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最听不得时髦的调子，众口同声中，常能听到他的“低调”与“反调”。为此，他常常显得不合时宜，有时甚至成为“公众”的敌人。然而，待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就会感到还是他有眼光、有定力，关键时刻不失道德的勇气。
最能展示胡适这种品格的，是在群体冲动的政治大潮中。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胡适正在美国留学。当时的留美学生，出于一腔爱国热情，再也无法安心读书，纷纷主战。有人不无夸张地说：“中国有百万雄师可与日本一战！”有人不假思索地喊出：“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到亡国灭种！”面对一片激昂慷慨的豪言壮语，胡适写了封公开信，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上，他说：中国最多只有12万劣势装备的军队，绝无海军——只有一艘排水量4300吨的三级巡洋舰，拿什么同日本打？你们说中国有“百万雄师”，可百万雄师在哪儿呢？打仗要讲实力，用只手挽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时之快，让国家重蹈比利时亡国的覆辙，这种人，不但错爱了国，并且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问题的真正与最后解决，当在若干时日以后。我们不可激动，唯有尽自己的责任——求学。胡适的话说得冷静而理智。然而，此时的大多数人，更渴望的是火上加油，把声势闹得更大，胡适的话犯了众怒，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留美学生月报》主编特写长文，指责胡适“木石心肠”，给他顺手戴上顶“不爱国”的大帽子。连平时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的傅斯年，这时也抑制不住情绪，骂胡适为“汉奸”。
自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逐日高涨。战争气氛弥漫全国，多数国人主张早日抗战。这时的胡适，既意识到“空前的国难已到了我们的头上”，同时也想到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准备都不够，仓促对日作战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伤害，主张“外交路线不可断”，“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一面谋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息，使我们把国内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一面作有计划的布置，准备做那不可避免的长期苦斗”。对于那种一味主战的声音，他真诚地说：“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对于有人主张要用“无组织”与“非现代”的办法与日本一拼，他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废话”，愤激地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从题目就能看出，他强调的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攻势面前，中国应仅持“守卫”的姿态，以待国际形势产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反对不顾国力一味去对抗日本，这样才能减少损失，化成胡适一句常说的话就是“苦撑待变”。然而，一场中日大战即将拉开，胡适这主“和”、主“守”、主“等”的论调，遭到群起而攻之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中最能代表普遍心声的，是吴世昌先生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吴在信上说：“我默察近年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大概都是‘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这是使我非常难受的。文化学术比五四时代进步得多，思想上，贞操上，民气上还不如五四时代。”这不外是说胡适在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胡适没有理会人格上的贬责，在回复吴世昌的公开信中说：“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至于你所说的‘勇气’，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时髦的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对于胡适这段话，相信那些经历过太多群众运动的人，都会由此而佩服胡适的品格与勇气。当战和未定时，胡适固然主张寻找和的可能；而在政府定战之后，胡适又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战洪流之中，为之殚精竭虑，四处奔走。而这，正是一位知识分子可贵的气节与良心。
在胡适的一生中，在需要拿出“道德上的勇气”时，他都会毫不含糊，逆风而上。李敖在《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中，引了一段朱文长的回忆文字。那是为了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北平各大学学生举行“一二?九”示威运动，鼓动长期罢课。在北京大学学生的一次集会上，继蒋梦麟校长讲话后，作为文学院长的胡适上台讲话。胡适一向认为，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去闹学潮，搞运动，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他曾先后写过《爱国运动与求学》、《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再论学生运动》等文章，告诫学生：“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但胡适一开口，台下就起哄。那些反对他的左派学生，用踏脚、嘶叫、喧闹，要把他的演讲声音盖下去；而拥护他的学生，则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会场上形成对垒的两派，胡适的声浪在两派的叫嚣中断断续续。那些反对他的左派学生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喊道：“汉奸！汉奸！”胡适没有丝毫愠怒，只是提高嗓门，正直而不失耐心地回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胡适自始至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并适时地给予苦口婆心的劝导。由此，我们既看到了胡适的非凡气度，更看到了他面对“时髦”所表现出的“道德上的勇气”。
胡适也曾说过，要做大丈夫——也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除了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外，还应加上一条“时髦不能动”。不要小看这个“时髦不能动”：当时髦作为一种流行时尚，不为时髦所动只是一种个人趣味；当时髦作为一种学术见解，不为时髦所动需要一些专注的定力；可是，当时髦作为一种亡国灭种时的主流立场，不为时髦所动就不那么简单了，它需要胡适式的“道德上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要承受当下的攻讦和误解，甚至会损害文人最为爱惜的身后之名。
