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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7 February 2017

上海人的“路数”

一脸和顺的人,一定是路数清爽的人
路数不一样。上海有上海的路数。如今上海人在上海生活,却要放弃原来的上海路数,去遵从不讲路数的路数,而这些不讲路数的路数,虽然也发生在上海,却不是上海人在制定,这路数就不清了。
恐怕没有谁会质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经典话题,这个命题的意思是,一方水土能够养活这一方水土的人,但是恐怕也没有谁逆向推理过,这一方水土,其实也只能养活这一方人,是养不活其他水土的人的。每一方水土都是有个性的,一方有个性的水土和另一方有个性的水土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有如上海吴淞口著名的三夹水——东海、长江和黄浦江,一起流,却流不到一起,轮船开过,都可以清晰地看清三种颜色的水。
这就是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如果地域间没有文化的冲突,没有文化的区别,那就没有了地域文化本身。只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不像三夹水那么壮观与传奇,而是无法适应。
上海人对时间的遵从和计较,不是现在才有,是很有年头的历史了。有许多的尊重和计较,一直是被批判的。在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将的变迁之后再去做一番回眸,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温床,不乏有上海的城市精神,更不乏有上海人的生活要义。
最有代表意义的莫过于《海港》中青年工人韩小强的一句告白。韩小强初中毕业,当了一个码头装卸工,他不安心本职工作,一心想改行做一个海员。韩小强干了八小时,总算下班了,但是领导为了彻查敌人的破坏,领导要求韩小强下班后留下来加班,要彻查阶级敌人的破坏,韩小强不愿意,并且振振有词地甩出一句话:“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虽然剧中的韩小强是一个落后青年,只是在领导的教育下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了“我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但是韩小强的座右铭“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上海青年人的流行与追求。在学习样板戏和斗私批修的年代,一方面在批判“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的要害,一方面又在嘀嘀咕咕:这句话错在哪里?难道下了班还没有自由?这句话当然没错,创刊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小时以外》这一个刊名,恰是缘于韩小强因为“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而产生的落后思想: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勿宁说,这就是上海人的路数。“路数”用如今时尚化的词语来解释,就是“理念”。对“八小时以外”这一个命题似乎谁都只看到了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只看到了八小时以外你不可以管我,管了我我也不做,另一面实际上就沉淀在上海人的心底:八小时以内你不管我我也要做的,因为我是不自由的。“下班好似马脱缰”的要义不仅在于下班马就应该脱缰,也在于上班就把马缰绳老老实实地交给工作。上班就是上班,就是做生活,就是认认真真,就是听从服从,就是不偷懒,不马虎;下班就是下班,就是休息,就是个人自由;上班和下班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如同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直至当下,在各类公司打工的小白领,大多要加班,但是态度不同,上海小白领不想加班,因为加了班就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所以宁愿在上半时把事情抓紧做完;相比之下,非上海籍小白领不反对加班,因为不加班也没有什么事情,况且加班还有加班费。所以晚下班3分钟,对于下了班加班的非上海籍员工来讲,是福利,况且,自己租的房子条件没公司好。
男人也要买小菜,是最基本的路数
主持人王刚多年前到上海录制节目,突然机器出了故障,节目组带来的工程师怎么也弄不好,只好向上海电视台求助。上海电视台派来的工程师言语不多,很快排除了故障。终于可以录节目了,王刚很是佩服和感谢,当即表示要请工程师吃晚饭,没料到这位工程师谢绝了王刚的美意:对不起,我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的,老婆上中班,女儿5点钟放学,我要回去烧晚饭的。且不说王刚以一个名人的身份约请受到拒绝会有刹那间的不适应,更重要的是王刚从一个北方男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上海男人连在外面吃一顿晚饭都请不出假,而请不出假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回家烧饭,未免太顾家了一点,未免太上海小男人了一点。不妨说,这也正是北方人和上海人生活路数的差异。
两种路数导致两种生活态度。
上海人不仅讲究路数,还讲究路数清爽,“清爽”也就是事情与事情之间、人与人之间、作与息之间,一切都是清晰可辨。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几天,和其他所有城市一样,上海城市交通全面瘫痪,当时还没有地铁,这么大的上海,上下班一个单程十几里路是家常便饭,没有了公交车,上海这一座城市就等于是做了截肢手术,受影响的程度,仅次于北京。许多城市的那几天,因为交通瘫痪纷纷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市场歇业,上海是一个例外。从南京路到淮海路,所有商店照常营业,中百一店失去了往日里庙会式的的拥挤,几乎就没有顾客,营业员比顾客还多。有一个剃头师傅,家住杨浦区比五角场还要远的中原小区,上班的剃头店在市中心,没有公交车,他走了三个多小时到店里上班,下班后再走三个多小时回家。后来有电视台要采访,暗示剃头师傅要从工人阶级的高度谈谈认清形势不怕困难坚持上班,这个剃头师傅看到摄像机,一紧张就是说不出豪言壮语,一口苏北腔的上海话,结结巴巴说来说去还是这一句:“拿了工资总归要上班的”。中原地区是苏北人比较集中的。
“拿了工资总归要上班的”,可以看作是上海男人对工资契约的遵守,与《海港》中韩小强的名言“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恰似上海男人的左脚和右脚,两只脚不会走在一个点上,却是走在一条路上。这一条路,就是路数。更加无独有偶的是,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上海,访问居民小区,那一个小区,恰恰就是中原小区,是一个人口极其密集、以工人为主打群体的小区。再后来,邓小平希望上海人要当领头羊。领头羊就是带头讲究路数,就是带头遵守社会契约。
王刚对上海那一位技术高超的师傅,也有认知上的改变。他后来告诉朋友,在上海师傅身上,他看到了上海这一座城市崇尚契约精神,既然答应了老婆要回家烧饭陪女儿,那就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什么?这是契约精神。正是因为有契约精神,才会有职业精神,正是因为有职业精神,才会很利索地修复别人修复不了的摄像机。王刚从契约精神的高度来谈论上海,也许那一位师傅并没有那么高深的想法,他想到的仅仅是,一个人路数要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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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就是缺乏契约精神,尤其是共匪。看看“历史的先声”中共匪是怎么说的,上台后又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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