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的代价
说话虽然是人张口就来的本能，但批评就不在其中了。在传统中国历来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甚至付出砍头代价的事情。
1660年，江南湖州（今天的浙江南浔）富豪庄允诚自行刊发了一部史书——《明史辑略》。由此拉开满清百年文字狱第一案的序幕。
《明史辑略》的原作者是南明大学士朱国祯，写成后一直小范围传阅，未能刊发。庄允诚是南浔富豪，家底殷实，儿子庄廷珑酷爱读书，因为眼病而致盲，受到史书上“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启发，也想做点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有意义的事情，就从朱国祯后人手中重金买下史书手稿，聘请江南一带有名文人加以大幅度扩充编撰，还请了原南明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为该书作序。庄廷珑书未成而病故，父亲庄允诚为了完成儿子遗愿，继续编撰，终于完成。
这本书因为如实记录了满清入关后的诸多屠城暴行，对此多有鞭挞批评，违反了满清伟光正的主旋律，被人告发。刚上台的康熙大开杀戒，先后株连千余人，被杀头的就多达七十余人。甚至连为这本书排版印刷的工人都不能幸免。其残酷程度，无以复加。
为这本书作序的李令皙自然也没躲过，当时他也因病失明，实际上序言的是他委托的一个友人所写。但被捕后，他缄口不言，不愿连累友人，始终不提此事。本人被凌迟处死还株连了四个儿子。主审官见其小儿子刚16岁，于心不忍，就暗示他在口供中年龄减少一岁，因为如果是15岁按满清律例就可免死充军了。没想到李令皙小儿子年纪虽小，却极有气节，他说：“父兄俱死，不忍独生。”始终不改口供，随父兄一起赴难。
二、赞美的代价
批评有杀头的风险，赞美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安全？极权之下，这又不见得。
还是满清的事。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白莲教马朝柱的起义声势浩大，清廷一时间焦头烂额。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刘震宇，一个已经70岁的老朽，几十年科举不第，就想借此机会献计谋、表忠心，跪舔一下皇帝，看能不能独辟蹊径，升官发财。
刘震宇写了篇号称可以平叛的《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向官府投诚。他的文章通篇“陈腐套袭之言、迂阔难行之事”，这种跪舔文章当地的知府、巡抚都看不上，根本不搭理。他不死心，再向湖南巡抚投书。这回就投出了杀身之祸。
湖南巡抚范时绶也想证明自己政治觉悟高，上书乾隆，说这老家伙献策虽然通篇“感颂圣明”，“无悖逆诽谤之语”，但是明显不了解当朝的政策，有些建议不对路，属于妄议中央，革掉他仅有的“生员”也就是科举资格算了。
没想到乾隆可不是这么想的。刘震宇的八股文中有条建议是“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这可是犯了清廷的大忌。满清作为彻头彻尾的境外势力，能够入主中原，贬岳飞、抬关公、剃发易服等措施是消弭汉人的反抗意识，保证满人能够长期欺骗民众、统治华夏的根本。那容你妄议？乾隆对湖南巡抚的处理很不满意，说这老头“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直接处斩。
刘震宇这个一心想要颂圣求荣的“小红粉”，就这样拍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拍成了刀下鬼。
三、奴隶的选择
批评已然不得，赞美错了也不得，笼子里的奴隶们该怎么选择呢。
还是要说满清。雍正的时候广东惠来县有个叫做屈明洪的县学教谕，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长。他在读当时的反面教材、后来的禁书——《大义觉迷录》的时候发现，疑犯供词中有“仰慕广东屈温山先生”的话语，这个所谓的屈温山，应该是屈翁山的口误，就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做屈大均，号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岭南三大家之一，学问好，气节更甚，长期投身反清复明的事业，直到年老无望，隐归老家番禺，潜心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为明末的忠臣义士立传，终不复出。屈明洪眼看已经入土几十年的父亲居然是当朝罪人的偶像，这还了得！
恐惧至极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牵连的恐惧战胜了人伦的天理，立马带着父亲留下的诗文著作，跑到广州自首，揭发自己的父亲，说父亲死时，自己年纪尚幼，懵懂无知，父亲的反动诗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没有觉察，是读了《大义觉迷录》，回去自纠自查，才发现父亲诗文的文字和内容违反了大清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亲自呈首投监，请正典刑。雍正觉得这正是自己英明统战的功劳，没有杀这个揭发父亲的可怜虫，只是把他和儿子流放，焚毁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语言经过一代人的圈养，就成了这样。没有人伦也没有天理，华夏礼仪之邦，遍地衣冠禽兽。
四、批评还是赞美
正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加上揣测圣意的艰难，才有了中国人独特的语境。批评什么，赞美什么，都是一种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不准、也无需个人作出判断。极权的体制下，全国只需要一个大脑，就是皇帝的大脑。全体臣民只需要复制粘贴圣语、圣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险。
所以说当奴隶的艰难，就在于说与不说，成了一种两难，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监一般，自我阉割，表明消弭自我觉醒的决心，表达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稳。