最能展示胡适这种品格的，是在群体冲动的政治大潮中。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胡适正在美国留学。当时的留美学生，出于一腔爱国热情，再也无法安心读书，纷纷主战。有人不无夸张地说：“中国有百万雄师可与日本一战！”有人不假思索地喊出：“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到亡国灭种！”面对一片激昂慷慨的豪言壮语，胡适写了封公开信，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上，他说：中国最多只有12万劣势装备的军队，绝无海军——只有一艘排水量4300吨的三级巡洋舰，拿什么同日本打？你们说中国有“百万雄师”，可百万雄师在哪儿呢？打仗要讲实力，用只手挽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时之快，让国家重蹈比利时亡国的覆辙，这种人，不但错爱了国，并且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问题的真正与最后解决，当在若干时日以后。我们不可激动，唯有尽自己的责任——求学。胡适的话说得冷静而理智。然而，此时的大多数人，更渴望的是火上加油，把声势闹得更大，胡适的话犯了众怒，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留美学生月报》主编特写长文，指责胡适“木石心肠”，给他顺手戴上顶“不爱国”的大帽子。连平时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的傅斯年，这时也抑制不住情绪，骂胡适为“汉奸”。
自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逐日高涨。战争气氛弥漫全国，多数国人主张早日抗战。这时的胡适，既意识到“空前的国难已到了我们的头上”，同时也想到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准备都不够，仓促对日作战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伤害，主张“外交路线不可断”，“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一面谋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息，使我们把国内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一面作有计划的布置，准备做那不可避免的长期苦斗”。对于那种一味主战的声音，他真诚地说：“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对于有人主张要用“无组织”与“非现代”的办法与日本一拼，他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废话”，愤激地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从题目就能看出，他强调的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攻势面前，中国应仅持“守卫”的姿态，以待国际形势产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反对不顾国力一味去对抗日本，这样才能减少损失，化成胡适一句常说的话就是“苦撑待变”。然而，一场中日大战即将拉开，胡适这主“和”、主“守”、主“等”的论调，遭到群起而攻之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中最能代表普遍心声的，是吴世昌先生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吴在信上说：“我默察近年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大概都是‘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这是使我非常难受的。文化学术比五四时代进步得多，思想上，贞操上，民气上还不如五四时代。”这不外是说胡适在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胡适没有理会人格上的贬责，在回复吴世昌的公开信中说：“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至于你所说的‘勇气’，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时髦的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对于胡适这段话，相信那些经历过太多群众运动的人，都会由此而佩服胡适的品格与勇气。当战和未定时，胡适固然主张寻找和的可能；而在政府定战之后，胡适又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战洪流之中，为之殚精竭虑，四处奔走。而这，正是一位知识分子可贵的气节与良心。
在胡适的一生中，在需要拿出“道德上的勇气”时，他都会毫不含糊，逆风而上。李敖在《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中，引了一段朱文长的回忆文字。那是为了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北平各大学学生举行“一二?九”示威运动，鼓动长期罢课。在北京大学学生的一次集会上，继蒋梦麟校长讲话后，作为文学院长的胡适上台讲话。胡适一向认为，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去闹学潮，搞运动，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他曾先后写过《爱国运动与求学》、《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再论学生运动》等文章，告诫学生：“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但胡适一开口，台下就起哄。那些反对他的左派学生，用踏脚、嘶叫、喧闹，要把他的演讲声音盖下去；而拥护他的学生，则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会场上形成对垒的两派，胡适的声浪在两派的叫嚣中断断续续。那些反对他的左派学生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喊道：“汉奸！汉奸！”胡适没有丝毫愠怒，只是提高嗓门，正直而不失耐心地回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胡适自始至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并适时地给予苦口婆心的劝导。由此，我们既看到了胡适的非凡气度，更看到了他面对“时髦”所表现出的“道德上的勇气”。
胡适也曾说过，要做大丈夫——也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除了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外，还应加上一条“时髦不能动”。不要小看这个“时髦不能动”：当时髦作为一种流行时尚，不为时髦所动只是一种个人趣味；当时髦作为一种学术见解，不为时髦所动需要一些专注的定力；可是，当时髦作为一种亡国灭种时的主流立场，不为时髦所动就不那么简单了，它需要胡适式的“道德上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要承受当下的攻讦和误解，甚至会损害文人最为爱惜的身后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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