.5%-8%。只要用正回购做上3倍的杠杆，除去资金成本，年收益率轻松可获15% 。
对融资平台自身的真实债信水平，市场并不天真。“不少新发行的城投债是为去年的基建项目借新债还旧债。项目是包装出来的。”一位大行承销部门人士称。
城投债的名义债信评级是一回事，投资者对其风险有另一层评估：要么没风险，要么系统性风险，所以约等于无风险。“只要是发改委审批，管它是区县城投还是省市城投，背后代表的都是政府信用，所以单只城投债没风险。如果出风险，一定是系统性风险。”嘉实基金一位高管说。
这种心态其实早有另一个名字：道德风险。
一位市场人士表示，今年城投债供应增加很快，也是因为市场忧虑缓释。“去年的担心，主要是其资产负债规模的扩张速度太快，年年倍增，中央管不 住，就不好解决了。”但后来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总量控制相对有效，贷款量减少，“给市场吃了定心丸。中央鼓励地方发行城投债，有政策基本面支持，市场 对城投债偿付风险的担忧大大减轻，行情越来越好。”前述市场人士说。
最关键的是，债市迄今未发生实质性违约事件。特别是今年以来，山东省潍坊市地方政府为海龙短融、江西省新余市地方政府为江西赛维企业债兑付“兜 底”。市场发现对兑付风险的担心多余，大松一口气。在股市萎靡的境况下，城投债成为挽救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救命品种，到处洋溢着“债市无风险”的乐观情绪。
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所指出，中国债券市场不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违约率，没有违约率就没有真实的信用评级，没有真实的信用评级就没有债券市场的基础。
此前，交易商协会的一份内部报告亦历数目前中国评级行业的怪现象，其中指出，中国评级业的信用级别调整基本集中在上调，下调比例很低。甚至在经 济下滑明显的2012年上半年，信用级别整体上调，已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真实状况，因为近80%评级上调的企业主要是来自城投、原材料、交通运输、房地产、 能源等强周期性行业。
交易商协会秘书长时文朝亦多次呼吁，市场成员应树立谁投资、谁负责的市场化意识，投资人要有风险识别、判断、计量，以及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 他指出，市场成员对于市场风险存在错误认识，例如认为市场无风险，或市场有风险但有政府隐性担保，地方政府考虑到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一定会采取措施防止 违约出现，为发行人提供必需的“安全阀”等。
但面对中国扭曲的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惯性，这种道德规劝无疑是苍白的。
与境内金融机构追捧城投债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央行2010年即批准三类境外金融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市，但境外金融机构至今很少问津城投债。
银行理财资金池
银行理财为城投债、信托产品、PE等提供资金，同样从未违约，风险难以真正移到表外
谁在买城投债？
“银行理财近两年充当了城投债市场上最大的买方。”安信证券一位人士称。第一证券固定收益部一位交易员透露，银行理财资金约占二级市场交易的全 部城投债的一半以上，是今年城投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只要收益高，就敢拿。银行依靠滚动的资金池来买高票息、长期限的城投债。”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主要分为保本理财产品和非保本理财产品，前者在表内核算，占用风险资本，后者在表外核算，不占用风险资本。银监会对银行自营业 务投资城投债有风险资本要求，商业银行自营业务配置城投债的动力有限，但银行表外理财资金投资高息票的城投债并不受限制。银行理财在债市的资产配置一直在 50%以上。银行理财收益率仅在5%以内，城投债平均收益率在8%左右，银行不占用资本金，也无需为理财客户设计复杂产品，甚至不必使用杠杆放大收益，就 用短期化的理财产品构建资金池，滚动操作即可坐享息差，。
银行理财近年加速短期化，期限大部分在一年之内，今年发行的城投债期限大多是5+2即7年（投资者第5年附赎回和回售选择权，第7年还完本 金），上一轮2009年发行的城投债期限大多是3+2即5年。“今年相当一部分新发行的城投债是偿还上一轮旧债3年期限到期的利息。由于今年城投债行情火 爆，机构多选择再继续持有2年。”一位中诚信评级公司人士透露。
建行一位人士坦承，表外业务风险揭示程度不够充分，核算比较分散，业务部门重视程度不高，手工处理较多，数据质量不高，如何计量和反映也不统 一。通常表内理财业务风险由银行承担，表外理财业务按照客户约定的方式承担风险。“但由于资金池的‘一锅粥’运作方式并不透明，一旦出现风险，对于非保本 理财业务的风险,银行是否需要与客户分担？”
近日，中行董事长肖钢在《中国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分析称，目前银行发行的“资金池”运作的理财产品，由于期限错配，要用“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本质上是“庞氏骗局”。此言引发银行界哗然。
目前，工行和招商银行已经摒弃“资金池”模式，初步向国际上通行的净值型投资组合资产管理模式转型，产品单独核算，投资组合按照产品说明书来配置。但是，大多数商业银行管理理财产品仍采用“资金池”模式。
