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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暗助台湾自造潜艇对抗中国的威胁

路透社周一发表一篇有关台湾秘密潜艇国造计划进展，以及各国秘密提供或协助台湾研发关键技术的特别报导之后，引发热议。今天就来看看相关反应与后续报道。

北京、台湾国防部与造船公司如何回应？据悉，路透社曾为这篇台湾潜艇特别报导寻求北京官方评论，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对此回应说，台湾当局在潜艇自造项目上「与境外势力勾连」，而相关国家应该避免参与台湾的潜艇自制项目，「停止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停止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国防部则表示，潜艇自制项目对台湾军方发展不对称战力至关重要。而且这一项目面临的各种挑战正在逐一被「清除」，而且项目「正按计划在进行中」。而台湾造船公司则不愿对路透社的报导发表评论。据路透社引述两位直接了解潜艇项目的台湾人士的话说，为了降低北京可能对外国政府和公司施压的效力，台湾潜艇自制项目领导人制订了一项低调的策略。台湾潜艇自制团队会直接接触外国公司，而不是先寻求公司所在国家的核准。等这些公司拿到订单了，再由这些公司去向各自的政府申请出口许可。依照上述知情人士的说法以及台湾官员的公开声明，台湾目前已经采购到潜艇建造所有的关键零件和技术，这些关键零件和技术中很多都与潜艇战斗系统有关。路透社又指，由于担心北京的报复和制裁，仍有一些技术或装备的提供会在最后一刻出现状况。根据两位知情人士的说法，去年一家答应提供潜艇关键设备的德国公司突然终止这项交易。消息人士不愿提供这家德国公司的名称或所涉及的技术交易。但这家德国公司的经理事后向台湾透露，这笔交易被其母公司暂停，而这家母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为了防止类似的意外，台湾潜艇自制团队对许多重要的技术和装备同时向 2、3 家不同的供货商订购，即使有某家供货商反悔，也不影响台湾潜艇的研制工作。从「出口许可证」看台湾外交据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外国外交官表示，台湾成功采购潜艇自制所需的技术和装备，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军力扩张以及北京对台军事压力越来越高的关切。路透社强调，由于台湾与向其提供潜艇技术和装备的国家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台湾在潜艇自制项目上能够成功获得外援也被视为台湾的外交突破。一位英国政府发言人在被问到台湾潜艇自制项目时向路透社表示，英国「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变化：我们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强劲的商业、教育和文化基础上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另外，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回答路透社相关问题时表示「美国持续向台湾提供维持足够防卫能力所需的防卫装备和服务」；「这样做可以增加台海以及地区的稳定。」8 艘柴电潜艇将增强台湾自卫能力按照美国国防部的统计，中国目前部署 58 艘潜艇，其中包括 6 艘具备发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而台湾目前只 4 艘现役潜艇。其中 2 艘是 1974 年开始在台湾服役的美军二战老旧潜艇，目前也只能用作训练；另 2 艘则是 1987 年服役的从荷兰采购的「海龙」级潜艇。据路透社引述退役西方、日本和台湾潜艇将领的话说，台湾自制的 8 艘新型潜艇加上 2 艘目前已在服役的「海龙」级潜艇将对侵台海军舰队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些潜艇配备高爆鱼雷和反舰导弹，可以对运送登陆部队的中国海军舰艇实施有效的攻击。了解台湾潜艇自制项目的 2 位知情人士还向路透社表示，一旦两岸爆发冲突，这些新建的潜艇还可以布署在台湾东侧的深海水域，以便在战时协防台湾的东海岸，并维持台湾东海岸港口的正常运作，进行战时的运补作业。值得注意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湾自制新型潜艇服役正好可以利用解放军反潜能力远不如美军及其盟友这个短板。台湾潜艇部署在中国海岸线附近，将迫使解放军不得不持续进行反潜作业。其他专家说法、日本放弃参与不过，有些专家认为，台湾最需要投资建造的是小型、造价低廉但又致命的武器系统，例如机动的防空和反舰导弹。这些易于伪装的武器一旦部署在城市或山区，可以在解放军登陆部队登上台湾之前就将他们重创。虽然台湾的潜艇自制项目得到多个国家的支持，也有一些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尚未伸出援手。按路透社所说，与美国和台湾关系都很密切、而且柴电潜艇技术非常先进的日本曾经讨论过向台湾提供潜艇建造协助的问题，但是由于日中经贸关系和经贸利益太大，日本最终放弃了参与台湾潜艇自制计划。韩国暗助台建潜舰？青瓦台今称媒体报导并不属实对于外媒报导称韩美等至少7国暗助台湾建造潜艇的说法，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核心人士今天11月30日称报导并不属实，但官方正在调查是否有以个人身份向台湾非法提供情报的情况。此前，路透社报导指出，除了提供作战系统零件、声纳等核心技术的美国外，韩国、澳洲、印度、西班牙、加拿大等至少5国工程师、技术人员、海军前军官正位于高雄的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CSBC）协助建造潜艇。

程晓农：美国对中共最新军事威胁的反应

20211129

虽然白宫一再表明，美国不谋求冷战，但中共却从未停止它的冷战威胁步伐。自从去年上半年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以来，今年下半年中共又在两个方面展开了新的军事威胁行动。美国则在扩军备战和外交压力两个方向上双管齐下，加以反制。台湾问题因此被中共钉在中美冷战的框架内，相关国家正在学会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台湾的安全问题。

一、中共下半年以来的新军事威胁

最近，虽然白宫和美国国务院一再表明，美国不谋求冷战，但中共却从未停止它的冷战威胁步伐。

红色大国针对美国的冷战行动，历史上表现其不同的侧面：一方面，共产党政权不断提升其核武器的性能和爆炸当量，同时研制远程运载导弹，从地面、空中、深海实行对美国的全方位核威胁；另一方面，它经常用各种借口和手法，挑起局部热战，以便达到改变现有国际格局和扩大其势力范围这一目的。

自从去年上半年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以来（参见笔者去年6月29日在本网站上发表的《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一文），今年下半年，中共在上述这两个方面又展开了新的军事威胁行动。

首先，它一方面扩大核武器的战略威慑储备，一方面加快研发新型超音速投射手段，以提升它对美国远程核威胁的能力。11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据五角大楼的一项评估，中共正在快速增加其用于攻击的核弹头，这让美国感受到明显的压力。同时，中共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可变轨道导弹，这种导弹可在环绕地球飞行的过程中，释放出可用5倍于音速滑翔飞行的运载工具，后者接近目标时才发射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这种核武器投射手段因为中间有一段是极速滑翔变轨飞行，其轨道在中低空，不易探测，因此能够突破美国现有的对常规洲际导弹的反导弹防御系统。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重点是应对来自北极地区的弹道导弹威胁。而中共研发的这种核武器投射手段选择的是飞越南极，让发射的核武器远离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侦察范围，以便构成打击美国目标的新途径。而且，相较于洲际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与地球表面的距离更近，难以被现有的雷达系统侦查到。

其次，中共不但宣布要尽快占领台湾，而且在福建、浙江沿海增加兵力部署，展开登陆演习；同时，中共空军用战斗机、轰炸机、电子侦察机连续、大规模地对台湾实施空中侦察和骚扰；此外，11月中旬，中共海军还派出2艘071型船坞登陆舰，穿过台湾北部海域，再右转南下到台湾东部花莲附近海域，停留在那个地区，实施为"登陆作战"做准备的演习。

