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宋熙宁二年（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以统筹财政。7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9月“青苗法”出台……震铄古今的“熙宁变法”开始推行。
此时，距太祖开国已经109年。在这百年中，朝廷纵容功臣与官僚兼并土地，致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大批农民丧失土地，从此遭受地主与官僚的层层盘剥，致使流民四起；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真宗时已国用不足，神宗时赤字更加严重，可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如果说26年前的“庆历新政”重在限“恩荫”、抓人事，那么以“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为主要措施的“熙宁变法”就重在抑兼并、抓经济。比如：用青苗法取代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用方田均税法限制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用市易法使富商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富商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均输法的推行限制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
但变法终究失败。
因为王荆公当时根本就没明白一件极重要的事：掌握政权的到底是谁。
他以为是大宋皇帝。皇帝贵为天子，口含天宪，一声令下，万民俯首。于是他借天子口，行圣人事。
然而他根本就不明白：皇帝只是官僚地主的代表，而不是官僚地主的君父。皇帝代表着官僚地主的利益，而不是官僚地主的全部。当皇帝不能代表官僚地主的利益时，皇帝……可以换。
暂时换不掉呢？那就抵制你。明面上肯定不行，但可以充分发扬“敢碰硬、不硬碰”的精神：
你要推青苗法，我们就硬性摊派、强制农民借贷；你要推农田水利法，我们就“积极立项”、强制百姓兴建水利；你要推募役法，我们就以此为名强制索要募役经费，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至于方田均税法，丈量全国土地的都是大小甲头和小吏，而大小甲头和小吏又都是兼并富豪之家，以兼并富豪之家来丈量兼并富豪之家的土地能执行？
……
所以，变法一出，百姓必定不堪重负、苦不堪言。之后，我们还可以组织农民进京上访（1072年，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在王安石住宅前抗议），让你看看“民心”和“民意”何在。
于是利民富国的“善法”也就成了“恶法”，王安石也难遭笔伐，骂他“聚敛害民”、“剥民兴利”，成了“乱天下”（曹太后与高太后语）的误国书生，甚至是“祸国殃民”（《神宗实录》、《宋史》）。
最后还要把你变法的重要支持者都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这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没一个是正人君子），放到史书里着重“体现”下。让你知道知道，掌握政权的到底是谁。
（二）
洪武年间，皇帝常言：“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与我何加焉”。郭桓、空印两案判下，官员惶惶。整风肃贪之严，空前绝后。但皇帝是太祖，换不掉，而且用对付王荆公的方法对付他的话，被凌迟的机率显然太高，怎么办？等他死，反正他的继承人一定不是他。然后著书立说骂他，骂他薄情寡义、屠戮功臣，骂他刚愎自用、思想偏激，骂他残忍冷血、屠夫本性，实在不行了，还可以骂他“贼王八出生”（出自袁**），连画像都要画到极丑。他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历史功绩，我们从来都不提。
（三）
黄帝历4647年之后的几十年，“皇帝”认为自己不是皇帝，而是“农民的儿子”。而且也是“太祖”，换不掉，跟着他干吧，又“不轻松”（出自《让**飞》）。怎么办？他毕竟不是真皇帝，显然也不是洪武年间的那位，当然可以把对付王荆公的办法升级下对付他。他说要革命，我们就更“革命”，比他还“革命”。他说“超英赶美”，我们就“亩产十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说“要文斗”，我们就武斗，斗倒一切。要把他捧成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尽管他谦虚的说自己只是一个老师，那就继续捧，让他迷失，让他出错，等他死了，我们就把一切罪恶扣他头上，像骂洪武皇帝一样，骂死他，骂他是魔王、骂他是暴君、骂他反人类、骂他是腊肉……至于他建党建国建军、带领民族争得独立、摆脱被奴役地位、建成工业化强国、重塑民族自信等等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从来都不提。
（四）
黄帝历467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皇帝”认为自己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的儿子”。而且是“太宗”，也不好换，他居然说“太祖”仍有七分功绩，居然还不把政权交给我们，不能忍啊，怎么办？他毕竟不是真皇帝，显然也不是洪武年间的那位，当然可以把对付王荆公的办法升级下对付他。他说变法，我们也说变法，说的比他还狠，做的比他还绝，无目的的变，无节制的变，不管他死了还是活着，都要打着他的旗号、借着他的名义，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信念”插到每一个官员的“思想高地”，要宣布一切公有皆是罪恶，要宣传市场绝对万能，要抨击国家壁垒的邪恶，要鼓吹工业产业的虚无（做衬衣和做飞机一样一样的）。至于他说的另一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就好了。要逐步引导这个政党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国有企业的经济基础，从而分崩解散，并侵吞其资产，这样我们才好摇身一变成巨富，退居幕后能掌权。至于“太宗”，今天能把他捧成“总设计师”，明天就能骂他，骂他专制腐败，骂他残酷镇压学生，骂他矮、骂他猫，反正变法过程中发生的贫富不均、医患、警民矛盾等等所有的黑锅，统统让他背，至于他承前启后、接续奋斗，强国富民、稳定发展的历史功绩，我们从来都不提。
（五）
你们要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号召拍抗日剧，我们就积极响应，拍抗日神剧，手撕鬼子、裤裆藏雷。
你们要在电视网络空间拒绝黄色，我们就把胸剪掉。
你们实施“八项规定”，不让乱发福利，我们坚决执行，坚决到不发任何福利，坚决到把正常的员工福利统统停掉。
你们实施“八项规定”，不让办公室超标，我们坚决执行，而且比你还坚决，坚决到“严格”细化各项标准，让你们“打隔断”，“换桌子”，再花一笔钱。用形式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
你们实施“八项规定”，反“四风”，我们坚决执行，比你还坚决，反“四风”反到什么工作都不干。
你们要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也推，推到极致，我们会逼着每一名学生全、部、背、会。要有哪个学校的学生背不上，我们就利用网络，通报批评其校长。
你们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调晚会的政治属性，我们就坚决执行，比你还坚决：插旗子、摆造型、说官话、喊口号，处处体现中心，处处提到大局，处处围绕核心。
我们就是要让观众厌恶你、让群众讨厌你，让学生、员工厌倦你，让全社会都反对你。风向右，我们就往死了“右”，风向左，我们就往死了“左”。实事求是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作风，讲究“时、度、效”也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就是要让观众、员工、学生乃至所有老百姓觉得你们假、大、空，黑暗、独裁、专制、腐败、僵化、极端、反人类。
因为我们是高级黑。
（六）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摘自“819讲话”。
其实，旗帜鲜明的推进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形式上的旗帜鲜明。显然，关于“时、度、效”他们也是从来都不做、从来都不提。
显然，他们已经在用当初对付主席的手段，来对付大大了……
