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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0 September 2016

任正非:希望中国的泡沫破灭

近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向华为全体员工签发了第80号文件,分享了他在华为日本研究所,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座谈纪要。期间,任正非对中日在科技、企业文化上的发展差异,企业内部革新,研究所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做了战略性解读。
  对于如何促进日本研究所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进而提升研究所自身价值,任正非表示,中国企业和日本公司一起合作研究了很多技术、材料、部件,我们不是要生产这些东西,我们希望还是继续由日本公司生产,集成来卖给我们,这样我们和日本社会就没有冲突与矛盾,而是共同发展。因此我们还会继续扩大在日本研究所的研究范围,以使我们公司在主航道上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同时,任正非认为,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型,从一个假货横行的泡沫社会回归理性。他称,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都在共同进步。日本20年来遭遇到巨大经济危机,但是泡沫破了后日本都是真货,包括丰田、松下……这些真货支撑着日本挺过了困难时期。我希望中国泡沫破灭之后剩下的都是好产品,如果剩下的豆腐都是酸的话,那我们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
  以下为任正非与日本代表处、日本研究所员工的座谈纪要全文:
  任正非:这次来看望大家,感谢大家这些年的努力,不系统性地讲什么,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文件,如果大家对文件有什么不理解的,我来回答,不限制任何问题,也不怕大家问题尖锐。
  京兆伦:听说最近要在日本建立一个图像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多大规模的实验室?主要是为公司哪些业务做贡献?
  任正非:我认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信息流量90%~95%应该是图像,那我们怎样才能给图像提供一个支撑平台呢?我们首先要对图像有所了解,未来图像的算法是什么?图像有什么基因?我认为日本在图像上是领先世界的,在明天的图像体系建设上来看,我们沿着现有的基因,能否解决未来算法问题?当然我讲的不光是4K电视,不光是VR的问题,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解决,我们认为日本是有这方面基因的,和全世界所有研究所联合起来,我们是有可能在图像技术上领先世界,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做电视机等图像产品,而我们做的平台是要能支撑传送未来的图像(徐直军:我们上午讨论过这个问题,即将成立的日本图像研究所就是要支撑智能手机在照相、摄像上在产业界做到最佳,包括照相、图像处理、图像存储、图像显示全流程,图像研究所都要做贡献)。徐直军讲的只是我们的最低纲领,我们的最高纲领是要解决视频类算法问题。
  儿玉博充:日本研究所与日本本地供应商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总部介绍一些新技术、新材料、零部件,在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下,为了提高日本研究所的价值,希望任总给我们一些建议,谢谢。
  任正非:我们和日本公司一起合作研究了很多技术、材料、部件,我们不是要生产这些东西,我们希望还是继续由日本公司生产,集成来卖给我们,这样我们和日本社会就没有冲突与矛盾,而是共同发展。我们主要是在主航道上获得胜利,我们也希望和合作伙伴分享这个胜利。因此我们还会继续扩大在日本研究所的研究范围,以使我们公司在主航道上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刚才徐直军讲了在终端图像领域起步,因为我们不能起步太高,让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做不成,所以我们有一个最低的起步标准,现在你们已做的不错了,正在起步往前走,我们希望继续往前延深,当然不只是日本研究所,而包括俄罗斯研究所、法国研究所,全世界的研究所一起努力。
  细井:我是负责网络安全的细井,加入公司已经四年了,之前我拜读了您2001年发表的《北国之春》,当时您对日本的印象非常好,现在离文章的发表已有十多年了,您对日本的变化有什么感觉?是觉得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
  任正非:你这个考试把我考倒了,应该承认整个世界都已变好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比以前更好了,整个社会都在同步进步。日本非常重视质量,这是未来胜利最根本的基础。日本经过这100年的脱胎换骨,成了世界高质量代名词,我相信中国通过多年努力,经历多次阵痛后也会成为新的代名词。中国老百姓把全世界的奶粉都抢光了,为什么,他们不让他们的孩子吃假货。所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型,从一个假货横行的泡沫社会回归理性。所以我认为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都在共同进步。日本20年来遭遇到巨大经济危机,但是泡沫破了后日本都是真货,包括丰田、松下……呀,这些真货支撑着日本挺过了困难时期。我希望中国泡沫破灭之后剩下的都是好产品,如果剩下的豆腐都是酸的话,那我们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
  张鹏:我是整合营销传播的张鹏,今天上午我们去见了一个ICT的教授,他是这个行业的业界领袖,他说日本现在ICT行业集体在衰弱,但华为在大踏步进步,他希望华为承担更多的责任,用华为公司全球化的经验带给日本ICT行业和ICT公司,我的问题是,在日本这个政冷经冷的大背景下,我们以往市场营销工作都聚焦在点对点地对客户营销,而不是聚焦在整个行业上的传播,不知道任总有什么看法?
