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新浪财经悦读会于2012年2月25日在北京举行。本期主题为"和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上图为《和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作者梁恒。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主持人李南：确实在我理解中，我觉得索罗斯是哲学家、慈善家和投资家，他做慈善是必然的，做投资是偶然的，但做投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他是由哲学核心来支撑着他，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所以他投资在家庭中，投资在他的子女中实在太少了，所以他再也不会结婚，尽管他会在地中海上和希腊的王后约会。
我建议大家放松随意一点，没有关系，都是熟人。下面梁恒会给我们讲讲他的心得，我们也有一个对话，中间大家可以插话。我们下面有请梁恒，他先端了一杯酒，喝点酒以后可以说真话。我们先聊聊你的这本书吧，29年了，怎么会想写本书？
梁恒：其实我和索罗斯相处20多年，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奇缘。如同佛祖释迦牟尼说过的，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种缘份好像两个不同的生命体，在各自的人生中，突然有一点上会合，而且是奇妙的会合在一起。经过春夏秋冬四季转换，慢慢凝结成了很美好的情缘。
这本书的缘起何处呢？有两个原因。第一，迄今为止，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关于索罗斯的书，主要是关于他的金融投资活动和慈善事业，我也相信索罗斯百年以后还会有很多人来研究他，来写书，因为他确实是人类金融史上的一个奇才，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还没有一本书，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也不会有一本书会描写他的平凡生活。因为我独一无二的位置，使我有可能写出一个真实地索罗斯，当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至少这个索罗斯是有血有肉，灵动鲜活的人。
第二，我写这本书是2009年开始的，我准备把这本书作为献给他80大寿的礼物。可是我写完第一稿以后，自己很不满意，我就完全放弃了，然后重新再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考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所以，等到他80大寿的时候，我的书其实还没有完稿，因此在生日晚会上，他就说，我正在写这本书，他问写得怎么样啊？我说写了四章。他问，有那么多事可说吗？我说，都是一些小故事，但是描写了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然后他很高兴地说，very good。所以，我后来开始重新写的这本书，是采用了畅销书的文笔和风格。因为我的第一本书《革命之子》出版以后在西方世界很轰动，索罗斯也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来找我。当时《革命之子》作为畅销书被译做全世界24种语言，我采取的就是畅销书的文笔和风格。因此我这次，也是不要第一稿了，采用的是畅销书的文笔和风格。在文字上语言上我力图做到简谱的语言，因为我希望让文字本身的内在紧凑感去吸引和感动读者，在行文走笔的时候，我尽量保持冷静，少用形容词，平铺直叙，这样可以让所讲的故事保持它的真实性，并且通过具体的、很细小的故事来展示索罗斯的性格和他在做某些重大经营决策时的谋断、心理反应和情绪表现。
举个例子，他第一桶金的时候，那天我记得我们去华盛顿和大使吃饭，我在楼下等他，打的。索罗斯很简朴，当时他还没有私人驾驶员。等他下来以后，他面色凝重，心事重重，下来以后一句话没有说。我们到机场的时候，他跟我说，梁，你给我多换点硬币来。我换了以后，他直接就到机场大厅找公用电话，然后就开始打。打一会儿放一个硬币，过一会儿又放一个硬币。后来，上飞机的时候，我们坐好了以后，他突然侧身对我笑咪咪地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布局，他自己对自己笑，然后说，不说了。然后他就读报，把自己愉悦的心情平静下来。其实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布局。事实上，三个月以后七国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酒店共同签署协议，压制美元货币，刚一公布日元垮台，而在三个月前，索罗斯就在公共电话里进行了布局，他真的预测很准。所以，他在飞机上的那个笑，我后来才明白是什么含义。所以，他那次就要求手下的交易员不准外出，然后一路狂飙，当很多华尔街经理人都说要落袋为安的时候，他让自己的交易员还要继续买进日元。因为像他这种对冲基金，索罗斯每次做多或者做空都是靠巨大的融资投入到金融活动中来赢得巨大的报酬。结果果然像他所预期的一样，他真的是赚了很多钱，我记得那一天他高兴极了。但是高兴了一会儿他就不说了。实际上这次做日元的胜利，奠定了他在华尔街的地位不可动摇。用他的话说，是一生一世的大钱。像这种细节，媒体是不可能捕捉到的，而我亲眼看见他那种布局、高兴，瞬间一笑，然后把高兴又压下去了。