（七）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不问世事。有人说，是因其子王雱病故的缘故。我猜，他一定是明白了些什么，心灰意冷。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本是那位自称教师的老人曾经从罗隐处信手拈来评价李延寿的诗句，但据说他在晚年常常用来幽幽自语……
思之令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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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我们又循环到庆历年代了。
所谓庆历新政就是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与富弼提出的：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简单说改革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要点是反腐倡廉，加强政府官员监督力度，取消政府官员随心所欲权力）。
1、庆历新政要点
（1）、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
改革前，官员升迁只讲资历、年限、出身、背景和廉洁程度，导致官吏因循苟且，磨洋工和消极怠工，无所作为，靠背景、站队、资历和苦劳升迁。
改革提出新的考核政绩标准，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官员撤换。
实际上以是否是自己一头的为标准，例如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升迁。
（2）、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
改革前以恩荫制度（出生背景）和科举通路为当官主要道路（还有买官道路），所以甚至出现不读书不看报，只会打扑克飞速上升的，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例如通过恩荫，有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
改革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和特殊背景的团团伙伙垄断官位；减少科举当官名额，减少买官名额。
（3）、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
改革前考进士考公务员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只看学历不看能力，只看背景不看经历，把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
改革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要求有一定实战能力和案例分析能力，让学生有真才实学。
（4）、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
改革前州县两级官磨洋工，消极怠工，不称职者十居八九。
改革要求：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并主张由各级长官保荐下属（为搞团团伙伙开方便之门）。
（5）、均公田
改革前官员腐败严重，土地兼并，收受贿赂严重。
改革要求：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对顶风作案的人严惩不贷。
（6）、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桑立法，命令全国各路转运使（各省经济负责官员）及其所管辖的乡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使农业的好坏作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内容。
（7）、减徭役
改革前赋税残酷、力役烦苛，赋税、徭役迫使贫苦农民纷纷破产，也激起农民起义反抗。
改革要求：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8）、修武备(整治军备)
改革建议恢复府兵制，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方案未能通过，因为会导致皇帝军权失控）。
（9）、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改革前政令不通，不出京城，朝廷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
改革要求：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
（10）、推恩信(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宋代皇帝三年一次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但在基层基本都是摆设，未彻底施行。
改革要求：取信于民，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并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防止发生阻隔皇恩的现象。
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决定：
★加强政绩考核（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
★减少官员世袭权力（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
★要求官员清廉（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等于公务员涨工资）；
★官员资格不再限于考试，缺乏实际能力的团团伙伙不能随便上台（改变科举法）；
★进行减免税负（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
但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2、改革的背景
（1）、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政治上中央高度集权（依靠中书门下，也叫政事堂办事，也随时设各种领导小组来解决临时问题)，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并用一些小组成员（参知政事）限制宰相权力；
★军事上废除唐代原来体系，建立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
★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 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
（2）、高度集权的后果
★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普遍消极怠工和磨洋工，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庸官冗员问题突出（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例如湖北钟祥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
★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持稳定，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奉行养兵之策，至仁宗时，军队总人数已达140万，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形成冗兵，军队的战斗力不堪一击。“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虏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官吏猥滥，人民疾苦，未尝省察”。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对西夏和辽实行赎买政策，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上述三个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仁宗宝元二年(1039)，时任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的宋祁提出“三冗三费”论：“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从为国。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它处。帐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蠢齐民。而又别饰神祠，争修塔庙。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以济私家”。
