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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1 June 2016

不再“牺牲自己的良心”

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即将落成个之际,要制作一对巨型青花艺术花瓶,征集作家协会会员各留一句话。韦君宜写的一句话是:“我在年轻时入党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中国作家3000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韦君宜没想到的,也是很多人没想到的,而“要牺牲自己的良心”的何止她一个人!天地玄黄后,在无远弗届、首尾相接的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中,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没有谁能置身事外,洁身自好;也不仅仅是“有时候”要牺牲良心,在极左年代,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仅仅“有时候”牺牲自己的良心,怕是远远应付不了的。
良心,按照朱熹的说法,是人的“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但不能没有良心。平时人们表白心迹,最常用的是四个字:天地良心——以天地为自己的良心作证。有人在抬杠时说,良心值多少钱?但即使抬杠者本人也绝对不愿意落下一个没良心、昧了良心,良心坏了黑了,良心被狗吃了等类似的评价。人们对“文革”期间投靠林彪和“四人帮”者,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出卖良心。一个人,只要被斥为出卖良心,几等于开除了“人籍”,就没法在世上混了。
与出卖良心不同,韦君宜的牺牲良心,是被动、无奈和痛苦的,有着强烈的耻辱感,负罪感。这种耻辱感和负罪感一直压在她心头,让她喘不过气来,因此“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缘起》)
这使她早在1976年她就秘密写《思痛录》。在这本书《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一文中,韦君宜回忆:在“反右”运动中,作协总共不过200人,右派划了50多个,连“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韦君宜感到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回家告诉了时为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丈夫杨述。经蒋南翔、彭真斡旋,她逃过此劫。“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判别人。”韦君宜问:“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吗?不能。也得批。”那是一个不讲良心讲所谓立场的时代。良心牺牲了命还在,“立场”丢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当部下被批判时,“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当一位同志被划为右派时,她还不得不亲口向他传达组织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但“我当时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此,当批判黄秋耕时,“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与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耕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能够看出,在不得不牺牲良心时,韦君宜力图尽可能少牺牲点,在不得不下手时,她右手拿起了利刃,左手却本能地进行遮挡;或者高高举起,尽量轻一点落下,努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情。也因此,她能把写的批判文章交给被批判者看。
与韦君宜不同,同是牺牲良心,有些人牺牲得就毫无顾忌,特别彻底。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之《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文中讲到,史良与章伯钧同为民盟领导,有着几十年良好而深厚的友谊。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章伯钧“气不顺、想不通”,“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并“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了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晚上睡下立即“鼾声大作”。孰料,6月14日,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史良在对储安平一顿劈头盖脸、上纲上线的批判之后,调转枪口,把章伯钧那天晚上对她讲的内心话全部揭发出来。接着,史良说:“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此前的12日,章伯钧迫于压力,违心地在《光明日报》发文做了检讨),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文章中所讲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再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今天我在民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章诒和写道,史良的讲话,“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路线,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史良的发言全文。章诒和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章伯钧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接受良心的考验。’”
考验的结果是,良心完全屈服于眼前的利害,下手也就特别之狠,包括对早年相恋其后还藕断丝连的罗隆基。这也不难理解:良心牺牲得彻底了,亲情,爱情,友情,道义,友善,所有人间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都算不上什么了。
不要对史良撇嘴。早年,她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爱国民主运动,三次被捕入狱。是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颇有时誉。在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她慷慨激烈,要民主,要自由,不乏士人风骨,实乃女中翘楚。章诒和在对曾频频造访的史良仔细观察后,作了这样的评价:“古书上说:‘宽容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反右运动中,她整个变成了另一个人。
史良在反右运动中的反戈一击,带有标志性意义。
从恶如崩。羊群效应。1957年后,牺牲良心对国人来讲,就不再是羞于启齿和需要内心挣扎的事了。到了“文革”期间,举国除一人之外,都有牺牲良心的义务。
那是一个牺牲良心的赛场。牺牲得越早越主动越积极越彻底越无耻,越受抬举和赏识。
牺牲了良心,百无禁忌:告密亲友不用偷偷摸摸,落井下石也能理直气壮,打砸抢烧无不豪气干云,欺师灭祖人人振振有词,伤天害理,同室操戈,效忠表态,投靠反水,翻云覆雨,举凡为常识、常情、常理不容的丑类恶行,都粉墨登场。一场浩劫下来,只落得大地白茫茫,除了毒蘑菇和荒草能疯长,什么也生不出来了。
这就是牺牲良心的后果。
可以不牺牲吗,那就得牺牲安全甚至性命。
所以,在今天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我们无权指责当初被迫牺牲良心者为什么不学习林昭、张志新。形势比人强,讲什么钱杨没风骨!但这不等于说牺牲良心后还可以心安理得。像韦君宜那样去反思当年牺牲良心的个体责任和制度原因,不仅必要,而且时不我待。不然,牺牲良心的悲剧还无法避免。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从庙堂的贪赃枉法到江湖的制假售假,从最近莆田系中人到雷洋案中涉案警员,以及为涉案警员漂白者,哪一个不是在牺牲良心?
我们为牺牲良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两千多年前,屈原发出“魂兮归来”的呼唤。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呼唤:良心兮归来?而要让良心归来,需要像韦君宜那样的反思,尤其需要彻底根除逼良为娼的制度环境。那种牺牲良心的事儿不能再让人干了。
行文至此,看到邵燕祥在谈到红岩烈士何敬平的诗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时说:“事实证明,光是把牢底坐穿,并不能真正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如果不反思,不总结经验教训,旧的牢底坐穿了,肉体和精神还会堕入新的牢笼。只有在‘认识你自己’的同时,力求认识动态的历史和现实,才能使我们和后代从历史性的苦难中真正获救。”(朱正《一句顶一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