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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5 June 2017

陌生人社会的信用危机

现在的中国,已经大体上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原来的乡村,大体瓦解,壳虽然还在,但人已经差不多走光了。而城市里原来的社区,也没了旧模样,多数人都搬进了商品房小区,小区里的人,即使是对门,多少年不说一句话,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的,不在少数。还能维持原有单位体制的,除了机关,也就是一些国企和事业单位,即使在这样的单位里,各种合同制成员的存在,也极大地增加了人员的流动性。不消说,原来意义上的熟人,是眼见得越来越少了。
当然,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是可以通过新的方式,重新结合成熟人圈的,比如车友圈,业主圈,广场舞圈,以及各种NGO组织的志愿者圈,还有现在实行的各种微信上的朋友圈。好些原来不认识的人,通过朋友圈的线下活动,一来二去,都变成熟人了。更加特别的,还有所谓的炮友圈,他们通过特别的微信群,也可以形成以性为纽带的新熟人关系。
只是,由于新的熟人圈子,受到体制的种种限制,难以发育,至少难以向西方式的公民社会方向发育。而且由于新的圈子的人际关系,很难形成像农业社会那种完全知根知底的状况。圈里的某个人如果突然消失,很可能谁也找不到,也没有人有兴趣找。所以,每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除了极少数同学,师生以及时间较长的同事之间形成的朋友关系之外,基本上是陷在陌生人的汪洋大海里的。
像很多学者说的那样,中国这个社会,经过文革,经历了残酷的人与人的恶斗,批判,告密,揭发,使得人际关系曾经处于一种非常的恶化和不信任状态。这一点,在那些在文革中已经成年的人中间,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直到今天,他们还是随时表现出对任何人的敌意和不信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炸毛。在这样起点上,骤然被扔进陌生人社会,使得国人的转型,显得尤其艰难。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人际关系中,信用的危机。
不像熟人社会,骗人是要付出无法立足的代价的,这样的代价,不是多数人能够承担的。在陌生人社会,欺骗付出的代价很少,除非严重触犯了法律,而且被人抓到,而这样的概率是非常之低的。陌生人之间,只要出现了单纯而且无知的人,就有可能诱发欺骗,骗了以后,一走了之。不跟陌生人说话,已经成为一种信条,但是,你不和陌生人说话,陌生人会来找你。进入智能手机时代的人,几乎天天面对各种诈骗,防不胜防。且不说来自境外的骗子,很难被抓到,境内的骗子,即使被抓到,也不过坐几年牢就出来,只要骗得大,总体上还是合算的,出来了,还是干老本行。陌生人社会,换个马甲,就没人认得出来。别说陌生人之间出骗子,熟人之间,也一样会互相骗,怎么都打不掉的传销,其实主要就是骗熟人,甚至骗亲友。
由于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至今还半个身子搁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地方连存款的异地取款,都还做不到。所以,全国联网的信用体系,喊了多少年,迄今还没有下楼来。公安机关下大力气盯防的身份证,丢失了之后,居然还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用,警务网络,连识别作废的身份证都做不到。同时,法治的公正性,也依旧让人不放心。
所以,现阶段人际关系中的信用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了。做骗子做坏人成本很小,而做好人,往往代价很大。有人倒地,无论老病,在北京如果我碰上了,是会去帮忙的。因为摄像头无所不在,而且警察执法大体还说得过去。但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也许就不一定敢做。因为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套,一个陷阱。那里的警察,会不会昧心执法。打官司,当地的司法公正是否可信。一旦被人讹上,也许一辈子都洗不清。
在一个阶级斗争余毒尚未肃清,甚至还有可能死灰复燃的情况下,单单让媒体,或者精神文明办这样的机构强调人人都付出一点爱,炮制多少暖新闻,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危机,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出了事儿,无论怎样谴责当时人的冷漠和冷血,也没有用。下次碰上了,也许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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