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不尽彻底。如果秋后算账才给你指引你就无法了。比如，当大家都觉得评论一下和政治瓜葛不大的戏子们应该问题不大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豆瓣们的悲哀，不在于正确的表达了民意，而在于，没有根据要求表达。因为什么叫做“民意”，也不是那一亿个评分的用户说了算。圣意才是民意，其他不是。
但真相就是一种顽固的东西，就算你让所有的评论都下线，它也还躲在人的心里。不会因为你给驴粪蛋当扑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个只有屎壳郎迷恋的粪团。
五、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满屏清廷辫子戏，《雍正王朝》《戏说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节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价值观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对照这两百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真正差距的干货？一个根本不容许存在批评的王朝，一个自己用不间断的谎言堆砌赞美的王朝，一个事实上故步自封腐烂透顶的粪坑，赞美可还有任何意义？
愚昧和苦难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如影随形。愚昧必然导致苦难，苦难反过来又加重愚昧。
而批评和赞美，则是相互砥砺的盾与矛。缺失了任何一个，关于矛盾的吹嘘都是可疑或者可耻的神话。担得起批评，才受得起赞美。过滤了批评的赞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些历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杀戮等恐惧手段消除人民质疑和批评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霍查、齐奥塞斯库……即便喝饱了人血，站在无数人头累积的“京观”之上，营造出一种山呼海啸的“尊崇”，哪个身后不是骂名滚滚甚至挫骨扬灰？
1931年，坚持反战的德国媒体人卡尔·冯·奥西茨基对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围极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民众的批评：“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狱，进入集中营劳改。1935年，他成为第一个在监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今天，也许不会再有人赞美纳粹德国，但一定会有无数的人，赞美奥西茨基惊世骇俗的批评。
同样是今天，我们也许不能学习奥西茨基的批评，但至少，我们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还有拒绝赞美的自由，还有，等待明天的自由.
说话虽然是人张口就来的本能，但批评就不在其中了。在传统中国历来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甚至付出砍头代价的事情。
1660年，江南湖州（今天的浙江南浔）富豪庄允诚自行刊发了一部史书——《明史辑略》。由此拉开满清百年文字狱第一案的序幕。
《明史辑略》的原作者是南明大学士朱国祯，写成后一直小范围传阅，未能刊发。庄允诚是南浔富豪，家底殷实，儿子庄廷珑酷爱读书，因为眼病而致盲，受到史书上“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启发，也想做点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有意义的事情，就从朱国祯后人手中重金买下史书手稿，聘请江南一带有名文人加以大幅度扩充编撰，还请了原南明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为该书作序。庄廷珑书未成而病故，父亲庄允诚为了完成儿子遗愿，继续编撰，终于完成。
这本书因为如实记录了满清入关后的诸多屠城暴行，对此多有鞭挞批评，违反了满清伟光正的主旋律，被人告发。刚上台的康熙大开杀戒，先后株连千余人，被杀头的就多达七十余人。甚至连为这本书排版印刷的工人都不能幸免。其残酷程度，无以复加。
为这本书作序的李令皙自然也没躲过，当时他也因病失明，实际上序言的是他委托的一个友人所写。但被捕后，他缄口不言，不愿连累友人，始终不提此事。本人被凌迟处死还株连了四个儿子。主审官见其小儿子刚16岁，于心不忍，就暗示他在口供中年龄减少一岁，因为如果是15岁按满清律例就可免死充军了。没想到李令皙小儿子年纪虽小，却极有气节，他说：“父兄俱死，不忍独生。”始终不改口供，随父兄一起赴难。
二、赞美的代价
批评有杀头的风险，赞美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安全？极权之下，这又不见得。
还是满清的事。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白莲教马朝柱的起义声势浩大，清廷一时间焦头烂额。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刘震宇，一个已经70岁的老朽，几十年科举不第，就想借此机会献计谋、表忠心，跪舔一下皇帝，看能不能独辟蹊径，升官发财。
刘震宇写了篇号称可以平叛的《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向官府投诚。他的文章通篇“陈腐套袭之言、迂阔难行之事”，这种跪舔文章当地的知府、巡抚都看不上，根本不搭理。他不死心，再向湖南巡抚投书。这回就投出了杀身之祸。
湖南巡抚范时绶也想证明自己政治觉悟高，上书乾隆，说这老家伙献策虽然通篇“感颂圣明”，“无悖逆诽谤之语”，但是明显不了解当朝的政策，有些建议不对路，属于妄议中央，革掉他仅有的“生员”也就是科举资格算了。
没想到乾隆可不是这么想的。刘震宇的八股文中有条建议是“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这可是犯了清廷的大忌。满清作为彻头彻尾的境外势力，能够入主中原，贬岳飞、抬关公、剃发易服等措施是消弭汉人的反抗意识，保证满人能够长期欺骗民众、统治华夏的根本。那容你妄议？乾隆对湖南巡抚的处理很不满意，说这老头“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直接处斩。