二、美军高度关注中共的高超音速核弹投射新手段

美国军方高度关注中共的上述动向，并且反复发出警告。10月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彭博(Bloomberg)电视的采访中证实，共军最近进行了一次进入太空轨道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米利表示，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非常接近"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并"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

"斯普特尼克時刻"这个词是冷战史上用来描述非常严重局面的专用说法。单词Sputnik是俄文Cпутник（卫星）一词的英文拼写。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Cпутник 1号，这意味着它的洲际导弹投射能力超过了美国，对美国的国防造成了极大的危险，可以说，那时几乎让美国决策圈"惊出了一身冷汗"。因此，美国当时投入大量资源，抓紧研发太空技术，数年后赶上并超过了苏联，重新形成了战略威慑的新均衡状态。苏联此后再也没能改变战略威慑方面的落后态势。美苏冷战后期，美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有效地拦截苏联对美国全境的远程核攻击；而苏联只能做到保证莫斯科地区免受核攻击，但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拦截洲际导弹的有效手段。

如今，美国军令系统的最高指挥官米利重提"斯普特尼克時刻"，说明美军真实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核威胁。米利讲过"斯普特尼克時刻"之后不久，又再次强调了这个危险。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米利11月12日在杜克大学发表讲话时又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威胁，在导弹和核能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米利强调，美国需要密切关注中国，"这对我们未来几十年无疑是一个警示信号"。米利又再度提及，今年夏天共军试射的"这一武器"速度极快，美国将无力防御。

接着，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1月16日播出了对美军的2号人物、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滕（John Hyten）的专访视频。在专访中海滕又一次提到了"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以及中国"建造导弹发射井"。他说："他们发射了1枚远程导弹，它环绕地球一周并释放出高超音速滑翔器，一路滑翔飞回中国，并击中了境内的一处目标。"除了"高超音速武器"，他还在节目中提到中国"正在新建数百个导弹发射井"的消息。海滕进一步明确警告，中国的这些行动意味着，"中国有一天可能有机会对美国发动突然的核打击。他们为什么要发展这些能力？它们看起来就是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武器。在我看来，那些武器就是这样的"。

这两人的权威性讲话意味着，直接负责作战的美军最高指挥官反复多次地表明，美军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已经非常警觉，认为彼此确实可能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甚至可能是核攻击。

三、美国双管齐下，应对中共的核威胁

美国并不是只发出警告而已，同时还双管齐下，针对中共的核威胁，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在军事层面，主要是恢复研发超音速飞行器以及加紧研制对这类新型运载工具的防御系统；在外交层面，是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求它与美国合作，建立防止冲突的"护栏"。
美国以前一直不太担心中共的核威胁，因为美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已使用了几十年，完备而有效。但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之后，短短20个月里，就把中美冷战推到了"斯普特尼克时刻"。中共的高超音速武器意味着其远程核威胁手段领先美国了，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目前军事上要采取两大应对措施：其一是研发同类武器，在太空军备竞赛中取得与中共的均势；其二是研发对这种武器的防御系统，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在防御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并非完全不掌握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技术，早在2011年美国就造出了高超音速样机，但这项技术当时被搁置了。而中共却抓住这个时间窗口期，赶了上来。这就迫使美国重新恢复对这项技术如何武器化的研发。

今年9月27日五角大楼宣布，国防部属下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与美国空军完成了对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HAWC）的飞行测试取得成功。国防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部主任麦克·怀特（Mike White）今年6月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正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目标是2025年前后测试在空中、地面和海上发射高超音速武器，并制造出这些武器。他还说，除了攻击性高超音速武器之外，国防部也在积极研发能防御中共等潜在对手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包括在发射、滑翔和终段拦截敌方的武器。
然后法新社于11月19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宣布，国防工业巨头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洛普·格拉曼等3家公司已获得总价值超过6千万美元的飞弹拦截器研发合约，以便开发滑翔阶段拦截器（Glide Phase Interceptor, GPI），以保护美国免受极音速飞弹攻击。
而另一方面，11月16日由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安排的拜登-习近平视频会谈，把重点放在如何避免武力冲突，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据《华尔街日报》11月19日报道，美国正在推动与中共的核军备管控谈判，目的是让双方扩军备战升级过程中各自的核武库和投射工具某种程度上透明化，此外还包括限制海军规模的谈判。这种谈判不一定能取得成效，但谈判本身把中美关系纳入了美苏冷战那样的冲突防范轨道。

其二是，双方军方最高决策层要建立直接通话的管道，以便危机征兆出现时能迅速而直接地沟通，了解对方意图，避免误判而陷入冲突。过去, 中/美军方之间名义上有高层对话机制，但中共或者是拒绝接电话，或者是故意派出不掌握真实军事动态的高层军官应付一番。习拜视频对话之后，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据《日经亚洲》11月26日报道，中共已经同意安排双方军方高层年底前开视频或电话会议，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

四、台湾的安全成为西太平洋地域安全的首要关注点

目前，中共正对台湾不断从各方面施压，试图为夺取台湾创造条件。正是中共暴露出来的全球野心，把台湾的安全问题从中共宣称的"内政"，变成了一个国际瞩目的区域安全问题。

从中美冷战和国家战略格局的角度来看，中共对台湾的野心，只不过是它一连串军事企图的第一步。我曾经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台北节目中讲过，在中共军事上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里，台湾只是第一步，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步。

台湾位于美国防卫中共对外扩张的第一岛链部署的枢要位置。万一中共占领台湾，美国将无法再有效维护第一岛链上台湾以北的日本、韩国的安全；同时，美军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也面临中共的威胁；更进一步看，中共可能把台湾当作军事上的前进基地，加强对美军在第二岛链上唯一的关岛基地的压力，而菲律宾乃至澳大利亚的安全也将受到中共的进一步威胁。

因此，在中美冷战的背景下，中共的对台威胁再也不单纯是所谓的"统一"，而是中美军事对抗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台战略则是维持台湾的稳定和安全；对美军来说，中共的对台军事威胁与对美军事威胁是一回事，必须一体化应对。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习拜视频会议花了大量时间来讨论双方的台湾问题立场，美方明确表示，不允许动摇台湾的安全。

据《美国之音》11月18日报道，最近率团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柯宁回到美国之后表示，外界不应把台湾视为中共的终极目标，而是北京称霸区域与全球的第一块骨牌。他警告，若台湾倒下，"这不会是结局，而是开端"。他的这个说法和我在台湾的《政经最前线》节目中一再提出的判断相同。

柯宁11月17日在参议院院会分享访台心得时表示，这次出访有机会聆听美国军事领导阶层、重要区域伙伴的意见，对区域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些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中国。访问团成员在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了中国威胁，其中一项重点就是中国犯台时程表。柯宁引述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的话说，台湾不只是台湾问题，"攸关的远远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而是北京在区域的整体实力与野心。"柯宁指出，若中共夺下台湾，恐不会就此止步；因此，外界不应把台湾视为中共的终极目标，而是中国试图称霸区域与全球的"第一块骨牌"。他警告："若台湾倒下，这不会是结局，而是开端。"

