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来「地下党」成为香港的热门话题，乃因有「地下党」特大嫌疑的梁振英终于成为香港特首，因而也是香港「党人治港」的开始。不幸这个头起得并不好，污点斑斑的班子与急于为党立功的手段，都使梁振英声誉大降，当然也影响到「伟光正」的形象。最近在北京出版的八月号《炎黄春秋》上，更看到迎接共军入城的南京地下党领导人的悲剧，也为梁振英的命运担忧也。
中共地下党多以不幸告终
然而谈到地下党，香港的地下党又不可与中共在白区的地下党同日而语。因为昔日白区党要冒生命危险，而香港的地下党，港英当局一向「礼遇」，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即使像曾昭科那样混进警界高层，也不过驱逐出境。因此对他们无所谓「考验」的问题，也就不必要求他们有何理念了。
谈到地下党的悲剧，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潘汉年，这位中共地下党的出色代表人物，「解放」后贵为上海市副市长，一九五五年还是遭到被整肃的命运，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七年，来不及平反，就在万分孤寂的劳改场中结束了他的生命。
另一位是关露，则以自己的色相打入上海日伪阵营，猎取不少情报及从事策反工作，但是战后却被自己人当作「汉奸」，连周恩来也不敢为她证明其清白，后来又被潘汉年案牵累坐牢。获释后到退休多病，一九八二年与潘汉年案同时平反，她却服安眠药终结坎坷悲惨一生。
《炎黄春秋》上看到的一篇是《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原先我对陈修良并不熟悉，但是很早就知道她的丈夫沙文汉，因为当年反右派时，沙文汉作为浙江省省长被打成右派很使我吃惊，因为反右主要打击党外，后来才知道也扩大到党内，像他这样的党员高干，当时是级别极高的。到我对中共党史开始真正有所了解时，才明白这是「红军党」、「根据地党」与「白区党」的斗争有关。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以「叛徒」罪名整死刘少奇，与这个脉络有关。而白区党多知识分子，红军党多农民与痞子，也关系到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斗争，毛长期棒喝周恩来，也与此有关。
清洗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
刘周是白区党中的两派。周长期被划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刘少奇则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有十六字方针为证，那就是经过延安整风后确定下来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是到了「解放」后，在毛泽东眼里，刘周都是「白派」，都是他的清洗对象。
这种红白的斗争本来以为只是心照不宣的「机密」，但是原来这也有中央文件的另外「十六字方针」，那就是对付地下党的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地下党斗争所冒的白色恐怖，不亚于枪林弹雨下的军队，最后却遭到毛党「消化」与「淘汰」的命运，这难道不是悲剧吗?尤其文革期间，地下党被大规模冲击，大批「叛徒」与「假党员」被揪出来，相信也与这十六字方针有关。
根据唐宝林文章介绍，陈修良是沙文汉的妻子，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在重庆签署和平协定时)，沙文汉是中共华中局城市工作部(白区工作)部长，派了妻子进入不久后成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市出任南京市工作部部长，原先陈修良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南京市委，陈是市委书记，也就是中共在南京的最高领导人。国共内战期间，南京市的「爱国学生运动」很活跃，尤其作为首都，是政治、军事中心，陈修良获得不少情报，尤其是有关三大战役及后来渡江战役的军事情报。
问题就在南京「解放」后，陈修良所受到的待遇，里面涉及到后来的一些中共重要领导人。南京市的军管会中，作为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陈修良只是十七个委员中的一名委员，也是地下党的唯一一个委员，许多重要职务全给军人占据。
邓小平支持柯庆施羞辱地下党
后来成为毛派之一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是军管会委员之一)，因为陈修良穿着一件有垫肩的外套，就当着许多战士的面，拍着她的肩膀羞辱她说：「大家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服装。」
柯庆施还在一次市委的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 」陈修良当场驳斥，但是当时作为「占领军」的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相信柯庆施的话。
当时南京市还有许多对地下党不利的流言蜚语，例如说地下党里混进许多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半条心的地下党包庇两条心的国民党;以及地下党要与解放军「平分秋色」等等。所以不久就开展对地下党的「整顿」。华东局第一书记(作者未点名，应为饶漱石)在演讲中，就把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党叫做「大儿子」，地下党叫做「小儿子」，从南京开始所有长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必须拥护和服从。
由柯庆施主持的南京市委开展的整党，查出地下党「组织不纯」的情况(数字从略，都是几成的比例)，并被严重处理，还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残酷冲击。但是一九七九年后，南京地下党问题获得平反，没有一个是坏人，但是许多人已经死去了。
文章还透露，毛泽东在得悉解放军进南京城后像「闯王进京」，大肆抢掠，甚至从「美国之音」中听到部队闯入美国大使馆，引起美国政府抗议而怒不可遏，以后才约束军纪。
陈修良一九五○年六月从苏联参观回来，发现副手整她的黑材料，而且柯庆施出任南京市委书记，她遂要求调到上海工作，但是她在上海，也一直只能出任副职，这就是所谓「控制使用」了。
香港和台湾地下党应吸取教训
一九五五年华东局撤销，沙文汉出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是同时发生潘汉年事件，省委书记(作者没有点名，应为江华)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这当然也是根据上级指示说的。接着动用公安进行监视行动，当时毛泽东经常到杭州，省委故意不通知沙文汉去迎接，毛泽东问起，回答是「他身体不好，一般应酬不参加。」这导致毛泽东很生气。一九五七年，他们夫妇自然都成为右派。
沙文汉一九六四年病逝，陈修良则被劳动改造二十二年，一九九八年逝世。
其实何止红军党与白区党，即使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也没有感谢陕北党的收容。一九三六年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在前线莫名其妙被打死，解放后的一九五四年，另一创始人高岗被迫自杀，其后习仲勋、阎红彦也相继被整肃。可见中共的权力斗争只是利益而无理念可言。
国共内战时期白区地下党对共军的迎接，等于自掘坟墓。这情况类似台湾人在战后迎接「祖国」的国军一样，带来了「二二八」屠杀。这些教训，香港与台湾的地下党与亲共人士都不会吸取，所以才有梁振英之类出现，他们命运如何，恐怕也只是暂时被利用的工具而已。至于在史册上，不必盖棺也可论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