刘震宇这个一心想要颂圣求荣的“小红粉”，就这样拍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拍成了刀下鬼。
三、奴隶的选择
批评已然不得，赞美错了也不得，笼子里的奴隶们该怎么选择呢。
还是要说满清。雍正的时候广东惠来县有个叫做屈明洪的县学教谕，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长。他在读当时的反面教材、后来的禁书——《大义觉迷录》的时候发现，疑犯供词中有“仰慕广东屈温山先生”的话语，这个所谓的屈温山，应该是屈翁山的口误，就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做屈大均，号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岭南三大家之一，学问好，气节更甚，长期投身反清复明的事业，直到年老无望，隐归老家番禺，潜心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为明末的忠臣义士立传，终不复出。屈明洪眼看已经入土几十年的父亲居然是当朝罪人的偶像，这还了得！
恐惧至极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牵连的恐惧战胜了人伦的天理，立马带着父亲留下的诗文著作，跑到广州自首，揭发自己的父亲，说父亲死时，自己年纪尚幼，懵懂无知，父亲的反动诗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没有觉察，是读了《大义觉迷录》，回去自纠自查，才发现父亲诗文的文字和内容违反了大清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亲自呈首投监，请正典刑。雍正觉得这正是自己英明统战的功劳，没有杀这个揭发父亲的可怜虫，只是把他和儿子流放，焚毁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语言经过一代人的圈养，就成了这样。没有人伦也没有天理，华夏礼仪之邦，遍地衣冠禽兽。
四、批评还是赞美
正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加上揣测圣意的艰难，才有了中国人独特的语境。批评什么，赞美什么，都是一种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不准、也无需个人作出判断。极权的体制下，全国只需要一个大脑，就是皇帝的大脑。全体臣民只需要复制粘贴圣语、圣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险。
所以说当奴隶的艰难，就在于说与不说，成了一种两难，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监一般，自我阉割，表明消弭自我觉醒的决心，表达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稳。
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不尽彻底。如果秋后算账才给你指引你就无法了。比如，当大家都觉得评论一下和政治瓜葛不大的戏子们应该问题不大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豆瓣们的悲哀，不在于正确的表达了民意，而在于，没有根据要求表达。因为什么叫做“民意”，也不是那一亿个评分的用户说了算。圣意才是民意，其他不是。
但真相就是一种顽固的东西，就算你让所有的评论都下线，它也还躲在人的心里。不会因为你给驴粪蛋当扑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个只有屎壳郎迷恋的粪团。
五、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满屏清廷辫子戏，《雍正王朝》《戏说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节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价值观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对照这两百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真正差距的干货？一个根本不容许存在批评的王朝，一个自己用不间断的谎言堆砌赞美的王朝，一个事实上故步自封腐烂透顶的粪坑，赞美可还有任何意义？
愚昧和苦难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如影随形。愚昧必然导致苦难，苦难反过来又加重愚昧。
而批评和赞美，则是相互砥砺的盾与矛。缺失了任何一个，关于矛盾的吹嘘都是可疑或者可耻的神话。担得起批评，才受得起赞美。过滤了批评的赞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些历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杀戮等恐惧手段消除人民质疑和批评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霍查、齐奥塞斯库……即便喝饱了人血，站在无数人头累积的“京观”之上，营造出一种山呼海啸的“尊崇”，哪个身后不是骂名滚滚甚至挫骨扬灰？
1931年，坚持反战的德国媒体人卡尔·冯·奥西茨基对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围极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民众的批评：“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狱，进入集中营劳改。1935年，他成为第一个在监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今天，也许不会再有人赞美纳粹德国，但一定会有无数的人，赞美奥西茨基惊世骇俗的批评。
同样是今天，我们也许不能学习奥西茨基的批评，但至少，我们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还有拒绝赞美的自由，还有，等待明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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