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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3 February 2016

鱷魚潭裡的生死搏鬥

中共的紅二代絕大多數都是習近平、薄熙來式“父輩打江山、兒子坐江山”的愚蠢、兇殘而自私的角色,與自由、民主、人權這些現代理念格格不入。能夠從功名利祿、紅塵滾滾中抽身而出,甚至與中共政權一刀兩斷、背道而馳者,寥寥無幾。以六四屠殺為例,最支持鄧小平開槍殺人的是數十名開國元老及其家族。而因六四與黨國機器決裂的紅二代,據我此前所知,只有當時的副總理吳學謙之子吳曉鏞。吳曉鏞作為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副主任、值班編輯,毅然簽發揭露大屠殺的英文新聞稿,於當天早晨六點二十五分,向全世界發佈六四屠殺的消息。六四後,吳曉鏞為此承受了四年的苦役,也連累父親仕途終結。二十五年之後,吳曉鏞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對當年的選擇無怨無悔。
當我讀到羅瑞卿的儿子羅宇的回憶錄《告別總參謀部》時,才知道還有第二位值得尊重的紅二代。羅瑞卿長期是毛身邊的紅人,一度掌控軍隊實權,在軍中的地位僅次於毛和林彪。文革之後羅瑞卿復出,羅宇被安排到總參謀部擔任主管軍備的大校處長。若他與軍中紅二代同流合污,如今大概也能熬成解放軍三總部主管或大軍區司令一級的風雲人物。六四槍響,當時在海外負責軍購的羅宇拍案而起,不是共產黨開除了他,而是他開除了共產黨,正如他在書中所說:“我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從擁護到懷疑,到徹底拋棄,用了半生時間。文革之後,我想這架機器是出了問題,但還想把它修好。六四之後,我知道根本沒可能修好,只能把它徹底砸爛,我無力砸它,只能逃跑,否則就會被它吞噬。共產黨是架可怕的機器,它無情地吞噬著敵人,也無情地吞噬著自己人。”這段話,何其真摯、何其沉痛、又何其勇鋭!
大染缸中,誰能潔身自好?
由於羅瑞卿位高權重,羅宇從小就耳聞目睹了中共權力核心的諸多秘辛,以少年人的敏感與單純,捕捉到不少外人難以想像的細節。一般圈內人的回憶文字,欲說還休、點到為止,因為本人還在國內和圈內,顧忌良多;羅宇中年以後在歐美自由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早已是心靈自由的“圈外人”,加之他性格直爽、口無遮攔,書中許多臧否人物的段落,讀來如同品味麻辣川菜、大快朵頤。
羅宇筆下的紅朝文武百官,個個栩栩如生、可圈可點。對於朱德夫婦和周恩來夫婦,羅宇有一番比較:“在我心目中,朱德兩口子和周恩來兩口子就是不一樣,要說慈祥可親,都慈祥可親,可就是不一樣。”究竟是哪些地方“不一樣”,他沒有明說,但周恩來夫婦的謹慎、偽善和柔媚,在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反之,羅宇從小就叫朱德“老爹”,少年時曾跟隨朱德乘坐專列外出視察。朱德性情隨和,跟大家一起用膳,與毛澤東出行時戒備森嚴迥異。文革後期,羅宇陪同劫後歸來的父親去見朱德,朱的身體已經不好了,頭腦還清楚,對羅發牢騷說:“你看現在,成什麼樣子,這麽大的國家就一家子管了?”可見,朱德雖然一直對政局保持沉默,但內心對毛重用江青、毛遠新非常不滿,大概他知道這是跟羅的最後一次見面,才忍不住說了一句心裡話。
