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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0 June 2016

为什么“文明人”总被“蛮族”干倒?


先让我们看点大历史(借用黄仁宇的词),虽然让人很难接受,但是历史学家们确实发现一条历史“规律”:即文明国家几乎都被野蛮人所摧毁。而对这条规律研究的最为透彻的可能要数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写下皇皇巨编《历史研究》,就是围绕这一个话题展开的:他通过分析超过30个大小文明,重点探讨7大有全球影响力的文明的发展轨迹,试图找出这条规律的发生原因以及破解之法,以便去解决西方现代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汤因比写本书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惶恐西方文明由此一蹶不振。(只可惜他太悲观了——在后进生美国的带领之下,西方文明走向了另一座发展高峰。)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历史上的诸多文明进行了对比分析,虽然没有明确给出蛮族击败文明人的原因,但若仔细品味该书的话,借用汤因比无意中的一句话——“先是战俘,然后是人质,再后是雇佣兵,最后是征服者”——笔者不才,可以将蛮族摧毁文明国家的步骤分成四个阶段:
首先,文明人对蛮族取得绝对优势之后(往往是将其击败之后),一部分蛮族作为弱者被文明社会所怀柔、接纳甚至供养起来。汉帝国对匈奴、羌;罗马帝国对高卢、日耳曼等;当今的西欧各国接纳亚非各国难民等也是类似。
其次,蛮族积极学习文明人的文明,特别是军事能力,而同时,文明人开始享受有蛮族服务所带来的好处,国家和平、经济繁荣,更主要的还有蛮族对自己文明的仰慕之情。表现在经济上,就是“金钱的倒流,即战利品、军饷或津贴从边界内的世界流向外面的蛮族‘水库’;这种金钱最后又以蛮族向文明的商业代表购买货物的方式,再流回到原处。”(见第四十二章《蛮族的历史》)
再次,文明人与蛮族之间的生育差慢慢地改变帝国的人口结构。被接纳的那部分蛮族享受先进文明的同时,却保持着更高的生育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族越来越多,而文明人越来越少。这个时候的文明人过得最舒服——重活、脏活有蛮族的人干——文明人越来越发现蛮族是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欧洲接纳难民的一大理由就是补充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目前的美好生活)。
最后,在没有重大的技术或社会组织形式进步的时候(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蛮族在占有人口优势,掌握当时最先进军事技术之后,开始要求更多自己的权利。从生命权,到尊严权,再到建立更伟大文明、更伟大帝国的权利。而一旦他们想建立更伟大文明和帝国的权利的时候,就是战争(往往还是内战)爆发的日子,也是原来文明人所建立的国家与社会全面崩溃的日子。(想想欧洲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游行示威和恐怖袭击吧)

中国的案例:五胡乱华三百年
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来说,过多的苦难压得我们似乎往往不愿意去正视苦难。三百年的五胡乱华史更是我们很少去关注的悲剧,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 古老中国从汉帝国滑到五胡乱华的过程,却完全符合以上四个步骤。所以分析这个案例,有利于我们理解汤因比的悲观主义史学,理解西方文明目前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地,也就能理解特朗普要美国局部“闭关锁国”的观点了。

先看缪凤林教授的分析:
两晋之混乱与南北朝之对峙,以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人入侵为最大值关键,而诸族之入侵,则以杂居塞内为主因,其端远始于汉室盛世。汉世对外政策,即施恢廓之功,复用吸收之策,胡骑越骑,置于京师,华夷杂居之处,则不置县而设道,与后世土州如出一辙。自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匈奴昆邪王降,于边郡置五属国以处之,宣帝神爵二年(前六〇),有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五凤三年(前五五),又置河西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汉末中原大乱,杂居边塞之胡狄,多雄张跋扈,曹操反依之以实边助国,自内徙诸羌、鲜卑、乌桓外,于匈奴则分为五部,散居西北诸郡,于诸氐则置秦川,皆渐有反客为主之势。
晋武继之,虽有傅玄、郭钦,实边徙戎之议,寝而不用,复盛纳降胡。惠帝时,陈留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二九九),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执政者亦置若罔闻。
又自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以还,汉族之因大旱疾疫,自关西流徙汉川,自并州流徙河南,自幽州流徙兖州者,无虑数十万众,戎晋杂居之地,汉族或十不存二。而惠帝昏庸,内则贾后八王,祸乱相寻,外则州郡空虚,盗贼蜂起,……惠帝永兴元年(三〇四)距江统作论才五岁,刘渊首据离石称汉,羯与鲜卑、氐、羌乘之,而五胡卒乱华矣。(选自缪凤林编《中国通史要略》,Pp:127-131)
结合前文的四个步骤之模型,将这段文字分解如下:“两汉击败匈奴,东汉强压羌人等”是第一阶段,各蛮族被汉人所击败并接纳;“各蛮族内附于边疆甚至关中”是第二阶段,各蛮族积极学习中华文明;“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是第三阶段,五胡通过高生育率,逐步取得人口优势,同时汉人开始越来越依仗五胡所提供的各项服务,特别是军事服务(雇佣军:曹操反依之以实边助国);“刘渊首据离石称汉,羯与鲜卑、氐、羌乘之”是第四阶段,蛮族开始追求自己建立伟大国家的权利——哪怕他打着恢复母国文明的口号,比如匈奴人刘渊就喊着要“复兴汉室”建立“大汉”。
多说几句,在上述分析材料中,造成后世五胡之乱局的政策基本出自我们公认的伟大政治家之手:雄才大略之汉武帝,再造中兴之业的汉宣帝和“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之曹操(魏武帝)。这些雄主在位之日,出台怀柔政策也许无过,但一旦中央政权削弱之时,特别是遇到“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这种蠢货的时候,就往往酿成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