  任正非:首先我们是一个商业公司,我们不应该过问政治,因为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不是我们的政治,因为我们不懂政治。我们认为还是要踏踏实实地为客户做好服务,这样我们就会赢得我们的成功。其实华为的成功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道理,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为客户服务,我们眼睛就是看到客户口袋里面的钱。你能不能给我点钱?你能不能再给我点钱?你能不能多给我点钱?你看都不给我钱,就说明你们日本代表处对客户不够好。所以我们真心为客户服务,客户就把口袋里面的钱掏出来给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复杂的价值观,特别是小公司,不要这么多方法论,认认真真地把豆腐磨好就有人买。我昨天中午还排了很长的队去吃面条,人家反复给我介绍这面条来自中国,怎么中国人面条没有做好,让日本人把面条做的那么好呢?这个就需要反思了。所以任何一件事,不要把方法论说的那么复杂,消耗了我们的精力,其实我们就是一句话,你真真心心地对客户,终有一天客户会把口袋里的钱掏到你的口袋里,客户还心甘情愿。
  小室伊作:我是来自测试中心的小室伊作,主要负责测试设计与质量改善。以前我是在东芝和大和总研负责质量改善,前年加入公司的,去年一年我是在机关研究如何把好的质量方法引入固网IPD开发过程中,提升产品质量,因为我们领导说,如果把日本、德国这些先进的方法融合到华为的技术里面,华为就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公司。但这一年的工作中,我遇到了很多文化和组织上的障碍,我想问下任总,关于如何克服文化上的障碍,任总有什么样的建议?
  任正非:我认为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障碍,我们是一个技术性的商业公司,为什么要有文化上的障碍呢?如果要说文化上的障碍,就是中国人要改变马马虎虎的习惯。如果中国人不马马虎虎,何必要在日本、德国、中国建立大质量体系呢?随着我们产品容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其实我们的风险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可以爆炸成一个大问题。为了使这些产品质量更具有可靠性,我们就利用德国人、日本人高度认真的精神,和中国的设计人员来共同提高产品质量。我至少相信德国人和日本人不会说假话,但我们中国人说假话的很多。
  所以我们在改变自己,使我们具有真实性、开放性、可批评性。那谁来拿着鞭子来批评我们呢?我们希望是日本人和德国人,这样我们研发系统就得到了很好地验证,我们的产品质量就飞跃地提升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经营状况非常好,非常好是来自我们产品的维护成本大幅度地降低了。
  我们其中有个产品,客户拒绝和我们签维护合同,因为这个产品也跟日本的家用电器一样不坏了。如果我们所有商品都做到不再维护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大的利润空间。我们要做到终端产品不维护了。如果我们终端产品卖出去再也不用管了,那我们遍地都有卖火柴的小姑娘、小伙子,我们就拥抱世界了。关键是我们手机卖出去还是有问题,好在我们的伙伴苹果也有问题,要不然我们就活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取我们的产品将来要比苹果还好,那我们还要加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测试是功不可没的,测试不能按照标准程序测试,研发人员可能按照标准程序去测试,但实际现实中可能不是这样使用的。
