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其实远比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银行业要糟糕，但是如果以此来判定中国一定会发生日本式金融危机，显然是忽视了中日两国有个根本的不
同，即金融安全事关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与国同休”；日本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当然比美国银行业与政府关系要亲近得多，但远非“与国同休”，
内阁即使倒阁，也与银行生死无直接关系。
既然金融业安全事关政权安全，中共又视执政权为本党命脉，政权更替为“千百万人头落地”之事，其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法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帮银行消除坏债，日本政府则不能，日本银行业迟至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期，方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大规模开始金融 机构的合并重组浪潮；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促进企业再生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例下 降，从2002年到2006年，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比例从8.7%下降到了1.8%，金融机构整体不良比例从8.6%下降到了3.6%。
中国政府决不采用日本政府这种蜗牛爬行的方式化解银行坏帐，其措施既直接又强硬，短期内可让银行坏帐搬家。比如朱镕基时期既采取政府直接注资成立四 大资产管理公理，剥离银行坏帐；又让企业玩债转股，帮助企业与银行从帐面上消除银行坏帐，轻装上阵。温家宝任总理时，则通过吸收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 帮助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再推至香港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通过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顷刻间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跻身为国际前十大金融 巨头之列，成为最赚钱的银行。如今，中国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正在效仿朱镕基的老办法，只是今非昔比，老招术对付不了新困局。
简言之，中国金融危机缘于政府干预经济，政权安全系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金融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枪杆子。对这一点，全世界不明白，但中国专业人士都 明白。中国金融业的学者最近隐晦地表明，中日两国政府调控能力不同，表面上，他们盛赞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但对这点心知肚 明。我在《中国的金融危机为何总不爆发？》（VOA，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中国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党指挥枪”。
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的关键是“枪杆子定乾坤”，因为独裁或极权政治都是任借暴力获取并维持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扭曲市场，还可以消灭市场。这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经验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为债务危机所付的代价就是持续的通胀。
既然金融业安全事关政权安全，中共又视执政权为本党命脉，政权更替为“千百万人头落地”之事，其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法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帮银行消除坏债，日本政府则不能，日本银行业迟至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期，方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大规模开始金融 机构的合并重组浪潮；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促进企业再生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例下 降，从2002年到2006年，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比例从8.7%下降到了1.8%，金融机构整体不良比例从8.6%下降到了3.6%。
中国政府决不采用日本政府这种蜗牛爬行的方式化解银行坏帐，其措施既直接又强硬，短期内可让银行坏帐搬家。比如朱镕基时期既采取政府直接注资成立四 大资产管理公理，剥离银行坏帐；又让企业玩债转股，帮助企业与银行从帐面上消除银行坏帐，轻装上阵。温家宝任总理时，则通过吸收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 帮助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再推至香港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通过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顷刻间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跻身为国际前十大金融 巨头之列，成为最赚钱的银行。如今，中国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正在效仿朱镕基的老办法，只是今非昔比，老招术对付不了新困局。
简言之，中国金融危机缘于政府干预经济，政权安全系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金融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枪杆子。对这一点，全世界不明白，但中国专业人士都 明白。中国金融业的学者最近隐晦地表明，中日两国政府调控能力不同，表面上，他们盛赞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但对这点心知肚 明。我在《中国的金融危机为何总不爆发？》（VOA，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中国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党指挥枪”。
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的关键是“枪杆子定乾坤”，因为独裁或极权政治都是任借暴力获取并维持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扭曲市场，还可以消灭市场。这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经验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为债务危机所付的代价就是持续的通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