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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2 June 2016

何清涟:文革毒地依然在,只是缺契机

今年是文革50周年,“5-16通知”被公认为文革之始。当此际,海内外中文媒体密集地发布了很多文章,文章呈现两极化,国内主要是左派表达怀念之思;海外中文媒体上则多批判之言,除此而外,将刚冒头的习近平个人崇拜、政治迫害解释成回归文革的征兆。
文革究竟会不会回归中国?这得先弄清楚文革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多年,认为文革是中国人在最高皇权的号召下,对现存秩序的一次暴力颠覆。中国文化中,对“力”的崇拜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对“力”的崇拜呈两极表现,一是对权力的崇拜,极致是对皇权的高度崇拜;二是对暴力的崇拜,中国江湖文化始终存在,比如对水浒英雄、游侠文化与黑道文化的崇拜。如果要对文革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文革是权力与民间暴力在中国千载难逢的一次大结合。
弄清文革的性质,以及它发生时的社会条件,我们就会明白文革要重回中国,要点在于权力与民间暴力会不会结合,即权力是不是放纵民间暴力肆虐。
一、个人崇拜只是权力崇拜的一种形式
现在很多人批评习近平集权、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是想建立独裁政治,并将这点与中国回归文革联系起来。
对习近平集权想建立独裁的批评,那是假定集体领导不是独裁,个人专断才是独裁。对此我曾撰文指出,政治学对独裁的定义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集团拥有绝对政治权力而不受宪政与法律限制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统治权常由一人或一集团所垄断,通过不同的镇压机制来发挥其政治权威。从一战以来,世界的独裁政体分为宪法独裁、共产独裁(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独裁及法西斯独裁,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经过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又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独裁政体,如宗教独裁、家族独裁等。
中共政府以其政治实践昭告世界,中共的政治体制就是独裁政治,无论是毛泽东个人垄断权力的统治模式,还是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奉行的集体领导(寡头共治,即媒体称谓的“九龙治水”)的统治模式,都没改变中共的独裁政治本质;习近平并非想恢复独裁,因为他接手的政权就是独裁政体,他只是想将寡头独裁变为个人独裁。观诸世界近现代史,独裁政治中的个人独裁与宗教独裁,比较容易出现个人崇拜现象,比如前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伊朗的霍梅尼。
政治迫害也非文革的专利,而是专制极权政治的共性。从毛泽东建立中共政权那一天开始,中国的政治迫害就从未停止过,区别只在于有时进入宽松期,有时进入严控期。在各种运动期间,政治迫害集中,规模大,受迫害的人数多,比如反右、文革、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政治迫害就非常密集。文革期间因领袖意愿多变,政治形势变化太快,这一波政治运动的迫害者,在下一波政治运动中,就可能成为被迫害者。怀念文革的人,多数属于文革的最终受益者。
二、中国传统江湖文化的暴力崇拜与皇帝情结
历史上,每个民族从蒙昧时期开始,都经历过对原始暴力的崇拜,文明成熟后会演化为对皇(王)权的崇拜,以及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权力替代物的侠义道的崇拜。法国有佐罗传说、美国有西部故事、中国有游侠文化。当文明进入现代法治之后,这种侠义暴力的传说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才会淡化。
中国的游侠文化是游民社会的产物。中国的游侠文化始于战国时期,到两汉形成一种社会现象,是让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两汉时期游侠文化对中国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演变成一种心态、一种生活追求,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以上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游侠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内容逐渐丰富,最后定格于《水浒传》中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在王朝末期,又与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结合起来,成为农民起义的号召。
但是,即使是要推翻王朝的农民起义,也常常要借助其他类型的权力给予支持与合法性,一是神道力量,二是拥戴皇族后裔加强号召力,比如西汉末期绿林赤眉起义时,就推出有皇族血统的放牛娃刘盆子为首领。皇权与江湖权力从来就没有错位,造反者梦寐以求的就是坐上龙椅当皇上,但皇帝从来没想去降格当江湖领袖,最多只是想收伏江湖为自己所用。造反者在破坏旧世界时将暴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出现唐末诗歌中“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这种情形;夺了龙椅之后,立刻出现“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这种翻身喜庆现象。
朝廷权力与江湖社会并存,这种现象在清中叶以来非常突出,因为自乾隆以来人口剧增,游民日多,依傍江湖组织成了游民谋生手段。当时有句话,“朝廷小,江湖大”,意指江湖会社是朝廷权力的盲点。但江湖一般情况下不会与朝廷直接对抗,对抗者如白莲教、天地会就会遭到朝廷镇压,而漕帮则与朝廷合作甚好。至于朝廷与江湖合作,只有清末慈禧太后忽发奇想,要利用义和团驱洋。结果惹来大祸。但慈禧太后也没想动员民间暴力推翻爱新觉罗皇朝,只有毛泽东的文革才是皇帝动员民间力量“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尽管这个“旧世界”本来由他亲手缔造。
三、文革发生的契机之一:毛泽东收回权力的需要
