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如今看上去很显眼，可能是因为整个中国的民间组织力量都很弱，并且原本宗族强的地方现在都没落了。温州风光的背后是吴越亲邦的血泪。什么是国耻，吴越人至今被逼着纪念长毛就是国耻。
州人很擅长赚钱，温州人经商很厉害是中文世界里的普遍看法，在不少地摊文学里甚至能见到将温州比拟为犹太人的说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如何对温州的经济现象进行合理解释便成为摆在许多人面前的老大难题，一个原本声名不显低调做人的民族异军突起，今日虽然有所没落，却依旧被乌有之乡视为共产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核心——虽然上海或者香港更加理所当然，尽管在不少温州人看来，温州其实被严重高估了，外界相当多的对温州的认知都属于夸大不经之辞，但温州在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如此声名远播的经济现象其由来却素无定论，许多解释隔靴搔痒，失之于想当然，经不起严谨的推敲。市面上最常见的解释往往归功于温州人的品质，夸赞温州人勤奋坚韧，能吃苦敢冒险，但是勤劳等等特质与其说为温州人独有，勿宁是中国人的普遍特质，温州人可能表现得比较明显，但未必比其他地域的人更加突出，不可能存在质的差别，因此某些方之四海，为大家共有的品质，肯定与温州的辉煌相关，但不可能是根本原因。
如果从政治上来说，温州不是首善之区。连浙江的省会都不是，历朝历代也不存在强大的政治集团对其青睐有加。浙江本省的政策往往更照顾浙北，浙北的资源又相对集中在杭州，以至于不少城镇对此颇有怨言。虽然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但也就仅此而已，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政策上的照顾，或者说偏袒。肯定有先发优势，但同样享受先发优势的城市也很多，温州并不是其中最特殊的。
如果从地理上来说，依照今日的经济格局，温州自然优越于内陆城市，但并不优越于大多数沿海城市，在吴越内部，地理条件比温州优越的邦国也是比比皆是。有一种解释认为，温州是因为地形多山，道路崎岖，环境艰苦，穷得受不了而不得不出外经商，因此养成了好冒险的民族性格。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也应当不是主要因素，否则藏人就应当是中国最富裕的族群了。更何况，温州的自然条件或许稍逊于浙北苏南，但明显胜过干旱缺水的西北地区，蛋白质与热量的摄入与吴越地区大略平齐，高于东亚的平均水准。
因此人们往往从历史文化上找原因，但在本朝以前除了中原王朝偏安江表时期以外，温州在整个东亚都谈不上有什么经济影响力，甚至在吴越内部也谈不上出众，总是被浙北苏南所压制，并且在所有的时间段都不曾成为今日京沪一级的经济中心，连次一级的杭州南京也无缘效仿，只是有时重要大多数时候无足轻重的经济节点而已。有些人认为今日的温州商人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但细究历史不难发现这样的看法荒谬绝伦，温州的经商传统可能比北方大多数城市强，但置诸江南内部也不过尔尔，在本朝以前更没有像昔日徽商晋商这样的全国性影响力，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今日的温商能否达到昔日徽商的影响力与组织力度。
过去与现在的天壤之别或许可以让我们作出如下判断：温州的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今日温州现状的渊薮，可能具有相关性但不会是因果关系，否则温州在本朝以前就应当以经商而知名，也就不会让人为其异军突起而感到震惊。但如我们所见，根据史料记载在本朝以前温州商业风气并不特别出众。因此温州人在自己解释温州现象时总会提到的永嘉学派与功利学说的影响，从逻辑上讲可能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重要。抛开逻辑不提，永嘉学派本身就属于道学中的异类，在温州内部也流传不广，想对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产生影响非常困难。（温州的教育与浙北苏南地区相比并不发达，一个证据便是中进士的数量远不如吴越本部，当然与内陆比的话就是远胜之）
当然以上只是否决了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会不会是受西方文化感染，比如说温州城常见的基督教传播？确实，这是一个值得被考虑的对象，但除了宗教以外，西方文化在温州的影响并不深。而温州虽然号称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在温州影响特别大，韦伯的新教伦理范式也往往被援引用来解释温州现象。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温州八百万常驻人口里只有一百万信徒，不信基督教的温州人反倒是主流（虽然日后未必如此），根据李向平的研究，温州的佛教徒与基督教人口旗鼓相当，他们的商业影响力可能也没有高下之分。不论是根据社会学研究，还是根据我的亲身感受，无神论者的经商热忱也并不亚于温州的新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观念的影响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也不会是决定性因素。
