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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7 May 2016

高房价压迫下的创业之都-深圳

“儿啊,我身体越来越差了,你要不还是回来,回来找一个媳妇吧。‌‌”挂掉母亲电话后,丁墨(化名)忍不住嚎啕大哭,决定离开这个悲伤的城市。
33岁的丁墨,一个普通的IT程序员,2011年初南下深圳闯荡,梦想在那座全世界闻名的创新和电子业制造之都站住脚跟。5年过去,薪水从当初的5000多元涨到了2万元,老家多病母亲的身体眼看一天天衰弱下去,他仍旧孤身一人,难以实现母亲最简单的愿望。
他曾试图和几个女孩交往,但最后都分手了,最根本原因是几年存款还买不起所在南山区的一个厕所,对‌‌“居者有其屋‌‌”的中国人来说,没房就没法结婚/娶老婆,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他在狭小出租屋里谈上一辈子恋爱
现在,他和他母亲的梦想,看上去更是遥不可及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今年2月各种住宅、商品房销售价格变动情况,领涨全国房价15 个月之久的深圳,与去年同期相比暴涨57.8%,远超上海25.1%和北京14.2%的涨幅,被国外媒体评为全球房价上涨最快城市,新房均价在3月已高达 每平方米5万元,全国最贵——丁墨每个月挣的2万元,不吃不喝不够买半平
这对过去20年来,因为大批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和创业者,才推动深圳拥有那一系列改革开放桥头堡、创业之都、创新之城、中国硅谷、制造业天堂、科技硬件中心等到闪耀光环的深圳来说,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信息。
就算志存高远,也要面对现实。最明显的结果,是疯狂高房价、高房租瞬间无情摧毁丁墨这样年轻人留在深圳的最后希望——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深 圳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外来常住人口达到1000-1500万人,深圳人口平均年龄仅27岁,他们大多心怀落地生根的梦想与热情来到深圳。可以说,没有这些 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也就没有深圳。
更危险的信号在于,高房价不仅把互联网青年们挡在了深圳门外,也让深圳有走香港‌‌“产业空心化老路‌‌”的危险:大批创业者、科技创新企业业或者无奈死掉,或者被逼外迁。
梦想与高房价之间的那堵水泥墙
就连腾讯员工和深圳当地人,现在也很难再深圳买得起房。
‌‌“买房,对我来说,同样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一位在深圳腾讯总部工作的85后阿文告诉记者。他在腾讯已工作4年,级别为T2级工程师,薪水接近3万,在腾讯普通员工薪酬中属于中等偏上,买房一事依然无限期搁置。
过去一年中,阿文几番动了买房心思。作为一个狭长型区域,深圳中心一路向西延伸,福田区、南山区和前海片区大部分楼盘房价已高达每平方米7万甚至 10万元,‌‌“二手房也是一样疯狂,南山科技园南,低于10万的二手楼盘没有,比较差的北区,低于7万的小区也只有两三个。‌‌”
看了一年下来,阿文眼睁睁的看着距离腾讯总部30多公里、交通不便的龙岗都从3万多涨到了5万多,‌‌“现在在深圳,月入3万多也只能买在关外了。房价是同事讨论重点,但买房的人不多,很多同事都无能为力。‌‌”
事实上,作为深圳,乃至全球互联网企业标杆,腾讯员工的薪水一向为外人所羡慕。此外,为了减轻员工购房负担,在2011年,腾讯推出‌‌“安居计划 ‌‌”,为一线和二线城市符合条件的员工分别提供最高30万元和20万元的首套房‌‌“安居借款‌‌”。到了2015年4月,腾讯又将一线城市员工能享受 的安居借款额度提高至50万元,二线城市提高至25万元。