我的书力图通过上述这样的细节来展示索罗斯在金融决策中的谋断。比如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一天到道琼斯指数掉了500多，整个媒体都在抱怨，索罗斯那天是赔了最多钱，而且他几乎全军覆灭。所以我很着急，到了晚上，我到他家里他的书房。
主持人李南：他的书房什么样的？有多大？多少平方米？
梁恒：我没有带照片。他的书房是在二楼，和他的卧房隔得不远，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澡堂。他的书房可以这样讲，我第一次到他书房有一种感觉，他很孤独。他看很多书，就像我们听欢快的音乐时，有时候能够听到丝丝凄凉感。我看他书房里的大的地球仪和台灯，我会这样想，他经常会坐在那里冥思苦想问题。
回到刚才的问题，我到了他的书房，因为我为他着急为他担心，但是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埋头写投资日记，他知道我进来了，但是他继续在写。写完以后一扔笔。我说外面媒体都说你要全军覆没了，你要完蛋了，你真的会完蛋吗？他笑笑说，我刚才在我的投资日记中，还没有写到这种感觉，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明天要让媒体有一个更大的震惊，我要把我所有的投资组合用最低的价钱卖掉，重新建仓。
我看到他那种气定神闲，我觉得真的不错，我就放心了。结果第二天他真的把他的投资组合以最便宜的价钱买掉了，这个举动震惊了华尔街，震惊了西方媒体，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只能坐以待毙没有出路了，而这个时候他用卖掉的钱进了美金空仓，用他自己当时在书房中说的，回天之力何为利。利就是现金，有多大的现金就有多大的回天之力，他做到了。但是媒体对他的嘲笑，有的用字很厉害，说他是白痴，但是索罗斯这个人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行我素，名誉对他没有什么意义，他要存活下去，所以他破门而逃。果不其然，两个星期内他不断的放空美金，美金开始下来了，所有华尔街优秀的经理人都是套牢的，只有索罗斯一个人在挣钱。索罗斯这一次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能够绝地反击，东山再起，化腐朽为神奇，他真的是打造了一个人类金融史上几乎是望尘莫及的神话，没有人想得到他活下来了。
我的书就是对外人所不知的这些事情，到底索罗斯在这样的舆论中，他到底在书房中是怎么想的，我的书中都对这些有细腻的描写。另外，我在书中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我希望读者能够像看电影一样好像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我希望读者可以和索罗斯拉近距离，可以像我一样有和他零距离接触的感觉。
举个例子，我们从北京到上海，在火车上吃饭。他说这个饭不好吃，当然他是随遇而安的人，不好吃，他也在吃。我告诉他，这种饭我是情有独钟的。他问为什么？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一贫如洗，但是我还是喜欢闯荡江湖，闯南走北，我又没有钱，所以我经常是爬运煤和运木材的货车或者是打溜票坐客车到各地玩。有一次我在火车上和乘务员聊着聊着有感觉了，马上就到乘务员的房间里门一关浪漫了一回，他说你马上带我去看看。我就带着他去了，终于有一个门是开着的，索罗斯进去一看，说这个门真的是很小，很浪漫的。索罗斯又给我讲了他在年轻时的一个年少疯狂的浪漫史。所以，我这本书中也有描写这样的一些故事。
还有他说2001年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很想去看看中国的书店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时会议安全保卫管得很紧，我说行。我们两个人就从国际俱乐部游泳馆后面出去，出去以后我们上了出租车到了西单书城，进去一看很多人，他就特别高兴，说中国年轻人有这么多买书的。结果一看财经类、理财类的人特别多。他让我带他去看看哲学类，一看，里面只有三四个学生。他就摇摇头，说现在追求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回忆起八十年代来北京的时候，他和季羡林有一次吃饭，两个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吃了饭以后两个人还想聊，在房间里，一个是东方巨子，一个是西方巨子，两个人交流起来，我在旁边看着听着，不由自主产生了庄严的感动，好美好美。我就非常感叹。结果他和季羡林从西方哲学聊到东方哲学，很晚了，我们两个人送季先生离开酒店。当季羡林先生在深夜夜色消失的时候，他就讲，我在中国还有自己的哲学之友。