在中共高官中,羅宇評價最高的是胡耀邦,胡耀邦與羅瑞卿在戰爭年代有過親密合作,羅宇多次在胡面前以後輩身份“大放厥詞”,胡亦耐心傾聽。緊隨胡耀邦之後的是習仲勛,一九八七年鄧小平整胡耀邦時,習仲勛不同意,說耀邦是好人,一句話得罪了鄧小平,被禁止住在北京,只能住深圳、廣州。直到一九九九年國慶五十週年,習仲勛才獲准進京參加慶典。活動完後,習仲勛請友人吃飯,沒有一個當官的,同桌是胡耀邦夫人和羅瑞卿夫人等,習仲勛的遭遇是胡夫人親口告訴羅夫人的。如今,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儼然是其父親的敵人。另外,羅宇對堅決反對六四開槍的趙紫陽和張愛萍也給予很高評價。而羅宇指出,最壞的高官是忘恩負義的倒胡悍將薄一波。還有很多戰場上的名將,是打天下的將星、坐天下的小人,如楊成武、蕭華、黃永勝、劉志堅等人。羅宇與江澤民時代掌握軍中大權的劉華清、遲浩田等也有過近距離接觸,他們更是溜鬚拍馬、見風使舵的鼠輩,跟再後來的徐才厚、郭伯雄相差無幾。
中共高層權力圈,是鱷魚潭,也是絞肉機。那些在老百姓面前人模人樣、威風凜凜的高官,幕後像豺狗一樣彼此撕咬、血肉淋漓。對於這種詭異而冷酷的氛圍,羅宇在很小時就有所體會。小時候他喜歡去楊尚昆家吃飯,楊是中辦主任,伙食豐盛。後來父母不准他再去,因為不願讓其他人感覺到兩家特別親密,他這才開始思考背後的奧秘:“中央這些主要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情報,為什麼進城之後,大家的關係變得疏遠了,只是開會時見面,去公眾場合見面,私人之間的交往就越來越少了?”答案只有一個:毛最忌諱高幹們結成朋黨、威脅到他的獨裁地位
作為列寧式的政黨,中共逐漸形成一套適應自身的“體制”和“規矩”,有些是明文規定,有些是“潛規則”。位居頂層的高官們亦作繭自縛。比如,林彪在休養期間,研究醫書,有一年突發奇想,說要“減壓”治病,要去西藏住,因為西藏氣壓低,便給中央寫報告。毛讓羅轉告林,不同意林去西藏。羅宇感嘆說:“他們這些人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兒,他們這一級幹部去哪兒都得中央批,不批就去不了。”可見,即便出將入相者,人身自由亦少得可憐。
羅瑞卿是嚴密的公安制度的締造者之一,他本人後來卻成為其受害者(活该啊)。羅宇在書中提及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細節:上海會議,羅瑞卿被打倒,毛澤東組織一對對高級官員前去探視軟禁中的羅(不能單獨去,兩人一起去能彼此監視)。有一次,周恩來帶鄧小平夫婦去探視,卓琳上樓看望羅夫人,兩人相對流淚。後來,這個細節居然出現在紅衛兵的大字報中。可見,高級幹部的一舉一動都在“組織”的監控之中,那張天羅地網,無人能逃離。
軍中太子黨,軍火走私商
若論及紅二代所寫的有情有義、有血有肉的文字,首推陶斯亮的萬字長文《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女兒對含冤而逝的父親的無盡思念,勾起無數飽經亂世離合者的深切共鳴。我父母那一代人,都被這篇文字感動得泣不成聲。後來,在八九學運中,在統戰部任處長的陶斯亮因為同情學生,與部長閻明復一起被免職。
其次就是羅宇的妹妹羅點點的回憶錄《紅色家族檔案》。羅宇和羅點點兄妹二人的作品可以參照閱讀、相映生輝。妹妹的文字細膩凝練,故事鋪陳搖曳生姿;哥哥的文字天馬行空,尤其是後來在總參謀部任職期間所觀察到的紅二代貪汙腐敗之內幕,更是迄今為止罕見的透視解放軍內部運作的寶貴資料。