按照腾讯要求,入职满三年员工,或者入职满两年在绩效考核中进入前两档的优秀员工就有资格申请安居借款,全部借款需要在六年内还完。阿文已符合这个 资格,2014年底曾申请过一次,但没有抽中,结果2015年初深圳房价就一路狂飙,‌‌“假如房价为最低的7万/平方米,要买下8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超 过600万元,首付比例和各种税费接近200万元,即使公司借给50万元,吸空了我和父母的血汗钱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市政协委员袁明深有感触,深圳不少高新技术企业每年会从全国高校招聘大量的优秀毕业生,很多优秀毕业生如今成长 为企业骨干,相应的薪酬福利在深圳也有一定竞争力。毕业四五年,这些年轻的人才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但高昂的房价让他们无法拥有稳定的‌‌“家‌‌”。
现阶段可以不买房,但很多深圳年轻人连房都租不起了。在年初召开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戴梅表示,以前只是房价高,今年租金也开始猛涨。在南 山区科技园附近,三房一厅的租金一般都在七八千元。与北京拥有大量地下室不同,深圳高房租将租客逼进城中村,城中村又抱着深圳房价大腿,量价齐升。
‌‌“有同事在福田租了一房一厅,月租4500元。‌‌”阿文说,现在他与人合租在南山一老小区,一个三居室的10平米房间,每间房月租金2200,房东已明确告诉他,今年5月续约时要上涨500元。
对阿文来说,与丁墨相比他幸运的是,他有女友,又有一个好工作,父母工作/身体都还不错,如果掏空整个家庭,还是能勉强购买上的。但是,这只是比较幸运的例子,在深圳1000多万的外来常住人口中,有多少这样的比例呢?
‌‌“房价就是一堵梦想和现实的水泥墙。‌‌”80后,跟随父母1995年就到深圳打拼的周喆说,现在全家四口挤在50平米不到的房子里,小学初中高中都在蛇口,真正体会到了在深圳市区长大却无法立足的可悲。
当然,这种绝望和悲哀,是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购房刚需者共同的绝望。由2015年国内A股股灾开始、国内GDP增速放缓之后,一系列降息、降准、降低房产交易税、解除限购去库存政策的出台,导致深圳、上海、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房价在2015年开始急速飙升。
在各种社交APP上,IT从业者也只能无奈频频吐槽。‌‌“好多房子一涨就是百万,三年又白干。原本快凑好首付、现在一涨更不够了。‌‌”一位北京 阿里工作多年的程序员一边吐槽着飙涨的北京房价,一边表示‌‌“最迟明年离开北京去杭州。‌‌”但杭州的难道就比北上深好过么?马上就有该地区一公司单身 同学表示:‌‌“杭州也买不起,钱江世纪城都接近3万了。‌‌”
最后,即使凑到了首付,在北京外地人买房还意味着需要5年的社保、缴税记录。在上海单身不准买,不仅要3年满2年有社保记录,还必须要有结婚证。
招不到人与逃离深圳
房价暴涨,租房水涨船高,带动什么都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刘国宏就担心,深圳对研发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今年3月,一篇名为《深圳房价暴涨57.8%:会将互联网人才赶向广州?》的文章就刷爆了朋友圈。
‌‌“好多员工应聘后都不愿过来。‌‌”Car+的创始人程瀚,1年前他从美国硅谷回到深圳创业。‌‌“刚到深圳的时候南山房价还是3万多,现在涨到了6万多,因此人力成本也随之上升,招人变得越来越困难。‌‌”
物联网软件方面的创业者赵东,公司有七八十个员工,去年他们要招七八个人,在网络上打出招聘广告后,断断续续招了大半年,好歹人招齐了。但是在 2015年业务扩大后打算再招十来个人,结果大半年过去,一个合适的人还没招到。‌‌“打电话去联系投递简历的求职者时,不少在深圳干了四五年甚至七八年 的求职者说正准备回内地找工作了。‌‌”
‌‌“深圳的高房价使得求职者都抱着找高薪工作的心态。‌‌”总部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的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R经理罗女士认为,高房价还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包括高房租、高物价等,从而使公司在人才招聘方面受到了影响。