现在，台湾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冷战中的一个主要关注点，美国和周边国家都意识到，台湾的安危就是亚洲的安危，而亚洲的安危关系到世界的安危。如果说，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欧洲是可能爆发热战的前线，而西德首当其冲，那么，这次中美冷战，可能爆发热战的前线在亚洲，台湾首当其冲。也就是说，在中美冷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台湾问题被纳入了中美冷战的全球格局之后，台湾问题就不再是两岸关系问题了，它已经变成了中美冷战的前线安危问题。

美苏冷战期间，西德的对面是东德和苏联集团的军事威胁，东德与西德处于冷战前线的对立和对抗之中。那时，从来没人把这种对抗视为东德和西德的内政问题，西德也几乎没有人因为老家在东德，就强调"血浓于水"、主张"和为贵"；相反，全世界都明确地知道，西德就是美苏冷战的前线，前线崩塌，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也许可以说，台湾问题已经被中共钉在中美冷战的框架内，相关国家正在学会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台湾的安全问题。

——RFA

「中國政治」导致台商大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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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维：我的父亲张春桥

 【原编者注：《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这篇访谈录，披露了有关张春桥在文革中以及入狱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颇有历史价值，值得人们阅读。】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

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

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

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

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

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 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张春桥保外就医后的监视居住地)，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

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张秋桥，时为《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

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

一直到后来，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

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 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 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

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

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

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

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1973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 · 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

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 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

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

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 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抓了四人帮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从北京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 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

但事实是，1973 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1968年上海“四 · 一二”炮打(张春桥)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

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

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

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 到1983 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

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1949 年她重新入党。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1981 年11 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1996 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 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 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

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 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

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 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

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

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 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 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金鐘：中共百年史記有感

在中共成立百年之際，以六中全會名義發表一份「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長達36000字。一般海外讀者難免有「王媽媽的裹腳布」之感，不忍卒讀。按照共產黨的傳統，在重要時刻，發表官方的表態文章，引人注目，原不足怪。但今日中共思想界之貧弱，迴避許多尖銳的理論挑戰。只是炒剩飯、無新意的例行公事，這篇決議文，並不例外。

首先必須指出一點：將中共1945年、1981年兩個「歷史決議」與今天這個決議相提並論，乃是忽視一個絕大的背景和性質的不同。前兩個決議是中共面對重大危機，遭遇嚴重失敗，必須進行黨內重整和清算的號召書。具體說來，第一個歷史決議通過在1945年4月20日，距中共七大只有3天，無疑是為七大準備的一份重要文件。說是將毛澤東捧上神台的一個決定性文件，沒錯。但做到這一步，必須將前面的領袖及其路線，全部否定才能突出毛的偉大正確。決議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顯示，就是要清算「若干歷史問題」──包括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右的左的錯誤。毛雖然1935年遵義會議上台，但後來仍然遭到親蘇的國際派摯肘，這是延安整風（毛說過就是整蘇聯）的主要任務而畢其功於七大。七大距1928年六大17年、距1956年八大11年，可見其前後統攬28年。 七大有五大報告，其一是「任弼時作歷史問題報告」，為歷屆黨大會所無，可見毛之上台為王，在組織上已下了重手。因而其歷史決議與七大是共體為奸的設計。就外部論，二戰結束指日可待，雅爾達會議在七大前二月已召開（周恩來抱怨此會中共完全不知），8月日本投降，接著重慶國共會談，當時國共兵力4：1，實力懸殊（內戰1946大打前夕，中共仍準備半年後議和）。美蘇並不看好中共，力主聯合政府。因此，七大其時，中共前途仍然是吉凶難測。 1981年歷史決議的背景依然危機深重。此時中共當權已32年，國政一塌糊塗。毛澤東不務正業，將「階級鬥爭」不斷升級，專政殺關管，直到發動文革，無法無天，將空前殘酷的獨裁統治加於億萬人頭上，不僅百姓家破人亡，中共也難免其劫，七大15名政治局委員，13人被鬥倒……到四人幫被捕、理論務虛會和1981年初大審「十惡」。整個社會出現「三信危機」，對毛和共黨的偉大光環，視若垃圾。加以經濟臨近崩潰，八億人兩億吃不飽飯。因此，由黨內高幹提出要對建國以來的是非，包括對毛的功過，作出評判，統一思想。於是在1981年的六中全會制定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題名直指毛時代，據說由胡喬木主筆，主題定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利用喬木那隻慣於粉飾圓場的御筆，大篇幅為毛思想「金蟬脫殼」。以圖挽狂瀾於既倒。因此，1981年歷史決議面對的是史無先例的一場足以亡黨亡國的暴政，其內涵存在比1945年那篇更為嚴重的危機意識。 今天，2021年，中共心血來潮，要搞一篇歷史決議，正如標題所示，和前述兩篇已經完全物是人非，有了歌功頌德的本錢。擺出一付得意忘形的派頭要大書一番「百年重大成就」。筆者在研究七○年代中美結盟反蘇的材料時，發現當年毛周鄧和美國人會談中不時表露內心很深的屈辱感，不僅對西方也對蘇聯。甚至說我們高呼反美，都是在「放空砲」，言外之意，我們一窮二白，沒有實力。事實完全如此，余英時就很看不起共產黨，他懶得稱什麼無產階級之類，而以「光棍」一詞代之……如今，光棍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第二富，財大氣粗的心理狀態，可以想像。 和他們平起平坐的非富則貴，不再是又窮又黑的小朋友，1945、1981的危機感已經不合時宜。他們的口頭禪是「中國人是惹不起的！」世上沒有一個黨比老子更大更長命更有錢。官話叫做「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這就是新版歷史決議和前兩篇不同的本質所在。當年鄧小平在廣州白天鵝賓館夢想天天可以吃到法國麵包時，他恐怕沒有想到1980年接近零的外匯存底，今天可以達到三萬億美元。因此，我們就可以切入批判這份歷史決議，提出幾個重要的視角： 一、習近平恢復終身制的先聲。這是沒有爭議的判斷。他既然敢於修憲，廢除任期限制，也就必然要為明年20大連任黨魁造勢。他沒有延安的國際派和文革的造反派需要清算，可以放手唱贊歌。不只是其名出現數大大超過鄧江胡，也高過毛。最要害的是為「習近平新時代」炫耀功績的13條成就、「歷史經驗」10個方面，共一萬餘字中，隻字不提黨章第十條規定的「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也不提「集體領導」。而這正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教訓。相反，在幹部選擇人才任用上，決議提出「堅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生產總值、不唯年齡、不搞海推、海選」。無異於將任何涉嫌選舉的可能性全部封殺，代之以「組織領導把關」……可見，習近平和他控制的小集團，已經煞費苦心、無孔不入地，從法律到組織、思想各方面，為實現個人獨裁鋪平道路。這不僅是違反黨紀國法，也和共產黨已有的歷史反省背道而馳，明目張膽地向國人的願望與尊嚴挑戰，我們不能不對此表示極大的憤慨！ 二、一黨制與國家體制。這是決議顯示的根本問題。1945年歷史決議儘管是為毛上台立碑，但畢竟是一個割據地的政黨問題。當時中共的口號是反對一黨專政，主張民主自由的「聯合政府」。到1981年，中共經過內戰，贏得大陸政權，卻厲行一黨專政32年。該年歷史決議否定文革，迄今又是40年，一黨專政不僅沒有弱化，反而變本加厲，更為強霸。請看決議：應該是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盡收其中；一切重要成就，也盡歸黨有。不厭其煩地強調黨的領導是「全面的、系統的、整體的。」包括人大、政府、政協、公檢法、軍隊、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等，無所不在。還要「清除兩面人」……但是憲法明定一切政黨都不允許違反憲法和法律；中共黨章也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中共全面凌駕在國家人民之上，是公然強姦憲法與民意！習近平將中共的權力滲透到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步。政府等同虛設，國家主權何在？憲政權威何在？人民在毫無制約的一黨淫威之下，其福祉和權利保障又何在？台灣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早已結束國民黨的威權體制，還政於民。兩岸制度有如天淵之別，統一怎能使2300萬人心服？──國家體制才是中共最嚴重的歷史問題。但是觸目驚心的議題，已經變成習以為常、無動於衷。這是決議帶來的悲哀。正如李銳的明斷：毛病不除，積惡成習。 三、文風問題。中國政治，偃武修文，共產黨藐視法治，更重文字統治，所謂紅頭文件，勢如山倒。在毛的風流文章下，製造無數文字獄，也為一代又一代人作了空前規模的洗腦，將溫文爾雅的漢文化體系改造成專制鬥爭的工具。毛文風的強詞奪理、卑賤流痞，文如其人，暫且不說。看看反映在這份歷史決議中的當朝文風，是必要的。依愚之見，其弊端第一、以勢壓人，製造文字暴力。論百年成敗當然可說者很多，但中共思維早已定為「黨八股」「教條主義」，成筐成籮，大帽子高帽子如山堆積。這篇決議，很多文字是中共19大報告已經羅列在案。而那些所謂經驗規範，炒了又炒，不得不層層加碼，加大力度、上綱上線。造成威懾態勢，讓人望而生畏，不容置疑。依我看，這篇東西有一萬字，足夠表情達意，卻拉成三萬六。第二、結構大包大攬，面面俱到，沒有重心。此為中共文案的積性，結果是大而空，廢話連篇，上行下效，成為全國官僚體制的通病（平心而論，文牘主義在美國政治中也令人吃驚。如1949年美中關係白皮書，其政治意義不論，書竟厚達1054頁！誰來讀？）。第三、排比句氾濫成災。作為一種修辭的排比法無可非議，可以加強語意的氣勢。中共政宣以此常用，頗得誇張聳動之效。如「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之類，最煽情離譜的是文革紅衛兵文化：四個偉大、最最最、打倒帝修反……文字已經成為瘋狂、恐怖的凶器，沒想到那股風氣，竟然在今日大陸已經借屍還魂，暗中復活，看來似乎文雅有才，實則如出一轍。 這篇歷史決議中之排比句，比比皆是。例如說到黨中央：「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新時代四個偉大）；說到依法反腐敗：要「設定權力、規範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說到一帶一路：「建設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文明之路」。說到文化建設：要「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說到小康社會：「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說到治軍：要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部隊」。說到理論創新，不是中國文化母版、不是馬列模板、不是蘇東再版、不是外國翻版……夠了。這種排比智慧，實在一流、舉世無雙。感謝漢字的變幻奇能，可以玩出拼音文字不可能的文字遊戲。中國人也萬幸，就在這種政治、文化中繁衍五千年，不知不覺做了世界老二。 （3374字 2021-11-21紐約）