文革是权力高端即皇权与民间暴力在中国千载难逢的一次大结合。那么,文革之前,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文革发生的契机之所以出现,当然首先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一般公认,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及经济政策的严重失误,导致中国出现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伤害,在党内威望严重受损,不得不退居二线。1962年夏天,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深深得罪了毛泽东。此后,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收拾残局。经过几年整顿,刘少奇将中国收拾得有点气象,威望上升,一度出现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毛深感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因而要通过“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方式来打乱当时的政治格局,重新收权。他是发动群众运动的老手,因此想到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发动群众。
四、文革发生的契机之二:底层翻身的需要
中共建政后,工人农民翻身获得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但经济地位仍然低下、文化教养并没有得到提升与改善,他们渴望真正“翻身”。
1、“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的翻身需求
文革当中,红卫兵与造反派经常宣示:“要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只是句中“世界”这个词有时会被换成“历史”二字。这句话是中共土改时的宣传用语,意思是“解放前”即中共1949年建政前的社会格局是颠倒的,是地主这种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当家的世界,工人农民饱受压迫,如今要在中共领导下革命,要翻身做主人。在共产革命口号的鼓动及中共枪杆子的保护下,全中国用土改及随后而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化私为公,乡村精英阶层即地主、富农家的土地、浮财、年轻女人全分给贫下中农,不少地主则被枪毙了,农村基层政权由没有文化的共产党干部与农民共同掌管。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虽然在阶层序列“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上排在第二位,优于革命干部,但由于人民公社化,经济上一直非常贫穷。
城市的情况复杂一些,中共的主要依靠对象工农干部们管理运作不了城市那复杂的经济系统,因此,在有近现代工商业的大中城市中,那些政治上已经被打倒、归于另册的“旧社会”精英有不少被留用,比如医院、大学、中学教师,工厂企业商业系统的管理,都需要专业知识。加之50年代进入大学的人还有不少是所谓剥削阶级子弟,因为他们在教育传承上有优势。文化戏剧界也是专业领域,旧精英依然占领着舞台。
这种情况时时让城市里的工人、贫民感到压抑。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时,他们的翻身愿望被中共鼓动起来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尤其是工人,是“新社会”的正宗主人翁,但最后却只能继续从事工人的工作,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作为政工干部提拔到工厂管理层,大多数主人公仍然是挂着领导阶级名号的体力工作者。家庭经济收入也远不如那些政治贱民,比如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各种出身不好的文教卫科技工作阶层。这种实际生活中的低下感,与被中共在50年代初期土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鼓动起来的翻身感形成剧烈反差。
这种社会情绪如果未经过中共刻意培养,应该不会发展成文革时那种暴力喷发式状态。至少,在1964年中共大规模开展阶级斗争教育之前,我的邻里街坊都平静相处,无论是干部、医生、教师、工人,大家都守望相助,互相给予方便。谁家孩子生病,家长不在时,邻里立刻背上就跑,赶紧送到医院。家中无人时,连门都不用锁,自有邻里照看。
2、中共的阶级教育培养社会仇恨
到1964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人、城市贫民、贫下中农的政治优越感被调动起来了,表达阶级仇恨成为一种政治时髦。
以本人经历为例:我入学早,1964年已经是三年级学生,一直是三好、五好学生、班干部,参加作文比赛,无论在市里、省里,每次都能拿奖。但1964年以后,这些荣誉全都被剥夺了,还被一些出身好的差学生骂为“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只是我运气好,一是这些学生的家长受惠于我父亲医术,发现他们这类行为后施以惩罚,不许他们再骂;二是两位出身革干家庭、经常与我一起外出参加校外比赛的男同学看到这些差生欺负我,痛揍过他们两次,因此这些差生没敢再对我进行持续的辱骂。
但整个社会的翻身欲望却被调动起来,翻身自然没有可能,但用践踏政治贱民来彰显自身高人一等却有可能,这种仇恨情绪还被官方定义为政治正确的阶级感情。

五、“革命翻身成元勋”的激励
社会底层仅有翻身意识还是不够的,得有途径,途径就是革命。中共的革命教育承担了这种教诲功能,几十年如一日地用各种版本的翻身故事教导本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从奴隶到将军、放牛娃成了革命元勋的励志故事充斥小学、中学语文课本,以及各种革命教育读本。在赞扬革命者大无畏牺牲精神的同时,也展示了革命者成为元勋的光明前景。
这些故事的主角,主要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地,各省的大中城市也有一些。现实生活中,这些元勋家庭子女享受的特殊待遇让人羡慕。我的小学同学中有三位姜姓同学,父亲是长征老干部,双胞胎中的女孩成绩平平,但听话温和,有利于学校培养,因此各种荣誉集于一身;男孩则集坏学生的特点于一身,不写作业,逃学,经常捣蛋,老师都不敢批评。低两个年级的弟弟向这位哥哥学习,都是全校有名的捣蛋鬼。一位体育老师因忍无可忍在拉大姜同学时拧了一下耳朵,结果是老师被迫向学生家长道歉。虽然从未有老师正式宣示过这三兄妹的特权,但孩子们都非常清楚他们这种特殊待遇与其父亲的“长征老干部”身份有关。一位市粮食局局长的儿子被姜姓兄弟打得头破血流,衣服撕得稀烂,学校还停课一周以示惩罚。这位男生心中不平,认为这是他爸的地位是南下干部,低于长征老干部所造成的结果,不肯来复课,对他爸爸说:“都怨你,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不去长征?”