“银行的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开发跟不上，只能做成‘资金池’模式；很多小银行现在还是手工计入台账，因为没有系统，没办法分开核算，这就是‘资金池’模式比较危险的地方。”工行资产管理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同样地，不管保本还是不保本，银行理财至今未发生过违约事件，一方面通过滚动发行短期的理财产品，银行资金足够大有足够腾挪空间；另一方面，银 行理财的客户也不在意所投的单个理财产品本身是否存在违约风险——万一出事找银行——银行被认为对发行的理财产品做出了信用背书。
迄今为止，事实如此。风险并未消失，只是大家选择不看它。
四大行目前表外业务平均在2万亿元，与表内资产的比率约在1比4到1比5之间，规模已经相当之大，且增速较快。银行理财是表外业务的重要部分，至2011年底，余额已猛增至4万多亿元。
信托“无违约”
“不仅仅是小县城，连乡镇和稍好一些的村也来发行基建信托了”
在所有门类的金融资产中，信托业发展最为夺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信托业总资产规模5.5万亿元，仅次于银行、保险 业。其中，银信合作余额约为1.77万亿元，占比32%；基建信托的余额约1.2万亿元，占比22.62%，几乎是房地产信托的2倍，后者余额约6751 亿元。
信托业人士相信，信托业总资产到年底完全有可能超过6万亿元，这取决于基建信托的发展势头。在信托资金的投向中，近年基建信托的占比一直最大， 今年3月以来增长更快，地方城投、交投类企业成为融资大户。近年银行信贷资金紧缩之后，基建信托的平均收益率水平已达9%—10%。
据信托业内人士介绍，以往大中城市做基建信托较多，今年发债融资条件宽松后，大中城市政府选择发债，基建信托大量是由县级政府在发，“以前信托 公司主要做本省基础设施项目，现在连跨省的基建项目都在抢。”一位中海信托人士称，“不仅是小县城，连乡镇和稍好一些的村也来发行基建信托，有的连土地抵 押都没有，编个故事来融资。”
“如果单纯项目和抵押，肯定还不了钱，但是大家并不担心，大不了由上一级政府替它还。大家都在赌，赌政策。”他强调说。
除地方融资平台，信托通道一直是房地产公司的重要融资手段。某国有大行信贷部门人士透露，今年在房地产信贷严格监管规模的情况下，联合贷款被大量采用，实为新的过桥贷款形式，资金实际出资方是信托，信托与银行之间签约，未来银行承接信托贷款。
“以往在地产项目尚未开工时，商业银行往往会给项目提供一个前期的短期流动资金。今年这部分贷款管制非常严格，银行又不想失去客户，因此借助信托资金来提供项目的初始资金。”上述人士透露。
信托资金不受信贷规模限制，操作极为灵活。财新记者从一份信托公司介绍房地产信托的产品资料中看到，在基本结构上的衍生元素多达九种：银信合作 ——银行表内资产信托化；购房优惠——浮动收益下的预收款；假股真债——约定股权将溢价回购；优先劣后——劣后保障优先受益权；股债结合——风险分级、收 益分级；共担风险型——含信托公司自有资金；主动型信托——投资项目不定周期长；合伙制基金——有规范的GP、LP模式；集合换单一——有效规避监管层 等。
“一家信托公司的项目数量和项目经理的比例远远超过银行，项目经理根本跑不过来。而且信托项目分布在东南西北，不像银行极少有异地贷款，非常不利于监控项目进展情况。”一位银行出身的信托项目经理表示，至于资金流向的监控，在实际中就更难操作。
据其介绍，如果出现兑付困难，地产信托要么由资产管理公司接盘，要么再通过发行单一信托计划“以新还旧”，信托公司之间也存在交叉互接的现象。 由于私募性质的单一信托并不需要对外信息披露，这种方式比较隐蔽。尽管媒体频频爆出地产信托提前清盘或者到期无法及时偿付的消息，但迄今为止并无一例真正 意义的违约案例。
谁在捡垃圾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过多起面临兑付风险的信托产品，市场把这看作中央财政背书的标志
城投债无违约，银行理财无违约，信托产品无违约，但风险没有消失，只是藏了起来。一位国有大行的信贷人士坦言，现在只要在一起开会，大家都会表示担心：谁来接最后一棒？
“地方融资平台的资质以及发债用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城投公司拿的土地能否顺利变现，地方财政能否支付利息以及部分到期本金偿还。”一位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人士强调，最重要的是城投公司支付利息，其债务才能滚下去，“如果负债总规模不膨胀，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假设债务规模不再膨胀甚至适当收缩，土地也并非完全卖不出去，基建慢点开动，先还利息，地方政府还是有腾挪空间的。”一位券商人士乐观表示。
无论是基建信托还是地产信托，大家看的就是政府信用背书。“基建信托背后是地方政府的信用。已经有一些发生兑付风险的地产信托，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接手。”
近年集中到期面临兑付风险的地产信托，纷纷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监会前不久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下发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信托公司不良资产业务指引》的征求意见稿，为AMC收购地产信托提供了合规性的制度依据。
另有一位信托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现有一种新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即非融资性担保的增信业务。例如，信托发起成立一只基金， 包含股权和债券，会与资产管理公司签兜底协议，比如，贷款一旦出现欠息，资产管理公司就要无条件地把股权和债券整体打包收走。这一业务当前的收益非常好， “五年的年化收益率不低于5%。发一个5亿元的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拿走1000多万元。做融资担保挣的手续费最多也就是2%，甚至已 经有部分担保公司也开始做类似的业务。”
