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领导人面临的将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他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亿万人口摆脱了贫困。不过，曾在中国超级城市重庆的工商大学任客座教授并在当地作调研的杰拉德·勒莫斯说，谈中国的时候中国孤独的软腹很容易受到忽视。
一个老人在公共广场倒悬着。他脚穿传统的布鞋，腿搭在双杠上，倒悬着，这是他早晨的锻炼内容。他穿着很多衣服，外面套着棉大衣抵御春寒。
我是在2008年在北京看到上述景象的。当时我去访问一个广场社区。表面上看，这在中国公共场所是一种不寻常的举动，但是人们匆匆走过对此似乎熟视无睹。按照中国社区习惯，这种公共广场就像这个社区的客厅一样；周围大多数人都是邻居或朋友。对你邻居的不寻常举动不大惊小怪是社区生活的一个方面。
不过随着中国传统社区不断破裂，这种场景会越来越少见。
我作为一所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政府民政部门让我去调查人们的恐惧和梦想。这样能够帮助当局更好地了解社会动乱的风险。
在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工厂单位里，那里有密集的烟熏成黑色的砖制厂房和烟囱，黑色的公寓楼，以及水泥铺成的公共空间。上面讲到的老人就在那里倒悬着锻炼身体。
因为人们没有舒适的居住环境，他们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些公共空间就被居民用来作为锻炼场所。人们自发地在那里打太极拳，或者下象棋。老年男子提着鸟笼出去散步。
不过在中国的城乡这种生活正在消失。对于中国许多人来说，经济变革带来了新的体验，那就是孤独。在我工作过的重庆和北京，孤独就像污染一样四处蔓延。
据料中国将在11月宣布新领导人任命，新领导人不仅要面对中国放慢的经济，以及地区利益争端引起的政策难题，而且还要面对中国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后果，以及民工进城和进工厂带来的问题。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孤独隔绝是经济变化带来的新经历。
从1950到1970年代，中国人被党组织分配到工厂单位工作生活。大喇叭不停地做宣传广播。工人们唱革命歌曲，穿制服并且每天集体做体操。到处是党的官员，做什么都需要许可，包括结婚和搬家。
但是这种生活也有好处，人们得到终身就业的承诺，免费的学校和医疗诊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一辈子在一个地方生活。当然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混乱。尽管生活中有许多苦难，长期以来，人们就这样在一起生活，邻里之间逐渐组成了家庭，不同的家庭组成社区。
但是自90年代起，工厂关闭并且被荒废。靠近城市的农民土地被征用转卖进行开发，建造高层住宅楼。
在重庆一名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对我说：“我的地被征用，我的生活被改变了，但我希望能够再拥有自己的土地，再过农民的生活。”
他的另外一个担忧就是他现在的居住环境：“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没有生活的地方，我希望能给农民工建造更多的居所。”另外一位从前的农民说：“我希望刚从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人能够有工作做。”
实际上许多固定的长期居民被从他们的居所中强令搬走。作为交换，他们得到小型公寓和极少的资金补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新居或者没有公共空间，或者没有活力。对于那些农民出身的居民来说，就业前景暗淡或者根本不存在。他们除了每天待在家中，看电视或者玩股票，就无所事事。许多人认为玩股票成了全国的消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毛泽东希望形成一套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但是在50年内，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
千百万人口，大多数是年轻人去东部沿海的工厂工作，并且在那里过一种流动和受限制的生活。他们长时间做重复性的工作。工人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她们生活在集体宿舍中，她们与来自同一地区的人过集体生活。这是一种受到管理和监督的生活。
中国经济变迁
50年代,中国将所有的私营公司变成公有制，建成了中央计划经济体系
1958年,大跃进将中国农村变成了“公社”，但结果被许多人认为是灾难性的
1978年,经历过文革政治动荡后，中国领导人决定进行改革，并且放弃中央计划经济
