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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 May 2018

中国的“无芯之痛”是政治问题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激活(启动)对中国中兴通信公司的制裁令,对中兴“一剑封喉”。表面上看,这与中美贸易摩擦无关,但在贸易战阴云盖顶之际,谁都不会认为,此举没有杀鸡儆猴之意。
制裁中兴事件一下子改变了中美贸易战的中国舆论场,从狠批美国威胁发动贸易战,发展为全民大讨论:虽然有比较持重的“发展芯片不是一朝一夕”之论,但更多的是中国不能承受“无芯之痛”,“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的检讨。如何大力发展“中国芯”,把“好事变坏事”充斥舆论场。
中国并非“无芯”,中国半导体行业并非那么不济。早在2000~2005年,中外已经在中国投资超过200亿美元,新建15座晶圆厂。在2015年全球芯片制造上,中国占4%。在代工企业中,2017年,中芯国际排全球第五,华虹半导体排世界第九。
无芯问题看似非常严重,说到“中国每年花费2000亿美元进口芯片”,更是让中国“工业党”(片面追求制造业的人)痛心疾首。其实,中国进口这么多芯片,最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把这些芯片装配在最终消费品上出口国外,并非内需。中国政府对芯片不征关税,就是为了让最终消费品生产商能获得价格优势便于出口。这是全球化生产模式的一环。
中国舆论所指的“无芯”,主要指在核心芯片,尤其是电脑与手机CPU,高端通讯芯片等关键器件上依赖外国;除了芯片设计落后外,芯片制造也与国外有1.5到2代的代差;进而在操作系统、设计软件、行业软件等基础软件上也无法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即所谓“无芯缺魂”)。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中国早已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列为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首。
其实,所谓“无芯之痛”是科技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正如爱滋病,不单纯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一样。
爱滋病与“无芯之痛”,都有在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难点,这是其进一步成为社会问题的客观基础。爱滋病的技术难点是难以治愈。无芯之痛的技术难点,是在一个商业竞争的环境下(而不是军事专用),先发者拥有不断积累的技术优势、用户被培养出使用习惯、配套的软硬件产业已形成一整套生态,这些构成对后来者的屏障。中国此前多次尝试都不成功已说明了要打破这些屏障绝不容易。除非用军工企业式的“不计成本”的举国体制,否则难以突破。
爱滋病之所以超越了医学问题,是因为其传播途径有很明显的社会学特征。如果(或只要)控制好传播途径,就可以极大降低其负面冲击。同理,无芯之痛,特别是现在发生的无芯之痛,也有很强的政治原因。
无芯之痛是“自我证实的预言”
按中国“工业党”的标准,纵观世界,“无芯缺魂”之国很多。德、英、法等都无芯,也不拥有操作系统。这不影响她们成为发达科技强国。为何偏偏中国就这样强调“无芯之痛”呢?
中国“工业党”有两个特征:
第一,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情结,追求“从上到下的自主化体系、或是完整的一条龙生产”。
第二,以“白菜化”,即把通过价格战,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其津津乐道的用语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维,其实与中国一直声称自己坚守的“全球化”背道而驰。因为在理想的全球化商业贸易体系下,预期各国应各展所长,互通不足,互相依存,这样通过贸易,降低成本。在这种精神下,任何一国都不需要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更不需要“不计成本”地追求某种产品。
可见,虽然中国现在以“全球化”推手自居,但骨子里仍极抗拒“真正的全球化”。中国追求的只是片面的、单向的“全球化”而已,其实质是“二十一世纪重商主义”。
中国为什么有“完整工业体系”情结呢?