业内人士介绍，AMC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是年利率7%-10%之间，一般是一年到两年期限；信托公司筹资成本8%左右，地产信托2012年年化收益有所回落，也不低于12%-15%。“AMC中间可享受很大利差。”
“这里的门道在于，企业拿同样的抵押物和质押物，在信托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把更好的资产留给信托。”一位信托人士称。
被低估的风险
“通过银行体系之外投放的信用有25万亿到30万亿元，其本质与贷款并无不同，风险权重却几乎为零，风险被严重低估”
刘煜辉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是当前市场上主要的两类融资主体。后者属于竞争性领域，相对市场化。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则机会主义色 彩浓厚。融资成本高企，本届地方政府都不会乐于还钱，地方财政收入和项目本身现金流都不难以还本付息，“以债滚债、借新还旧”，让继任者接盘，是其算盘。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为1.46万亿元，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已环比连续三个季度上升。刘煜辉认为，由于操作弹性很大，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的数据值得再考察。
他分析称，整体金融业体系资产约125万亿元，其中约66万亿元是信贷，再剔除国债、央票、准备金，剩余约25万亿元到30万亿元是通过银行体系之外（券商、信托、同业往来、私募股权基金）投放的信用。
“这个影子银行体系近几年增长很快，其本质与贷款没有不同，但其抵押品的资质远低于传统信贷资产抵押品，而风险权重几乎为零。”刘煜辉对财新记 者说。比如，四个月以下的同业放款风险权重为零，四个月以上的同业放款风险权重为20%，而这近30万亿元来源于影子银行体系的资产中，同业资产占比为 18%。
一位信托业资深人士指出，目前很多地方基建信托项目是拿地方政府的“毛地”来抵押，地方财政局出承诺函。所谓“毛地”，就是没有“七通一平”的 土地开发整理，“未完成折迁，政府平台公司也不需要通过‘招拍挂’买地，不需要支付土地对价；地方政府为了便于地方平台融资，划拨一块‘毛地’给其办理土 地证，真实土地价值很难说。”由于基建信托不归类于融资类信托产品，按照监管要求，并不占用风险资本。
“目前整个银行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8.5%，实收资本约3万亿元，金融业资产规模125万亿元，为全世界最大，但加权风险资产仅40多万亿元，肯定被严重低估。”刘煜辉认为。
一位接近央行人士亦认为，“现在的信用建立在人民币资产扩张的基础上，一旦风险溢价上升，整个存量资产（包括银行资产）会面临资本金和资本减值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全局性信用收缩。特别是目前经济下行风险犹存，整个金融体系存量资产的承受能力如何？”
他透露，央行内部亦曾多次讨论，能否通过行政手段约束地方政府为地方企业债市违约埋单的行为，使市场出现真实的少量市场性风险事件，理顺市场风险溢价和利率架构，但出于宏观审慎考虑，这种方式造成的市场影响可能很难评估。
对如何约束地方政府债务体系，央行网站刊登行长周小川的文章《走出危机僵局需要设计新的激励机制》称，中国今后若能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体系，地方 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当地居民会基于自身的养老金、福利等问题来考虑是否购买，这样就构成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制约。周小川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外部债 务存在很多道德风险问题。中国也存在相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发债主体为省、市政府，而市场为全国性市场，也会出现举债缺乏制约、道德风 险、定价机制失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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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影子银行
财新《新世纪》 记者 张宇哲
到底何为“影子银行”，中国官方尚未明确定义。
在银监会和一些商业银行看来，中国并不存在影子银行体系。“因为信托、银行理财等表外业务都有监管，也没有杠杆，这是与国外影子银行体系的最大不同。”一位银监会人士称。
