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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6 August 2016

余杰:强国子民,命若垃圾 —— 杨猛《陌生的中国人》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在中国公开出版了,但迅速成为“和谐社会”的“和谐对象”,因为它的若干内容不太“和谐”。作者杨猛揭露说:“这本书出版后被评为内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编辑,被禁止再编时政类书籍,出版社也被宣传部批评了。”杨猛对于什么是“大国崛起”的看法与习近平迥异,他在自序中写道:“中国成为一个一流国家还缺少什么?如果人民无法享受到其中的快乐,这种崛起就是残缺不全的。”而书中的主人公们,绝大多数欠缺快乐及幸福的感觉。
变化多端的中国让外来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也很陌生。杨猛以记者的身份游走于中国的心脏与边陲,以“陌生”作为对祖国的第一个形容词。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再也没有林语堂《吾国吾民》中的乐观、从容与自信,相反,幽暗的心灵、摇摆的信仰、荒芜的田园、惨烈的天灾人祸、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统……这一切让作者和读者产生了陌生、焦虑、厌恶乃至恐惧的共鸣。《陌生的中国人》让人想起柏杨写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我和杨猛都是被《丑陋的中国人》所启蒙的一代人。在杨猛小时候,父亲买了本《丑陋的中国人》给他看,他对柏杨以“酱缸”形容中国非常深刻。如今,丑陋的特质没变,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从报告文学的线索来追溯,杨猛和很多服务于南方报系的写作者一样,传承了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忧思传统”。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苏晓康的《乌托邦祭》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新闻及历史写作的典范。然而,这些本来绕不开的经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和血泊之后,偏偏被刻意绕开、强迫消失。优秀的记者和作家、《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给研究生做讲座,九零后的新闻专业学生居然不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中共有让历史消失、把果冻钉在墙上的本领。杨猛以一种更加平民化、更加写实的手法,复原了刘宾雁和苏晓康的精神气质。由此,生机勃勃的八零年代与星光点点的二零一零年代终于接轨了。
如果从历史写作的线索来梳理,杨猛师法的对象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写十七世纪山东省郯城县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与人私奔,最后惨死。史景迁写:“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这正是杨猛写《陌生的中国人》的初衷:为底层的无名者立传。比如,他写汶川地震,一个字不提影帝温家宝的倾情演出,而写被夺去左臂的九岁小女孩周玉烨——作为幸存者的周玉烨用剩下的手臂画出记忆:“这是我被埋在废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头下面都长着轮子,这样我就能出来了。”再比如,杨猛写作家莫言的家乡及其小说的背景山东省高密县,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岁的拆迁户宫先生的故事结尾——因为上访多次遭到软禁、拘留,这个失去家园的可怜人的心愿是:“想找莫言帮忙,能不能让莫言帮小民向领导呼吁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喜欢抄写毛主席语录的莫言能帮这个忙吗?当然不能,即便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也不能。杨猛评论说:“这是一个作家的杰出的想象力也无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弃婴?
