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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7 July 2017

谭嗣同与梁启超

戊戌维新,谭嗣同丢了性命,梁启超没有。像康有为找到英国领事濮德兰庇护,梁启超东渡日本。
梁启超对于中国人种问题,认识高于谭嗣同。其论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分析了为何世界文明的主人,是希腊与罗马,又以“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指出:“寒带热带之地,其人不能进化者,何也?人之脑力体力,为天然力所束缚,而不能发达也。”至于中国地处温带,曾有春秋战国的短暂文明,为何人种反而退化?梁启超又严正指出,皆因“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
梁启超比较世故,不会做什么烈士,他知道死一百个谭嗣同,也不可能唤得醒四万万人。
梁启超论欧洲各国,也很有意义:“荷兰,条顿民族之邦国人,其人情之忍耐节俭,勉于职业。葡萄牙,拉丁民族之邦国也,其人情之浮薄轻佻,其宗教为天主教,政治上之变化骚动甚多。条顿民族,其中军也,斯拉夫民族,其后殿也。条顿民族,商人之性质,其脑髓所含者,算术也。至于斯拉夫民族,其事业非花非剧,非商非算,幽凉而沉雄,宏远而坚毅。”
梁启超论三大欧洲民族,观察很准确,另有英国作家摩利士(Jan Morris)分别论述。民主和自由,只会在这三大民族汇聚成的西方文明之间滋长,其他不必浪费时间了。
梁启超比谭嗣同看得通透,他才不会那么笨,为一个安于做奴隶的民族献身。在那个时代,清末民初,避过了慈禧,迎来了北洋,帝国主义势力继续扩张,梁启超有更大的空间市场。患上肾病,梁启超进了洋人开办的协和医院,以为笃信西医,一定没有事。岂知那时西化时间尚短,高等华人学艺未精,切错了肾,以致五十六岁就死了。
如果他更透澈一点,能选择去条顿民族的德国就医,这条命就可以捡回,多活二三十年,会有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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