央行调查统计司的一份内部研究报告如此定义，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包括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投 连险中的投资账户、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小额贷款公司、非银行系融资租赁公司、专业保理公司、金融控股公 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票据公司、具有储值和预付机制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有组织的民间借贷等融资性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影子银行体系是应筹资者和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而产生，并依托现代信息业而发展的，要想禁绝其发展，甚或是对其进行稍微严格的监管，必然会付出丧失金融效率的巨大代价。
正因如此，迄今为止的各种加强金融监管的探讨和业已实施的改革，对之态度均相当谨慎。
例如，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对于本欲施以严格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也只是从提高透明度、严格机构注册、计提准备金、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确定中央交易对手等方面，提出了监管要求。
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成为全球众多机构尤其是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国际上普遍认为，影子银行“指在银行系统之外进行资产证券化活动，尤其是从事促进杠杆和转换类活动的金融中介，他们不受监管，不能得到公共部门直接的流动性支持”。
来自央行内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是“从事金融中介活动，具有与传统银行类似的信用、期限或流动性转换功能，但未受巴塞尔Ⅲ或同等监管程度的实体”。
报告亦指出，国内影子银行运行相对独立，并没有一个体系能囊括现有的运行机制；并且还处于发展初期，未形成国外的成熟的资产证券化信用链条。影 子银行的金融创新性、增强市场流动性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天然脆弱性、资产价格敏感性特征加大了市场波动，期限错配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去杠杆化易引发循环 抛售。
相比于国际上对影子银行监测，中国的优势在于影子银行体系发展并不成熟，没有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信用链条，对其监测也相对直接和容易。但由于 中国的分业监管模式，使得央行不能有效地监测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从而无法有效对影子银行的风险进行评估，极大地削弱了货币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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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行长肖钢炮轰银行理财产品:本质上是庞氏骗局
肖钢的新身份
摘要: 作为一个老金融，肖钢既懂货币政策又懂金融监管，并对证券市场运行有操作经验，而金融企业管理更是其所长。
从未离开过金融系统的肖钢，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11月14日，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出炉，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入选；而同时，央行行长周小川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名单中。
以副部级入选中央委员，这让肖钢备受外界关注。转眼间，他已掌舵中国银行长达9年之久。而在此之前，肖钢有着22年在央行“行走”的经历。事实 上，从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央行从最底层做起直到央行副行长，他就从未离开过金融系统，其间他几乎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过程。
作为一个老金融，肖钢既懂货币政策又懂金融监管，并对证券市场运行有操作经验，而金融企业管理更是其所长。业内对肖钢的评价是：年富力强，处事果断，沉稳少语，眼界开阔，不乏改革魄力，具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备受期待
事实上，肖钢获得中央委员新身份后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国有四大行掌舵者中惟一一个新入选的中央委员。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肖钢近日发表在《中国日报》上的署名文章指出，目前银行发行的“资金池”运作的理财产品，由于期限错配，要用“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本质上是“庞氏骗局”。银行理财产品在中国是“影子银行”的一种。
肖钢进一步分析，大多数的理财产品期限不足一年，有些仅为数周甚至数天；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短期融资被投入长期项目，一旦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一个简单方法就是通过新发行的理财产品来偿还到期产品；当资金链断裂，这种击鼓传花就没法继续下去。