文革後期,鄧小平力排眾議,讓羅瑞卿復出,一則是因為羅鄧關係良好,工作上有交集,業餘經常一起打麻將。上海會議,毛簽發空軍司令劉亞樓臨終前揭露羅的信件,鄧對此只說了一句話“死無對證”。二則是因為鄧需要在軍中威望甚高的羅幫助穩定軍心,特別是從汪東興手中奪走指揮中央警備團的大權,如此才有可能鬥垮華國鋒集團。
羅瑞卿重掌軍中大權,羅宇也被安排到總參謀部擔任要職。由此,他與鄧小平的女婿賀平、賀龍的兒子賀鵬飛、王震的兒子王軍、楊尚昆的女婿、趙紫陽的女婿等頂級太子黨共事,發現了軍中太子黨原來是軍火走私商這個驚天秘密。
羅宇在書中揭露,在兩伊戰爭期間,中國一隻手賣軍火給伊朗,一隻手賣軍火給伊拉克。特別好賣的是大口徑砲彈,中國兵工廠開足馬力,二十四小時生產,仍然供不應求。保利從兵器工業部買來再倒手,中國自己的軍隊反而沒有武器可用。空軍好幾個地空導彈營的裝備賣給伊朗,什麽都沒有了,根本不成部隊的樣子。保利集團成了鄧小平和楊尚昆的私家公司,數十億美金的軍火交易不受任何部門監管,任這群太子黨揮霍。
中國一方面賣落後武器給第三世界國家,一方面又拼命從西方購買先進武器。六四前,西方還沒有對華實施武器禁運,各國武器都要兜售給中國,經手人要拿天文數字般的回扣。軍火買賣的收益,勝過印鈔票和販毒品。就連台灣向法國購買拉法耶特戰艦,也要向鄧小平和楊尚昆兩家進貢,才能避免北京杯葛。當年,羅宇作為中國向美國、義大利、英國、法國等國購買武器的經辦人,卻拒絕從中撈錢,自己不撈錢,還罷了,還不識時務地阻擋太子黨的財路,使賀平、賀鵬飛對其恨之入骨,原本親密的鄧小平家族和楊尚昆家族也逐漸與羅家疏遠。
六四後,羅宇辭職出國,賀平向江澤民施壓發布開除其黨籍、軍籍的主席令,楊尚昆也威脅說“如果羅宇回國就不放他出去”。羅家遂成為元老家族中的一個異類。羅瑞卿九十誕辰出版紀念冊,羅瑞卿夫人希望鄧小平題字,被鄧斷然拒絕,說明羅家已然與權貴系統形同陌路。羅宇認為,若父親還在世,未必能認同多黨制和全面選舉這些理念,但肯定不同意軍隊對學生開槍。然而,即便羅瑞卿在世並擔任當時楊尚昆的職位——羅的地位一直高於楊,羅去世後,楊才接任其軍委秘書長之職,總管軍隊日常事務——他也不可能阻止鄧小平下達開槍殺人的命令。那麽,如果羅瑞卿公開反對鄧,必然像趙紫陽那樣,再度成為被清洗的目標。
那麽,為什麼中國的官兵會毫不猶豫地對人民開槍呢?連東歐最落後的羅馬尼亞的軍隊都不會這樣做。羅宇的看法是:“中國的軍隊還是一支愚蠢的軍隊。這支軍隊所以愚蠢,是由於它大部分成員來自貧困的農村,他們沒受過基本的教育,不懂人權、平等、民主、自由因為他們自己在農村就沒有人權,和城裡的人也不平等,他們天生仇視城鄉差別,不怕造成最悲慘事件。”羅宇痛定思痛,得出中共仍然是一個封建王朝的結論。我非常同意這一分析,毛是皇帝,鄧是半個皇帝,中國的軍隊不是國防軍,而是替皇帝保家護院的“家丁”。今天的習近平不滿足於做鄧那樣的半個皇帝,要當毛那樣的完全的皇帝,中國的軍隊仍然是殺人如草的“私家軍隊”,開槍鎮壓示威群眾的、小規模的六四屠殺時常發生。
毛澤東為什麽先重用後拋棄羅瑞卿?
羅瑞卿在十年的公安部長任上,與毛朝夕相處、對毛忠心耿耿。羅宇指出:“父親這個公安部長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工作,就是管毛澤東的事。當謝富治接任之後,就沒有這個職責了。”中共剛剛接管北京城,羅的公安部長的任命發佈前,羅表示自己多年在軍隊工作,不熟悉公安事務,便向周恩來推薦李克農。周一語輕輕帶過,“這是毛主席親自點的將。”那時,羅或許沒有意識到,他推薦李克農是何其幼稚:毛認為李克農是周的人,毛對周只是“用”而不是“信”,哪會讓周的人負責自己的安全事務呢?

