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车祸。肇事者李启铭撞伤人之后没有停车，而是继续前行接女友。在其回程时，车子被学生和保安截住，肇事者那句“有本领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让官二代的骄横再次成为网络舆论谴责的焦点。
李刚的官其实不算大，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可能只是个副处级，但其子的骄横却折射了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特有的一道文化密码：“衙内”现象。从古到今，中国就是个讲究家世传承的身份型社会，自唐代开始才有科举制为底层社会开了一条极为狭窄的向上流动通道，绝大多数民众只能是“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子承父业地生活下去。
这种身份型社会有一个副产品，即官员子弟可以凭借父兄的地位在社会上享有特权。这种特权为有才者善使善用，这时候被尊称为“公子”，比较有名的有战国四公子、明末四公子、晚清四公子――也许“公子”这一产品最开始问世时就与“四”字结缘，以后历代都追慕前贤，想方设法凑成“四公子”之数。官员子弟如果成为仰仗父辈之势做坏事的纨绔子，则被贬称为“衙内”。《水浒传》中的高衙内成为这类人的文学形象。
中共建政60年以来，对官员子弟的称呼有变化，“文革”时期统称为“革干子弟”，被目为天然的红色接班人；“文革”结束后的80、90年代，则按出身高下分别有称呼，出身于中央领导家庭的谓之“太子”，出身于官阶高的干部家庭被呼之为“高干子弟”。民间对其中的作恶者贬称为“衙内”。“官二代”这一称呼应该就是近六、七年以来与富二代同时出现的新称呼。
但不管称呼怎么改变，有一点本质却相同，那就是这些官员子弟无论是投身商场官场，都必须以父兄辈权势为起步之阶。一个不幸的事实是，每朝每代出的“佳公子”为数不多，衙内之辈却层出不穷。
以“公子”这类官宦子弟的上品言之，战国出了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等四公子，卓绝一时。千余年之后至晚明才生出文采风流的四公子，即晚明文坛享有盛名的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时人记载，此四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爱宾客、广交游，风流倜傥，冠绝一时。清末四公子谭嗣同， 陈三立，吴保初及丁惠康等四人，除了其父辈均具有巡抚、提督等省级干部身份之外，实在谈不上有何共同点，其中谭嗣同在戊戌维新中殉难，陈三立有诗名，更有子陈寅恪成为国学大师，后两位只能算是续貂。毫无疑问，这些公子们无论是交游还是成名，都有平民子弟不及之优势。但中国社会崇拜特权，对这些善用特权者倒从来持褒奖揄扬之态。比如今天中国政坛之“太子党”现象，算是承袭当年“公子”之风余绪。
以“衙内”身份作恶者，中共建政60年以来不断发生。“文革”晚期，中国各地都频发干部子弟胡作非为之事，毛泽东只好在1975年的一次高干会议上专门讲述了京剧《辕门斩子》的故事情节，提醒和告诫高干们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次讲话后来传达至各单位，《内参》对此也有报道。80年代中期，全国上下对高干子弟在社会上的胡作非为多有不满。两起案件送到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前。一是青海省办公厅主任儿子杨小民杀人案。杨小民在其父包庇下，杀人多年后仍逍遥法外。胡耀邦批示“杀人者偿命“，杨小民终遭枪决。另一起案件即为上海市高干子弟胡晓阳（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员主任胡立教之子）、陈小蒙、陈冰郎（二陈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其五之子，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陈其五之作）等人的流氓团伙案，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不敢作主，向胡耀邦请示，胡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据此批示，胡晓阳、陈小蒙和葛志文在1986年3月以强奸和现在无法理解的“诱奸”罪被执行死刑。
“太子党”与“衙内”现象，都是崇尚特权的身份型社会的产物。对于中国人而言，20世纪算是将整个社会翻了个底朝天，但这一传统不仅保持下来，而且以更极端的形式“发扬光大”，导致官二代之恶劣现象罄竹难书。究其缘由，既有官员家教错失之因素，社会政治环境更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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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子”，“衙内”的异同，谈“官二代”和“拼爹“
“公子”和“衙内”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用来指官宦子弟，平头百姓之间说客套话，尊称对方的儿子为“公子”，那是当不了真的。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公子”一词含褒义，至少是中性词。而“衙内”，贬义味道十足。
追溯这两个词的历史渊源，二者也区别甚大。在春秋时期，“公子”特指各诸侯国的国君除太子外的其他儿子，而公子的儿子则叫“公孙”。到战国时期，国君的儿、孙甚至血缘更远的人也可以叫“公子”，如战国著名的四公子：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魏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再到后来，“公子”的内涵又扩大了，达官显贵的儿子都可称“公子”。