截至今年6月份，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大概6万亿元，而新增信贷也不过5万亿元。而据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统计，中国目前的“影子银行”规模大 概有24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半年的GDP，她的“影子银行”的概念包括了银行的表外活动如信托和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包括债券在内的信用类金融产 品。
正由于近几年中国“影子银行”发展迅猛，规模庞大，肖钢此言一出，便在市场上引起巨大争论。而这次肖钢获得新身份，也让市场滋生了担心：“利空信托。”因为信托是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通道。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分析了银行理财产品的设计、发行和监管工作，认为银行“资金池”的提法并不严谨，其实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因为有银行内部和银监会的常规监管，而银监会也正在酝酿出台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管理办法。
其实，肖钢对于“影子银行”的担忧由来已久，早在今年9月12日天津达沃斯论坛“中国的金融改革”分论坛上，当主持人要求嘉宾用一句话概括他认 为未来5年最大的金融风险时，肖钢脱口而出：“我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风险既和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密切相连，也与现代资本市场的 风险相连。”
金融改革者
能把如此尖锐的话题抛出来，得益于肖钢多年的金融业从业经历。
1981年，肖钢从湖南财经学院毕业后，即来到央行工作，从央行老行长吕培俭的秘书，到计划统计司，再到政策研究室，直至主管金融监管的央行副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36岁时，肖钢就成为了央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而那时候肖钢给外界的印象是“年轻”、“沉稳”、“实干”，虽然行事稳健，但并不乏改革创新之举。上世纪90年代广东国投事件发生后，肖钢曾被 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致力于广东省金融业重创后的修复工作，成效显著。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曾经参与过对信托公司的撤销整顿工作，并参与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出台，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修改，这两部法规奠定了信托业发展的基础。
而真正给肖钢的履历书写重重一笔的是，2003年开始掌舵中国银行，这其实使他走上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线。
那时候，中国金融改革的下一个主攻堡垒依然是国有银行的改革，而当时的国有银行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边缘。
果然，3月份肖钢走马上任，当年12月份政府即向中国银行注资225亿美元。由此，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改革大幕拉开。此后，肖钢一手指挥了成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港两地挂牌上市等重大战役。
对于当年中行的IPO，业内仍津津乐道，中行IPO创造了内地国有控股银行在香港的一个新的“资本神话”。有人戏称，中行多达25万本的招股说 明书叠起来有19幢香港中银大厦那么高。当年肖钢领导的中国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H股和A股成功IPO，募得巨额资金，具有一定的拓荒性质和示范 效应，对今后国有银行的改革以及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都奠定了基础。
然而，到现在，不论中国银行业还是中国证券市场都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在银行业，国有银行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大量的资金通过国有银行渠道流向了央企和国企，中小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跑路的跑路，破产的破产，这严重阻碍了资金顺畅地流入实体经济。
而利率的行政管制，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利差，实体经济微薄的利润被银行侵占，这导致了近几年银行惊人的暴利。
股票市场由于长期存在发行上市的行政管制，导致一二级市场价格倒挂，投机横行，上市公司上市后就大量上演业绩变脸，散户投资者亏损严重，市值严重萎缩，大量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了“影子银行”体系。
金融体制严重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这些都要求下一步的改革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