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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 September 2012

中国在经济上打败印度?恐怕是恰好相反


  Chindia(中印度)的说法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但国内似乎并没多少人提起过。想来是件憾事。几年前,《商业周刊》撰稿人皮特·恩加迪奥(Pete Engardio)在一本书里探讨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崛起,这本书的书名就叫《Chindia》。它来源于中国(China)和印度(India)这两个英文单词的糅合。但“中印度”一词并不代表着中国和印度将在经济上联手崛起,相反,我透过这个词观察到的,是中国和印度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意味着在不远的未来印度经济对中国的超越。
  在中印间做出浮泛的比较,人们大概会得出以下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两国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都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诸如此类皆可算作相同之处;而不同之处则在于政府的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等等。这或许是不少人的见解。然而,只要对于当代印度的政治经济情况稍作探究,不难发现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远远大于相同之处,它决定了两国在未来的经济走向会有天渊之别。这种差距,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差距。
  恩加迪奥在书中提及,中印两国之间有着极为不同的“商业文化”。在中国,生意人十分强调所谓“关系”,一个中国商人经营规模所能达到的高度,基本取决于他培植的“关系”所能达到的高度。而在印度,培养政商两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固然不可忽视,但对于那些富有创见的技术研发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他们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比他们中国的同行更大。在印度,“关系”并不是商业上成功的唯一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相反,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才是印度商业文化中的主流。(这点类似于欧美国家。中国的粗放式经济模式/低级加工装配模式是没有长远前途的!

商业文化上的差异,背后其实隐含着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其中,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银行占有绝对优势。在政府的强势干预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量非常大,能够通过行政手段被迅速“聚集”起来。因此,国有经济显得很“强势”,这也让中国经济呈现出了表象上的“繁荣”。而印度的经济增长并不依靠国有企业和政府助推,因此表面上或许并不光鲜亮丽。相反,中小私营企业是印度经济的主流,而在这些私营企业中,很显著的一部分在从事软件研发、创新科技以及服务行业。这些企业不可能像中国的企业那样,依靠与政府的关系拿到低额贷款或者依靠政府力量挤掉竞争对手,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只可能建立在高质量的产品服务以及低廉的价格竞争力上。
  有人如此总结印度企业在商业上成功的因素:low-cost,high-IQ。即低成本加高智商。我认为这个说法十分贴切。劳动力成本低,这原本是中印共同的优势。但中国仅仅在低劳动力成本上原地踏步,印度企业却在利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同时,想方设法让这个价格优势挤进了全球的“创新产业链”。他们通过培养大量专业的研发人才,把单纯的价格优势转换成了研发和技术上的智力优势,而不是像他们的中国近邻那样,仅满足于制造业的“人海战术”,彻头彻尾的低成本加低智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的“IQ”相当高。
  当然,中国的企业表面上也讲“创新”,可惜大部分是表演给领导看的政绩工程。印度人讲创新,并不是为了做给任何人看,而是为了现实的原因:企业需要生存、壮大。实际上,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是比较严苛的,资本、技术的流通均受到严格的法规限制,因而传统的经营领域盈利比较困难。为追求利润,不少印度企业渐渐开始从事成本更为低廉的软件开发行业。随着印度政府90年代以来对工商业的彻底“松绑”,印度的软件开发和创新产业这些年来更是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大量印度顶尖的IT人才去到美国硅谷工作,而很多印度本地的IT企业更是承包了美国大公司的软件工程业务。印度软件工程师出色的业务水平和低价格优势,让美国的不少软件工程师面临失业窘境。2003年的时候,美国政府甚至迫于舆论压力强制取消了一项与印度之间价值上千万美元的IT外包合同。
  这便是差距。当人们还在谈论中国沿海装配车间的民工令大量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下岗时,印度的创新科技却实实在在造成了硅谷软件工程师们对自己饭碗的担忧。据说,十年前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数量就已经超过了美国硅谷,并且质量也一点不输给对方。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其实是在美国的计算机公司工作过的IT业界精英,而且,他们很多是毕业于印度国内的大学。这再一次和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的学生一旦在美国留学、工作,不论是软件工程还是其他专业,头等大事是拿绿卡,办移民。回国?那是最不理想的选择。
  然而,印度的商业人才相当一部分选择回到印度开展事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爱国主义教育做得好,而是因为,这些人在印度也看见了成功的机会。此外,由印度高校输送出的人才一旦取得成就,他们又将在经济上和智力上反哺他们毕业的印度院校——通过校友捐赠机制。例如,培养了众多软件人才的印度工程学院(IIT),虽然它是由尼赫鲁时代的印度政府创办,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学校早就不依靠政府拨款,而是和欧美的学府一样,主要依靠校友捐赠。在印度,像是IIT这样优秀的高校还有不少。独立的办学理念和现代捐赠机制在这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反哺地方经济和学校教育,而更好的经济景气与教学经费意味着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至此,总结一句,印度的成功源于其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到最小,私人企业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由是产生了鼓励创新的商业文化。更至关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大学教育为这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高质量的人才。
  数据显示,到202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14亿,其中有47%的人年龄在15至59岁,超过现在35%左右的比例。换句话说,八年后的印度,处于工作年龄人的会比现在更多,劳动力资源更丰富。并且,这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深谙现代商业规则的优秀人才。反观中国,八年之后,我并不期待其经济增长模式会发生质的变化。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使得工作适龄人口大幅减少,过去引以为傲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优秀人才的不断流失,会让本数量上就短缺的国内劳动力在素质上更加恶化。一言以蔽,印度的经济正处于厚积薄发的壮年,而中国经济已是未老先衰、暮气横秋。