两个源头
其一,中国在古代社会中一直自给自足,“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这种在前全球化的闭关锁国年代根植下来的想象,至今仍然存留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中。毛泽东时代同时与美苏交恶,更加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事实上恰好相反,很多工业进步都来自苏联)。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国一直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国耻教育。冷战结束后,中国从未真正走出冷战心态。即便最近三十年,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行其道,中国占主流的还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安全感从未消退。在“中美(日、印)必有一战”思想指导下,时刻强调“绝对安全”,害怕一旦打仗就被别国“卡脖子”。
前几年,中国引发激烈争论与“散步”抗议的PX(对二甲苯)化工厂争议,也是这种思路的例证。中国政府要在成都、南京、青岛、福建、大连、茂名等地兴建安全成疑的化工厂,每处都遭到当地人激烈反对。中国之所以要不顾反对地想方设法兴建这样的化工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外国“卡脖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是最“本能”的,自由主义与构建主义都依赖一代代政治家与理论家的信仰与构建,都要经过多年才能形成共同信仰与互相信任。构建这种体系很难,破坏这种体系却很容易。
中国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每天强调绝对安全,要拥有完整工业体系,也迫使外国怀疑,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不是真的准备一战。它构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便其他国家原本没有这种意图,也不由得反过来防范中国。最后,各国互不信任,难免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
其实,解决“缺乏核心技术就会被威胁”并不困难。如果中国有外国不得不依赖的核心技术,外国也有另一种中国不得不依赖的核心技术,反而更能确保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日本在芯片方面远不如美国,但在制造芯片的设备方面却有主导地位。美国不可能用芯片威胁日本,因为一旦这样,日本不提供芯片设备,美国也产不出芯片了。
根据这个思路,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也有追求“大而全”的问题。与其追求在所有高端产业齐头并进,还不如追求在部分产业突破。那种要把其他国家“一锅端”的思维,只会引起外国反弹。
韬光养晦的战略抛弃
中国坚持“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必然会引起别国的戒心,但中国此前发展了很多年,2006年,胡锦涛就提出“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制造业2025”也在2015年就提出来,奥巴马即使抱怨中国“搭便车”,即便一直抱怨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但对中国一直是容忍的,没有川普政府这种拉出决战的架势,甚至也不会释放出可能用芯片打击中国的“胜负手”。
美国在这时出手,当然有诸多的因素,诸如川普是民粹主义总统,美国放弃国际领袖角色,中美经济实力开始接近、中国没有按照西方期望方向演变等。但不得不重点提及的是,中国近年来抛弃了“韬光养晦”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韬光养晦”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共产主义垮台之际,提出的中国国际行事原则。“韬光”是收敛光芒,“养晦”是隐形遁迹,修身养性。其要点在低调修炼内功,不出头,处处谦卑,“中国谁也不怕”,但同时“谁也不得罪”。江泽民名言“闷声发大财”,胡锦涛名言“不折腾”,都是“韬光养晦”战略的继承。“韬光养晦”为中国赢得长期的和平发展的时间,与有利的发展空间,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战略。
虽然有人质疑,中国韬光养晦是中国的权宜之计,发展起来再“亮剑”。英文翻译成“隐藏能力、假装弱小”,或“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纵观邓式中国时代,中国韬光养晦并不是一句空话。外国虽然有种种质疑,但影响并不大。
在2009年,胡锦涛提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说法。开始引发对“韬光养晦”战略的讨论。此后,中国越来越向“有所作为”发展。在2011-2012年前后,中国舆论场与国际关系圈曾经有激烈讨论。胡锦涛的第二任期,由于权力斗争激烈,很多政策实际上不是胡锦涛自己的政策,这里不详细讨论。
总之,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韬光养晦”战略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是“大国崛起”,“中华复兴”。在领土与海洋争议上漠视国际法与国际准则;在国际大洒金钱,力推“一带一路”战略夺取美国的领导权;国内国际关系研究,醉心宣传中美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鼓吹“中国模式”可以取代“美国模式”;还在国际与国内,极力宣传中国的制造业“大国重器”,科技上取得让“外国友人羡慕”的“新四大发明”,扬言在科技上“弯道超车”,鼓吹“厉害了,我的国”。
欧洲日本都早就不放在眼内,成为没落的“小国”;就连嘲弄美国为“落后的农业国”如此荒谬的自大也居然一呼百应。这种高调行为怎么可能不让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盯上中国。
现在美国要在高科技行业与中国拼命,一下子打中了中国高科技的七寸。
其实,根据中国的说法,中国现在处于“发展关键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继续平稳发展10到20年,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中国为什么在这几年如此高调呢?仅仅从国际政治看,是难以理解的。这当然与中国国内政治有关,这里就不讨论了。
总之,中国在“发展关键期”,抛弃了“韬光养晦”的国策,让美国没有错过反击的时机,可能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这都是习包子干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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