后来很快又安排他参加了一个由当时北京青年精英人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参与讨论会的都是当时的年轻知识精英，我记得陈云（？陈一谘）、王岐山都参加了。那一批年轻人，朝气蓬勃，才华横溢，思想开放，谈哲学，谈社会学，而且在那次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索罗斯没有出版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的其中一章，他非常高兴，越谈越热烈，他说，看来中国是我的哲学家园。所以，那个时候他对这些知识分子这么热爱哲学，这么大谈社会问题，他很激动。所以，这次在北京参加这个沙龙，是他铭心刻骨终身难忘的。
但是在他站在西单书店楼上一看，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学，我看索罗斯靠着书架安静的看这三四个人，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一个学金融的人，如果能够读哲学、读文学，肯定比纯粹学金融的学者更有出息。所以我就带着他离开了，很寥落的离开了。出去以后，我觉得他的心情很沉重，因为那个年代的学术气氛和他看到的学术气氛，年轻人都看怎么挣钱的书，没有人看哲学的书。
但是正好我们上了出租车，有一件事让他很开心。我抱着一摞书，出租车司机很开心，他说你抱着那么多书是什么书？我说就是这次来北京开会金融大鳄的书。这个司机说，金融大鳄赚那么多钱，他写的书我没有兴趣，但是他赚了那么多钱，还把钱捐给别的人，很牛。我就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等他下车了以后，他就说，老梁，今天我很开心，我会记一辈子。我就通过这样的一些画面和故事来展现他的性格的各个方面。
当然这本书我刻意不让他有索罗斯的影子。因为这本书，他也没有让我写。我让自己保持独立的立场，因为我要写的是一个真实的索罗斯。很多很多地方我用敬仰的语调，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他有很多缺点，我也是很冷静的批评他。我确实觉得索罗斯对我从儒家文化长大的一个中国人来说，他对人的那种冷漠，这么多年来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他的邻居也是一个富豪，是一个败家子，把所有的钱赔光了，准备要自杀，但是自杀的前天晚上，和他聊天，第二天他和我说，那个人死了。我说你没有帮他吗？他说，他自己的事，他自己要去承担，要让他自己了断。我听了这个话特别不舒服。他和他自己小儿子下棋，他很少有时间和自己的小儿子在一起，所以每次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下棋，下棋的时候索罗斯从来都是很认真的下棋，那个小儿子我觉得他很难受的，他说爸爸，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次啊？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是索罗斯说，不行，你必须要学会输，那个小儿子就气得眼泪流下来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能对他好一点吗？他说，你知道吗，很多富人的小孩长大以后，赚钱不幸福，赔钱不痛苦，有了成功没有自豪的感觉，有了失败一蹶不振。所以，我必须要让他学会输。老梁，你有空的时候还要带他们去黑人的贫民窟去看看，把你年轻时的经历给他们讲讲，让他们知道还有很多人很穷很穷。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他还是严父。谢谢！
主持人李南：来到这个场合，我们肯定有很多想交流的。其实，看了这本书，我觉得我对索罗斯是非常颠覆的感觉，他看到要自杀的邻居说，他应该自己了断，他和子女下棋，也毫不认输，他在办公室是凶神恶煞一般，他和合作伙伴，可以前两天说你非常非常好，到第三天却可以说，你不是我要的人，你走吧。我觉得这和我看到的和蔼的老人完全不一样。那么，他怎么会喜欢你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人？而且在一块待了29年？能够走得那么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你书中有一章《我们是同性恋吗》，我也想知道答案。
梁恒：索罗斯看了《革命之子》后，他想结识我，我们见面的第一次，真的是惺惺相惜，谈得很好。他就在那次见面中说，他需要我担任他的中国顾问，我说我现在读研究生，还要筹办杂志，还要写书，当顾问太忙，我当时没有答应他。我慎重思考了以后，还是接受了。我想最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有兴趣，见面的时候谈得非常愉快，他冥冥之中可能早就想好了，他要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去，但是对陌生的中国他并不了解，所以他想用我做他的拐杖和桥梁进入中国。但是后来成为那么亲密的朋友了，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情让他很有感触。