书中的十九篇报道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兰考好人”袁厉害女士和她收养的有残疾的弃婴们。袁厉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样的圣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块遮羞布,医院和警方发现的弃婴都送到她那里,她从民政局领取弃儿的生活费。袁厉害收养弃婴成名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借助兰考这座小城欣欣向荣的圈地开发,她跟合伙人从农民手中买地,盖小产权楼然后出售,自己家也盖起了气派的两层小楼。她的原始资本来自于民政局委托她收养弃婴的生活费。
袁厉害富起来,她收养的孩子没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场边上的破房子里,那里充斥着老鼠、垃圾、臭虫。杨猛去探访的时候,只有十七岁的小儿麻痹症和小脑发育不全的袁申负责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变黑的馒头,他们就像爬行动物一样只是活着而已。袁厉害承认,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样被处理掉,前后有三十个,也许四十个。那些残疾的、被遗弃的孩子的生命,卑贱如草、如蚂蚁、如垃圾。杨猛评论说:“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没来得及取名字,自然也无人过问。在一个户籍管理严格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却是,死亡可以做到无声无息。”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严格乃是世界之最,这套方法从商鞅变法的时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独裁者对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进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统治者需要的东西,中国的文人和官吏从不吝啬投入智慧和资源。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杨猛前去采访当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门为何失职。浑身酒气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从午后的饭局中匆匆赶来,面对兰考为何不修建孤儿院的问题,其回答有如外交部发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内。”人们很难将这些肥胖的基层官员跟共产党曾经大肆宣扬的模范官员、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禄联系起来。焦裕禄那样的官员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现,冯杰那样的官员则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对象。
就在杨猛离开六个月之后,他看到一则报道:孤儿们生活的位于垃圾场旁边的房舍发生了一场惨烈的火灾。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见过的袁申和另外几个婴幼儿。然后,中国常见的善后措施一定是处罚一群替罪羊:多名兰考的地方官员被免职,其中包括杨猛访问过的名叫冯杰的股长。袁厉害则免于追究其监护失职责任,慈善与爱心光环成为“兰考好人”最后的护身符。袁厉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没有袁厉害,会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么,袁厉害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作者没有给出答案,而是让每一个读者自己去思考并判断。存在并非合理,质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为什么中国的弃婴那么多?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靠种田勉强维生的农民家庭,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有残疾的孩子,抛弃有残疾的婴孩是所剩不多的选择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弃了为民众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职责,还竭力压制民间社团的组织和自救行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许民间自己做。否则,NGO机构岂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泛滥,让中国人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动物性层面,所谓“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换的生命体。所以,堕胎和弃婴在中国司空见惯,当事人在陈述此类事件时是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过海”是中国的一个神话传说,杨猛用这个词语作为题目,写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的故事。他们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获得合法身份,然后从打工仔熬成大老板或小老板。
杨猛描写了作为成功者的郑建茂的经历,堪称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地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的势头从事中欧贸易,形成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三十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在欧洲建立起一个隐秘王国。杨猛的写法一点都没有“励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实描述了移民在发财致富背后的困惑、挫败与痛苦。
有趣的是,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向中国“回流”。中国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作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当然,双方都刻意掩饰尴尬的过往和曾经的偷渡者的身份。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成为偷渡客,这个国家的荣耀当然值得怀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为母国的座上宾:有西班牙华人富豪和侨领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旅行,这被视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然而,他们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国。对第二代移民来说,“中国”是遥远的“异国他乡”。
这是一个由偷渡客组成的“小世界”,就连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的牧师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家教会从一百人发展到四千人,成为社区的信仰和文化中心。从教会的爆炸性增长中,可以看出华人移民社会快速发展的轨迹。
流动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福建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但他们仍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已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上层建筑中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领域。而中国移民中的不少人尽管实现了腰缠万贯的梦想,却并未成为当地社会的有机成分。他们一般都生活在封闭的华人社群内部,对于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肯定毫无兴趣。他们更不可能像当年“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创建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更是“动物凶猛”。杨猛写道:“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的规则。……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
导游出身的苏振宇摇身一变成了加纳的一家大型金矿的矿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商业投资自然要求回报。苏振宇坚信“金钱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游戏中,投资支持某一位总统候选人。他毫不在乎工厂对当地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对于像驱使奴隶一样驱使当地劳工和中国劳工去淘金没有负罪感,反倒认为自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群中国的金矿主永远都不明白:“中国援助了非洲这么多道路桥梁、议会大楼和体育馆,为什么非洲人仍然讨厌我们?”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已有数千万,他们遍及全球的每个角落。对于官员、富豪和中产阶级而言,选择移民是因为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以及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教育机会。而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青田人、温州人和广西上林人来说,移居国外则是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物质需求的驱动。钱是惟一的动因,他们不是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而“用脚步投票”。只要能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勤劳工作固然对移居地做出一定贡献,但血汗工厂、污染企业等等,又给移居地带来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他们扭曲、荒诞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使得华人成为移居国的最不忠诚的少数族裔。
为什么国家是人民的敌人?