在罗女士所在公司,从2015年下半年以来,招聘网站比往年多花了几倍的钱,薪水也比往年增加10%到20%,但所投简历从未有过的惊人的少,‌‌“开发难招也就罢了,文员、助理这样的位置也难招,大部分人一开口就要5000以上,否则免谈。‌‌”
而在人力资源部开展日常招聘工作中,还出现过一些已经通过面试沟通的求职者在办理入职手续时临阵脱逃情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高房价,罗女士说,关 内房租贵得离谱,5000工资不够吃住,关外房租也水涨船高,地铁拥挤,除掉吃住所剩无几。年头到年尾,剩不了几个钱,大家都不是傻子。
‌‌“去年到我们这里面谈的国家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面谈了190位,最后引进了大概十几位,大多数跑掉的都是因为住房问题。‌‌”深圳市人大代表、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姚英学炮轰‌‌“高房价‌‌”,目前深圳高校引进师资的最大问题就是住房问题。
就连大公司的HR也很无奈。‌‌“不考虑学历,只要你能拿出在学校里很牛的杀手锏,中兴愿意提供年薪35万元。‌‌”2014年年底,中兴为覆盖 ‌‌“互联网+‌‌”领域,启动了‌‌“蓝剑计划‌‌”,招募校园精英,以优厚条件吸引创新人才。但1年多过去,‌‌“100个指标,只录了32个人。 ‌‌”
招不到人,原有的人才也很难留下来。位于南山科技园的某生物公司,成立于2005年,技术研发人员占比超过半数。该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陈女士坦承, 企业人员近年来的流失率处于偏高水平。据统计,企业现有200多人,比2010年时减少了100多人。一位在该公司工作了7年的中层管理者以及一位负责研 发工作的博士,都是由于深圳的房价原因,选择离开深圳,回到了家乡。
‌‌“逃离北上广‌‌”曾是网络上的一个热门话题,现在,‌‌“逃离深圳‌‌”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对于深圳、北京上海等地的年轻来说,每个月工资 的1/3将用于支付房租,每月没有积蓄,当他们的梦想破灭,青春伴随着房价不断上涨逐步耗尽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回家‌‌”。
今年年初,在深圳打拼了20来年的武汉老板老梅(化名)决定跟随离职员工的脚步,将公司研发中心搬回武汉。老梅的的公司共25名员工,其中16名为研发人员。从2015年初开始,已有8名研发人员离职,其中3名回到了家乡。
老梅也曾采取加工资、原始股权等方式挽留这些跟随了他多年的员工,但是在高房价面前他的言辞似乎有些苍白无力。‌‌“我最多一年能给这些部门经理每人多发十几万元的工资,但是他们家乡的房价可能还不到深圳的1/6。‌‌”
在一个论坛分享会上,财经作家吴晓波就认为,不仅是在深圳,对于北京等地的互联网人来说,大多数创业者依靠梦想支撑着他们的创业,尽管不排除依靠上 市来实现财务自由,但毕竟这不具备代表性。‌‌“一个城市房价涨30%,估计公司一半的人没心思工作了。涨50%,有些地方去年甚至涨了100%,肯定我 觉得非常不正常。讨论那么多创业,那么多创业转型,房价猛涨把这个风全部都推没了。‌‌”
连华为、中兴都撤离深圳
不仅仅是年轻的互联网人,面对高房价,创业公司经营困难也在增加。因为无论是办公成本,还是用人、物价水平都会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变得让公司难以支 撑。根据记者了解,2015年来以富昌电子为代表的深圳数十家制造业企业倒闭引发的震荡仍在持续,受牵连的一大批小供应商们生存难以为继。
32岁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阿斌对记者说,他的创业团队有7个人,在深圳车公庙附近租有一间近30平方米的办公室,虽然产品仍在内测阶段,但每个月 5000元的租金是除了人力外最大的开销,并且仍有不小的‌‌“上行浮动‌‌”空间。现在他在考虑关外的办公室,他的朋友在关外150平方米的办公室只需 要8000元。