★官员权力过大，无法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贫富悬殊极大。人民的负担极重，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3）、大火上房不得不跳烟囱
★社会矛盾积累压力无法缓解，民怨沸腾。993年，王小波在四川暴动，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暴动。
★由于政治腐败和军队战斗力太差，无法抵御外敌的侵扰。
宝元二年(1039年)，党项人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党项人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党项人再次进攻，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党项人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契丹也趁火打劫，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 。宋仁宗不得不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求和。
★面对危机，君臣必须寻找出路。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
3、改革过程
（1）、首先是人事调整，把自己一头的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富弼曾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2）、其次是组织变革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
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范仲淹与韩琦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3）、改革失败过程
从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新政实施开始，受到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影响的人开始毁谤新政，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仁宗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时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和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4、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1）、当时官员普遍反对
★当时普遍评价改革是“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等等。
也即改革派是口水党，必要性优先于可行性，例如改革措施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会导致90%的官员丢官，而这些裁汰还需要丢官的人来执行，也即自己枪毙自己，这就是异想天开了 。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浸盛, 而朋党之论, 滋不可解”。
也即损害别人利益，不共戴天之仇。改革措施实际上对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还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的多，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官员数量大大增加）。
也即改革损害了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
所以改革的反对者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及其家庭，而读书人是统治的阶级基础（宋代政策是抑制武将，重用文人，甚至为了中央集权利益牺牲国防）。
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这是一个杀手锏（例如王安石就批评范仲淹的用人是“好广名誉, 结游士, 以为党助, 甚坏风俗”，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 多挟朋党, 心所爱者尽意主张, 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倾朝共畏” ）。因为搞团团伙伙会威胁集权统治，所以必然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其实庆历新政失败就是因为改革派搞团团伙伙而失败。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搞团团伙伙而失败。
（2）、改革派是口水党
改革派一厢情愿，以为自己只要登高一呼，就随者群丛，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包衣奴才，不给利益也得干，让你干是给你的恩赐。凭什么？
所以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其实中国历史证明，不管什么改革，说得再美好，包装再高大上，明星效应再足（范仲淹在改革前被全国称为圣人），只要短期内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好处，就不会有人支持改革。
一厢情愿是书生最大的问题。《尚书》说得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为惠之怀。老百姓都是白眼狼，只看眼前利益来决定你是好人或坏人。
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议论多, 而实际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 发空论, 言行不检。例如石介, 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 低时太过, 好异以取高”。
（3）、改革派心胸狭隘
例如对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以为“范仲淹迂阔而不可信，徒有虚名而已”的言论，改革派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甚至到了人身攻击地步：
范仲淹言吕夷简专权徇私，阴窃入主之柄。
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范仲淹一派之人也纷纷上疏对吕夷简进行弹劾，其中以欧阳修的言论最为激烈：“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邡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二十余年间，坏乱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遍。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
又谓：“风闻吕夷简近日频有密奏，仍闻自乞于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实有此事否？但外人相传，上下疑惧。臣谓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弭兵革，内安百姓，致得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凡百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据夷简当此病废，即合杜门自守，不交人事。纵有未忘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见当国政之臣，共拟可否，岂可暗入文书，眩惑天听？况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举动，凡有奏疏，必难自写；其子弟辈又不肖，须防作伪，或恐漏泄，于体尤为不便u虽陛下至圣至明，苟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但外人见夷简密入文书，恐非公论，若误国计，为患不轻。夷简所入文字，伏乞明赐止绝。”