中国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制造无数“国家的敌人”,“敌人意识”使中共当局成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国家的敌人”一节写的是一度被判处死刑的“民间借贷”的操作者吴英,后来在各界的呼吁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国严厉的金融管控制度,让民营企业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于是民间借贷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吴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牺牲品,她的对手楼氏家族几年后也因为后台的垮台而锒铛入狱。另一个“国家的敌人”是在网路社交媒体上组织“性派对”的大学教授马晓梅,他被以“聚众淫乱罪”逮捕并判刑入狱。虽然执政党的大小官僚都包养情妇,但官僚做的事情,民众却不能做,“中国仍然依靠严刑峻法对私人领域实施着精确的控制”。其实,吴英和马晓梅都算不上“国家的敌人”,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与国家的纷争之中。真正的“国家的敌人”是主动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儿》一书中所描写的她的哥哥查建国那样的政治反对派。
中共将那些并没有推翻它的意图的民众也看成潜在的敌人,每天都在制造不计其数的人权案件。本书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惨遭遇:这个智力有些迟缓的农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门广场上访。那个铜墙铁壁的地方,哪会有民女伸冤的机会?她没有清朝时候告御状的小白菜那么幸运,当即被警察带走,发配给她家乡的地方政府驻北京的“截访人员”,然后被送到“黑监狱”之中。当年,滕彪和许志永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让收容遣送制度进入历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监狱”随即应运而生。为了“维稳”,当局总能花样翻新,让法律的进步瞬间归零。
管理“黑监狱”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吴建将李田田当众奸污,血染床单。李田田的高呼惊动旁人,与她一起被关押的访民奋起抗震、破门而出。然后,这一事件广传网络,有记者赶来拍下少女与床单相片,震撼一时。当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层面处理此事。
数月后,该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宣判,强奸犯吴建获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获得两千三百元人民币赔偿。本案中谁雇用了吴建并没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幕后的凶手就是共产党,法院也是共产党开的,怎么可能给李田田以公平正义呢?杨猛评论说:“对一个遭到当众强奸的被害人,判令侵权责任人两千三百元赔偿无异于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习近平也有女儿,他的女儿习明泽比李田田小不了几岁,倘若他的女儿遭到强奸,得到这样的赔偿,作为父亲的习近平会心满意足吗?李田田贫穷的父母连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费都借不到。习近平与习明泽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则是被践踏、被侮辱的奴隶。父亲与父亲,女儿与女儿,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过。杨猛举重若轻地写道:“北京对于李田田太不现实。她还记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跃,以及后来将一切吞噬的无助。她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还写到了某些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相当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是罗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没有去过。这个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两个台湾)的中国最大的镇级行政区,却没有一个常住人口,因而没有一个户籍警察。随着巨大的钾盐工业基地隆隆动工,这片孕育过楼兰古国的土地,又迎来一群怀抱发财梦的流动人口。而在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作者采访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国商人——用一包长白山香烟就能进入朝鲜境内,甚至可以换到冰毒。然而,彼岸那个更加野蛮的国家,不会遵循以物易物的贸易准则,一言不合,就掏枪杀人——大国崛起的中国政府,却又不愿出面捍卫本国被害公民的权益。
让我最感动的是报道是《赞美诗》。在怒江边上的小城六库,不是基督徒的杨猛发现了山头矗立的一间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们在教堂里练习四声部的赞美诗。在这本让读者始终沉重而压抑的报告文学集中,终于出现了惟一的一抹亮色:当《哈利路亚》的混声大合唱从这些没有受过正式音乐训练的妇女口中唱出,冲破雨雾,在怒江上空激荡,她们的脸上也露出杨猛在中国的土地上极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国家的强大及个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惟有那来自天上的恩典与救赎,才能让陌生人彼此成为兄弟姊妹并爱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声中、在阳光下,呈现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贵与荣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写过一本名为《寻路中国》的游记,我想,如果真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杨猛的这篇《赞美诗》或许就是一个醒目的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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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将那些并没有推翻它的意图的民众看成潜在的敌人,每天都在制造不计其数的人权案件”-就冲着这点,共匪若不死,上帝都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