‌‌“南山房租太贵了,我们团队现在搬到了郊区。‌‌”深圳智能硬件公司Sleepace创始人黄锦锋也表示,尽管在2015年7月份,公司已成功获得了4000多万元融资,但依旧难逃深圳房价带来的压力。
这种压力,现在看上去连华为、富士康、高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制造厂商和外资企业都难以承受了。
华为已成为深圳的名片,但现在,在深圳都建起了小半个城的华为,也选择不了不在深圳继续扩张,而是选择迁都东莞松山湖。
华为终端总部项目位于松山湖南区,占地1900亩,总建筑面约126.7万平方米,届时将有3万研发人员聚集于此。早在2014年,华为有关出口终 端大部分已撤离深圳,在当年8月6日,东莞市国税局确认华为终端(手机与平板电脑)已转至东莞松山湖设立实体公司,公司已产生纳税行为。
近日又有消息称,除了华为手机研发会留在深圳,无线部分、华为大学、研发中心、中试中心等要搬至东莞松山湖华为基地,并可能会在2017年、2018年进行大型搬迁工作。
这个消息得到了多位华为员工的验证,一位华为员工表示,其实新区选址在松湖山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华为员工早就在论坛里曝光了这个消息,余承东也曾 表示:‌‌“东莞松山湖离深圳较近,开车约50分钟,未来深圳中心北移则更近,周边环境很优美,房子便宜很多,员工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华为拓展的地 价当然是第一位要考虑的,但是没房的员工想在深圳‌‌“安居‌‌”确实越来越难。
在华为之前,富士康集团已将大部分电子产品代工生产线从深圳搬迁至郑州、重庆、南宁、烟台等二三四线城市,而在富士康深圳总部,引进机器人以及自动化生产线,员工数量已经从之前的30万人降低到20万人。
与此同时,中兴通讯深圳生产基地的大部分将搬迁至河源,届时中兴通讯河源项目将有工人上万名,2017年可实现产值100亿元以上。此外,国际半导 体大厂高通,因担忧深圳租金过高,同时目前业务很难再大增长,同样的薪金在深圳很难留住人,2016年春节开工就讨论计划将办公室迁往广州,实验室和工作 室搬到东莞。
这些对深圳来说绝不是好消息,如果华为等离开,深圳龙岗区的税收将失去第一大支柱——华为产值占龙岗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2012年的40%增长到 2015年的50%以上。根据深圳官方流出的内部材料来看,深圳的高房价对实体产业的冲击已经显像化。无论高端的南山区,还是低端的龙岗区,以电子制造为 首的实体产业都出现溃退迹象。
危险信号:深圳将走香港‌‌“产业空心化‌‌”老路?
现在,一些业内人士对高房价带来的深圳冲级表示了深深担忧。
今年3月底,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召开的‌‌“深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重点‌‌”研讨会上,深圳房价也成为与会的学者、企业界人士‌‌“吐槽‌‌”点之一。
与会人士对高房价的担忧在于,高房价可能会把新的创业人员挡在深圳门外,也会导致一些科技创新企业转移到深圳周边如东莞、惠州等地。深圳需要为科技 创新企业建立最后的庇护所,不能走香港‌‌“产业空心化‌‌”的老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就看到香港产业逐渐空心化,最后连研发都做不了。如 果房价继续这样上冲的话,新的创业人员怎么进来?‌‌”在研讨会上,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资讯中心主任龙隆担忧深圳走上香港的老路。
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金心异也认为,现在连华为、腾讯种收入高的企业都出来喊‌‌“疼‌‌”,它们代表业界在喊疼,已经是撑不住了。龙 岗的房价4万多,还能保得住我们的科技产业吗?华为大量的生产环节迁到东莞了,估计华为将来一些新的产业也不会放在深圳。龙岗、坪山、光明这几个区要为科 技产业建立最后一个庇护所,政府要好好研究。
那么,是什么催生了深圳全球第一快速上涨的高房价?
