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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2 December 2017

卡在3·17缝隙的买房人:被打回原形 有人倾家荡产

白玫莉常常从梦中惊醒,满头大汗地坐在床上,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梦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恍惚中老觉得房子没有买到。在黑暗中呆坐了好一会儿,脑袋里的空白渐渐被那套散发着装修涂料味道的新房填补上,白玫莉刚要松一口气,买房时背负的近70万元外债又溜了进来。
半年以来,她常常这样瞪着眼睛熬到天亮。
白玫莉曾经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北京人,北京户口、国企单位、南三环里的房子,这些外壳赋予她安全感和尊严,让一个来自江西小县城的姑娘,看上去和单位里的那些北京人没什么不同。
但在北京,房子不仅是家的终点,更是起点。
去年年底,她不顾老公阻挠想要换房,新房位于东三环团结湖附近,小三居,七十多平方米,挨着朝阳公园,与三里屯隔条马路,站在客厅的窗前能看见“大裤衩”和高尔夫球场。
她怀孕了,房子是给未出世孩子的礼物,一个通往更高阶层的虫洞。
只需在3月17日下午2点半完成网签,白玫莉一家就可以从南城搬到CBD旁边。但三小时后,中介打来电话:“姐,网签口给关了,签不上了。”
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赌上全部身家后,白玫莉在北京没有房子了。
“3·17”新政的目的在于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稳定市场,让房子回归住和生活的必需品,保护首次购房需求。但还是有一部分刚需换房者,受到“误伤”。按照一位律师的说法,和白玫莉一样被卡在“3·17新政”缝隙中的人大概有几万,有人就此失去在北京扎根的机会,有人借了高利贷,还有人离开了北京。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打回原形了。”白玫莉说。
我没那种命
儿子出生三个月,还在休产假的白玫莉就出来工作了,兼职卖保险。因为哺乳期,脸有些微微浮肿,前额的碎发在阳光下泛着油,眉毛看得出修过的痕迹,她今年31岁,法令纹已经在脸上印出两道浅浅的沟渠。
卖保险是前同事的主意。生产之后,前同事到白玫莉暂住的出租房看她,白玫莉正给孩子换纸尿裤。“你也太抠了吧?怎么还给孩子用‘银装’呀?”前同事大声问。银装是好奇牌纸尿裤最便宜的一款,每片不到一元钱。白玫莉一脸尴尬,将前同事拉到一边说:“买房借了好多钱,能将就点就将就点。”第二天,她收到前同事的微信:你这么缺钱,不如兼职卖保险吧。
3月17日之前,白玫莉和单位里的同事一样拥有精致的生活:海淘、去澳大利亚度假、和老公在黄金海岸拍照吃喝。而今,白玫莉没再买过新衣服,没再出去旅游,也没再出去吃过饭,超市里的一个土豆也要比了又比才会买。为了还上换房时借的首付款,老公林子明近半年来都加班到很晚。
生活被抽干了所有养分,只剩下房子、房子、房子。
IT创业者胡君已经8个月没有再去小区的足球队踢球了。来北京的第二年,胡君就在海淀区上地附近以5000元一平米的价格买了一套三居室。没卖掉这套房子之前,他是小区足球队的主力队员,每个周末,都像高中生一样在球场上疯跑;现在,他每晚只能睡着4小时,早上一睁眼就欠银行四五万利息。这一切都源于想给腿脚不利索的老父亲换一套电梯的房子。
根据3·17新政“认房又认贷”的原则,白玫莉、胡君这些刚需换房者,都被划入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骤然增加的数十乃至数百万元,让他们无力支付。
代理了二十多起“3·17新政房产纠纷案”的律师杨随锋记得,新政出台一个多星期后,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客户披头散发和老公赶来,说几句话就不停抹眼泪,他们的唯一住房已经卖掉,新房算作“二套”后付不起首付款,担心30万元定金一分也退不回来。
2016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量和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为平抑房价过快上涨,全国多地陆续对楼市限购政策进行升级。一线城市中,上海去年就出台了多个指导意见,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和住房限贷政策,之后房价出现松动,局部区域已出现回调。
今年年初,北京二手房平均成交价格已突破6万元。3月16日,新政发布前一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大体上都是回落的,问题和矛盾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目前,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定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
3月18日,北京新政实行后第二天,广州连夜发布限购令,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连续缴满5年的个人所得税或社保限购1套;5月,上海不再审批公寓式办公项目,新开盘商品住房需要公证摇号排序,按序购房。
在这一轮调控中,32岁的安徽阜阳人张成浩失去了未婚妻,更让家里三代人都失去了唯一的住房。张成浩本来在燕郊有一套房子,环京房价大涨,他以近3万元每平米的价格卖出后,加上父母和爷爷老家卖房的钱,凑够一百多万首付,准备在北京大兴买房,接全家来住。“咱家能在北京买房了!”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母亲。
在张成浩老家的那个国家级贫困县,北京的房价已经传成了“十几万一平米”。因为北京有房的硬条件,母亲很快在邻坡相到一个标致的准儿媳妇。对方的彩礼要求只有一个:北京房子写两个人的名。张成浩同意了,原计划3月将房子的事办妥,6月订婚。
距离网签还有4天时,新政出台,张成浩变成“二套房”,中介算了算需要补的首付款,54万左右。就算在北京一家知名连锁电器分公司担任销售经理,他也凑不出这些钱,女友开始在微信语音里和他频繁吵架:“必须是北京的房!燕郊不行!”