  因此在测试中你要捣乱,你要变出花样来折腾这个东西,看它还有没有问题。发现问题就要发个大奖状,奖状发多了就说明你的产品不需要维修了。(徐直军:有文化冲突是正常的,就是有你们看到这些文化冲突,才有日本、德国的TDC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就不能促成我们来日本、德国建立TDC。但是在冲突的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去同化和你们不同的部分,而不是反过来被他们同化)。如果是你们被他们同化了,那我们在日本就白投资了。
  小室伊作:我再补充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日本通常的做法是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就开始考虑质量问题,进行质量管控,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成本。但华为的做法先是把东西做出来,再考虑降成本的事情,希望今后可以在设计早期阶段就考虑质量控制问题。
  任正非:刚才徐直军讲了,是你们去同化我们,不是我们去同化你们。
  苏英俊:任总刚才从文化层面给我们对质量做了解读,任总去年5月份也提到要在公司建立大质量体系,在中国、德国、日本建立大质量体系的能力中心,我想问下日本的能力中心具体怎么落地?
  任正非:最近一个姑娘跟我讲她想给爸妈换一个新的洗衣机,他们那原来的洗衣机就是日本的,用了十几年老不坏,但还想换个新的,怎么办呢?父母又不舍得丢,就后来把日本那个洗衣机专门用来洗被子呀什么的,又换了个新洗衣机。她“恨”日本的质量怎么老用不坏呢。我十多年前,也买了个日本松下的洗衣机,松下爱妻牌,80年代买的,我都换过两三次房子了,这东西还不坏,如果华为的产品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了了。所以大质量体系的建设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从思想上、哲学上各方面都开始了。你们刚才问的问题就是大质量体系的一部分,我们手机起步最晚,跑到了第三,不就是你们研究所的大质量体系吗?难道大质量体系还是我们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吗?不就是你们在搞的什么摄像头呀,光圈呀,你们所有的东西不都是大质量体系吗?将来你们的屏幕用纳米材料涂过一次,永远都没有手印,你看多光彩呀,你说姑娘们为什么要擦一擦看一看,她以为这上面的指印是她脸上的疤呀,没有这个疤,姑娘们买的不就多了吗?这就是大质量体系。你们天天做的就是大质量体系。
  境川亮:我是日研终端的境川亮,我是两个月前加入华为的,负责高端手机定制屏幕工作,是为了提供比友商更有竞争力的屏幕,关于日本技术,作为日本人我也非常自豪,华为把这些技术用于产品,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对本地供应商进行投资,这是我的一个提案,不知道您有什么考虑?
  任正非:我们原则上不对外进行投资,投资就意味着终身要购买她的东西,因为她是我的儿媳妇。我们现在就是见异思迁,今天这个好就买这个,明天那个好就买那个。当然我们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你别落后了。只要你不落后,我就买你的,但你落后了,我就买别人的。我们主要关心所有的产品是世界上最好,而不是是我儿媳妇生产的,我来组装。
  LvYan:刚才您讲话中提到日本市场的两个特点,一是新产品、新技术都是在日本先导入的,像4G/5G等,还有就是日本人注重质量,我们在交付与前期拓展中,为了应对这些特点,防止新产品不稳定,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来改善客户满意度,但公司每年对我们又有效益提升的要求,所以我想问一下,能否在人力或效益提升上给我们松松绑?
