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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1 November 2016

中产阶级的逃亡

有些消息肯定引起轰动,比如10月27日的“核心”说;有些消息则出人意料成为热点,比如,“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在中国被归类为高收入群体”的消息,激起的社会反响之大,远超过统治集团的想象。于是,有关部门赶紧出面“辟谣”,说没那么回事。
然而,好事者搜出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两年前关于“对于年收入12万元以上人群加强征税”的通知。显然,有关部门在撒谎。与2006年信誓旦旦“绝不上调印花税”然后又突然半夜鸡叫一样。
为什么公众会对于一个“谁是高收入人群”的概念定义如此敏感?为什么会挖出两年前的一则通知当成重大新闻?因为,此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把你定义为“高收入群体”,目的就是要收税。那些不幸刚巧在每年收入十多万的人,也正因此而焦虑、愤怒。
年收入超过10多万元、却又高不了多少的人,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对税收的痛苦感受,远超过其他人。中产之上,那些权贵们,首先,他们的收入多为灰色,可以避开税收;其次,即便被收走不菲的税收,权贵也能承受; 中产之下,那些贫苦阶层的人,他们很少遭遇个人所得税,同时对于消费者感觉不到,因为中国得消费税非常隐蔽。总之,穷人对税收的痛苦感觉不深。
令人悲惨的是,中产阶级除了遭受高税收的痛苦,还要遭受另外两高的痛苦——高房价和高货币发行。
对于这“两高”,中产阶级依然是最为痛苦。
高房价,对于权贵来说,再高也能承受,更何况,权贵们往往以市场价的1/3甚至1/5获得大量特权房;对于赤贫阶层来说,高房价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反 正,5千元/米和5万元/米,都是买不起;运气好的话,能赶上政府的廉租房,从而在高房价环境下感到庆幸;基本自己租房,忍受房东租价的上涨,其痛苦也远 低于房价从5千元涨到10万元带给购房者的痛苦。
高货币发行,这些年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中国的广义货币,居然超过了美国。须知美元是国际货币,人家尚且不肆意发行。滥发货币,对于权贵来说,是好事儿, 因为多发的货币,基本上都惠及权贵,并且他们有大量海外资产配置。对于穷人来说,对于滥发货币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感觉并不明显,因为他们本来也没多 少现金储蓄,物价涨了还可以领到政府发的视频券、老年消费券什么的。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高货币发行就是一场灾难,几十万、几百万的储蓄顿时缩水。高货币 发行,毁掉了国家的信誉,毁掉了中产阶级的信心。
政府为了彰显合法性而对底层采取的低保、廉租房、食品券等恩惠措施,安抚了底层。那么,谁来承担体制的成本?是中产阶级。
中国人的焦虑感,大家都感觉到了。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焦虑。权贵的焦虑感,主要是他们看到全社会仇官仇富的心态后,感到不安全,但他们并不因此感到恐 惧。权贵普遍有巨额海外资产配置,这给了他们财务安全感,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能力在动荡发生前撤离。穷人的焦虑感最轻,他们时刻等待着下一次的打 土豪分田地。最终,所谓全民焦虑、全社会焦虑,其实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焦虑。
在邓小平改革初期,中产阶级刚刚出现。当时的万元户,其实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是官媒称赞的,是百姓羡慕的,他们是幸福的。30年后,随着分税制改革等政策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变化,中产阶级一天不如一天。
目前,高税收、高房价、高货币发行,这三高,实际上已经把中产阶级的财富给虚化、固化。坐拥千万房产,却无力消费,更无幸福感。这样的中产阶级,徒有中产之名,承受巨大痛苦。
三高如同三座大山,砸死一个中产群体。
西方社会学理论,以及中国右派自由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剂;而中国的权贵和左派学者则坚定地认为:中产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为,一旦吃饱喝足了,就会要求人权,要求自由。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推断,孰是孰非,很难裁判。实际结果则很清晰:中产阶级被榨干、被血洗。仰望天空,哀从中来。
在爆发暴力革命之前,底层的焦虑、愤怒其实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底层是无效的大多数。而中产是有效的大多数。
焦虑中的中产阶级,通过网络发泄不满。文化修养较高的中产阶级,目前正在走一条雷同之路:移民。这些年掀起的中国人移民浪潮,有一个共同点:因为痛苦和焦虑而移民。这是一次中产阶级的大逃亡。
先有中产的消亡而后有其他中产的逃亡。逃亡是为了不被消亡。
当中产阶级逃亡、消亡之后,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最渴望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整个社会就只剩下两股力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或者说,只剩权贵和赤贫。这样的阶级分布、对峙,会导致何种结果,历史已经有许多次演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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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赶快逃吧,emigrate吧,你要有意于此,就总是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