有一次他们夫妇请我们夫妇去看芭蕾舞，看完以后肚子饿了吃饭。吃饭聊天的时候，帐单递过来了，我就很本能拿出我口袋里的钱说我付钱。结果这个动作让他的太太发了脾气，我的太太更有脾气。说，梁，你和他吃饭，你怎么付钱呢？你很愚蠢的，你是穷作家，你不能付钱。但是索罗斯微笑着说，你知道吗，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梁请我吃饭，我高兴，让他付钱。所以，我就觉得索罗斯感觉到我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很有钱的人。这是一件事。
还有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去他的祖国考察，回来的时候我向他汇报工作。讲完事情以后，我从自己的黄包包里掏出用报纸包的两万元美金，我放在桌上，我说这是剩下的钱。他当时看看我，又看看钱，他笑着说，梁，你是好孩子。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他说经办人的诚实胜过任何票据。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一直伴随到现在。
有一次我和他谈完小事以后，他说，梁你不要怕，我有的是钱，你离婚以后我给你钱。我说我不要，他就怔住了。我说，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飞机，我可以和你住五星级酒店，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和全世界的有钱人吃饭，但是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里读文学读诗歌，我也可以吃扬州炒饭，我不要你的钱。我想这些事情，我个人觉得索罗斯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片净土，他想交诚实、真诚、无功利观、和金钱没有关系的人，而我弥补了他的这种需要，他作为凡人对朋友的需要，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让我很幸福，我也让他很幸福。我到他那儿去过，他们看到我和索罗斯先生勾肩搭背，很亲密，我想就是这种原因吧。
主持人李南：就是因为你弥补了索罗斯作为凡人的情感需要。索罗斯一下子就挣十几亿、二十亿，你之前看到他在办公室通宵达旦的讨论问题，然后有那种紧张兮兮的大战的感觉吗？
梁恒：没有。他真正有事的时候，他喜欢打网球，而且是打双打，当他的网球打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会很不好意思，他会说，今天我的球打的太烂了，走神了，这个时候是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事的时候，他会赔礼道歉，这个时候是他在讨论大事的时候。
主持人李南：但是在打英镑之前，他和基金经理一起讨论打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梁恒：举个例子，你说打英镑。首先有两点，第一，索罗斯在他的公司中只和几个最高的主管有关系，他不认识任何人，他也不想认识任何人，因为他想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即便是和工作中的高管同事他也是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让私人的感情放进去。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他基本有两个人，一个是操盘的基金经理，比如说打英镑，索罗斯这个人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给权利给你，他不会干涉的。像打英镑的时候，这个直接操盘的基金经理来向索罗斯汇报，他说他认为英国政府一定会让英镑贬值，因此他建议放空，放到20亿美金。索罗斯说，你既然相信你自己是正确的，你怎么就放那么一点钱呢？这句话是成为了华尔街的经典，你既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你为什么就放那么一点钱。这个基金经理后来回忆这个事的时候，他觉得无地自容，觉得是在骂他。但是索罗斯后面没有说话，这个基金经理很聪明，他马上追加了五倍，在放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做到最大了，一百亿。所以，这并没有像你说的，通宵达旦的开会，烟熏着，没有这些事。索罗斯的事就是看准人，你把枪给我架好，我什么时候开枪是我的事，扣扳机。
主持人李南：那么有没有他说不扣扳机的时候？
梁恒：有的，他是凭感觉的。他觉得状况不好的时候，他会立刻斩仓，立刻出来。
主持人李南：听你说，他的工作方式就是打电话，那么他有内幕消息吗？
梁恒：这个不能说有什么内幕消息，他就是很多时间在打电话，和很多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政治经济界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说话。你知道在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行业中，资讯的掌握，评估分析，建仓和下注，一般优秀的经理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索罗斯唯一和人家不同的就在于他是哲学金融家，他去那里并不是要获得小道消息，他的金融理念是建立在他哲学理念上，所以他对盛衰论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因此他常常说，这种政治生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最大的投资分析因素，因此各国政府对市场的一些看法，他就好好听人家说。索罗斯说话不像我这么罗嗦，他听人家说话，总是不做事的在听，所以他打电话总是在听。然后你说资讯的掌握，他对这些资讯的掌握自然会有他自己的一套评判和评估。