  任正非:我们会把你们的奖金、TUP反算到日本代表处来,我们将来会把非洲的战争费用、艰苦补贴费用,飞到拉丁美洲的机票费用平摊到世界各部,非洲要买好的吉普车以躲避战争及被绑架的危险,日本代表处也要出钱,这样算下来,你们必须多赚钱,发达地区不赚钱,难道还让穷非洲补贴你吗?赚不到钱,说明你没有本事。
  如果你们是亏损的,我为什么要支持你们发展呢。所以你们要改变这个现实,你们才有可能发展,你们的发展是需要靠自己赚来机会,靠黑非洲的钱来投日本的战略,你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你创造了很大价值,我也让你当将军。我们枪林弹雨的非洲弟兄都英勇善战,为什么?他们升将军太快了,他们奖金太多了,他们的食堂太漂亮了,他们吃的全是原生态的食品,所以非洲的弟兄充满了干劲,争抢了市场。但不能把他们抢来的粮食运到日本来呀,日本战略投入需要你们努力,你看日本的贡献利润率还是比较低的。
  顾虚谷:日本研发有开展很多合作,都是用日元与合作方计费的,之前日元一直是贬值的,以后日元如果升值了,我们的开发成本就变高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任正非:当时我与日本确定以日元为单位进行采购,是日元一直在升值,日本供应商是很高兴的。随着日元的贬值,起起浮浮,我们不会改变用日元支付的政策。必须遵守一种契约精神。我们当然也希望日元升值,但日元会不会升值,我想会升值的。因为日本的商品是好商品,你看中国人疯抢日本的商品,我这次回去托运可能还得给人家多交运费。我们到日本来都在抢购,日本经济会不会增长?回升了,我们还是坚持日元。这就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没有经济发展。
  孔方贵:任总刚才说了日本是高端、高价值的市场,但由于其岛国性质,其在ICT产业链中具有孤岛特征,所以在很多规范、式样、协议,甚至手机硬件、软件的规格定义都是跟全球化不同的。过去十年,日本在产品路标、开发投入上得到了公司的支持,取得了一些发展。全球大战略前提下,面对日本本土市场这种特殊性上,公司打算如何发展日本市场?
  任正非:首先,我想问苹果是不是全球化的公司?日本流行的终端主要是哪个厂家的?苹果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前面有老大哥,为什么我们不能跟着老大哥前进呢?(徐直军:我们终端在日本的策略也就是和苹果差不多,所以说苹果在日本有些个性化,也不完全是)当你卖不动的时候,你就少投点人,不要投那么多人。世界上哪个国家卖得动,你们就到哪个国家去,为什么要占有全世界呢?世界有几个国家卖得动就不错了(徐直军:我们不会再走过去那种路,比如单独为日本市场设计1款或几款产品,但是我们会用全球的产品来覆盖日本,就像苹果).
  首先说日本的手机厂家为什么会跨掉,如果是卖功能手机,几十年不变,可能是世界第一。日本就是因为不能快速地适应客户需求,而失去了市场。第二个,就是客户的需求碎片化了,让日本的手机厂家不适应而跨掉。我们首先有个大的公共平台,在公共平台上我们理解日本的一些个性化需求。明年再往前走一步,日本的个性化需求又把公共平台覆盖了,那么个性需求又少一点,那么又可以增加一些个性化需求,我们是在大平台上适当满足一些个性化需求,而不是为一个国家定制几款手机,将来就没有办法升级了(徐直军:反思日本本地厂商做的手机不能面向全球,最后导致规模化起不来).
  蔡靖楠:刚才您提到日本有很多优秀资源,那么对于日本研究所来说,基于这些优秀的资源,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是很有优势的。但我们的研究经费,包括项目都是从总部来的,日本研究所无决策权。我们能不能提供这种平台或资源,让日研所在前瞻性的、创新性的项目上有一定的自主权?
  任正非:(徐直军:你这个问题我清楚,也就是研究所是没有独立的预算去做研究和创新项目,所有研究所都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经费又是由产品线或者研究项目向下覆盖的,这件事是一直比较矛盾。站在研究所的角度,研究所有一定的预算去做创新和研究新项目,说得通。但是在产品线的角度,又怕重复,现在还没有拿到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2012实验室将来肯定每年有一笔预算,占一个百分比,这个预算就不管,允许大家花些钱做些前瞻性的投入,这个预算模式的改变,徐直军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徐直军:现在美研所在试点,日研所还没有过来).
