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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4 June 2016

一个“九十后”的“六四”记忆



長安街上的鮮血和坦克留給「廣場一代」的執念,成了不可磨滅的基因,塑造了中國今天的民間社會。
作為「90後」,從字面上就能知道,「六四」發生在我出生之前,我沒有任何關於「六四」的第一手記憶。在出生後的20多年裏,我完全不知道也沒有聽過「六四」。但對於現在的我,「六四」就像一個熟悉但素未謀面的師友,對我的人生持續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即使我無法準確預測這影響的後果。
第一次聽說「六四」长安街上的鲜血和坦克留给「广场一代」的执念,成了不可磨灭的基因,塑造了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
作为「90后」,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六四」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我没有任何关于「六四」的第一手记忆。在出生后的20多年里,我完全不知道也没有听过「六四」。但对于现在的我,「六四」就像一个熟悉但素未谋面的师友,对我的人生持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即使我无法准确预测这影响的后果。
第一次听说「六四」,应该是在2011年上半年的南京,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我,为了完成新闻课程的功课,做了关于南京梧桐树被砍伐事件的调查报道,并在微博发表传播。同样关心此事的微博网友找到了我,约我见面,从他口中,我第一次听说「推特」、「翻牆」,也第一次听说「六四」。
现在想来,这个网友应该属于南京的「推特党人」,日常热衷于结识「有潜质」的年轻人,并帮助他们「走出蒙昧」。这似乎是散落各地的「推特党人」都喜欢的活动,一般通过见面吃饭聊天达成,他们把这叫做「饭醉」。
2011年下半年,我到台湾做交换生,有了「肉身翻牆」的便利,才开始系统地从Youtube和图书馆里寻找什麽是「六四」。它让我难过,但它仍是一个历史故事,即使我在台湾见过也访问过「八九学潮」的亲历者。
在我这个大陆青年对「六四」感到隔膜的同时,我的台湾学运界朋友们却组成「六四」纪念社团,经营「六四」脸书页,年年组织大型的「六四」纪念活动。「六四」似乎属于他们多过属于我?但我也对同龄的他们也感到隔膜,每次跟他们谈到中国大陆的政治打压和人权问题,他们都只有两种回应方法:真的假的?好夸张哦!
渐渐地,我开始更享受跟台湾四五十岁、经历过党外抗争的人聊天——如果说,跟台湾的社运青年相处时,我像在水底下跟水面上的他们聊天,那麽台湾的社运中年们,则是同样有过水面下的生存体验的人——这对我起了奇怪的深远影响,我逐渐发现自己的爱恋对象也锁定了有过「广场」经历的人,在台湾是「野百合学运」,在大陆自然就是「八九学潮」。
经过前面这些铺垫,才能说到下面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六四」有着生命的联繫的事:
我父母有一本家庭日记本,他们从80年代开始记下家庭中的大事。我认真翻阅过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记录,没有提到「八九」或「六四」,一次都没有。这本日记在那段时间唯一关于公共事件的记录,是1990年9月23日的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因为,那是我出生的日子。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第一个参与过「八九学潮」的男友,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那真是有史以来最无聊的一届亚运会!」
原因是,「六四」之后社会极为低沉压抑的气氛下,北京市民对亚运会毫无兴趣,亚运会的门票都很难售出,于是北京各高校只好用补贴餐券的方式组织学生去观看比赛。当时的他按着课表去上课,教室却空无一人,他带着疑惑转到图书馆自习。后来才知道,同学是被组织去看亚运足球赛了,因参与「八九」受到审查的他却连通知都没收到。他在亚运会期间就只好苦闷地独自往来宿舍和图书馆。
这个故事给了我一种奇妙的震撼:「哦!原来我的出生跟原来想像的完全不一样。」见过08年奥运会的我,对那个亚运开幕式的想像自然是歌舞昇平、激动欢乐的。这种震撼就像重写了我的一小段生命记忆,而要重写的原因仅仅就是「六四」。
后来,我又交往过其他有「广场」经历的人。那段经历,都对他们有着不可忽略也不可逆转的塑造/扭曲:一个「八九一代」,床下一直藏着一个「大声公」,家里、车里、办公室里都有喷漆或简易刀具,好像随时准备着要去革命;另一个「八九一代」,对任何同为「八九一代」的人表现出对当局的幻想和妥协,都忿忿不平、难以接受,他说,坦克都上过街了,有什麽理由要民间先妥协;一个「野百合学运」的参与者,他总觉得当年的运动虽然胜利了,他们却没有把胜利的果实保护好,他两岸漂泊,希望中国大陆在转型时不要重蹈覆辙,却越来越失望……
我很快意识到,在这些「广场一代」生命中,有重要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个广场上。那年那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和坦克留给他们的执念,成了不可磨灭的基因,塑造了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
久而久之,我对「六四」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也有一种特殊的厌恶。参加港台的一些「六四」普及性活动时,我会感到烦躁不安,我真真切切地知道到自己仍活在「六四」的阴影里,不太喜欢别人向我描述那阴影的样子。
我通过亲密关係才能体验「六四」和它的后遗症,这在同龄人中恐怕是难以複製的。年轻人能知道「六四」的就很少,遑论「六四」对自己和社会的影响和塑造。如果问一个有公共关怀的年轻人,是什麽影响了他,他可能会提到一些书、一些讲座和一些志愿服务经历,极少会提到「六四」,即使提到也大多是说知道此事时「感到震撼」。
这大概也是「八九一代」的悲哀之处,在市场化洪流和信息垄断之下,他们能提醒自己当年在广场上的同伴「勿忘六四」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无空间和馀力去为「六四」记忆培养继承人。
在记者张洁平的《佔中三步曲》中,发起「雨伞运动」的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六四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接触公共领域的门槛,我们绝大部份对政治、社会议题的关心,都是从六四开始的。」另一学联代表锺耀华则说:「每年的五月初,你看一下报章,都会开始讲六四,一直到烛光晚会。我就在想,哇,十几二十万人就去那里坐着?打机不好吗?拍拖不好吗?为什麽香港有班人这麽执着的?为什麽呢?然后就会去找六四是什麽,北京发生了什麽,香港的反应是什麽……对我来说,这就是启蒙。」
对中国年轻一代,这样的启蒙是天方夜谭。
但中国的年轻一代抗争者到底需不需要「六四记忆」?这跟问他们需不需要「文革记忆」、「反右记忆」、「大飢荒记忆」都是类似的,在于他们是否需要再用自己的鲜血去验证专制的性质。并没有一段记忆「必须」有人记住,也没有一群人「必须」守护某段记忆,但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人与极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