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建立了经济特区，
那里外国投资能够享受特殊待遇
90年代,中国决定卖掉大量国企，包括重庆的许多国企，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21世纪,中国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银行改革和对许多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他们工作繁重，勤俭储蓄，把钱寄回家乡。如果他们失业，他们通常不能回家，因为他们不能面对失业回家，无力养家的“耻辱”。
有一些人陷入绝望，一些女青年被迫进入卖淫业，这样她们能够继续往家里汇钱。在四川大桥或立交桥下的性交易往往不到10块钱就成交。一些工厂的自杀率很高，工厂主不得不在高楼上架起安全网，防止跳楼事件发生。
孤独的儿童
而在农民工的家乡，“工厂女工”的父母孤独留守，在没有儿女照顾当中变得衰老，因此中国尊老的儒家传统不能延续。
在重庆一名男子对我说：“我是个孤独的老人，我享受过社会工作者提供的良好服务。我希望这种服务能够持续。”这位老人面对未知的命运，而这种不确定是中国最近才有的问题。但老年人问题在西方并不陌生。他说：“我希望能够尽快建起养老院。”
在中国的许多村庄都没有年轻人，有一些人将他们的子女送回来让爷爷奶奶抚养。没有家庭支持，也没有多少资金补助的老年人不得不依赖社会工作者。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儿童变得很孤独。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伴侣，要承担起父母和祖父祖母的所有期望和压力。一名11岁的儿童告诉我：“我担心将来，我不会成为好学生，我会让父母失望。我希望能够进大学，为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
儿童由于功课负担过重而失去了游戏时间和童年的快乐。一个女孩子对我说：“我休息的时间很少，因为我每天必须要用功学习，要学唱歌…我希望成为一个好学生，长大后成为一个艺术家。”
在毛泽东的权威乌托邦时代形成的旧的、受到限制的、有等级的家庭，以及更老的儒家价值传统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孤独隔绝和贫穷的老人、没有安居乐业的失去土地变成市民的农民、受盘剥的工厂工人，以及努力应付巨大学习压力和家长过高期望的学童。
挥之不去、不可逆转的孤独，加上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可能会波及中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亿万人口摆脱了贫困。不过，曾在中国超级城市重庆的工商大学任客座教授并在当地作调研的杰拉德·勒莫斯说，谈中国的时候中国孤独的软腹很容易受到忽视。
一个老人在公共广场倒悬着。他脚穿传统的布鞋，腿搭在双杠上，倒悬着，这是他早晨的锻炼内容。他穿着很多衣服，外面套着棉大衣抵御春寒。
我是在2008年在北京看到上述景象的。当时我去访问一个广场社区。表面上看，这在中国公共场所是一种不寻常的举动，但是人们匆匆走过对此似乎熟视无睹。按照中国社区习惯，这种公共广场就像这个社区的客厅一样；周围大多数人都是邻居或朋友。对你邻居的不寻常举动不大惊小怪是社区生活的一个方面。
不过随着中国传统社区不断破裂，这种场景会越来越少见。
我作为一所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政府民政部门让我去调查人们的恐惧和梦想。这样能够帮助当局更好地了解社会动乱的风险。
在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工厂单位里，那里有密集的烟熏成黑色的砖制厂房和烟囱，黑色的公寓楼，以及水泥铺成的公共空间。上面讲到的老人就在那里倒悬着锻炼身体。
因为人们没有舒适的居住环境，他们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些公共空间就被居民用来作为锻炼场所。人们自发地在那里打太极拳，或者下象棋。老年男子提着鸟笼出去散步。
不过在中国的城乡这种生活正在消失。对于中国许多人来说，经济变革带来了新的体验，那就是孤独。在我工作过的重庆和北京，孤独就像污染一样四处蔓延。
据料中国将在11月宣布新领导人任命，新领导人不仅要面对中国放慢的经济，以及地区利益争端引起的政策难题，而且还要面对中国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后果，以及民工进城和进工厂带来的问题。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孤独隔绝是经济变化带来的新经历。
从1950到1970年代，中国人被党组织分配到工厂单位工作生活。大喇叭不停地做宣传广播。工人们唱革命歌曲，穿制服并且每天集体做体操。到处是党的官员，做什么都需要许可，包括结婚和搬家。