既然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那么什么才是决定性因素？在我个人看来，温州民间尚未被破坏殆尽的自组织力量才是温州兴盛发达的根本原因，前面提到的各种元素要么被大家所共有要么温州自己也缺乏。真正被温州所独有的，可能就只有温州内部的自组织资源了。在温州，民间宗族力量极其强盛，宗教势力也有一席之地，因此总能向外输出秩序。与温州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一团散沙，不够抱团，换句话说，可能并不是因为温州民间的组织力量很强，而是源于其他地区都很弱，所以才让温州人暴得大名。
温州人常拿犹太人自我比拟，虽然非常多的地方并不相像，但在民众的组织力度上有可以类比的地方。犹太人商业的发达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于他们由于受迫害的缘故，不得不比当地人更加团结（不团结早就消亡了），这使得犹太社团内部组织和集资力度要比当地人强，因此更容易适应市场的动荡。
为什么温州人有敢于冒险的习惯，无非是因为八九十年代金融市场非常不完善，温州人能够通过老乡、宗族和宗教社团迅速获得集资，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低，就算失败东山再起的难度也比较小。温州人出外打工也首先是依附于亲戚、同乡和教友门下，在获得该行业的经验后如果自主创业也要比无依无靠的当地人来的容易。这是很讽刺的现象，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因为民间不存在多少可以互相援助的社团组织，原子化的个人就算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经营买卖也未见得比来到异乡闯荡的温州人容易，后者很容易便能与先来的温州人挂上联系，共同进退。
宗族势力强也不是没有缺陷，比方说温州的企业很难做大做强，因为很少引进现代化管理体系，受限于家族管理的瓶颈，只会趋向于企业不断分裂复制，以中小企业为主。于是大家普遍都很有钱，但最有钱的却往往不是温州人，你很难在中国百人富豪榜上见到温州人的身影。其中得失，见仁见智。
严格来讲，富有生机的民间组织并非温州独有，吴越地区以及潮汕地区同样发达，只是可能并没有温州表现的这样鲜明。细心的观察者在吴越地区常见买卖不签合同，只是口说为凭，然而越出吴越本地，跑到大河南这样的异国他乡就会变得非常不可思议。当地人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已经被摧毁，并不像吴越人那样看重家乡风评。如果说吴越、潮汕还是熟人社会的话，那么中国很多地区社会其实早已解体，只剩下无根的原子个人飘来飘去，无所依靠。
在艾尔曼看来，个人的发家致富取决于许多因素，但群体性的繁荣往往源自有机组织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将优势模因不断自我复制的缘故。按照他的逻辑，并不是只有宗族这种民间组织才能带动群体共同致富，形成马太效应，任何组织度强的集体在与弱组织度的集体甚至没有组织的集体竞争时都能获得胜利，在西方，除了宗族以外，人们还可以有俱乐部、行会、自治市镇这样的自组织参与市场竞争。在中国，除了官方组织，民间组织发育迟缓不断受限，往往只有宗族这样唯一的组织形式。
温州的特殊点可能是他的宗教组织历史上一直都很发达，与中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具有多样性。其宗族势力在吴越地区也未必是最强的，温州宗族的兴盛直接源于元代以来理学家的建设，然而宋明理学在南方真正的重镇其实是徽州，温州在当年只是不起眼的小角色。如果你搜索豆瓣，研究温州宗族的专著一本也没有，但输入徽州宗族，马上就可以弹出一大堆著作。徽商当年的兴盛也跟理学家在当地建设宗族势力相关，当年徽商因为宗族发达在兴盛时可以吊打整个中国，温州如今看上去很显眼，可能是因为整个中国的民间组织力量都很弱，并且原本宗族强的地方现在都没落了。如果吴越其他地方的宗族还有当年的几分底蕴在，哪容得了猴子称大王？
太平天国与清军对吴越地区的屠杀，导致吴越原本最繁华，同时也是人口最多宗族最强的徽州、嘉兴、湖州等地相继没落，大部分地区至今没有回复元气，否则也就轮不到因为地势偏僻不在交通要道因此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屠过城的温州有出头之日。某种意义上来说，温州今日看似风光，背后是吴越亲邦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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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潮汕人自组织力量强，有很强的抱团和互助精神，所以其群体的成员几乎人人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