主持人李南：那么他喜欢喝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呢？这些政要都是他的好朋友吗，他们会在一起喝酒聊天办坏事？
梁恒：索罗斯这么多年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他从来不会使基金经理这些人，做交易的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朋友。他家里的聚会不断，是真正很贵的沙龙，但是他请的都是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全世界有名的芭蕾舞星，他都是请这些文艺文化朋友，作为他走出办公室以后的精神资源。而且他经常换，各个国家的作家，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他都是每个周末有不同的朋友。他有意地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精英放在一块，有前苏联来的，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精英，大家在一起交流，这和挣钱没有任何的关系。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20225/1537114538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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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金融大鳄"索罗斯近距离相处二十多年
■他是索罗斯的中国事务私人代表
■他与索罗斯家族关系紧密
■他甚至怀疑自己"爱"上了索罗斯
■他冷静分析索罗斯的人性特点
1984年，当索罗斯在美国看到梁恒写的一本书后，通过出版社编辑联系到他，希望见见他。第二天中午，他们两人相约在纽约曼哈顿城的一家法国餐厅共进晚餐。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谈论梁的书，急于了解中国，是索罗斯约他的原因。此时的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索罗斯则向他发出了邀请："我希望你担任我的中国顾问"。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近三十年的友谊。而梁恒通过多年观察，今年推出了《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揭开当今世上传奇"金融大鳄"的神秘面纱，讲述他与索罗斯的友情。
家庭：婆媳纠纷让他头疼
梁恒所见到的是索罗斯的第二任妻子苏珊，苏珊比索罗斯小25岁，索罗斯与第一任妻子1961年结婚，1980年离婚，两人育有两儿一女。他和苏珊1983年结婚，据说，在婚礼现场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先是索罗斯因为打网球忘记了结婚时间，迟到的他听到牧师程式化地询问"你是否愿意将你的所有与妻子共享"时，半晌没有回答，直到私人律师冲上去提醒他，这样的承诺没有法律效力，索罗斯才点了头。索罗斯与苏珊生了两个儿子，2004年离婚。有意思的是，索罗斯还会与梁恒一起去第一任妻子安娜丽丝家的网球场打球。
索罗斯也面临婆媳纠纷，每次梁恒与索罗斯一起去陪索母时，母子的话题都与苏珊有关，索罗斯的母亲往往越说越愤怒，索罗斯则安静地听着，直到老太太骂完，气消了，才好言相劝。他母亲嫌苏珊年纪比索罗斯小了25岁，又讨厌媳妇乱花钱。这种复杂又强烈的冲突，让索罗斯非常痛苦，他每次离开母亲的别墅，总是脸色阴沉，低头不语。而当索罗斯的母亲去世后，梁恒致电索罗斯时是苏珊接的电话，她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谢天谢地，她终于走了。"
转变：巨亏之后 找回自己
第一次婚姻生活中，索罗斯对于3个孩子并不关心，但1981年他的量子基金首度亏损达20%，这一年他迎来了自己的心态转折。因为此前25年的金融投资生活让他心力交瘁，他发现自己越是赚钱越是痛苦，以至于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因为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而只能被自己的基金公司所控制。他下决心让基金公司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找回自己。
梁恒发现，索罗斯甚至每星期就有两三天陪着苏珊参加产前培训课。