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是深圳人口众多而面积很小,仅有北京的八分之一,广州的四分之一。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日前表示,未来要填海55平方公里,陆地整备50平方公里。
不过记者也发现,不少人把原因归咎于大众创新与高科技产业的兴起——早在2012年,任志强就曾表示IT高薪拉高了房价。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2008年以后,借助互联网迅速发展契机,深圳从山寨之都转向创业之都。狭小空间内集聚了2000万人口、1000多个产业园 区、185.8万户商事主体(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激励下,加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深圳迅速成为互联网之都、创业之都 (集中了2/3的私募)和中国的‌‌“硅谷‌‌”。
2014年,深圳市新增中小企业19.6万家,上市备案企业达940家,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总量连续8年位居国内大中城市首位,并迅速出现了一批富裕群体,他们是深圳近期购房的主力。
曾有网友在看房过程中向搜房网置业顾问表示:‌‌“是华为成就了坂田,像坂田周边配套这么不成熟,都是因为华为在这,房价才飙涨到5、6万‌‌”。 坂田房价上涨的原因肯定不能‌‌“怪罪‌‌”给华为,但作为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大量员工的居住需求确实拉动了市场,最新消息也显示,随着华为的入 驻,今年1月东莞松山湖一个镇街的房价突破了每平方米1.8万元,这是东莞房价首次突破1.8万元。
而作为科技创新企业的聚集区,南山区2015年的GDP总量3715亿元,再次高居广东省十强区榜首,腾讯、大疆等大量互联网、高新技术企业驻扎在南山区。在南山区,众多楼盘的价格高达10万元/平方米。
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王红卫认为,创业热潮被彻底引爆之后,仅是南山区一个区的众创空间和服务平台就已经超过了100个,在全国没有其他城市 有如此大规模的孵化基地。不过,创业潮并不一定就是深圳房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租金的向上波动性,可能会通过传导效应形成房价上扬的预 期。
不过,不仅仅是房地产,大量的创业孵化器背后,其实都是利益方敛财的工具。深圳南山创业孵化器管理相关人士透露,许多孵化器是此前的厂房、酒店改造 而成,‌‌“许多孵化器打着支持创业者们的名号收取高额的房租。像联想之星、京东JD这样的孵化器租金价格并不便宜,160元元/平方米/月,还需要物业 管理费,这个价格已经和福田车公庙相差无几。‌‌”
不过对于深圳这座电子制造之都来说,好消息是有人离开,也有人进来。就在深圳房价暴涨之际,深圳与乐视达成战略合作,乐视控股CEO贾跃亭表示,很快乐视智能终端总部将会迁移到深圳。李开复也表示,将创新工场部分业务迁移到深圳来,落户在南山区。
‌‌“即使房价已涨得很高,但深圳还是非常好的创业城市。部分产业和人员的迁移,对深圳也是一个机会。跟硅谷一样,竞争力很强,但大家都说房价贵得要命。‌‌”汉能投资CEO陈宏说。
故事
大城市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又是谁的天堂?如果是天堂,他们为什么还要不得不黯然地选择逃离?如果是地狱,他们当初又为何怀揣梦想蜂拥而入?即便倾家荡产有了一套房,对他们来说就是幸福了吗?
无房者:剩女愁嫁的无奈
人物档案:骆琳,1984年生,女,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深圳某外贸电商公司跨境运营经理,月薪税前18000元左右。在重庆黔江县城老家购房一套。
骆琳选择深圳,是一开始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相比于纷纷想往上海广州这些热点城市里挤的同学,她觉得自己算得上头脑冷静。因为深圳是一个极具创造力和活力的年轻城市,是外来人的天堂,无数财富故事在这里上演,似乎只要努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在大学毕业时,骆琳在铺天盖地的校园招聘中选择了一家深圳企业。她希望可以在那个大城市有好的发展,将来父母退休也可以去深圳养老。
理想和现实总是很残忍。刚到‌‌“公司‌‌”,骆琳就有些失望。所谓本部位于深圳‌‌“关外‌‌”,距离市中心相当遥远,是一座大型的工业园,一排排厂房紧密相邻,中间是食堂,最里面则是集体宿舍,整个环境偏僻而封闭。
