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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7 July 2016

所有中国人都正在成为武汉人

水灾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灾难。
它经常不被当成‌‌“灾‌‌”。地震的破坏性即刻可见,程度大时足以把城市震成齑粉,地壳轻轻一震,大家就如临大敌。水灾的破坏则来得缓慢而隐蔽,只有特大洪水才显示出摧枯拉朽的力量,一般的洪涝淹上来又退下去,除了留下了一滩滩污泥,谁知道它带走了什么?也许只是上班族迟到被扣钱,也许有个下水道无声无息地吞掉了一个行人。
它还经常被‌‌“玩坏‌‌”。每逢暴雨成涝,城里的人便使出千方百计来玩水:有人驾着摩托艇英姿飒爽地开过,有人气定神闲地撑个小竹排游荡,还有人拿个澡盆和汽车轮胎就来玩划水……在现代化的城市大马路上开船冲浪,特别具有后现代感。
网上的观众看得不亦乐乎,恨不得自己的城市也来一场暴雨,好让他下楼去玩玩水,晒晒朋友圈。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玩水?
民间有句俗语叫‌‌“欺山莫欺水‌‌”,深不见底的江湖河海轻易就能吞噬一个人,从而衍生出无数的水鬼河妖传说。尽管父母师长告诫不断,每年还是有不少学生无惧无畏跳下水,结果就这么没了。凭经验活着的中国人,畏惧的并不是水,而是死亡与未知。
中华文明源于河流,遇水定居,把‌‌“水‌‌”神化为财富与好运的象征,顺理成章。在‌‌“水为财‌‌”的思想指导下,中国风水学特别讲究‌‌“山环水抱‌‌”,一池绿水是园林的财位,一湾小溪是社区的灵脉。对一个农业国来说,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因干旱导致的灾难数不胜数。久旱逢甘霖,不是一种普通的喜悦,而是逃过一劫,大难不死。
倾城的暴雨,给农业社会的人制造了一种‌‌“例外状态‌‌”。平时的人们不会行窃,但当洪水冲破了社会秩序,把别人的财物冲到他们的面前,那就是天赐,物主只能怪老天不长眼睛。在南方农村,暴雨后鱼塘的鱼溢出到田里溪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捉到一箩筐。安徽舒城县那6000头猪如果会游泳,恐怕有不少已被别人捕获。即使在城市里,雨后捉鱼的场面也不罕见。
城市洪涝让现代都市人暂时回到了农业社会,戏水的人就像是逃到水泥马路上的那群鱼,逞一时的快乐。可一旦洪水爆发到1998年和2016年的级别,他们就真的成了鱼,对抗不了天灾,也摆脱不了人祸。
治水,一种古老的治国方式
美国政治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指出,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治水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
在治水社会,大型的水利工程必不可少。秦皇通灵渠,杨广挖运河,都是通过组织民众大修水利,在全国建立起瀑布式的统治。辗转到现代,当欧美已经对大型水利工程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论述,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兴修水利,利国利民‌‌”的迷思。你的种种质疑,又被一句‌‌“利在千秋‌‌”‌‌“舍小家为大家‌‌”打发掉。
7月5日,湖北当地为了‌‌“缓解‌‌”汛情压力,决定在武汉沉湖破堤防水,让蔡甸消泗乡的上万村民连夜大转移。7月1日,湖北武汉新洲区举水河发生特大洪水,凤凰镇郑园村陶家河湾举水河西圩垸发生溃口,口门70多米,附近6个村庄、1个社区被淹。溃堤后,当地村民和官员爆料,原来举水西堤已有20多年没有加固,‌‌“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好几次国家财政拨款维修加固堤坝,但是最后也没见着修‌‌”。
这些地区就是防洪治水体系下的‌‌“分洪区‌‌”,当大洪水来临时,就会先让洪水分流到这些欠发达地区,尽量让大城市受到较少的冲击。消泗乡的村民上一次大转移是在2010年的梅雨季,才过了六年安稳日子,又要拖家带口地逃难。
‌‌“ 所有中国人都正在成为武汉人 ‌‌”
武汉作为湖北首府,其灾情必然不是最严重的。只是由于城市人更熟练地使用社交媒体,武汉市的汛情才更多地被看见。然而,饶是有政治保障和巨资改造的城市防洪设施,武汉仍然被洪水冲瘫痪了。
2013年6月底,武汉投129.85亿改造排水系统,并信心满满地宣称‌‌“3年后不怕大暴雨‌‌”。三年后,这场暴雨仿佛是来打脸的,彻底冲垮了武汉城市建设者的面子。过去一直有人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奢求下水道能排水,只要它不‌‌“吞人‌‌”,就属不幸中的万幸。
在武汉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乐评人李皖说:‌‌“所有中国人都正在成为武汉人。‌‌”这个遍布工地的城市,代表了一种夸张的中国速度。截至2015年11月,武汉全城共有工地约1.9万个,被洪水这么一倒灌,会发生什么事、造成多大的损失?
没有人知道,就像走在洪水淹没的大街上,你不知道前方平静的水面会不会掩盖着一个黑暗的涵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