苏珊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当他开始金融投资事业时，就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不把事业与社交生活混在一起。所以他没有私人朋友，不过自从认识了苏珊，他结识了她的许多朋友。另外，他从没有把自己当做美国人，但苏珊具有美国人的优越感。苏珊的性格弥补了他的性格弱点。1985年，苏珊生了一个男孩。索罗斯穿好消毒衣，戴好消毒帽和口罩，站在玻璃窗外等着观看婴儿出世的整个过程，但只看了一分钟就晕倒了。他醒来的第一感觉就是："幸好我不是女人。"
索罗斯说以前自己最看不起心理医生，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时，还没等对方说完，手一伸，索取账单付完钱就走了，后来，他会定期去看心理医生。不仅自己去，还和苏珊一起去。
内心："哲王"眼睛只湿过一次
在索罗斯的书房中，梁恒看到他在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罗素等人的书。索罗斯告诉他，自己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就梦想成为哲王。他给自己下的定义是：金融家、慈善家、哲学家。梁恒意识到，哲学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索罗斯更愿意把自己当做哲学家，他常常对梁恒说："如果一个学生进修了哲学课后，再去学习金融，这个学生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因为有哲学背景的金融投资人，对市场的看法会与他人完全不一样。"索罗斯就是用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去指导自己的金融投资活动。而梁恒从此在只有他们两人相处时，就称其为哲王。
索罗斯对其在大学时的哲学导师卡尔波普尔非常尊重，二十多年来，梁恒只看见索罗斯眼睛湿过一次。那是当他在自己别墅的花园看报纸得知波普尔去世时。他起身走到花园深处的小亭子里独坐了很久。
交流："唐太宗伟大，但非哲王"
梁恒为索罗斯购买了《庄子》、《老子》、《孔子》、《孙子》等著作的英译本。他把这些圣贤书放在索罗斯的床头柜上，还专门给他讲各种各样的中国故事。索罗斯越听越有味。有一次，基辛格来吃饭，索罗斯还给他讲孙悟空的故事，并给基辛格说："你的咨询公司应该有为客户提供中国故事的服务。"
让梁恒遗憾的是，他曾经尝试翻译李白、杜甫等人的诗给索罗斯听，但索罗斯没有感觉，他说："我宁愿安静地坐着欣赏一幅中国山水画。"在索罗斯看来，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历史、哲学、文学，历史尤其重要。当被问到喜欢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时，索罗斯说："周文王是难得的好皇帝，他能够善用人才来治理天下，我也喜欢唐太宗。"梁恒又问："唐太宗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应算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吧？"索罗斯说："应该是，但他不是哲王。哲王有外人不知，也不会让外人发现的内心世界。君王是天下人的王。哲王在自己内心既可称王，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索罗斯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封闭性，最明显的是教育制度。他经常对梁恒说，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时，中国社会的改革最需要的，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培育出现代的批判性思维，他相信，凡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才有可能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经历：抗压源于曾面对死亡
"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我13岁的时候。"索罗斯对梁恒说，二战期间，他父亲为了安全起见，把全家人分开来住，防止家里人在大搜捕时被赶尽杀绝。
索罗斯被改名换姓，用假身份证住在他爸爸新认识的朋友家里，每次小便，他都不能让人看见自己的生殖器，因为犹太人生下来时就要割包皮，他害怕暴露自己是犹太人的秘密。
有一次，索罗斯独自去城外散步，却碰上了纳粹士兵，他内心虽然恐惧，但表面镇静，通过检查被放行过了关卡。几天后，他在阳台上玩耍时，被街对面以前相熟的小孩认出来，他心里吓得发抖，但装得若无其事，还主动和那个小孩隔街聊天。晚上他把此事告诉爸爸，第二天，他爸爸立刻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躲藏了起来。
一位曾和索罗斯共事十年的基金经理说，金融这一行里，几乎没人具有索罗斯的抗压能力，特别是在遭受巨大损失时，承受痛苦、认赔出场的心态。索罗斯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的尊严，也绝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坚信，只要能生存下来，就有绝地反击的机会。因为和儿时的生死存亡经历相比，荣誉和金钱都是微不足道的。