但即便这样,她还总能在同学的交流中,收获羡慕。因为她的公司包吃包住,每月3000元出头的工资轻轻松松就可以攒下2000元。2011年,骆琳选择跳槽到深圳市区,加入了现在的公司。
由于英语能力优秀,骆琳在过去几年中很快从一个专员升到了跨境运营经理,负责接洽非洲、南美洲业务事宜,工资也从3000多元飞升到现在的18000元。但是,这一切,对骆琳来说,却没有太多的意义。
原因很简单:32岁的骆琳,至今没有结婚,成了一个大龄剩女。‌‌“前几年,与大学男友分手的伤口还深,加上为事业拼命,没有精力去恋爱,一回头, 却发现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了。‌‌”骆琳说,在深圳,有能力购房者,看不上她这样的‌‌“大龄剩女‌‌”,而能看上她的,却往往是没有能力购房,比 她还小的年轻人,无法给她一个立足的家,‌‌“这就是现实,更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骆琳也想过靠自己在深圳购房,但她很清楚这是天方夜谭。税前18000元的工资,税后拿到手14000,房租加水电、吃饭,偶尔逛街,衣服鞋子和化妆品等杂七杂八的开销,每个月要花掉一半。
‌‌“我现在都不敢在网上和同学聊天了。‌‌”骆琳叹了口气,因为老家的同学基本上都结婚了,绝大部分有房有车有孩子,‌‌“2014年春节,我回 老家时参加了个同学会,很多同学开车带着孩子过来,聚会最后变成了家长里短的育儿经。末了,不约而同问我什么时候结婚,那场面,对我来说真不是个滋味。 ‌‌”
回到老家么?骆琳对此也不敢想象。回去能干什么?就为了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那这么多年的辛苦奋斗,又是为了什么?
2015年,骆琳利用积蓄在老家一个小区首付了套房子。‌‌“给农村的爸妈住,他们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每天还未我的个人问题焦头难额,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至于她自己,现在除了上班,就是参加各种跑步运动或登山。她说,‌‌“或许就是一辈子光棍剩女了,有自己喜欢的运动,也挺好的吧。‌‌”
有房者:活在夹缝里的房奴
人物档案:高辉1986年生,武汉人。2009年南下深圳发展,现为某电子公司JAVA工程师,月薪21000元。2014年初在深圳福田购有80平米住房一套。
月薪2300元,深圳有房一套,30岁的高辉,是他所在公司绝大部分人的羡慕对象。
但只有他,知道自己的无奈和悲哀——现在,他每天都奔波在供房的艰辛道路上,每天神经紧绷,小心翼翼地处理手头上的事务,领导一皱眉头,他的情绪就会非常紧张,面对没日没夜的加班,他不敢提一个‌‌“不‌‌”字——为了赚到了今天的按揭款,他不敢有任何闪失。
2014年,因为不想一次次搬家看房东脸色,因为不想让女友离开自己,他咬咬牙用父母的养老金、找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才在福田区购买了一套80来平方米的房子。之后每个月要还银行8000多元的按揭款,还完30年才算完事。
就这样,他成了丈夫,也成了房奴。理论上计算,他的收入还算不错,一个月的按揭款算不了什么,但老婆工资很少,生活开销越来越大,未来养小孩更是大难题,更重要的是还要还亲戚朋友的几十万。
‌‌“每天闭眼睁眼,都是压在头顶的几百万债务。‌‌”高辉感觉自己得了焦虑症,他不能打车,只能早起晚归,只能熬夜加班,他戒了烟酒,不再参加聚 会,不再与人礼尚往来,不再看电影,不再进饭店,他还还怕催债的电话,更害怕生病,害怕迟到,害怕失业,害怕老婆怀孕,害怕一切突如其来的变故。
所以,除了工作与回家,过去一年高辉几乎与世隔绝。‌‌“在深圳这个创业城市,以前我还有自己创业的想法,但相当哪些债务,想到每天的按揭款,就无奈灭绝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经不起任何折腾与风险。‌‌”
所以,高辉说公司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他的悲哀。‌‌“整整30年,我都60多了,才能还完银行的按揭,这一辈子,就被这一套房奴役了。‌‌”高辉说,中国人说‌‌“居者有其所‌‌”才算真正的家,但为了这个所谓的家劳累一辈子,就真的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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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农们,你们有技术,可以到美国啊,美国需要大把的互联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