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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7 February 2016

疑似文革要重来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酷爱文学艺术。一九三○年十八岁时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七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
邓拓的杂文重史识、重现实,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文笔含蓄委婉,惜墨如金,可谓雅俗共赏。一九六一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以马南邨为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之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
反右寒流凝结的坚冰尚未融化,这些杂文便能凌寒独自开,切中时弊而又妙趣横生。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
当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纷纷效仿这一做法,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
一些风骨犹存的党内文人,在一言堂死气沉沉的大环境下,冒险直谏,倔强地绽放着自己傲骨的花瓣,点缀着百花凋零的华夏大地。
江青等人,出于个人“家天下”目的,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恨之入骨,最先发难。文坛打手姚文元秉承懿旨,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横加罪名,极尽栽赃诬陷。文革中,“四人帮”把《燕山夜话》打成“反党黑文。”三家村亦被打成“反党集团”,制造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臭名卓著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本质》,将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把戏表演到极限,让人瞠目结舌。
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在无形的高压下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些御用文章拉大旗作虎皮,无中生有,恐吓诬蔑。从此,全国掀起批判“三家村”运动,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种“三家村”无不遭殃。
笔者当时在农垦战线工作,连我们那偏僻闭塞的农场里,各队都有小“三家村”反党集团,波及遗害之广可想而知。
此后,邓拓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些罪名之外,又被强行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铺天盖地席卷全国。
平时意气风发书生气十足的文人们无奈、惶恐、愤怒了。但面对强大的政治家,他们只能是“顺者昌,逆者亡”。
五月十七夜,邓拓以死明志,含冤自尽。
从此,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学者巨匠紧步后尘,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宁为玉碎。其中,有我们熟悉的老舍,吴啥,博雷,田汉,翦伯赞,陈寅恪,周瘦鹃,马连良,萧长华,严凤英,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等等,不可胜数。
一时间,凄风苦雨,百花凋零,连山水花鸟画、唐诗宋词等都被打入毒草!除了毛泽东诗词,没其他文化;除了样板戏,没其他文艺,除了冷峻尖刻的鲁迅,没其他文化人。
一不小心,片言只语,刹那间就能叫你飞来横祸,人们生活在极度紧张恐怖,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至今思来,犹有余悸。
文革是一场民族噩梦,是一场永世不能忘记的灵魂苦难。“文革”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传统艺术的彻底摧残、蹂躏,造成了社会长期的道德沦丧与自律的缺失。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这应当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
对这场独裁造成的浩劫,我们难道至今还不能反思?
弹指“文革”以过去四十多年,现在,许多人已经不了解“文革”的罪孽。
历史被遮掩不奇怪,奇怪的是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说“文化大革命好”,还在大唱“文革”红歌,希图浩劫再现!
我想,这就是不认真反思“文革”,不彻底清算“文革”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历史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