记者专访
梁恒："我想要做的事，索罗斯从来没有说过NO"
58岁的梁恒如今"隐居"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州，从他家去索罗斯的庄园开车只用25分钟。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想要做的事，索罗斯从来没有说过NO。"
友谊：他是成功的凡人，需要一个诚实的朋友
华商报：你评价索罗斯的内心深处有狠硬的一面，"除了他的家人，他不和任何人深交，更进一步说，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种交易，这是一种相互有利的临时性结盟，绝不会长久，更不会投入自己的情感。"那么，您与他近三十年友谊是靠什么维系的呢？
梁恒：我觉得，索罗斯在外人看来是孤傲冷漠，难以接近的。他刻意对外人保持距离，不让外人进入他的精神世界，实际上他有凡人的一面，他是成功的凡人，需要一个诚实的朋友。他有凡人的需要，我把他当凡人，我没有功利的目的，曾有人说："你只要把我的投资意向书放在索罗斯的办公桌上，就给你10万美金。"但我不会这么去做。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友谊，单纯朋友，在目前中国太少了。这也是我写书的目的。和有钱人在一起是可以自在舒服，在精神层次是诚挚的、对等的。有一种友情，只是友情，没有其他。
在最开始的交往中，我没有把他当神，当有钱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交朋友，交天下英雄，我就很自然地把他当做一个朋友来对待，没有多想，这一点他很欣赏。他最不喜欢别人在权贵面前的卑微和猥琐，他通过几句话就能识别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出生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立功立言的士大夫儒家思想在我心里有很深的影响，我没想过怎么利用他。我可以和他一起玩，坐他的私人飞机，但从来没有为自己要他的钱。
这一点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财富。双方的素质决定双方交往的深度。
独立：我尊重他是在精神的层次上
华商报：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看完芭蕾舞剧后，你自己掏钱请索罗斯吃饭，一个是亿万富翁，一个是穷书生。连索罗斯都说："自从我在华尔街成功后，从来没有人和我吃饭买过单，梁是第一人。"我想索罗斯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你是怎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梁恒：索罗斯有他的信念、哲学思想和待人方式，但我不会因为他而改变自己。从他身上，我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听他讲话是一种享受，但他听我讲中国的文化，《三国演义》的故事，一个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也有收获。我们互相吸收营养，彼此间通过精神的交流点燃思想的火花，很自然地探索生命和人生的意义。金钱从来不会在我们的世界里出现。
华商报：你在书中写到，在2000年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破灭前，索罗斯曾经给过你"快出"的建议，你却没有听从。连索罗斯的警告都不听，您当时怎么想的？
梁恒：回答很简单，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头脑发热，也许我和他太近了。别人把他看做一个股神，但他在我面前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我尊重他是在精神的层次上。
情感：他们家人把我当做家庭成员了
华商报：在书中您说1992年时，自己曾为心理上对索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困惑。在你们分开时，还会常常想念他，您甚至问过他，"我们是同性恋吗？"这算是哪种情感呢？
梁恒：这么多年和他在一起，我们之间有丰富的情感。一方面是师生关系，他在精神上对我影响很大，读他的书、听他言传身教能够弥补我认知的不足，我一直在向他学习，获取精神资源。我提问，听他回答，有点类似"私塾关系"。
有一层是父子关系，现在他82岁，我58岁，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的感情问题、婚姻问题他都会给出建议和忠告。还有一层是朋友关系，我们两人是可以勾肩搭背、一起去迪厅蹦迪的。最后一条，是他们家人把我当做家庭成员了。
本报记者谢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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