但是这种生活也有好处，人们得到终身就业的承诺，免费的学校和医疗诊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一辈子在一个地方生活。当然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混乱。尽管生活中有许多苦难，长期以来，人们就这样在一起生活，邻里之间逐渐组成了家庭，不同的家庭组成社区。
但是自90年代起，工厂关闭并且被荒废。靠近城市的农民土地被征用转卖进行开发，建造高层住宅楼。
在重庆一名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对我说：“我的地被征用，我的生活被改变了，但我希望能够再拥有自己的土地，再过农民的生活。”
他的另外一个担忧就是他现在的居住环境：“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没有生活的地方，我希望能给农民工建造更多的居所。”另外一位从前的农民说：“我希望刚从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人能够有工作做。”
实际上许多固定的长期居民被从他们的居所中强令搬走。作为交换，他们得到小型公寓和极少的资金补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新居或者没有公共空间，或者没有活力。对于那些农民出身的居民来说，就业前景暗淡或者根本不存在。他们除了每天待在家中，看电视或者玩股票，就无所事事。许多人认为玩股票成了全国的消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毛泽东希望形成一套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但是在50年内，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经济道路。
千百万人口，大多数是年轻人去东部沿海的工厂工作，并且在那里过一种流动和受限制的生活。他们长时间做重复性的工作。工人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她们生活在集体宿舍中，她们与来自同一地区的人过集体生活。这是一种受到管理和监督的生活。
中国经济变迁
50年代,中国将所有的私营公司变成公有制，建成了中央计划经济体系
1958年,大跃进将中国农村变成了“公社”，但结果被许多人认为是灾难性的
1978年,经历过文革政治动荡后，中国领导人决定进行改革，并且放弃中央计划经济
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建立了经济特区，
那里外国投资能够享受特殊待遇
90年代,中国决定卖掉大量国企，包括重庆的许多国企，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21世纪,中国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银行改革和对许多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他们工作繁重，勤俭储蓄，把钱寄回家乡。如果他们失业，他们通常不能回家，因为他们不能面对失业回家，无力养家的“耻辱”。
有一些人陷入绝望，一些女青年被迫进入卖淫业，这样她们能够继续往家里汇钱。在四川大桥或立交桥下的性交易往往不到10块钱就成交。一些工厂的自杀率很高，工厂主不得不在高楼上架起安全网，防止跳楼事件发生。
孤独的儿童
而在农民工的家乡，“工厂女工”的父母孤独留守，在没有儿女照顾当中变得衰老，因此中国尊老的儒家传统不能延续。
在重庆一名男子对我说：“我是个孤独的老人，我享受过社会工作者提供的良好服务。我希望这种服务能够持续。”这位老人面对未知的命运，而这种不确定是中国最近才有的问题。但老年人问题在西方并不陌生。他说：“我希望能够尽快建起养老院。”
在中国的许多村庄都没有年轻人，有一些人将他们的子女送回来让爷爷奶奶抚养。没有家庭支持，也没有多少资金补助的老年人不得不依赖社会工作者。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儿童变得很孤独。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伴侣，要承担起父母和祖父祖母的所有期望和压力。一名11岁的儿童告诉我：“我担心将来，我不会成为好学生，我会让父母失望。我希望能够进大学，为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
儿童由于功课负担过重而失去了游戏时间和童年的快乐。一个女孩子对我说：“我休息的时间很少，因为我每天必须要用功学习，要学唱歌…我希望成为一个好学生，长大后成为一个艺术家。”
在毛泽东的权威乌托邦时代形成的旧的、受到限制的、有等级的家庭，以及更老的儒家价值传统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孤独隔绝和贫穷的老人、没有安居乐业的失去土地变成市民的农民、受盘剥的工厂工人，以及努力应付巨大学习压力和家长过高期望的学童。
挥之不去、不可逆转的孤独，加上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可能会波及中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