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事件，又称「刘宜良命案」，1984年10月国民党当局指使黑社会成员在美国旧金山江南住宅附近，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江南，旅美华人，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刘宜良在1949年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台，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被送到「政工干校」受训，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1984年，刘宜良撰写出版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
刘宜良，笔名「江南」。(图/刘宜良纪念馆)
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于1984年9月潜往美国，经过密谋策划后，于10月15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此事一传开，立刻震怒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
而调查发现，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曾数次通电话，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牵涉其中。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採「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了「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并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杀手陈启礼等人。
江南命案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图/搜狗百科)
这一事件始终未能彻底查清，但仍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的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產生的恶果「很感痛心」。通过这次事件，使许多人看清了真相，也使国民党失去了更多的人心。国民党的处境从此更加孤立和困难。《联合报》曾发表社论说道，国民党派人杀害一个作家，这「是悖离常理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谋杀的事实本身，已「对台湾当局形象与利益构成严重伤害」。《自立晚报》也十分不满地说，既然如此，「还谈什么民主宪政？」
这个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蒋经国传子的部署受阻。江南命案发生后，美国及台湾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明里暗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海外报纸报导：「美国势将振振有词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
江南事件影响甚大，使蒋经国不得不放弃传位给儿子。(图/搜狗百科)
此时，王世宪等16名院士已分别携带有关江南命案的证据陆续返台，并推代表要求晋见蒋经国。蒋经国以「身体欠佳」为由，令李登辉予以接见。王世宪等人明告李登辉「纸包不住火」，希望蒋经国能「壮士断腕」，还有人直接要求蒋孝武应对江南命案有所澄清和交代。
江南命案后，蒋孝武靠其父蒋经国「护犊情深」而逃过一劫，却全然失去父亲的信任——蒋经国将他遣去新加坡，请好友李光耀代为看管。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1996年接受了陶涵的採访。当被问及蒋孝武是否涉嫌江南案，蒋纬国回答说：「是的，有可能。」蒋氏家族的独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且由于江南事件影响甚大，蒋经国传位蒋孝武的如意盘算就这样泡汤了。
——中时电子报（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cn/20160104004277-2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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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蒋经国与江南案
今年是蒋经国的一百周年诞辰，恰好是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而马英九又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的英语秘书。看电视新闻报道，马英九连续两天在宴请原来蒋经国身边的一批老人。每次祭奠悼念，马英九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蒋经国的私人感情。同时，也几乎每次都会引来一部分台湾民众的抗议，为着蒋家专权时期发生过的大量冤情。这让我想起去年参观已被改名为民主纪念馆的中正纪念堂，当时是民进党执政，原本要强调"肃穆"的原始"纪念"设计理念，被民主进程历史展览的展品打破。半空悬挂一群鲜艳色彩的台湾风筝，从上至下占据整个大厅的展板，不乏激昂壮烈的民众抗争场面，当然有美丽岛事件甚至有自焚抗议者的照片。
但是，今天从台湾社会整体来说，是开放和容忍了不同的表达。台湾两蒋40年历史的功过是非，会逐渐在开放的表述中变得清晰起来。我想，当民众在反对一个专制时期，他们反的是什么？反的应该是"我方全对、对方全错"黑白两分简化的思维，反的应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样的简单逻辑。假如以专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来反专制，就无力与专制社会拉开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能够冷静反省复杂的蒋经国时代。
台湾要以和平方式推进民主、从本质上打破专制制度本身，显然受益于这个制度的独裁者———他的个人变化对推进历史是极为关键的，这是人们今天回顾蒋经国的意义。
台湾演进的模式绝非孤例。记得刚到西班牙，感觉佛朗哥就是蒋氏父子的集合。看西班牙历史，会感到佛朗哥之后的民主改革尽管过程曲折，可要描述是简单的，历史学家们对它的解读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不需要做伤脑筋的判断。可是，内战和佛朗哥时期就要复杂得多。不论当事人还是史家，看法都有很大分歧，而且多半南辕北辙。两蒋的台湾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时期，都是40年左右，都有专制独裁必然会有的镇压和血腥的那部分，也都有向民主推进的那部分。两部分是交织在一起的。台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蒋经国传》的作者、美籍作家江南在其旧金山寓所被暗杀。那是1984年10月，是蒋经国各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启或者在做准备的时候，仍然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不论事件是否和蒋经国有关，情治部门的行事传统可见一斑。
可以想象国际社会的震惊程度：台湾居然派了杀手到别国暗杀他国公民，只因此人中规中矩地写了一本台湾领导人传记。当然可以推想台湾内部是何等漆黑一团。但是回顾历史，又并不完全那么简单。这一类专权有它的另一面：台湾的县级领导长期是民选的，它的政治转型有更充分的社会准备，不仅在于它的市场经济从未破坏；它虽然严格控制政治社团，而其他作为"社会团粒结构"的民间社团发展正常。司法也一样，六法全书一直在正常使用，只是在涉及政治部分，专权会越位压倒法律；政府权力也并非掌控全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记得台湾有个教授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在蒋经国独裁下，你还有回避政治"回家卖红薯"的空间。不仅如此，当时的台湾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对教育、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我记得一个台湾本省教育工作者向我介绍，在学校教育方面，他们当时被鼓励学习传统文化，包括绝大部分中外文学、历史和哲学、音乐和艺术，还有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法律制度；而马恩列斯毛著作以及左翼读物，则是被两蒋时代的台湾禁读的。最近大陆"文革"期间风行的《毛主席语录》就在台湾当做稀奇东西畅销。尽管如此，两蒋和民众对民主转型的思想资源并不陌生，在经济结构、民间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充足，而不是突变转型。
蒋经国时代，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衔接没有中断。由于社会并不封闭、与世界并不脱节，使得佛朗哥和蒋经国都逐渐形成对未来发展的清晰估计。作为独裁者，佛朗哥从十岁开始以极完善的教育，培养一个能够承担未来西班牙转型到君主立宪制的国王，他只是自己无力从历史的泥淖里拔出来。同样，失去大陆政权的历史伤痛，即使传到蒋经国一代，仍然难以摆脱感受外部威胁的深深恐惧。但是，蒋经国基于这种恐惧而曾经施加于台湾的严厉控制，是他真实的内心挣扎，还是一个独裁者为保护一己私利、抵制台湾的政治转型而编造的借口呢？蒋经国在晚年以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有深重历史孽债在身，走出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相信江南案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蒋经国是一个有政治家之礼义廉耻之心的人。他曾经在江南案之后对身边的人谈起，意思是美国与我们断交是美国理屈，而江南案使我们彻底失掉了立足根本。蒋经国是在意理念的，他原来安慰自己只是因为外部环境和压力，使得他不得已而维持专权。而江南案在逼迫他以行动为父子两代做出证明。两年之后的1986年，蒋经国开党禁，台湾从蒋家时代走出来；蒋经国自己，也终于从一个恒久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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