印度被称为穷人的天堂
  表面上看,中国比印度先进富裕,中国的GDP和人均GDP两项指标都是印度的两倍,人口比印度只多出约12%,按说中国要比印度富裕。但真实情况确相反,真实的中国人比印度人生活艰难的多、苦的多。
  外国游客谈到印度时,普遍认为随处可见穷人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不过从对待穷人的角度考虑,这实际上是印度民主的真正表现。

印度的贫民窟远没有中国城市光鲜亮丽
  和印度城市相比,中国大城市很是可爱。仿佛自由化浪潮一朝袭来,瞬间就衣着光鲜、摆脱贫困;一夜间就能彻底忘记社会工业化过程中种种丑恶和苦难的经历。
  拥有优美的高速公路、时髦的购物商场、现代的高楼大厦。和北京上海的此番美景相比,纽约和华盛顿街头徘徊的无家可归者异常扎眼。
  和中国相比,自由化对印度城市的影响喜忧参半,巨大的发展和巨大的问题相伴而来。商场、地铁、高速公路纷纷出现,无处不在,和中国一样。
  不过,每座商场建成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个贫民窟-通常就在商场旁边。印度人越来越富裕,不过从某些角度看来,他们的生活质量在恶化,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涌现出的道路和其他建筑对印度人来说就像混凝土森林般让人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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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没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称法
  中国城市远比印度城市漂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坚强有力的领导比印度提出了更合理的发展目标。中国政府有意识地重点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以支持中国出口主导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每年在这上面的支出为人均116美元,比印度的6倍还多。
  中国塑造这些美景,依靠的还有黑暗的另一面。那就是中国通过户口制度严格控制国内移民。户口使每个公民在出生时就被打上了“城里人“和”农村人“的烙印。

印度女性
  如果有人想把自己的户口迁出,一定要先获得官方许可,而这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感谢中国城市工厂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男人们可以付费获得许可。而妇女们,付费之外还要接受妊娠检查,为的是证明她们不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
  户口的作用不仅仅是限制迁移。不同户口类型者享受的社会服务也有天壤之别。进城务工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到的所有社会服务无缘,除非他们能将他们的临时户口转成永久城镇户口。


印度人国内移民司空见惯
  中国坚决执行户口制度的同时,印度在其宪法中明确移民的自由,准许农村家庭自由迁移进城。进城以后,他们的社会福利也转由所在城市负责(虽然很少,包括补助配给和教育)。
  任何“封闭式管理”企图都会让活动家和反对派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胆敢尝试的管理者可能因此倒台。这一切


在很多方面,印度的进城农民都远远不如中国农民工。中国贫民区的饮用水、污水处理设施、住房等基础设施都远远超越印度贫民窟。更糟的是,认为外来农民占用城市道路和服务的思想在很多城市引发了排外活动。
  但有一点,却是中国农民工没有。印度每次选举前,政治家都会在贫民窟进行选民登记动员,所以本地居民针对他们的排斥政策很难获得政治支持。不过,只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他们的状况才会得到根本改观。
  为此,印度需要在十年内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从人均17美元提高到人均134美元,总计达到1.2万亿,是当前规划的两倍。


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养老问题主要依靠家庭。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让这一根基不再安全。印度没有这个问题,这要感谢印度的社会制度。70年代印度短时间实行强制绝育严格控制人口政策后,就被民主表决终止。所以,印度人大部分都是团结的大家庭结构,这是自由人权留给老年人的礼物。
  既然家庭的养老体系不再保险,老年移民就需要社会赡养。不过户口制度对他们说:不!如果中国不能缩小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福利差距,心怀不满且人口众多的农村人口很可能变成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
  反过来,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轻松,需要在2025年前把每年城市GDP的2.5%投入到新移民身上。这不仅意味着控制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房地产泡沫可能因此破灭,而在很多人眼里,这恰是中国经济高位运行的基底。还可能缩减当地中产阶级的户籍福利,转而惠及新移民。

