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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6 September 2016

晚清两位商界大佬的斗争

胡雪岩,安徽绩溪人(一说是浙江杭州人),道光三年(1823年)出生,幼年时家贫,以帮人放牛为生,后经人推荐,在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是价真货实的屌丝一枚。但他有江湖人的义气,也有赌徒的勇气,当然,也很有运气,结识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龄,并挪用钱庄的五百两银子资助他晋京。王有龄后来官至浙江巡抚,在他照顾下,胡雪岩也从钱庄学徒变成钱庄老板,不但其钱庄分号“几遍各行省”,还涉足生丝、茶叶贸易,“与外洋互市”,赚了个盆满钵溢。王有龄还给胡保荐了一个知县的头衔,这就是“红顶商人”一说的原由。王有龄去世后,胡雪岩又攀上了左宗棠这个大靠山。
盛宣怀比胡雪岩年轻十一岁,与胡的卑微出身不同,他出生于江苏常州的官宦世家,父亲官至道台,与胡林翼、李鸿章有交,这也意味着他比胡雪岩更容易接驳上更多的权力关系网。三十六岁时,盛投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当胡雪岩在金融市场与生丝贸易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盛宣怀则在李鸿章的权力羽翼下,参与组建轮船招商局,并任招商局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创办天津电报局,并任电报局总办(相当于公司总经理)。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同样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不过是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盛宣怀则是“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方代理人,是帝国的体制内人。胡雪岩更多地凭借私人的官商关系网络积累财富,盛宣怀则完全以正式的权力代表身份圈占市场。盛宣怀无疑比胡雪岩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他不但掌握着胡雪岩望尘莫及的权力,而且长袖善舞的本事,大概也会让胡雪岩自叹不如——如果胡雪岩知道的话。
后来胡雪岩因为生丝贸易失利,资金链出现断裂,经营的钱庄又发生挤兑潮。最后庞大的胡家产业帝国,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而按照写《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写《胡雪岩的启示》的台湾学者曾仕强的说法,胡雪岩的破产,市场风险只是表象因素,幕后原因是左宗棠的政治对手李鸿章派系暗中做了手脚。
李鸿章与左宗棠因为政见、派系利益不同,一直明争暗斗。为了削弱左宗棠系的势力,“倒胡”便作为李鸿章派系的一个策略提出来。谁叫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后勤部长”呢?具体执行“倒胡”策略的则是李鸿章的得力亲信盛宣怀。前面提到的上海道台邵友濂之所以拖延交还胡雪岩的贷款,据说就是因为盛宣怀告诉他,李鸿章大人希望他缓发这笔协饷。邵友濂当时虽系左宗棠的下属(左时任两江总督),但他是李鸿章派系的人马,当然照办。盛宣怀借着主持电报局的便利,对胡雪岩的资金流向了如指掌,又趁胡调度钱庄资金还贷之时,马上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做生意蚀了老本,阜康钱庄快倒闭了,从而引发挤兑潮。
不过,支持上面这种说法的史料并不足够。但“权力斗争说”很符合人们对于官场生态的想象,也很符合一个单轴权力社会的运行逻辑——权力,既可以将胡雪岩从一个钱庄伙记扶植成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将胡雪岩从高高的云端一把拖下来。如果说胡雪岩是一株大树,根系深扎在官场的地下,那么当他的官场根系被权力派系撬松的时候,一场从市场袭来的“飓风”,便足以将他连根拔起。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在胡雪岩被挤兑潮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多年前他“侵取西征借款行用补水等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两”的旧帐,也给人抖了出来,户部建议朝廷下旨追算。所谓“行用补水”,就是当初胡雪岩帮左宗棠向银行借款时所产生的应酬费用、交通费用等,是一笔灰色开销,肯定有一部分流入胡雪岩的私囊。不过这笔开销早已经核准后列入西征经费的正项奏销了,所以左宗棠出面奏请“准免其追缴”。但慈禧太后还是谕令革除胡雪岩的功名,并清偿旧账。最后,胡雪岩遣散妻妾,变卖家产还债,连胡庆余堂也交出去给人抵债,随后左宗棠逝世,胡雪岩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又被清廷抄家。
胡雪岩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后,盛宣怀迅速建立了名为国有、实则由自己把持的产业帝国——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芦汉铁路、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勘矿总公司、华盛纺织总厂……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十二岁的盛宣怀已经掌控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产业,并获授太常寺少卿官衔(正四品)和专折奏事权。
但盛宣怀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当上邮传部尚书后,因谋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资政院因此要求将他“明正典刑”,最后清廷虽然没有杀他,只将他革职,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