至于红二代们在文革中那句著名的血统论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改革以来红二代们在资源先占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了社会不公、腐败横行的根源之一。一个声称要消灭私有制与社会不公、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权,最后却将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史上最腐败、最不公正的社会,只能说是对中国人的严重讽刺了。
六、中共统治下社会上升管道的严重扭曲
人类社会中,越是等级色彩严重的社会,越压抑不住社会底层的上升愿望。一个社会只要有正常的社会上升通道,这种愿望会成为社会向上的动力机制,既给社会带来活力,也为统治阶层吸纳人才。中国是个等级社会,由于特权无处不在,体现在生活的每一细微处,社会成员向上攀爬、出人头地的欲望特别强烈。但是,这个社会的向上流动管道却非常狭窄。中国自隋唐以来,每次王朝更替之际以爵位奖赏了军功人士之后,都会通过科举制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集团,尽管通过科举一途跻身于社会上层的人数相当少,但只要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榜样的力量在,就会给社会成员以希望,“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认可的上升途径。自清末取消科举制以来,社会上升通道就未能制度化。由于社会动荡,“乱世英雄起四方”,辛亥革命时期,军功与革命资历是主要上升资本;国民政府早中期社会重建,机会多,军功、学历与才能让不少中下层有志青年获得升迁。
中共建政后,消灭了旧精英,但由于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注定是个机会稀缺的体制,因此,到了50年代末期,连就业都算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一种政治奖赏,比如出身好的青年可以招工、参军,报考大学,可以提干,而出身不好的青年在50年代末就取消了升大学的资格,与招工、参军无缘,幸运的可以在集体制作坊式企业、小工场就业,更多人只能成为社会闲散人员,或被发配去支边,即到青海、甘肃、新疆、海南岛等地的农场就业。
正常社会的上升通道是凭借能力,但此时却被毛泽东的逆向身份歧视扭曲成凭借“出身”与基层干部的印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优先获得机会。谁能获得这些机会并没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由青年家庭居住所在地的居委会、公社大队干部凭印象“考核”,这印象的形成,既可以通过参加居委会活动的表现,也可以通过拍马屁取悦。在1976年以前,读大学机会稀少,参军一直被视为中国青年最好的出路,招工次之。那时候,谁家有个孩子参军,父母亲及家人在当地就是“光荣军属”,享有政治特权,一切优先。我的街坊中有一位邓姓人家,其儿子在1962年参军,上升很快,他家因为“拥军优属”(优待军属之意)而逐渐成为街道一霸,其小儿子有轻微智障,留级三次,考试从不及格,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育开始,他突然被选拔成少先队大队长,经常在全校少先队大会上口吃地代表全体少先队员发言。
如果说中国几千年的人才选拔都是择优,只有毛泽东时代实现了择劣。
七、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群众基础就是社会底层要继续“翻身”
简要概括,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状态如下:中国社会底层的上升愿望,被中共革命50年代的“翻身运动”鼓动起来,但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却改变不了经济上的贫穷,以及文化地位的实质性低下。这些拥有政治优越感的底层仍然只能仰望有特权革命干部,用复杂的眼光看待那些政治地位低于他们,但经济文化地位却相对优越的知识技术阶层。一旦遇到最高领袖鼓动红卫兵造反,有了“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的机会,这种“翻身”欲望就进入井喷状态。翻身,将这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践踏一番,再将平常只能仰望的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党内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名演员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践踏这些阶层的快感中让自己升华。这就是社会底层参与文革的动力。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一大群红卫兵、街道积极分子涌进我家来抄家时,在家里将线装医书与各种书籍乱扔一气,打开柜门翻检衣物,砸坏红木椅子与雕花床时,躲在窗外看着这一切的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那种“终于可以作践你们了”的快感。
权力与民间暴力在文革中,终于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一次结合机会。毛泽东鼓励下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权力、军队与工人农民造反派三结合的机构。这个机构在毛泽东打碎旧权力格局之后接管了权力,让尝到造反甜头的一些工人、农民实现了“翻身”的愿望。但“上升”与“翻身”是有本质区别的,“上升”是通过努力将自身变强、升华,最后成为精英;“翻身”则是通过暴力掠夺获得地位与财富,翻身者无需改变原有素质,就成为“社会精英”,如中共革命中的工农干部,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社会地位而精英化,常说粗口,整个社会前所未有地以自己是“大老粗”自豪。
八、今日中国,谁在呼唤文革归来?