无奈之下,张成浩提出分手。他喜欢姑娘笑起来的虎牙,但她图的大概只是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如今,攥着一把钱的他在河北燕郊租房,父母和爷爷在老家租房。坐930公交车上班时,他经常听陈小春的一首歌,《我没那种命》。
黑色42天
两年前,白玫莉夫妻在南三环蒲黄榆附近买了第一套房,7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夫妻俩的婚房,总价不到二百万,首付60万,耗尽了两个人的全部积蓄,还借了几万元外债,但“以后我们在北京就有家了。”
次年二月,北京二手房均价突破4万元一平米,并且一路上涨。这套房子的价格涨了两倍左右。白玫莉庆幸自己赶上了“末班车”。
但年底的时候,白玫莉怀孕了,两居室不能满足婆婆来带孩子的需求,附近也没有好的幼儿园和小学。她决定换房。
老公林子明不同意,“换个贵的,贷款压力又会变大,现在不挺好吗?”那时,北京二手房的成交均价已突破每平米6万元。但他最终被“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这个理由说服了。
新房位于朝阳区团结湖地铁站附近,离林子明的单位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这套精装修的二手房满足白玫莉对家的一切想象:主卧的床又大又软,一体化橱柜被保养得锃亮,两个次卧可以分出来一间婴儿房。
新房的网签日期定在3月17号下午两点,那一天,她将手机握在手里,没吃午饭让她有些晕车。不多时,中介打来电话:“姐,网签口崩溃了,已经关了。你的房签不上了。”
率先惊慌的是和白玫莉一样交了定金的人,新政并未提及在途单可以无责解约,意味着很多人的定金可能退不回来。
白玫莉与老公给房东打电话,想要回10万元定金,她解释自己因政策原因无法支付突然多的近百万元的首付款,但遭到卖家拒绝:“你要解约是我的原因吗?政策是我制定的吗?我凭什么给你退定金?”
蒲黄榆的房子一周前已经卖出。夫妻俩从南二环外的有房者变成了西三环外的北漂租房客,曾经精心维护的生活也停摆了。夫妻关系日益紧张。一次,她督促老公问定金进展时,林子明终于忍不住大吼:“要不是因为你换房,能像现在这样没地方住?”
白玫莉摸了摸肚子,对未出世的孩子充满愧疚。“离婚吧。”她似乎用最后的力气吐出这几个字。
“你说什么呢?闭嘴!”
那段时间,反复的争吵让她常常躲起来哭。
四月的北京还没有生气。与林子明去律师事务所询问定金的路上,走着走着,白玫莉突然停下来,望着林子明。
林子明已经很多天没有刮胡子,裤子皱皱巴巴,一条腿窝在鞋里,两个人对视,在北京初春的冷风里同时流下了眼泪。
“咱们离开北京吧?”林子明说。白玫莉没有答话。“晚上买点好的菜吧?”林子明继续表示和解。白玫莉扶着腰低下头,“孩子的北京户口不能没地方落。”林子明没再吭声。
3月17日之后,在途单的影响者迅速建立了维权群,他们到住建部、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政府讨要说法,折腾了十多天无果后,意识到自己成了政策的牺牲品。
胡君是群里最积极的那几个。买他房子的出版社小夫妻受到新政影响凑不齐首付款,而他所购买的房子因为超过了新政规定的非普通住房面积140平米,首付80%,要多支付七百万元首付款。如果违约,200万定金可能退不回来。
“当时都想跳楼了。”为了凑齐首付款,他甚至借过一笔高利贷。
4月28日,北京住建委等三部门明确,因“317新政”影响导致商品住房交易无法进行的,法院依据双方举证判定解除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大多数卖家还是被克扣了部分定金。
白玫莉夫妻的10万定金退回了8万。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两万元人民币,东三环的那个家,还耗尽了在北京奋斗积累的全部安全感。
“倾家荡产也要买”
离预产期只剩三个月,没房子就没办法给孩子落户,白玫莉决定一定要尽快买上一套房。
打开手机地图,她的手指向南拖去,停留在潘家园东里,那里有一套中介推荐的小三居,南北通透,是朝阳区三环里房价最低的地方之一。
挺着肚子,白玫莉与老公林子明看了两次房。这套七十多平的小三居户型要优于团结湖的房子,光线几乎一整天都能在房间里徘徊,林子明头一次露出了笑容。但他们需要再凑近70万元的首付,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了一遍。
“三月底的房子多吓人,肯定得买啊。”与白玫莉境况类似的曲杰说,他看中的北四环某小区的房子,去年12月初到今年2月末总价就涨了将近一百万。被新政卡成“二套”后,曲杰将车抵押给民间借贷公司。