  蔡靖楠:在有优秀资源地方,外研所做创新性研究项目的比例是否可以高一些,任总有没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你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我们组织结构的改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顶部设立一个思想研究所,我们的高级专家、高级干部可以在这个思想研究所里面头脑风暴,来理解世界未来可能的方向是什么,我们2012实验室来做些验证。我们过去很重视工卡,没有工卡呢,我们就认为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视野与我们的工卡有那么大关系吗?在我们这个咖啡杯里面有很多没有工卡的科学家,我们也要支持,这样我们才有这么大的胸怀,才能去拥抱世界。要胸怀世界就要敢于气吞山河,富士山、喜玛拉雅山都吃到你的肚子里面去了,你看下你的心胸有多大。
  我们要敞开心胸,拥抱这个世界。思想研究所需要确定一个边界,在一个边界范围内的项目,我们允许创新,既允许外部科学家创新,也允许内部创新,这样即使出现黑天鹅,也是从我们的咖啡杯里面飞出来的,我们有条件把这个黑天鹅变成白天鹅,所以你讲的是我们组织结构未来可能要发生的改革,这个改革正在酝酿之中。
  张丽萍: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说苹果今年的销售收入是2000多亿美金,研发投入是90多亿美金,华为去年的销售收入是600多亿美金,研发投入是90多亿美金,从绝对数量上和投资比例来看,都比它要高,这个问题有几个解释,一方面可以说华为看的比较长远,苹果会短视一点,但另一种解释是华为研发投资收益比更低,不知道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任正非:在你看来,哪个公司更有希望一点呢?(张丽萍:我觉得华为更有希望一点)对呀,你都觉得华为与苹果距离在不断短缩小,那就说明我们的努力有效果呀。苹果有40多年的历史,大家不要只看到苹果手机,世界第一台PC机是苹果发明的。IBM在苹果发明以后用5000多人抄了苹果的后路才做了PC机。IBM做了PC机之后发现PC机不赚钱,就发明了兼容机(X86),从而开创了一个电脑的时代。所以电脑时代要感谢苹果率先发明了电脑,包括鼠标。
  第二个时代是苹果发明了动漫,图像处理技术。第三个时代就是iTouch,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东西加个手机功能不就很厉害了吗?果不然,过不了两年,他们就发出了第一代苹果手机。苹果改变了世界,我们要感谢苹果。苹果发明了移动互联网之后,就把这个管道撑粗了。撑粗了,谁发财?我们发财了。我们就可以多卖网络设备。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们就会滑下来了,华为就可能不在了,领导人都不在了,这个产业还会有吗?我们从后面追上来,终端才追这么一两年,明确说是去年下半年才发展的,上半年我们的组织结构还是烟囱式的结构。
  我去看了路由器的开发体系之后,我给余承东打电话,让他去查钧那看看模块化的开发模式,刚好余承东从北京下飞机,他也就去看了,看完之后下半年才改组织结构,改成了平台式、模块化的结构,才使华为的手机走起来了,能够卖两百亿美金就够疯的了,实际上他的话呢,你不要听,他真正给我讲的比你们想象中的还大。因为他敢跟我讲真话,不敢给别人讲真话,给别人讲真话,别人要卡他预算呀,要钱,要指标,我说我啥也不要,我们正在前进的路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简单地去看财务比?
  神尾百惠:我是日代人事部的神尾,主要负责培训工作,我们在培训上有给新员工介绍任总写给新员工的一封信,但是这封信主要是针对在中国入职的专家来写的,关于日本本地入职的员工,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任正非: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回去要改进这封信,适应全球化的标准。因为这封信是很早以前写的,没有改过,当时还是基于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来写的,你这个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