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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9 May 2016

中共统治下社会上升管道的严重扭曲 作者:何清涟

红二代们在文革中那句著名的血统论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改革以来红二代们在资源先占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了社会不公、腐败横 行的根源之一。一个声称要消灭私有制与社会不公、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权,最后却将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史上最腐败、最不公正的社会,只能说是对 中国人的严重讽刺了

人类社会中,越是等级色彩严重的社会,越压抑不住社会底层的上升愿望。一个社会只要有正常的社会上升通道,这种愿望会成为社会向上的动力机制,既给 社会带来活力,也为统治阶层吸纳人才。中国是个等级社会,由于特权无处不在,体现在生活的每一细微处,社会成员向上攀爬、出人头地的欲望特别强烈。但是, 这个社会的向上流动管道却非常狭窄。中国自隋唐以来,每次王朝更替之际以爵位奖赏了军功人士之后,都会通过科举制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集团, 尽管通过科举一途跻身于社会上层的人数相当少,但只要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榜样的力量在,就会给社会成员以希望,”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认可的上升途径。自清末取消科举制以来,社会上升通道就未能制度化。由于社会动荡,”乱世英雄起四方”,辛亥革命时期,军功与革命资历是 主要上升资本;国民政府早中期社会重建,机会多,军功、学历与才能让不少中下层有志青年获得升迁。
中共建政后,消灭了旧精英,但由于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注定是个机会稀缺的体制,因此,到了50年代末期,连就业都算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一种政 治奖赏,比如出身好的青年可以招工、参军,报考大学,可以提干,而出身不好的青年在50年代末就取消了升大学的资格,与招工、参军无缘,幸运的可以在集体制作坊式企业、小工场就业,更多人只能成为社会闲散人员,或被发配去支边,即到青海、甘肃、新疆、海南岛等地的农场就业。
正常社会的上升通道是凭借能力,但此时却被毛泽东的逆向身份歧视扭曲成凭借”出身”与基层干部的印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优先获得机会。谁 能获得这些机会并没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由青年家庭居住所在地的居委会、公社大队干部凭印象”考核”,这印象的形成,既可以通过参加居委会活动的表现,也可 以通过拍马屁取悦。在1976年以前,读大学的机会稀少,参军一直被视为中国青年最好的出路,招工次之。那时候,谁家有个孩子参军,父母亲及家人在当地就 是”光荣军属”,享有政治特权,一切优先。我的街坊中有一位邓姓人家,其儿子在1962年参军,上升很快,他家因为”拥军优属”(优待军属之意)而逐渐成 为街道一霸,其小儿子有轻微智障,留级三次,考试从不及格,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育开始,他突然被选拔成少先队大队长,经常在全校少先队大会上口吃地代表全体少先队员发言。
如果说中国几千年的人才选拔都是择优,只有毛泽东时代实现了择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