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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7 September 2016

中国大城市的哀愁

如果杨改兰在兰州,哪怕只是在群租房,她起码不用那么远去洗澡,以她的年轻和勤劳,不难看到自身的价值,在市场交换之中,人不是累赘,而是资本。这一哀伤 的新闻,或许也可对比现实中的励志剧:昔日网红凤姐,借杨改兰的悲剧,说出贫苦的绝望,也借机倾诉自己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不如意,然而,凤姐自身的蜕变,不 正是以大城市为跳板完成的么?
小地方的蝼蚁,不如大城市的蜉蝣——讽刺的是,蜉蝣的生命短暂,但是再短暂的生命,也曾经接近过文明的滋养,即经济学家所谓体面的生活,对于昔日劳工阶层 来说或许是有一件白衬衫,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恐怕无非就是一个不受惊扰的城市一角。对比中国大城市当下诸多限人举措,在杨改兰悲剧面前,人们或许应该醒 悟,大城市不是问题本身,恰恰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几年之前,我首次造访东京。除了如普通国人一般感叹其楼宇整洁,服务得体,我尤其注意到人口密集之下的公共生活有条不紊。与在日本朋友聊起,他们笑称东京 人口其实不到上海的二分之一,而其面积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这也意味着东京人口密度实际上超过上海,更不用提北京。如今,东京人口已经超过1300万,而 东京都市圈人口超过3500万,占日本人口超过四分之一。
对比上海,东京先天条件不算优越,在山谷和海洋之间,加上临近地震带,对于高楼也有不少限定。对比这一个规模,上海人口的容纳极限其实充满想象力。
然而,对比东京居民拥有永久产权的独栋住房以及各类医疗服务,北京上海虽然坐拥各类世界级别的高楼,其居民则为各种资源的竞争倍感焦虑,无论是孩子入学还是 老人看病。抱怨之下,地方政府并非毫无作为,近年更是积极控制人口规模。以上海为例,8月上海公布的《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提出,到 2040年,要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而上海2014年官方公布人口2426万,这意味着未来二十年,上海政府将致力于人口零增长。
与此同时,上海已经变为一个老龄化社会,根据《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截至2015年底,上海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436万人,占总人口的30.2%。
问题在于,谁来为这些老龄人养老呢?外来青壮年就业人口成为首要目标,上海在吸引外来就业人口方面(比如居住证积分),年龄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但即使如 此,从居住证到落户之间,相距何止万里。上海提倡的7年的居住证转户口制度推出以来, 7年之间共有2.4万人落户,每年三千人略多,对比人口基础可谓杯水车薪。
东京也是上海交大教授陆铭喜欢提到的案例,他多年来一直倡议大城市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向。陆铭新著《大国大城》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数据图表与中外对比简单明了,可谓中国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化研究所能做出的最好贡献之一。
对比中国和日本的人口规模,如果按照东京都市圈占据日本人口规模四分之一换算,陆铭认为,上海人口达到3000万~5400万规模并不令人奇怪。按照他的 模型,如何结合首位城市人口比重与人均GDP、国家(地区)总人口的关系,以上海为例的结果将是: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全国有14亿人 口,上海的人口份额是2.6%,人口规模将达到3523万;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0美元,全国人口达到16亿,上海的人口份额是2.83%,人 口规模将达到3842万。
接近4000万人口的上海,听起来很难想象,事实上却非常现实,而且很可能低估了未来上海作为长三角都市圈核心的容纳能力。
近期我作为点评嘉宾参加了陆铭《大国大城》的陆家嘴读书会,我对于他主张大城市观点基本赞同,他的理念其实也是在还原经济学常识。我个人的疑惑在于,完美的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中间鸿沟在哪里?原因恐怕不仅仅在于经济。
首先,城市化的边界在哪?上文所提东京,已经是都市化的特例。不知不觉之间,中国一线城市不仅在房价方面超英赶美,在规模方面上也实现了超越,对比之下,纽约人口在2016历史性地超过850万,而台北等城市不过两百多万。那么,北京上海之类城市有没有边界?
大城市的合理性,从经济上讲方向是很明确。在政策并不鼓励的情况下,一线城市成为超级大城市已经成为现实,这其实是市场选择结果。 如果给予人们足够选择,城市边界会自动收敛于边际成本所决定的地方,效率的递减规律会决定城市的边界。
中国城市化诸多症结,迷信规划恐怕也是重要一端。当强势政府管理与弱势公共供给出现落差之际,人口成为“原罪”,诸多公共管理方面的缺失都以“人口众多” 作为借口。控制大城市发展的倾向,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大城市病甚至贫民窟的恐惧,甚至导致大城市控人成为近些年最吸引人注意、也最有成效的公共政策。城市 化路径选择上的错误,其形成症结在经济学上清晰可见,但解决路径则可能更多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其次,大城市诸多问题中,目前抱怨最多的恐怕是高房价问题,尤其在最新一轮地王狂潮之下,城市管控有了道德理由与形势需要,例如最近上海距离市区60多公里临港新城房价高达3万,还出现 1700人秒杀400余套住房情况。
目前无论王健林等地产首富还是财经评论员,人人都在谈超发货币推高房价。问题在于,到底是货币超发推高房价还是限制土地供应,从而推高了地价和房价?这种说法本质其实和将大城市病简单归结为人口众多一样,都是用最简单的逻辑来解释最直观的现实,尽管真相可能远远比这更为复杂。
事实上,即使中国房地产越来越带有投资品特性,房屋价格实际上更多是由各类显性与隐性租金的折现来决定,而目前房价的很大部分收益其实是作为地价支付给了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无疑是游戏的最大赢家。从经济学角度讲,与其说超发货币推高了房价,不如说高涨的房价推动了广义货币的加速。
此外,城市化以及房价,看似只是城市问题,其实涉及国家土地战略。城市化的另一头是广大农村人口,而他们往往以保护的名义束缚在价格被低估、价值无法变现的农村土地之上。
最后,城市化虽然对于全体社会有益,但是始终也有失意者。最典型就是原有城市户籍居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或许随着城市化在个人发展、资产升值以及养老等方 面获得看不见的潜在收益,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看得见的损失可能更为明显,在个人就业以及子女就学方面,他们遭遇竞争和挑战更为明显。
粗暴地说,这部分人类似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的第二空间底层,因为他们不少并没有专业技能提升可以到第一空间,往往直接面对外来就业人口的竞争;至于第 三空间往往以农民们为主,这一层次的生活和工作,其实并不直接影响他们。为了平衡安抚这部分本地群体,目前大城市控人策略,已经从控制第三空间转向控制第 二空间。
以北京为例,为了实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内目标,近年北京一系列政策除了“以房控人”(严控城区住宅增量)、“以业管人”(清除小商品 市场)等策略之外,更突兀的是“以学控人”,即提高非户籍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在实际执行过程,要求证件甚至多达28个,对于各区就业、住房入学统一要求 细化。这些措施所要求的条件,不要说农民工达不到,普通外来中产阶级家长要达到各类条件,恐怕也并不容易。从驱赶农民工到驱赶中产阶级,这种大城市最新趋 势值得警惕。
中国城市化何去何从,其实关系每个人的前景。我们抱怨大城市,大喊逃离北上广,最终发现大城市或许拥挤,却始终是我们最为亲近。台湾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人感叹“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哀伤“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 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现代乡愁或者田园牧歌,无论如何美丽,也并非没有代价,最终不过是个人消费品,其成本不应该由全社会承担。最终,霓虹灯到底还是会遍布全岛,而城市给予人们的最美丽馈赠,不仅仅是机会,更是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