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失败还不是政治转型的蹉跎,而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失败。如果说中国改革前是一个倒T字型的社会结构,即80%以上的人口是底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还有部分城市贫民),只有20%左右的干部、知识分子是上中层,还有国企工人因收入稳定、政治地位高而起了类中产阶级的作用,那么如今耗尽中国资源换来的经济发展,也仍然只有30%是中上层(中产阶级只有25%左右,加上少数上层与富裕阶层)。中国仍然是一个穷人过多、社会缺乏上升通道的社会。这种结构就算中国实行民主化,短期内也不会得到改观。印度、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民主化之后的社会状态可做证明。
社会底层过多的社会,注定与革命有不解之缘。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共政府自建政以来,持之以恒地灌输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将革命翻身视之为天经地义,“要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早就成为社会底层的天然意识。尤其是改革以来,中国人目睹官员通过寻租活动聚敛,商人通过权钱交易成为巨富,这些人垄断了财富、资源,他们的后代垄断了机会,形成了阶层固化现象,这种革命的想法更强烈。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不公不义、没有正常上升管道的社会,指望在中共革命意识形态教育下成长的社会底层不产生革命翻身的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我的观察是:其实真正需要文革的人,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精英集团,而是毛左与部分底层。习近平等政治精英,对毛左仇恨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态度只是有意利用、顺势而为。德国纳粹统治及毛时代的文革经验告诉世人,极权政治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依靠险恶的暗示和伪善操纵民意。中国当局有意暗示放纵大众仇恨经济精英与外国资本,可以转移社会仇恨,减轻政治压力;让大众仇恨知识精英,可减轻当局面临的民主化压力。
这些希望文革回归的人其实是政治懦夫,他们希望“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但并不想付出中共革命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只想奉旨造反。他们的目标其实远比文革的造反派复杂,文革的造反派们面临的是普遍贫穷的中国,社会不存在土豪,翻身意愿没太明确的经济目标。但今天呼唤文革归来的人,其实潜意识里还包含着“打土豪、分财产”这一意图。
但让希望文革回归的人失望的是,习近平并无发动文革的实际需要,毛与社会底层结合的契机,目前还未出现。原因很简单,第一,权力在习近平手中,党内目前暂时无人能够动摇他的位置;第二,习的独裁不需要回到文革就已经实现。以他目前的状态,无论是压制党内异己,还是压制政治反对者,都不需要借助于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第三,当年发生三年大饥荒之后,中共党内均知这是毛的失政,对刘少奇的恢复经济举措比较认同。现在中国各群体对习的不满是多层次,其目标甚至互相抵牾:官员不满习近平反腐,但却希望习近平高压维稳。维权人士反对政治迫害,但不见得喜欢中共政府放纵官员腐败。知识群体反对控制言论,但官员觉得管制有利。因此,各种类型的不满很难形成对习近平的政治压力。更何况,习近平并非不清楚,如今的“群众”只要发动起来,恐怕就不那么听话。这次处理魏则西事件,就可看出习近平操纵民意的娴熟:一旦达到其军改目的即停止军队有偿化服务之后,所有针对医疗系统的批评也就停止了。所谓网络舆论,其功能对习近平来说,有如当年大字报之于毛泽东。
为本文论及的问题做一总结,那就是:中国文革的毒地依然在,但今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并无要与底层“翻身”愿望相结合的政治需要。因此,习近平不会发动文革,让底层用“奉旨造反”的方式来颠覆中共的统治秩序。但是,一个社会底层过多且无上升通道的社会,注定是个通向失败的高风险社会。习近平的强硬统治,只是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将“帝国红利”变现赢得时间而已。中国未来最好的出路可能是阿根廷式、委内瑞拉式民主。最坏的出路就是再翻一次烙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