      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任內(1949-1954,1954-1959)曾登上1956年的《時代雜誌(TIME)》封面。(圖: 網路資料)
那麽,毛澤東為什麼挑選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並負責自己的安全保衛工作呢?羅宇的解釋是:“毛用父親,一個是‘水至清則無魚’,不搞小圈子;一個是‘舉輕若重’,警衛工作就是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事情做到萬無一失。”多年來,毛對羅確實百分之百地信任,因為早在長征初期羅對那時靠邊站的毛悉心照料,就已經深得毛心。
羅宇在書中承認,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可以說是“代毛行使生殺大權”,他聲稱自己不回避這一點,但書中並無詳細的論述和反思。兒子寫父親,總是不脫中國人“為尊者諱”的傳統,章詒和寫父親章伯鈞,基本不涉及民盟內部跟共產黨相差無幾的險惡內鬥;艾未未為父親艾青編輯全集,悄悄刪去艾青寫的那些吹捧毛澤東、攻擊同僚的文字。這也是羅宇的侷限所在,他在書中對父親領導的公安工作作出正面評價:“大家都懷念五、六十年代的治安和警民一家。哪有黃賭毒?”但是,背後的血腥殺戮呢?在鎮反運動中殺戮的,不僅是國民黨遺留的軍政人員,更多是對共產黨毫無威脅的老百姓。羅宇寫道:“建國頭十年,毛相當大的精力是親自領導公安工作,每年全國公安會議,毛都出席接見與會人員,以示重視。”毛說,公安工作不能放過壞人,也不能冤枉好人,似乎公正無私。但關鍵之處在於,好人、壞人的標凖不是由法律來判斷,而是由毛一個人確定,毛說你是好人你就是好人,毛說你是壞人你就是壞人——羅瑞卿一夜之間從毛的心腹變成篡黨奪權的野心家,不也是如此嗎?
在中共高層血淋淋的搏鬥中,羅瑞卿並非身家清白,在此前的高饒事件、批判劉伯承和粟裕以及批鬥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中,羅瑞卿曾隨著毛的指揮棒衝鋒陷陣、痛打落水狗。他統帥的公安人員對這些失勢高官何曾高抬貴手?文革後期,羅與彭德懷在同一間醫院治病,羅有家人細心照料,彭則孤家寡人、悽悽慘慘。那時,羅對彭的境遇深表同情,卻不曾向兒子表達自己內心的愧疚。羅對毛始終是封建時代臣子對皇帝的忠心,林彪事件之後,羅被解除監護,就讓車子先去天安門轉一圈,給毛像行禮——因為毛不願見他,便只好見頭像如見真人了。
既然羅對毛並無二心,文革前夕,毛澤東為什麼要精心炮製羅瑞卿案呢?羅宇認為,罪魁禍首是林彪,是林彪看到老部下羅瑞卿不聽自己的招呼,在毛林之間選擇忠於毛,才決定對羅下手。這個看法失之於片面。當時,毛林尚未決裂,林正處於上升狀態,即將成為毛的接班人,不會因為羅忠於毛就要搞掉羅,林更不可能向毛提出以搞掉羅作為他支持文革的籌碼。
更接近歷史真相的解釋是,在《羅瑞卿案》一書中,歷史學者丁凱文分析說,羅垮臺原因有二:
其一,羅一度身兼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要職,大將凌駕於元帥之上,本來就會“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羅的綽號羅長子,是中共高層身高最高者)。其性格果斷幹練,正如毛對其的評價“霸道”、“渾身長刺”,故而很快與老帥們發生矛盾,葉劍英、聶榮臻等人早在林彪發難之前就開始倒羅的活動。葉劍英在羅倒掉之後興奮地發揮其詩才,改辛棄疾的名句為“將軍一跳聲名裂”。
其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本人下決心拿掉羅,林彪只是遵循毛的部署、為毛提供素材罷了。羅與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關係緊密,賀龍又與劉少奇、鄧小平搞在一起。毛要發動文革、扳倒劉鄧,自然不能讓軍隊控制在與劉鄧親近的賀,羅手中。
總而言之,丁凱文的結論是:“‘羅瑞卿事件’,是毛澤東為了發動蓄謀已久的文革運動,確保軍隊在運動中的絕對忠誠、可靠,利用了解放軍內部派系的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謂的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對軍隊高層採取的一次清洗鬥爭,成為打倒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前哨戰,羅瑞卿則成為毛澤東文革運動最早的犧牲品。
遺憾的是,羅瑞卿復出之後不久,即在赴西德治療腿傷時不幸心臟病發去世。否則,若像胡耀邦所期待的那樣,胡管黨,趙抓經濟和行政,羅治理軍隊,三駕馬車形成合力,或許會在八十年代成功實現自由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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