买房在当时变成了一种执念。维权群里的一些人开始私聊分享借钱经验,他们将所有能借的商业贷款借满,将多年积攒的可抵押物抵押典当,一位女士在某典当行当了自己的百达翡丽手表,换了20万。“大家都疯了,越涨越要买。”曲杰说。
也有人就此失去“上车”的机会。吴玉娇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她患有需要终身治疗的慢性病,父母将老家的房子卖了,想在北京买房陪女儿治病。新政将贷款期限卡在了最高25年,吴玉娇的贷款额度不够,只能要求解约退10万元的定金。
因长年患病,吴玉娇气若游丝,庭上一再被法官要求放大声音。“兼职收入在贷款政策宽松的时候是算的,但是新政之后,这些都不算了。”律师杨随锋说,如果去掉兼职收入,吴玉娇的贷款额度不足以覆盖,最终被判了败诉,协议退还3000元定金。
这个看上去比同龄人更柔弱的女孩,听到判决时哭得没法说话。她和父母现在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单间里。“有房和没房,在北京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她盼着年底的房价再降一些,自己和父母能有稳定的地方住。
“3·17”新政出台一个多月后,贪婪的巨兽终于放慢了咀嚼的速度。据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等机构的住房监测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5月,北京各区房价全面下跌,环比首降4.09%。多家房产中介的网签套数大幅下滑。截止到11月,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在每平米5.1万元左右,比年初降了15%。
没买上房的人因此找到了一丝安慰。“现在不觉得自己惨了,说不定明年能买更大的呢。”换房失败的公务员小刘一家搬到了临时的出租房,4月时每天晚饭都吃不下去的她,现在准备重新与房价博弈,等待抄底。一家五百强企业的中层领导小李攥着一笔卖房的钱,将眼光放到北京通州区,“按现在这个降法,明年说不定在通州能买一复室!”
一切刚开始
吵架最凶的那段日子里,白玫莉挺着肚子,一个人从单位一路走到新街口,没涂护肤品的脸被眼泪擦成风霜——她在之前一直用的雅漾化妆品专柜前看了又看,最后还是没敢花钱。
买房之后,白玫莉和老公林子明再也没下过馆子。林子明再也没换过手机,屏幕碎了,就自己在淘宝买块便宜的换上。原本不关心房价的他,现在走到哪儿都要掏出这台旧手机查一下附近的房价。白玫莉反倒不再关心了,“反正也不会再卖了。”
她从中介口中得知,错过的那套团结湖的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价格只比她高出了三万元而已。
全家居住的临时出租房因为最近的“安全隐患排查”每个月涨了1500元。她已经很久不跟同事聊天了,那个圈子里的房子和孩子让她不再能摸到边。
白玫莉打听过,想在朝阳区上好的公立幼儿园根本排不上队,而好的私立幼儿园起步价每个月是5000元左右。单位里近8成的同事是北京本地人,这些人当中又有一半左右是海淀人,从孩子二年级就开始考虑以后是上“人大附”还是“首师附”。
儿子刚满4个月,这个曾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985硕士,已经开始为他的前途感到担忧。
“起点真的很重要。”胡君也这样认为。在北京奋斗了将近二十年,殷实的家底儿因为换房几乎被掏空,只剩下几百万的外债,一套交易困难的商住房,和一套不能卖的自住房。儿子已经上小学五年级,江苏户口,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胡君打算送他出国读大学。未来十年赚的钱早就被生活精细地分割,还债、还贷款、儿子的出国基金。
“我现在就是个挣钱机器,活着哪里有意义?”这个看起来老了10岁的中年男人双手向后抹了一把头发,几根断发窸窸窣窣掉了下来。
维权微信群里已经很少有人再说话了。他们的声音消失在北京又一轮的房价波动中。
折腾了大半年,白玫莉的房子从丰台区换到了朝阳区,挪动这大约5公里的距离,让白玫莉夫妻近乎倾家荡产。白玫莉还记得,刚结婚时,老公带她到蒲黄榆的那个家附近吃鱼火锅,“我们有房啦!”白玫莉和林子明笑嘻嘻地看着对方,手里举起装满饮料的杯子,“好日子要开始了!”
(文中白玫莉、林子明、胡君、吴玉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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