中印谁输谁赢还不能定论
  那么,中国和印度,后者让公民社会愈发繁荣。而前者还没有尝到这样做的苦果,当然后者也还没有得到回报。所以,当我们抛开表象,看看这两个社会中最弱势群体各自受到的待遇,也许,印度乱糟糟的民主社会还胜过中国的理性。
  报销制度严格复杂民众媒体密切监督
  公款吃喝这种国内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却十分少见。在俄罗斯,一位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别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在印度,很多政府公务员竟然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
  印度: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
  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陈继辉报道:记者有一次到印度新闻局办事,竟然意外地发现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公务员在办公室里吃午餐。经询问后才得知,原来印度政府部门并没有食堂等后勤设施,由于中间只休息半个小时,因此许多人的午餐都是从家中带饭或者在街边小摊上解决。“那你们会不会经常借招待的名义到餐馆去吃饭?”没想到这些公务员对记者的问题一头雾水:“怎么招待?由谁来付钱?”
  印度经济增长学院的古普塔教授对记者解释说,除了极少一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办完后各自去忙各自的工作。由于每年所做的预算当中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发票不能用工作的理由报销。财政支持被切断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张罗着去请别人吃饭了。
  政府官员同样也不敢接受别人的请客吃饭。一些在印度做生意的朋友告诉记者,想请印度官员吃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和官员本人的私下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他们根本不会随便答应和别人一起到餐馆吃饭,因为一旦被媒体发现及曝光,政府公务员即便没有做损公肥私的事情也会“有理说不清”,公共舆论的压力甚至会使其最终职位难保。
  当地一些经营餐饮业的老板也对记者表示,他们平日里的主顾基本上都是进行商务洽谈的企业人员,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家庭或亲朋好友出来聚餐的。餐馆不但不指望公款消费能带来多大利润,而且对此还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一旦受到丑闻牵连的话,各种各样的调查将使其蒙受巨额损失。
  实际上,整个印度对于请客吃饭都不怎么热衷。记者经常向一些教授和资深专家做采访,对当地新闻不了解来龙去脉的时候也会打电话向他们请教。久而久之,记者想按照中国的习俗安排“请客吃饭”来表示感谢。但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没有必要”,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吃饭是一件既浪费精力又浪费钱财的事情,我们坐在这儿多交谈岂不是更好?”
  中印文化专家帕兰杰毗(中文名白春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印两国在吃喝问题上的文化差异:“在宗教影响下,印度人将超度灵魂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他们相信身体是灵魂超度的障碍,因此人生不是用美食和好酒来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是让它饱尝饥饿并穿最简朴的衣服,甚至许多人成为素食主义者并且滴酒不沾。中国人则正好相反,对于他们来说,身体是父母赠送的礼物,应该去善待而不是伤害,因此他们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来放纵自己。”
  不过,印度虽然没有公款吃喝现象,但索贿受贿和挪用公款等腐败问题依旧十分严重,“印度和中国一样,在反腐败问题上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古普塔教授说。
  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令人惊讶
  印度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经济发展很快,人口增长也很快,软件业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同时因约有4成文盲而成为世界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印度人到底生活的怎样?

印度有比较古老的传统街道,一般都是街巷纵横交错的一片商业区,曲曲折折的,绕行其间常常转向。街区里有各种专卖店,老德里甚至有专卖街,整条街上都是出售某类物品的小店,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
  而在一些地方,因为某个节庆的举行会有临时性的集市,不仅热闹而且新鲜生动,有独特的物品出售,是旅行者难得的淘货和观赏民俗的机会。

在独立后,英国留下了一个贫穷的国家以及一个被蹂躏的区域,印度当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地区,拼命地需要各种国际援助才能活下去。很多发达国家都给了印度国际援助,比如挪威,于1959年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首个援助印度的项目。

但是,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以后,国家经历了一段令人眩晕的增长,年均增长率是8%。那段时期,印度避免了对国际援助的极大依赖,而学会了从多边贸易中获得好处,很快地,也能从商业银行获得发展贷款。以前接受的大部分外国援助项目已经逐渐变少或者消失。

在亚洲,印度到目前为止是给不丹捐助的最大援助者,给尼泊尔、马尔代夫、孟加拉、斯里兰卡的捐助也不少。考虑到阿富汗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安全,印度对其的捐助项目已达到了12亿美元。印度在阿富汗的努力,已集中于人道主义设施建设,社会项目以及技能发展。每天约给1000个病人提供帮助和免费药品,大部分是女性和小孩。

印度还有正在进行的100个小的发展计划,呼吁有更多教育、健康等力量和资金加入其中。须知,这些方面对维护趋于稳定和国际安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并且,印度对这些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捐助主要不是政府的,而是私人部门扮演了重要角色。私人老板没有给受援助者强加自己的想法。他们基本能顺应受援助者的要求,关注该地的发展能力,这令印度成为受欢迎的捐助者,或许这就是以后印度的软实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