其实吕夷简是北宋少有的执行能力比较强的宰相，“二敌交怨”亦非他所致，当时的国史列传以为：“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有名之臣，报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
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
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
欧阳修的上述奏疏中，不仅将吕夷简的一生全盘加以否定，将朝廷一切弊政都委避于他，而且还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就有失公允，反映了朋党习气。
改革派这种类似议论极多，不但不能说服仁宗，还会让仁宗对他们产生改革派是团团伙伙和心胸狭隘的疑虑，当然更会引起稍微公正一点官员的不满。
所以吕夷简去世后，仁宗对他十分怀念，至有“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的评价。因而欧阳修之言，反而会引起仁宗反感。
而且改革派也不许别人非议甚至质疑其政策。
（4）、庆历新政失败主要原因还是一厢情愿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宋人已有所论及。李焘在《长编》卷一五O，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说：“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两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侵盛，而朋党之说，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上面这段话总结一下就是：
★改革派操之过急，新政有些措置失当
刚开始范仲淹对改革尚抱慎重态度，例如当仁宗向他“数问当世事”时，范仲淹对人说：“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
可是，一旦开始新政，他与改革派的其他一些官员就急躁起来，不顾当时是否具备条件，大量颁布改革法令，可谓百事更张，甚至提出减少后宫，改革到了皇帝的头上。而且经常抽风，制定什么三个月初见成效，一年大见成效，每月必须出台多少改革政策之类的不切实际方案，并大肆宣传。
对这种急功近利，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李觏在《寄上范参政书》劝说范仲淹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要一下把毯子铺的太开： “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盲者，非苦口不宜；遗阙之原，岂是渺小？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亦。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
★改革派不熟悉政治，把政治当成办家家
改革派对改革看得过分容易和乐观，如欧阳修以为：“去冗官，则不过期月，民受其赐……今若尽去冗滥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过期月，民必受赐，此臣所谓及民速、于事切者也。”
做事情没有秩序，没有逻辑，想起一出是一出，“席未暧于紫荆，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覆仁子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
而且把改革这种要死人的行为当成做游戏，例如当时范仲淹坐在京城里，选派几个精明的转运使，到地方上澄清吏治，范仲淹则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公权则通判人。”然后就新任知州自择知县。这样整顿吏治，是达不到他们想的“若然，则官修政举，则天下无事矣”的效果的。
★由于无知，所以措置失当的地方极多
首先是将整顿吏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支持改革的官员苏舜钦在给范仲淹信中说：“但闻论议之众，皆云：教训医工，更改磨勘，复职田，定赎刑之类，皆非当今至切之务。譬如倒悬者馈之以食，大馁者饮之以浆，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阁下非常之知，日思所报，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念之无他术焉，必取众议而用之，则皆厌然而服，不复有所诋訾矣”。
庆历新政的重点是澄清吏治，改良政治，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发展生产，也没有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因此不仅遭到地主、官僚的反对，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比以前更加尖锐，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其实历史上中国的任何改革，只要不能在短期内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老百姓认为都是耍流氓，不管你把改革理由包装得多么高大上。
又如恢复府兵制，更是迂阔之举，因臣僚的反对而未行。
再如规定士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才能参加发解试，曾应举者须百日，也脱离实际情况，不容易做到。
★改革损害了大贵族、大官僚的利益
使他们联合起来加以反对。
如新政要求大幅度削减任子待遇，势必招致大部分中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尤对地方官的整顿，更是触犯了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范仲淹为使吏治清明，提出往备路选派按察使，让他们前去考察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再由转运、提刑选拔好的知州，再由知州选拔好的知县。结果是一厢情愿，哪有用人靠隔山打牛或看面相的做法。只能为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创造条件。而且往往是酷吏，不择手段的人上位。
例如范仲淹提拔的江南东路转运按察使杨绂在赴任前就声称：“不法之人不可贷，如使肆贪残于一郡一邑，害良民千万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尔。”贪官污吏听到后，“望风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
不过这种酷吏的下场并不好，历史记载杨绂“竞坐苛刻下迁”。
★缺乏统一战线能力
改革派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四面树敌，导致就算有一些同情改革的官员，也对新政的好坏不发一言，实际上是坐等其败。
例如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得象）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为何如？”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
再例如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师、富弼的岳父，但此人对新政只作壁上观，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宋仁宗不再支持改革
仁宗后来放弃对改革派支持，主要原因是新政近一年来效果尚未见到，统治集团内部却引起一片混乱，以及范仲淹等人的“朋党”，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这是触犯政治高压线。
宋代皇帝最害怕大臣结成朋党，搞团团伙伙危及自己权威，架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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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面反腐败，下面的官员就懒政，怠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