圖說——2002年的習近平與張高麗出席九屆人大會議。此時習剛從福建省長調任浙江省長，41歲。同時獲得清華大學在職研究生班之法學博士學位。5年後任上海市委書記、2007年17大一步登天任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比習大7歲，文革前大學生，出生平民家，在廣東政壇30年，2002年任山東省長，和習一道出席人大。2012年成為政治局常委，國家領導人。第一副總理。2018退休，2021年11月被運動員彭帥爆出性醜聞。75歲。這是兩位出身不同的中共領導人的中途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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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爷：常识的审判｜击毙两人的美国17岁拥枪少年，为何被判无罪？

这两天美国最大的新闻，就是17岁少年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被判无罪。他在去年"黑命贵"（美国媒体称之为BLM运动）的打砸抢风潮中，拥枪自卫，当街射杀追打他的暴徒两人、重伤一人。凯尔随即被捕，被控5项重罪，最轻的一项控罪量刑都可达12.5年。任何一条罪名坐实，这个少年的一生都可能被毁。这个案子由于涉及美国最为敏感的控枪、种族话题，从发生伊始就受到全美媒体的重点关注，川普和拜登甚至至今都还为此案打嘴仗。从上至下引发了美国民众一波又一波的大讨论，其热度直逼当年号称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

2021年11月19日，经过控辩双方一年多的激烈较量，在全美媒体的聚光灯下，该案的陪审团12名成员作出一致裁决，凯尔被控的5项罪名全部不成立，当庭无罪释放。年轻的凯尔听完判决不能自己，痛哭流涕。而这个判决不出所料又引发了全美两极化的评论，再次掀起又一轮舆论大讨论。

由于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迥异，所以这个案件对于国人来说，值得吃瓜和反思的地方有两点：一是美国人对于持枪权和自卫的理解；二是美国司法体系中极为重要的陪审团制度。简而言之就是两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一个17岁少年开枪自卫是无罪的？为什么美国司法体系会允许完全由平民组成的陪审团超越法官，拥有裁定一个人有罪无罪的权力？

这个案子的案情其实并不复杂。2020年8月，全美持续数月的"黑命贵"风潮中蔓延至威斯康辛州基诺沙市。8月23日，该市警察在拘捕一名涉嫌家暴的黑人男子时，遭遇拒捕，警察开枪将其击伤。这个案子如同火上浇油，在该市引发了打着BLM旗号的暴徒的新一轮打砸抢。为了保护中小企业的财产，该市的民兵组织迅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并且呼吁周边地区的市民加入。17岁的凯尔家位于相距不远的伊利诺伊州的安条克，他收到民兵组织的呼吁后，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前往基诺沙担任救生员。

2020年8月25日，凯尔在和其他民兵接到一家汽车销售店的求援，迅速持枪前往（威斯康辛州允许在公众场合合法持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到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暴徒的攻击，凯尔和其他人走散，被多名暴徒持枪、持械追击，试图抢走他的枪。被推倒在地的凯尔在危急时刻果断开枪还击，最终造成2死1重伤。值得一提的是，这3个受害者均有重罪前科。

由于整个过程都被旁观者拍摄下来，并且迅速散播于网络，这个案子本身的流量属性当即成为全美头条。而且它又正好发生在美国大选激战正酣的时候，两党均以此为话题攻击对手，为选举争夺话语权——左派称之为草菅人命的种族主义恶棍，右翼称之为拥枪自卫的少年英雄，引发全美大讨论。

这个案子由于全程有清晰可辨的视频，其实作为吃瓜群众，即使不懂得美国法律，也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我相信但凡正常的人，得出的结论都是趋同的。对于控辩双方的交锋这里不做讨论，我们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凯尔被判无罪，尽管有左派切齿，但也有无数美国人为之欢呼，为什么美国人如此看重普通人持枪自卫的权利？

我们都知道，美国之所以能够从英国殖民地中率先独立，而且能够击败当时鼎盛的日不落帝国，靠的就是不起眼却很彪悍的民兵，其实就是持枪的普通民众。可以说人民战争这个说法，其实是美国独立率先实践的。所以美国宪法最著名的第二修正案，明文规定人民有备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这个充分体现了他立国之本，不仅是保障人民的各项自由，更是要保障人民能够捍卫这些自由的方法和途径。

