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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6 July 2017

裴敏欣谈中国进入转型拐点

有美国学者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已进入转型拐点”,具备了进行经济社会转型的基本条件,但缺乏政治精英的选择。中国大陆可能会陷入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相违背的转型陷阱。
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14日发表了对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裴敏欣的采访。他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现状分析时说,有三个偶然事件影响了中国:一个是,2007年习近平被选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轨迹。他说,习近平通过反腐等等手段,打破规矩,结束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意为1989年六四后的秩序)。
第二个事件是,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改变了中共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当局相对谨慎,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势力占上风。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令其结束了之前的韬光养晦政策。
2008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斥巨资救市,导致后来信用泡沫。现在看,当时的刺激经济措施过头了,后果严重。
影响中共政治轨迹的第三个事件是,2012年薄熙来被查处改变中共内部格局。习近平上台以及“后天安门政治秩序”的终结,导致中共精英抱团分赃规则结束,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
报道说,裴敏欣教授认为,在后天安门时期,中国当局不管对外对内都很谨慎,对外韬光养晦,对内以防为主,不是进攻性的政治压迫。但是,目前游戏规则变化,国内自由空间愈来愈小。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在今年秋季的中共19大后要做什么很重要。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亚太法学中心”的孙远钊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令人不能乐观:
“中国领导层现在一方面希望继续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但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所关注的主要是思想意识、维稳等问题。这种局面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理都很清楚。中共十九大以后情况会如何,现在没法儿预测。”
裴敏欣教授对《金融时报》表示,从中国当局的需要看,解决信用泡沫,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同时要进行经济改革、去掉僵尸企业等改革需要花费政治资本,这也与中共领导人的认识程度有关。中国的问题很多涉及到价值观。
2016年的国际政治动荡,导致世界上出现“民主困境”,这在中国也引起人们对民主的讨论和质疑。但裴敏欣教授表示,虽然西方民主体制可能近来遇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短期内,西方世界的困境甚至可能会减轻西方国家在意识型态上对中国的挑战,但民主并没有变成一个已衰落的体制。
裴敏欣还指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让人信服“民主困境”是个结构性问题。比如,民粹主义目前只在英、美成功:英国脱欧公投只有4%的票数差距。在德国、法国、北欧,民粹主义没有成功掌权。西方世界并不是一片黑暗,只是美国出了问题。
他表示,虽然很难判断一个政权的未来,但根据世界历史提供的线索,从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标看,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转型的客观条件,但还缺乏一个主观条件,即政治精英的决策。他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陷阱,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陷阱。
就中国大陆是否已进入转型拐点,旅美学者谢选俊表示,中国实际上更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政治陷阱:
“如果说邓小平的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进步,那习近平的政策则导致中国退了一步。此外,根据世界上的一个共识,一个国家百姓的平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时,那个国家就可能发生民主转型。而在2017年的中国,老百姓的平均收入大概才7千美元,离民主转型的水平还差一点。另一个说法是,中国可能更有可能陷入拉丁美洲似的中等收入陷阱。”
裴敏欣教授指出,让最大多数的人得到最大优惠、最大安全、最大幸福的体制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民主制有自我纠错能力
此外,裴敏欣教授还表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谜题”。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中国转型会走进死路,因为威权的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相违背。中共改革的最终目的似乎不是建立一个全面现代化的国家,而是建立一个仅仅经济现代化、一党政权永存的体制,既可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又掌握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这对执政精英是最好的,这就是中国的转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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