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金陵女子大学的化学实验室内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自西方国家移植而来，带有鲜明的西方教育特征。清末新制学校采用考试入学，所考科目除了中国传统经史知识，增加了声光、电化、几何、代数、外国语文、地理、社会科学等学科内容。废科举后，从考“官”到考“学”的历史性转变，极大提升了高校入学考试的教育地位和社会影响。
中国近代高校主要实行自主招生，自主命题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在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规范化的民国时期，各类高校多实行自主招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教育部仅制定有关招生原则，进行协调。各校招生考试形式与录取方式灵活多样，先公布招生章则，通告招生人数、投考资格、考试科目、时间地点和入学有关事宜，再组织命题考试，确定标准，择优录取。招考次数及考点设置往往随录取情况而定。
民国时期各类大学自主招生考试题，在考试科目和题型、内容、难易度等方面，既有某些共性特征，也存在个性差异。总体而言，这些入学考试大多重视通识知识、人文性和分析能力，注重文理学科平衡；考题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考试不是简单、机械地考记忆，而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让学子具有发挥才华的空间。
在考试科目上，各级各类学校并无统一标准。如高等专门学校，除国文、外文、数学为必考科目，多数学校还从本校的专业要求出发，设置相关考试科目。法政专门学校增设历史、地理，工业专门学校增设理化与图画，医学专门学校加试理化、博物。同一所学校举办预科和本科等多层次的入学考试，考试科目也不一样。考试内容增加自然科学知识，并涉及中国近现代政治、外交史。
这种单独招考方式，既是清末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自然延续，也是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初，各高校性质、层次和规模差异显著，很难用同一标准招考学生；中等学校毕业生数量不足，高校只有从办学实际出发，多途并举，才能招到足够的学生。此外，这一时期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定，高校数量不多，由学校自主招生简便易行。
从实施过程来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一些知名大学坚持严格招生，入学考试较难。但也有不少学校降格招考，尤其是对同等学力的标准把握不严。因此，北洋政府教育部曾限令，专门学校招收同等学力新生不得超过中学生毕业生20%。鉴于高校招生考试内容多与中学教学实际脱节，给中学教学造成很大困难，1919年教育部对各高校招考科目提出程度说明，要求招考预科生，“命题概须依照中学毕业程度，勿使太过不及”；“各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招考新生，除外国语外，其他各学科，应以本国文命题。考生考试，应用本国文，但能以外文作答者，听便”（《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大学校中学校招生办法训令》，《教育杂志》第十一卷第三号，1919年）。实行自主招生的公私立大学，制定和颁发严格的招生规章制度，设立专门的入学审查委员会，入学选拔考试管理规范。各大学能够参与招生命题的多是本校知名教授。
以厦门大学为例，自主招生考试严格、规范，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根据人才培养规格、办学需要，自主制定招生模式，确定招生数量、范围，选拔方式，考试科目、时间、地点及组织管理，招生简章由校长署名发布。学校成立入学审查委员会、考试委员会或入学审查兼招生委员会、中等学校审查委员会、奖学费补助费审查委员会，分别掌管本校各种试验及转学生、特别生资格成绩审查，学生奖励费、助学费评定。这些专门委员会，多属于临时设立的机构，由会长1人，委员若干人组成；成员或由校长聘请，或由评议会推举，由教授兼任，在招生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此后，为了协调入学考试管理，1931年10月24日学校将招生事宜改由注册部办理，由文学院外国语言学教授周辨明博士任注册部主任。
在入学“试验科目”上，1926年7月厦大招生规定，在本科入学须考：（1）国文（作论文一篇，分析句读）；（2）英文（作文，文法，翻译）；（3）数学（高等代数，平面及立体几何，平面三角）；（4）化学、物理或生物（三科选二），受科学试验时，须缴验实验室之记录簿；（5）历史（中外近世史）。对于后二项考试科目要求，1928年7月《本校入学试验简章》调整为：（4）物理、化学、生物（投考文、法、教或商科者上列三科选一，投考理科者三科选二）；（5）中外近世史、哲学概论、伦理学（投考文、法、教或商者，上列三科选二；投考理科者，上列三科选一）。若遇必要时，得增试其他科目。各科试卷，除国文、中国史专用中文答写，英文专用英文答写外，其余中文英文均可；凡新加坡投考学生，如不能用中文答写，得免试国文及中国史，于入校后补习之。
上述可见，此时招生虽实行分科选考，但注重考生文理知识平衡，尤其重视中外近代史。国文、英文、数学为各科必考，预科分科选考史地或科学。此外，本科招生还必考文、理科内容，只是科目选择有所差异。在考试方式上，理科重视实验。这种招考导向，有利于促进学生知识平衡，更好地培育人才。
三十年代之后，受政治、教育因素影响，各高校调整招生考试部分科目。如1930年4月18日，厦门大学行政会议议决：本年入学考试科目，将党义、国文、外国语（英、法、德文选一）作为各学院必试科目；在各学院规定两种备选的特别试验科目外，加入算学与自然科学共四种，由考生任选两种。7月，厦门大学招生简章详细规定了招生类别、投考资格、试验科目、考试次数、时间等。投考大学部各学院一至三年级的考生，除了体格检查外，均须参加上述党义等三种普通必试科目。一年级须考各学院二种特别试验科目，其中，文学院自定备选科目为史地、国学常识；理学院为算学与自然科学；法学院自定备选科目为法学通论、经济概论；教育学院自定备选科目为教育学概论、心理学大意；商学院自定备选科目为簿记、经济学原理。至于拟插入第二、第三年级者，须通过普通必试科目，到校后再举行所拟入学系之编级试验。
由各高校自行举办招生考试虽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它除了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区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外，还加重了考生的经济负担；各高校单独招考不具可比性，不利于在较大范围公平选拔人才。在招考效率上，统一考试也较高校单独招考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更有效地选拔人才。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试行高校计划与统一招生。
为适应全面抗日的需要，提高大学程度，1937年教育部先是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9月，在国统区正式实行国立各院校统一招考。其后，统一招考继续发展。1940年参加统考招生的国立、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共41所，设有16个考区、18个招生处。应考人数18151名，录取人数7024名。
上述统一招考的实施范围虽未包括私立高校，在实践中也存在命题覆盖面窄、题型单一、统一分发困难等局限性，但仍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它有效地遏制了高校科系发展不平衡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生入学机会的区域公平，加强了高等教育与中学教育的衔接，从整体上提高了高校生源的质量。然而，随着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因战事严峻及交通更加困难，高校统一招考被迫中止。在艰难条件下，教育部仍实行小范围的联合招生。此后，高校招生方式主要有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委托招生、成绩审查以及保送免试等五种，由各校酌情采用。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高校招考的重要变革阶段，它既留下了高校单独招考的丰富实践，也就统一招生考试进行了初步探索。无论是考试制度还是考试试题，对今天的全国高考综合改革都不无借鉴作用。时至今日，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跃居世界首位，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名校招考竞争依然激烈。如何发挥全国统一考试与高校自主招生的各自优势，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
（选自么其璋、么其琮等编《民国老试卷》，新星出版社，20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