很多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每年那么多枪击案，美国人依然不愿意禁枪。其实这中间隔着不同维度的对于自由权利的理解。持枪权对于美国人，既有反抗暴政、保卫家园和切身安全的实际意义，又有公民权利的象征意义。从简单的逻辑来说，如果你觉得枪危险，其实刀、棍、锤都可以杀人，一样危险，如果禁枪的逻辑完美无缺，那么其实禁刀、禁棍、禁锤也是说得过去的。一个坏人要犯罪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枪，而一个弱者需要自卫的时候，有没有枪那可能就能改变力量的对比。设想一下，凯尔的案子中，如果当时他的手里没有枪，那么那天晚上躺尸在街上的可能就是这个17岁不谙世事的少年，而不是另外三个有重罪前科的暴徒。

所以无论站在国情还是历史的角度，美国人始终如一的支持持枪权利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某种时候可能更需要。如果你有权力用武器捍卫自己的家园和财产的时候，你还会怕强拆、怕衙役、怕那些随意贴封条的人吗？可能是他们怕你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重点了解的，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一个完全由普通人组成的非专业的陪审团，为什么拥有超越法官的定罪权力？

现代社会主要有两种法系，一种是以德国、法国为代表，中国也在其中的"大陆法系"，它的特点是以法律条文为准绳，由司法人员行使审判权力；一种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海洋法系"。它的特点是以过往的判例为基础，由专业法官主导，民众参与其中的审判形式。

英国产生"判例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在中世纪，法律条文非常粗陋，并没有那么完备，法官由国王派出，在审判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很多案件无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依，还要考虑不同地域的不同风俗、文化甚至道德水平的因素。所以过往已有的判决案例就十分有参考价值，并且可以作为以后判决类似案件一种基准。正因为判例很重要，所以在17世纪，为了体现公平，英国人尝试把案发当地的公民加入到审判中，用他们对于本地区社会结构、风俗、文化和常识的理解，作出符合社会整体认知、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判决，确保判例既合法，又合情、合理。这就是英国判例法的由来。

简而言之，判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已经生效的判例，很可能就是新的法律标准，法律可以在实践中被不断的完善和解释。

美国全盘继承了英国的审判制度，但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一些创新。就是无论刑事还是民事诉讼，都有陪审团。决定是否起诉有陪审团，决定是否有罪又有不同的陪审团。当然，不是每个案件都需要陪审团，大部分比较轻的案件，控辩双方协调同意，就可以不需要陪审团，直接由法官断案。因为使用陪审团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都非常高。

美国的陪审团通常情况下由12名陪审员组成。其组成人员根据有关法案，性别、族群、年纪都会考虑其中，电脑随机挑选，候选人的合格条件为年满18岁以上的公民、在法律辖区内住满至少1年、通晓英语、没有犯罪记录精神及身体状况适合担任陪审员。需要指出的是，人选是控辩双方共同筛选的，为了赢得案件大家都想从候选人中找出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员，所以这个过程往往很曲折费时。大家熟悉的辛普森杀妻案，选陪审团就花了4个月。

被选中的陪审员虽然是义务参与，但是有较为丰厚的误工费补偿，而且还有各种补贴。代价是被选中后就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看各种外界信息，避免受到误导。唯一能接触的就是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和他们在法庭上的交锋。陪审员直到结案前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辛普森案的陪审团成员在审判期间被隔离9个月之久，十分辛苦。

陪审团在案件审理中权力十分之大，因为被告有罪与否是由陪审团来定的。法官干什么呢？法官的作用在于如果被告被陪审团认定有罪，具体的量刑就是法官的工作。为了保证严谨，陪审团作出的决定，必须确保所有人的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如果12个陪审员，11个认为有罪，1人认为无罪，那么就无法作出决定。好莱坞有个著名电影《12怒汉》就是完全生动的展示了陪审团的运作。因为1名陪审员的不同意，一个看起来简单的案件被活生生的一步步的逆转，最终12名陪审员都同意无罪，才宣告结案。

说了这么多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他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一群非法律专业的普通人，决定一个有罪与否的法律问题，可不可靠呢？从数百年具体的实践来看，普通人根据自己的常识，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在真实的证据面前，是完全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的。欧美虽然有冤案，但冤案极少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数百年来判例法得以不断完善，陪审团制度得以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它经受了司法实践上的考验。同时，也使得普通民众有机会参与具体的司法过程，实实在在的履行公民义务，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都增进了对于司法体系的认识，使得最终的判决往往都能让社会各层面信服。

就像辛普森案，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凶手，对于无罪结果都不满意，但是如果你问大多数人，审判过程是否公平，得到的又是肯定的答复。也就是说，陪审员制度下做出的判决，尽管有时会有争议，但是大部分民众还是认可的。因为他们知道，那就是一群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根据常识得出的结论，自己去可能也是一样。

所以陪审团制度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即便是在欧美这样菁英主导的司法体系中，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也可以深度参与司法进程，用常识和良知就可以参与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这是除了选票之外，公民义务和公民权利的重要体现。

扯了这么远，我们回到凯尔案。凯尔的无罪判决虽然有争议，但从主流的舆论来看，支持还是主流。而且它是个终审判决，也就是说控方已经无法翻盘。它也深刻的体现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于去年打着各种高大上口号"黑命贵"风潮的厌倦和唾弃。这个案件大了说，一定会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本身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判例，以后此类案件均会引用——那就是告诉那么把激进的均贫富的左派口号作为旗帜，实际上就是想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流氓无产者知道，美国依然还是一个保障个人权利的保守主义立国的国家。即便有很多政客出于选票的考虑还会继续操弄种族议题，但那些今后还想靠"黑命贵"胡作非为的人在面对普通人自卫的枪口时，必然会掂量轻重。同时，他对于那些信奉美国立国原则的人来说，也是极大的鼓舞，正如凯尔的律师在辩护词中说的那样：

"在美国，不应该需要一个17岁的孩子拿起武器保护生命和财产。那是政府的职责。但是，他们失败了，以至于守法公民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保护自己的社区，就像1775年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祖先一样。"

2021/11/20

永远不要低估美国

（晓观天下20211121）

借着这两天大快人心的美国法庭宣告社区卫士、爱国小英雄凯尔（Kyle）无罪，我想和小伙伴们聊一个话题：永远不要低估美国！

美国：为何容易被低估？

为什么要谈这一个话题？第一，美国，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国家。

原因之一，是美国没有政府媒体。因而不会，也不能自吹自摆、歌颂自己。

事实上，美国法律严格规定：只有老百姓才有权办媒体，美国政府禁止办媒体。为什么？因为媒体是一种权力，即所谓“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就是用来监督政府和官员的公权力的。政府和官员掌握着公权力，老百姓则掌握着骂政府的权力，而政府无权用媒体给老百姓洗脑、为自己辩护。

例如，美国法院裁定：川普总统无权取消普通美国公民对他推特的关注进而在推特上天天骂他，而普通百姓却有权取消川普的关注，不让川普总统骂回来。

那老百姓会歌颂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吗？有可能，但可能性小。这就像小区业主通常总是责备而不是表扬物业是一样的。只有物业公司老板才喜欢自吹自擂，说自己干得还不错。