但被世人尊称为“公子”特别是“名公子”的，其门槛是很高的。一是其父的级别要高，一个九品科级或者不入流的小官吏的儿子，称“公子”会让人笑掉大牙的。二是其父是大官只是必要条件，本人要有些文才，风流倜傥，长得不算丑，举止风雅，为人侠义，如明末四公子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清末四公子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就是这类人物。
“衙内”这个词是从“牙内”一词讹转而来的。古代“牙门”也叫“辕门”，指军营之内。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统兵者要时刻提防手下的将士造反，所以宿营的牙门之内，由本家族的子侄辈带领亲兵拱卫。后来，文官在衙门内的子侄辈，也一并称为“衙内”。这种“衙内”，多半是依仗父祖辈的权势，干欺男霸女、凌辱细民的勾当，为世人所不齿。这类物种在中国传统戏文和话本小说中很常见，最有名的当属《水浒传》中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
中国从唐宋以后，靠科举出仕是正途，虽然正途出身的文官，混蛋也不少，但毕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自己和教育出来的儿子哪怕再坏，表面上还不敢过于飞扬跋扈，否则就会被士林耻笑。比如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其贪腐之程度，有明一代，可以排进前三名。但严世蕃这人，聪明机警，自负乃天下之大才。书读得很好，皇帝写给他父亲的指示，其字外之意，他理解得最精准。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可以说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开始与其他人“拼爹”。因为家庭的财富、父亲的权势和社会地位，对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选择何种职业、能利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创业，影响甚大。即使在今日法治体系相对健全、公平的欧美，出身政治豪门的布什，和遗腹子克林顿相比，其从政可资利用的家庭资源要强得多。更不用说几千年来家国同构、家庭家族资源极为重要的中国了。对多数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家庭来说，如何教育儿孙、避免儿孙中出纨绔子弟，一直是个莫大的课题。至今如曾国藩教子之道，仍然被世人推崇。
正由于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官僚层崇尚文教，文官的儿孙明目张胆地“炫父”，胡作非为并不多。读书人的孩子“拼爹”是很讲艺术的，他们会巧妙地利用父辈的关系，拜见年伯、世兄时，一定会态度谦恭。如明末侯方域写信劝说他父亲的门生、手握重兵的左良玉，那文辞是何等的优美。李鸿章因为其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进士同年，所以很早就拜在曾氏门下，因此才得以飞黄腾达。但必须承认，这和李鸿章的才具是分不开的，一个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其父亲的同年如何提拔他，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而且，当时由于有科举这个刚性门槛，大官的孩子如果考不上举人以上的功名，仕途是很难的，因为捐班—-即花钱买官衔，一般做不到大官，且在官场上被人瞧不起。
有些公子利用父亲的权势，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这就成了后世传诵不断的佳话。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他利用父亲的名望结交各路英豪，致力于变法维新。陈寅恪的尊人陈三立，在其父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辅佐其父大办新式教育和实业，使历来封闭守旧的湘省一跃成为变法风气最浓的省份。当然，并不是所有科甲出身的大官，都不会出不肖子弟，有些人的子弟同样会公开“炫父”，其父亲的下级为了拍马屁，就会想方设法奉迎这类衙内。如明嘉靖年间的胡宗宪，进士出身，曾任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渐直福建军务，在东南一带抵御倭寇。他的儿子曾来到海瑞当县令的淳安县，嫌驿站招待太差，鞭打了驿差。—–这就是典型的仗势欺人。海瑞将这位威风八面的衙内捆绑起来交给胡宗宪，说有人假冒大人的公子，下乡骚扰驿站。因为像大人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教出这样的公子。—-铁面海瑞是官场异类，但海瑞这番话让胡宗宪只能哑巴吃黄连，说明当时官场内谁家孩子仗着父亲的权势张扬招摇是很丢人的事情。那个时代，容易仰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多是级别不高的恶吏、地方土豪或者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武官的儿孙。如明朝天启年间的“缇帅”—–即掌管锦衣卫的都指挥使许显纯，他爷爷是驸马，也就是说他身上有皇帝的血脉，从小不好好读书，斗鸡走马，寻花问柳，是薛蟠一类的人物，最后只能弄了个武进士出身。后拜在魏忠贤门下，是残害东林党人的第一杀手。后来崇祯即位，铲除阉党，他也被斩首了。
一个时代的官僚阶层的子弟行为和公关形象，可以作为衡量这个时代的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的重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