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难学新加坡——知易行难

本文解剖一只麻雀，具体说明中共何以“知易行难”。
1965年正式独立的新加坡，短短三十年就跻身发达国家，人均GDP从1959年的400美元飙升至1990年的1.22万美元、1999年2.2万美元[1]，2015年的5.3224万美元（全球第六）。新加坡政局稳定，政府廉洁，经济高效，文化多元，种族和谐，全球最国际化国家之一。据2014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乃继纽约、伦敦之后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除了环境整洁、秩序良好，还有一项绝对拿得出手的政迹——为绝大多数公民提供了充分就业与住房。至少在华人中，“新加坡人”绝对博得尊重。
新加坡在集权制下搞成现代化，与中共“无产阶级专政”集权制相合，曾使文革后“别求新声”的邓小平一度心向往之，中宣部跟着鼓吹过一阵“新加坡模式”，即所谓“两手都要硬”——政治稳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高速（坚持改革开放）。
当然，学习新加坡也有一定尴尬。1960～70年代李光耀强硬反共，当时的中宣部定位“美帝在东南亚的代表”，中共曾大力援助“马共”，积极从事暴力推翻李氏政权的“革命行动”。这会儿反过来“以新为师”，多少不太自然。
赤潮渗“新”
1966年的中国文革，祸及亚非拉、欧洲，各国“左青”狂热仿效红卫兵运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因无语言屏障，毛泽东思想传播迅速。新加坡一些幼儿园幼童上台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后跳忠字舞，表演小话剧〈姐弟求亲人〉——
一对年幼小兄妹正在玩耍，发现受伤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士，他正被追捕。小兄妹不顾生命危险掩护这位战士。最后，小兄妹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
这一时期，新加坡不少儿童剧照以毛像为背景，儿童们雄赳赳气昂昂挥舞红缨枪或木枪高呼：“枪杆子里出政权！”剧情介绍也用毛语录作结：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2]
19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受中国文革强劲冲击，完全有可能朝另一方向发展，成为“东南亚的古巴”。马共影响下的左翼势力在新加坡十分强大，李光耀为谋求独立，曾长期与之结盟。新加坡独立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乃马共前线组织，获得独立后新加坡国会13张议席（共51席），得票率33%的第二大党。
负责新加坡工作的马来亚共产党南方政治局书记的余柱业（1918～1995），1963年搬用1936年3月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3]
抗战初期，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也以此十六字为国统区工作方针。[4]马共仿习中共，完全照葫芦画瓢。
新加坡的幸运
李光耀的聪明处是改英语为国语，主要媒介由中文改英文，极大削弱共产主义传播的便捷性。在华裔为绝大部分人口的新加坡，兵不血刃就夺回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短短几年，非常有望主导政局的左派人气急降，“社阵”国会反对党领袖林焕文辞去议席，认为“社阵”的政策只符合国际共运的利益，并不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也背离民主制度。两周后，另两名“社阵”议员也宣布辞职。两天后，被拘留的“社阵”议员巴尼也宣布辞职，并声明放弃共产主义，永远脱离政治。[5]
“社阵”很快失去曾经拥有的群众支持，不但没有执政机会，而且丧失在野党地位，无法利用舆论与群众组织影响国家发展。如今的新加坡，虽有一些要求多党民主、公平选举的政治反对派，左派则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全球范围，二战后曾在民族独立运动与社会改革浪潮中跃上浪尖的各国社会主义左翼势力，后来大多落败。新加坡左翼的“社阵”之所以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乃是其党领导人李绍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宪法。文革爆发后，马共深受鼓舞，认为世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宣布退出国会，抑制宪法，上街游行，打出标语“国会民主已死亡”、“把斗争带到街头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有理、个人崇拜等文革精髓迅速渗透马来西亚、新加坡左派组织，在南洋掀起一股小文革浪潮。[6]“社阵”举横幅上街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反而使民众认清其暴力政治内质，最终导致民众散去，失去政治影响力。李光耀回忆录中很庆幸地说：李绍祖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的三十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占尽支配地位。[7]
新加坡李氏父子长期一党专政，“铁腕治新”，但却是现代民主理念下的“开明专制”。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虽将很多马共左士投入监狱，但未杀一人，也无肉体折磨（鞭刑只针对特殊刑犯），更无暗杀、绑架。不同政见者如悔过并愿意出国，一概放行，将政治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新加坡及时挣脱马克思主义，国之大幸，也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否则，被领歪了路，进入马克思主义红色甬道，新加坡还能这么快迅速崛起么？
知易行难——中共难学新加坡
对中共来说，画虎难画骨，学“新”难学魂。因为，新加坡以欧美现代法治为价值旨归，中共得放弃阶级论、放弃马列主义，得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呵！李光耀最初压制式的“铁腕治新”类似孙中山的“训政”，意在最终实现三权分立的“宪政”。实践证明：李光耀治新泽被星岛，造福百姓，时人感谢、后人点赞，学界颔首，真正赢得“伟光正”。可见社会发展，方向第一，图纸第一。吾华倒霉，认错图纸，大陆赤沉，1949年后逆向而行，不积极鼓励社会成员创造财富，而是视富为仇，尽搞政治运动，生活上只能等待公家分配一切（从食品到财物、从兴趣到职业），一个价值原点严重错谬的政党，一出门就走错路，还以政治暴力捍卫已被实践证伪的一则邪说，“伟大导师”当然只能是“伟大导死”——一场大饥荒就直接害死四千万国人。
国际共运虽然退潮落篷，西风终于压倒东风，但意识形态领域内，马列主义留下遍地瓦砾，至少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彻底“清场”。对中共来说，想学人家新加坡，却知易行难，因自缚手脚，非要坚持意识形态“不松劲”，十八大后连“民主萌芽”的《炎黄春秋》、共识网都给封了，十九大仍紧紧拧死意识形态阀门，“知”都不让知，怎么“行”？怎么去学人家新加坡？
虽然从哲学层面上，知行合一的难点在于知难行易，认识方面的难度高于行动方面，孙中山最后的感叹也是“知难行易”。但就中共及中国目前情况，则是知易行难，明明知道得走向民主宪政，中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仅仅囿于政权来源的历史与一党专政的现实，朝野各方就这幺僵着扭着，活活演出一幕尴尬至极的“知易行难”。怎么办？怎么办？读书人一声潼关长叹！
当然，叹完后还得回来为国家找路，还得追求“知行合一”。但是，除了拆除马列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违章建筑”，名正言顺走人类共同经验的普世价值道路，中国还有别的路么？
初稿：2017-1-9～10 上海；定稿：2017-12-27 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