第二，美国是一个善于自我反省、喜欢自我唱衰的国家。

当美国自我唱衰时，他自己信不信不知道，但别人信了。但到头来，人们会发现，美国在唱衰中再一次强大了，又一次上了美国的当。

这样的唱衰，有人统计过，在美国历史上至少不下十次。这几年，是又一轮的唱衰美国。其中，我们中国人唱得特别来劲。

所以，我们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美国人唱衰美国，中国人也唱衰美国；美国人敢骂美国总统，中国人也敢骂美国总统。

然而，我早就指出：中国崛起是事实，美国衰落却未必是事实。事实上，过去这些年，中国除外，包括日本、德国、俄罗斯等世界强国和大国大内，美国正越来越远地将他们全都甩到后头去！

这是一个衰落的美国吗？当然不是。

第三，美国是一个看起来谁都了解但其实不容易明白的国家。

“看起来谁都理解”，是因为美国的爆光率太高了。“不容易明白”，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基督信仰根基上的国家。这对于全世界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物质主义者、非基督徒，实在是超出理解的一件事。

全世界的无神论者，中国至少占了一半，因此中国又是特别容易误解美国的国家。

我们当然可以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论证不可低估美国，比如：美国拥有强大的国力，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有韧性、有底气、有后劲”；美国有“美元霸权”；美国有“再苦不能苦创新”的体制创新体制；美国有“橄榄型”收入分配支撑的消费主导；美国是“军事霸主“……

这样的观点并不是错的，但对美国的理解仍然是唯物主义的，因而是不全面也不深刻、不够本质的。所以，我们还需要从美国的信仰、精神以及文化特质去认识美国。但这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其实是有难度的，甚至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道不同，不相与谋”

美国之所以超出众多国人的理解，不是因为智商，而是因为信仰与价值观。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相信强权、有些人甚至只相信金钱，还有些人只相信利弊，他们实在很难理解什么叫超越，什么叫“神定秩序“、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天命昭昭”，什么是叫“是非”……

在中国，有一句话“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这是“强权即真理”的另一种表述。价值观天差地别，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也罢，交流也罢，事实上是鸡同鸭讲.

 

某种程度上，人是这样的，有信仰就进入了高维，无信仰就还停留在低维（存在“认知盲区”和“知识短板”）；高维理解低维，低维不理解高维。就像孙中山理解袁世凯，袁世凯很难理解孙中山；高加林理解刘巧珍，刘巧珍很难理解高加林一样。这样说，一定会有人认为是歧视和偏见，不符合“政治正确”，但这是事实。

有道是，“好的时代，人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叫‘对错’，坏的时代，人人心中也有一把尺子叫‘利弊’”。其实，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也是如此！“只看利弊”的地上人实在无法理解“分对错”的天国人；而天国人，恰恰是从成人的罪恶中悔改，回转象孩子一样的人，看起来傻，其实有真智慧和大能量。

如果说好时代、好社会与坏时代、坏社会的区分标准就是一条：就是看“分对错”还是“看利弊”；那么文明国家与非文明的国家的区别其实也是一条：“吃人”还是“不吃人”——不吃人，就是文明国家；吃人，就是非文明国家。

从这样的角度，请你自行判断，亨廷顿所谓“中国传统文明”或“伊斯兰教文明”是否名符其实？

美国：文明之国与“山上之城”

一个国家或社会如何保证不吃人？也很简单：一是要把罪恶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二是要把罪恶的人性也关进笼子里（权力罪恶，正是因为人性罪恶）。全世界谁做到了？只有基督文明的国家（包括日本这样受基督教文明影响和改变的国家）。何以做到？一是通过宪政法治将罪恶的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二是通过基督信仰把罪恶的人性也关进了笼子里。

美国当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当然不能称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因为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规定自己是“基督教国家”，恰恰相反，美国的宪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离。但美国的的确确是“基督教文明国家”，因为基督信仰既是美国建国的根源，也是美国文明的根基。

一些基督徒喜欢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是错的；张千帆等好友喜欢否定美国与基督教有关联，也是错的。“美国，是基督文明国家”的说法才是对的。

先说“把罪恶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对于这件事，里根有一段经典演讲 说得很好：

“我希望再次提醒人们，除非政府受到限制，否则，人不可能是自由的。这里有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就像物理法则一样清晰、明确，‘政府扩张，自由收缩。’”

“我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逆转政府进程的革命，它只用了三个字：‘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我们人民’告诉政府该做什么，而不是相反。‘我们人民’是司机，政府是汽车，我们决定它应该开到何地，走哪条路线，开多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宪法都是这类文献，政府告诉人民他们享有哪些特权。我们的宪法则不然，‘我们人民’告诉政府它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人民’是自由的。这个信念，是我过去八年以来所有行动的根本基础。”

再说“把罪恶的人性关进笼子里”。对于这件事，里根在同篇演讲中讲得也很好：

“当我站在楼上的窗前，我想起了闪耀的山上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这个短语来自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他用这个短语描述自己想象中的美国。他的想象很重要，因为他是早期的朝圣者、早期的自由人。他乘着今天我们所说的小木船来到这里；和其他朝圣者一样，他也在寻找一个自由的家。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一直在谈论这座闪耀之城，但不知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述得是否足够清楚。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它是一座高耸而自豪的城市，建立在比海洋更坚固的磐石上，风吹着、上帝保佑着、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和谐而又和平地生活着。它是一座自由的、充满商业活力的港口城市。如果非要有城墙的话，那么，城墙也是有门的，大门向任何有意愿、有勇气来到这里的人敞开着。这就是我对它的理解，现在依然如此。”

“山上之城”（city on a hill）”，源自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对门徒的教导，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作光作盐，把光明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爱胜恨、以善胜恶，用“不吃人”的文明代替“吃人”的不文明。

1630年，清教徒领袖温斯罗普在一篇著名布道中引用了耶稣这一用词：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所做的这件事上对我们的上帝心存虚妄，并且因此使他离开我们，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传说和笑柄 。”

里根等后来的美国人如此重视“山上之城”的表述，是因为他们确信：新英格兰以及后来由此形成的美国肩负了从上帝而来的特殊的神圣使命。里根所谓的“朝圣者”就是当年信仰最彻底，最具理想精神的“飞机中的战斗机“、“基督徒中的基督徒”——清教徒；“自由”则是基于基督信仰根基上的英美保守主义的“自由”；“商业”，则是个人自由、上帝呼召与创新精神的标志。

对于“上帝是美国人生命的精髓”，里根在1984年1月3日的另一篇演讲中，讲得更清楚——那次的演讲，他赢得了在场的23次掌声：

“让我们从头说起，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精髓，个人家庭是社会的核心，我们对未来的最大希望就是面对我们的孩子们……上帝给予家庭的最高贵礼物是生活，正是上帝给我们送来了和平使者……我曾说过，我们在阐明上帝站在我们一边时必须谨慎，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是：我们是否站在上帝一边?”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为基督教美国作证：

“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基督）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此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能证明基督的效用和符合人性，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民主，最关键的不是别的，而是“民情”即美国人的基督信仰。

美国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刘澎老师的结论就是：“

“美国的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是十字架的文明。基督教对于美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须臾不可或缺。离开了基督教，美国和美国文明都将不复存在。”

宪政法治很重要，民主自由很重要，市场经济很重要，但如果离开了基督信仰，统统都是空盒子，美国就“亡天下”了，美国也就不再有内在的能量和上帝的祝福。

可以说，上帝引领美国人民，美国人民主导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带领美国影响世界，这才是过去200多年来，美国在地球上扮演重要角色，播撒光与盐影响的奥秘所在。

美国有三点特别厉害

这样的国家，有几点是特别厉害的，厉害不在硬实力，而在软实力：

第一，它能悔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不会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的，有错就愿意悔改，美国历史上多次的“大觉醒”，其实就是多次的大悔改，每次大悔改，就带来美国的大进步 ；

第二，它有宪政和法治，有基督教保守主义，因此有包容能力、平衡能力、自我纠错能力、调整能力以及稳定能力。2020年美国大选很多人认为川普赢了，拜登作弊了。现在大选过去了，拜登上台了，但川普团队既没有打内战，也没有放弃，而是在宪政法治的范围内努力依法维权，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照旧在运转，没有散架，这就了不起，就是伟大，因为它避免了中国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治乱循环”。

第三，它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主导。将“罪恶的权力“与”罪恶的人性“关进笼子里，保障“不吃人”只是底线，高线则是为了“造就人”，即通过保护个人自由、财产权力以及创新精神来促进科技创新、经济创新；美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归位，产权才能到位，创新才能持续；也因此，许多国家只是谈论创新，美国却以保守主义文化及宪政法治保障创新，因此永远会是地球上第一号创新大国，永远会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创新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中国的精英喜欢往外跑，而全世界的精英喜欢往美国跑；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下降的严峻考验，美国却永远不用担心这一点，因为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会流入美国。中国要最终赶超美国，只有大胆抄袭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才有真正的可能！

伊隆·马斯克如果还在南非，或许会被激进的黑人干掉；如果在委内瑞拉，他的财产可能已经被国有化……只有在美国，他才能成为特斯拉、SpaceX的真正主人以及成长为今天的全球首富，他永远可以天马行空地去创新，潇洒的发推特，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的官员们全都是为他服务的。

不要偏激地指责资本强权，美国政府为资本家服务。强大的资本虽然也可能对社会施加不正当影响，但毕竟“金钱永不眠”、市场永远在波动，而企业家一旦停止创新，财富女神即离他而去。因此任何企业和企业家都不具有绝对的权力，他们的权力要在市场中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人们无需害怕可竞争、受制约的商业权力，人们唯一需要害怕的是不受制约的专制的权力，以及权力与金钱的精英的联盟。

而人们最需要担心和防止的是：公民手中的持枪权，也就是和可能的专制或精英邪恶联盟斗争的手中的武器被剥夺！

自由，是需要自由的公民用武器和生命来维护的。

美国：根基在，希望就在

2020，“黑命贵”事件爆发，美国简直进入了中国的“文革时代”，美国是不是要完了！然而，美国真的不可低估。一些美国人选了拜登，但随后看着拜登真的不行，就后悔了，现在拜登的民意调查支持率越来越差，连坚定支持他的左媒都开始批评他了。一些美国人当初支持了“黑命贵”，现在也开始后悔了。这不，这一次，在凯尔的案子上，所有陪审团成员全部支持了凯尔——全部，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也只有在美国，不是法律，而是民情和民心能对判案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

而其中的关键是，美国人民手中的枪也就是宪法法治最后的保障权得以维护！美国，就依然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国家。“黑命贵”打砸抢动乱分子现在后脊梁都凉凉的了！

我的朋友北明女士在第一时间发推：

“这是美国第二修正案，人民拥抢权捍卫自由权面临左翼严重威胁的关键一案！”

一位体制内朋友也看明白了：

“美国陪审团坚守良知，做出了正义的选择，左棍对正当防卫者凯尔的七项控罪均不成立，法庭判决结果，17岁的凯尔无罪。这个案例有力说明美国宪政制度还在。”

这根本上，其实是上帝对美国的保护！因为，美国人民的权力如果只是来自自己、或者来自某个政党，或者来自政府，其权力的保障永远是脆弱的，除非最终是来自神圣的上帝！

如果美国只是靠川普一人之力扭转局面，川普就成了上帝。2020川普败下阵来，然而，这却刺激了美国人民的觉醒与悔改，这正是美国的希望。要知道，上世纪五十年和七十年，美国面临苏联意识形态的渗透，左翼甚至红色极左思潮的泛滥并不比今日差，而且在七十年代中期，还导致左派总统卡特上位。当时人们也普遍担忧美国是不是要变颜色了，结果却是路峰回转、美国重归正道。

离开了上帝对美国人心的作主，只是一个民主的空壳子，美国很快将国将不国。相反，如果美国人民能够再一次灵魂大觉醒，悔改、回转向基督，让上帝引领人心，人心主导美国，美国就一定会继续获福。

中国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永远不要小看浪子，永远不要低估美国！

有文章谈到：

“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在初期都是所向披靡，但最后胜利者是美国。冷战的时候，苏联一直咄咄逼人，占据上风。最后瓦解的却是苏联。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是一两次战役决定结果，也不是一两次战争决定结果。大国之间比拼的是持久的内力和后劲。”

“永远不要低估美国，因为不管哪个国家，现在与美国还相差太远。我们的经济总量或许能赶上美国，但质量呢？创新呢？”

“有多少重大的发明发现，发生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有多少科技狂人，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或者华裔美国人？我们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已欣喜若狂，但美国已经有了数百个诺贝尔奖得主。”

“看到阿法狗连赢李世石两盘后，我的脊梁一阵阵凉意——美国人竟然在科技上把我们甩了这么远！”

我想补充的是，其实，永远不要低估美国，还不是因为上述看得见的事实，而是是因为《圣经》中神圣的应许：

“以耶和华为　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篇 33:12）！”

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你信吗？

[1] 参见：里根1989年1月11日的《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 to the Nation）。

[1]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3-16）。”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是圣经有关基督徒最常用的比喻之一：基督徒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

[1] “山上的城（City upon a hill）“或“山巔之城”，通常是指约翰·温斯罗普于1630年在一次著名的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提到的一个惯用语。

[1] 对于美国的反省与悔改，有人举例，911之后，美国人痛定思痛，悼念每一位遇难者，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在废墟上建起的石碑上。一系列反恐措施付诸实施，并形成法律，包括各个级别的安检系统；小孩子走失之后，美国人也是痛定思痛，推出安珀警报系统，形成规范防止再有小孩子失踪；声名显赫的FDA，之所以成立也是一系列滥用化学药物致死致残 一些列悲剧之后，现在像守护神一样护着这个国家食品药品安全。

蘇暁康：滄海桑田的劇變尚未到來

【按：陳小平最動人也最關鍵的一句話是：滄海桑田的劇變來到了嗎？如此形容三十年中美關係，毫不誇張，美國被中共足足騙了三十年，優勢都騙光了，若非一場瘟疫，恐怕還喚不醒它，這個得天獨厚的兩洋國家，但是美國確有一種菁英已經醒來，只等他們進白宮去改天換地。我在《瘟世間》中特別寫了「新冷战宣言」一節。】

不久余茂春問我願不願走一趟加州？我說疫情洶湧，我這老頭子哪敢乘飛機？後來他叫了王丹和魏京生去，原來是到尼克松图书馆，七月二十三日蓬佩奥在那裡讲话，彬彬有礼地批评了尼克松的错估中共，然後他話頭一轉：

『我今天的讲话是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演说的第四部分，奥布莱恩大使讲到了意识形态，联调局局长雷谈到了间谍问题，司法部长巴尔讲到了经济。我今天的目标是为美国人民把这些汇总在一起，详细阐述中国的威胁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自由乃至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川普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战略，保护美国经济，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个新暴政。』

我沒去加州，卻在家裡好好回顧了一番，以尼克松為首的"熊貓派"，是如何步入中共布下的迷阵。在我的檔案裡躺著一文《中共对美外交的步步为营》，写于1998年，那时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没有人相信我们说什么，在周围人眼里，我们都是怪物。文章起筆於"收买基辛格"：

『中共凭借操纵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颇为收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那些最可能从美国迁就中共的政策里大捞好处的人，在美国政府和公众当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中共的迁就政策，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前国务卿基辛格（Herry Kissinger)和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还有前副国务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等。

如果这些人想为他的主顾(某家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中赢得一项合同，那么根据中方的要求，这场交易的条件是，这个公司要在美国为中国的利益公开辩护，或者安排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记者团访华；美国公司主管也可以通过这位"顾问"认识中共的高级官员，美国公司为此付钱给这位"顾问"，而这个顾问为了巩固他与中共官方的私交，则要在美国公开支持取悦北京当局的政策建议。这种安排从来不会明显地写在商业合约里，但人人都懂得这种交易。

基辛格为中共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辩护是很著名的。就在屠杀的第二天，他同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称邓小平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说邓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为仁慈而较少混乱的过程"。美国国会呼吁制裁行动，布什当局正准备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基辛格却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的采访时说，"我不会主张任何制裁"，"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示威者占领首都的主要广场达八周之久，"这种占领导致了失序和混乱，因此实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八九年十一月，他陪伴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见到了邓小平和中国外长钱其琛，钱对他大为夸奖，回美后他在白宫又报告了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基辛格一年中会数度访问中国，而中国的大门对他则永远是开放的。』

基辛格总是回避一个问题，即他能从他鼓吹的对华政策中图到多少利润。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许多想在中国寻求商机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付给基辛格大笔的钱。一九八九年他发表那些为中共辩护的言论时，他组建了一个名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伙公司，与他的老熟人荣毅仁负责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在中国投资。美国全国民主政策委员会(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基辛格确实从那些在中国有投资的公司那里拿到大量酬劳。

显然，由于基辛格这样的原美国高级官员又从中帮忙，使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游说集团，这个集团不愿意批评北京当局的人权记录，反对与中国"对抗"或制裁中国，并藉此捞到了可观的利润。此中要害是基辛格、黑格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公开地或私下地推动美国的政策，然后个人也从中国渔利，这个样式，其实就是后来在中国泛滥成灾的腐败模式。

那時候，中共成功打破西方对华制裁，乃是颇有研究价值的一段中国外交史，足可列为美国对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课题，即"分化西方"，至今如此：

『"六四"后中共的对美外交，从一开始就不纯然是被动式的"韬光养晦"，而是力图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不仅仅是无孔不入的活动，包括私下游说的宣传、威胁和恐吓，还包括购买或盗窃技术。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问题的种种争论，已经被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由原美国高级官员组成的集团所支配，而这个集团的人则通过推销他们所主张的对华政策获取暴利，中共惯于以发动经济战相威胁，企图这样来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中共当年"惩罚波音公司"的深远意义。总理李鹏一九九六年取消了购买波音飞机的承诺，改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五亿美元的飞机。他极为露骨地说明了采取这个做法的原因，因为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合作时不附加政治条件，而美国人却任意地威胁要制裁我们。"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对美政策之所以能明显地收效，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把经济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经济上的利诱和惩罚来向美国索取政治让步。

卸任的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十分灰心丧气地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当我们对付中共时，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们却拖我们的后腿，把合同抢走。"今天，这种策略已经进一步挑唆法国的反美情绪，最近法国总统席哈克北京之行，不仅签了十二亿合约，还同中共一道谴责"美国霸权"。

中法的这种"合作"，无非是冷战时代戴高乐与毛泽东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钱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后开始"见成效"。』

通过西方左倾知识分子影响西方舆论，是中共对西方分化的另一个层面，也是中共国际统战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只准许很少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进入中国，这些人被中国称为"中国的朋友"；其中著名的，一个是瑞士作家韩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只有极少数美国人能去中国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进入毛泽东会见外国贵宾的客厅与毛长谈。还有一些外国人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伦•艾黎等，澳大利亚共产党员Wilfred Burchett等，也屬此類。

自"蘇東波"以来，西方左倾思潮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舆论需另求其道，开始运用各种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国的朋友"，办法是去中国的签证、到各地旅游的许可、以及进入中南海会见领导人的特权等。

但是由于效果不彰，西方舆论对中共的基本调子仍是负面居多，因此中共开始采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称为"杀鸡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作了序，从此中共不准他再进入中国大陆，这对于一个以中国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个损失。

接下来，曾经公开批评中共违反人权的美国学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请访华签证时被拒签，或者是被要求参与一场寻求著名美国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动、以此换取访华签证。以中国大陆为主要报道对象的著名自由撰稿人夏伟（Orville Schell），曾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就再也拿不到签证，原因是他参与了"人权观察"的活动。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后几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签证进入中国，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却在北京首都机场海关被拒绝入境，还把他在旅馆里扣留了整整一夜，于次日晨将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后说，当他被扣压在旅馆里时，有四个公安局官员在房间里通霄值班看守他，他们把房间里的电话也切断。』

夏偉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中共在试图控制外国的中国观察家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中方制造的恐吓确实使许多外国学者和记者讲话时小心翼翼，他们害怕成为中共的"不受欢迎的人"。他说，其实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完全知道，這本來就是中共对付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手法，这种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威胁手段不仅在中国国内十分有效，而且对外国记者和学者也产生强烈效果，因为这些人为了保住目前与中国相关的职业，需要去中国，所以对中共有所依赖。

『美国有一小群中国问题专家避开"冒犯"中共，依然可以获得与中共高层官员接触的机会，所以反而与当年的韩素音、斯诺一样"走红"，为白宫非正式地提供咨询，为美国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国之行"护航"，也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分析，在政治上充当中共的辩护士。可是，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精英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仅排斥本国异己、也排斥外国批评者的中国政府，只要这些美国学者在某些问题上冒犯了中国政府，他们去中国作调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们的学术生涯就会因此终结。那些保持与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触管道的美国政治学者们，通过这些接触还能了解中共领导人是如何想问题的，这些知识确实颇为实用；他们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文章就有参考价值。但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毛泽东的声誉、人权、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北京当局紧紧地盯着，这些学者就只好要么是说些奉承之词，要么干脆缜口不言。』

以至今天，美司法部長巴爾呼籲矽谷和好萊塢停止向北京磕頭，近乎悲憤說：

『中国共产党思考的是几十年和几百年，而我们倾向于聚焦下一个季度的盈利报告。』

耗費三十年看懂這一點，很不錯了。時至今日，德國人還是三十年前美國人的認知水平。從2016年起，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在接受美媒採訪時表示，考慮到可能的經濟後果，德國拒絕對中國實施「更嚴厲的措施」。有意角逐下屆基民盟（CDU）主席的德國聯邦議會外事委員會主席羅特根認為，"中國太大、經濟太強、科技太先進，制裁沒用"。

文明文化差異，是一個障礙。美國剛剛醒來，德國還沒醒。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