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
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的新阶段。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这句18年前的电影《大撒把》中演员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如今已由喜剧几乎变成现实。
想移民么？现在，你不再需要乘上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观光团，再伺机前往贝劳，然后以贝劳为跳板前往美国。
你只需要准备一张35万美元以上的存折，在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里，由热情的中介小姐引导你，在挨着太平洋，同样浩瀚的加勒比海地区，无数撒落的璀璨明珠 之间，使劲圈中其中的一小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小国，如今竟已成为众多新富阶层的移民目标之一。
这个将电影变成现实的场景，只是眼下众多移民推介会的一幕。在众多更高端的推介会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才是主流重头戏。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 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 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 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 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笑说。
其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彼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这并没浇冷富人们的移民热情。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 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 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此外，申请难度最高的欧洲，近两年仍频频有富裕家庭关注。在荷兰一家移民机构任律师助理的黄馨（化名）说，中国富人已成为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每年他们都会提供免费往返机票和酒店住宿，邀请中国富商赴荷考察投资项目。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 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 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彼时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 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 庞大的群体。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告诉本报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 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过去十年，随着各移民接收国政策的放 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 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马舒学的是国际贸易，加国驻香港的移民官专门为他设了一场长达一小时的英语面试，申请顺利通过。他的履历是中国典型的中产精英：毕业于某名校，三十出头即担任广州某文化公司高管，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后独立创业经商。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1992年葛优、徐帆主演的《大撒把》热播时，马舒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三年。这部移民题材电影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热潮，彼时，移到哪是次要的，移出去才是关键。
马舒并没陷入那拨移民狂躁症之中。由于工作的关系，马舒常在国外出差，熟知1978年以来大批偷渡出境的同胞，在海外维生本领仍是卖苦力，这批处于社会 底层的群体至今仍占所有华人华侨的绝大多数。1990年代初期冲出去的同龄人，也远未过上光鲜的生活。一名定居欧洲的朋友，工科博士，彼时做着一家杂货铺 的老板兼店员，每天最复杂的脑力劳动是计算一双人字拖加两罐卡布其诺等于多少英镑。
拘谨、沉默、没有宗教信仰、畏惧谏言、不参与公共事务，这些骨子里挥之不去的集体气质加深了黄、白两个世界的隔膜。
马舒的理想是逐渐做到公司高管，而不是出国做超市店员。干了几年，马舒独立出来单干，顺风顺水的生意突然败于一场糊里糊涂的官司。2001年，马舒办理了赴加技术移民。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与本报记者第一次见面的场合，竟然是在他中学同学的家中。尽管在中东经商多年，他身上仍未散去温商特有的熟人社会处事风格。
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 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 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 (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这一群体在技术移民印象中，封闭而光鲜，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 参与任何华人社团活动，全都住在当地高端社区，有的甚至把名字都改了。一位移民律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曾被中国某部门要求配合调查他的一名客户，据说此 人出境后，被查涉嫌挪用上亿公款，这位律师拒绝了：“保护客户的隐私是律师的义务。”
为了子女的未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以他在国内的公司高管背景，“无论如何不算过分”。
当看到一位在国内做IT工程师的朋友，在加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餐馆服务生，三天后还因表现笨手笨脚被开除时，马舒“心都凉透了”。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没人知道他曾打理过资产上千万的公司，也没人在乎。每次面试时，面试官的态度礼貌而坚决，“虽然你在中国的工作履历很吸引人，但对不起，这不算数。”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 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 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也不是每个中国技术移民都想得开。2005年，让加拿大移民圈内轰动的两起事件，一是湖北省前理科状元读完博士后，只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体力工，跳楼自杀；另一名中国博士在被公司辞退后，跳桥身亡。
马舒觉得，这都是让中国的教育给害的，“尊卑贵贱意识太深”，“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在马舒印象中，在餐馆遇到对服务生大声呵斥的基本都是中国人，“加拿大人很诧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尽管谋生艰难，尽管这两年澳、加开始收紧技术移民政策，申请移民的中国公民不减反增。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大陆共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移居其他国家的移民总数也在4万左右；在新加坡，华人总数约占全国人口75%。
马舒至今保存着2001年初到加拿大的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当时的加拿大总督（相当于中国***长），多用了15000加元（约10万人民币）装修办公室，被媒体曝光，道歉无果，只好引咎辞职。
虽然一度从事蓝领工作，马舒与朋友从未感到尊严因此受到损害，住房价格合理，多伦多居民曾一度**当地楼市被大量涌入的中国富人炒高；重新念大学的朋 友，享受加国政府的教育补贴，每月2000加元足以支付学费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你现在能理解我不后悔移民的理由了吧？”他说。 中国绕不开？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在越来越多的技术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员保持中国国籍，以便给自己留条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很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们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现象称为“太空家庭”，太太在国外照顾孩子，先生们继续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时的香港，一方面在许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些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
马舒重新开始操起老本行，做国际贸易，最初开始的生意还是与中国相关，即将国内的重型机械销往海外。
马舒承认，如果是想做生意，赚钱，中国是绕不开的天堂。
李兆，普美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获取永久居留权后，仍然生活在北京。这位留学法国五年的28岁年轻人开车前总习惯性地将ARMANI西装脱下，挂在车后座，扣上安全带，才启动车子。
移民是他“长远布局的战略”，他坚信，与国际合作伙伴交往时，自己身上的欧洲气息与加国身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与谈判的砝码。并且，这样的想法已得到越来越多致力于发展为跨国企业的商人的认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资移民中，放弃中国国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国养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绝大多数只是需要获取PR，两者之间只是政治权利上的差异，却能保证自己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
“获取PR，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李兆说，“对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个人来说，这点至关重要。”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资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迁居狮城，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润，已经很让人欢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国呢？太一般了。”“这就是中国的好处，”移民对他来说，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这些投资移民的商业逻辑中，个人身份与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已经剥离开来，祖国不仅仅只是有着高度文化认同与依赖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场，他们喜欢喝牛奶，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奶牛过一辈子，而是把牛奶挤出来，带走，同时，奶牛场也受益。这样有什么不好？
孙多菲，美国留学生，绿卡持有者，2007年回国与姐姐开创第五大道奢侈品网购站，低于国内专营店的价格使生意很快红火起来。2008年，孙多菲干脆把哈佛毕业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来。
在波士顿，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师，小老板也是个中国人，五十多岁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再这么呆下去，“闭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样子。”
回国后，在正处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业中，王征很快成为一家两千人规模的公司的副总，年薪是波士顿的两倍。“回到中国，你会觉得整个人生都彪悍起来了，”孙多菲说，“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对于已拿到美国等国家国籍的王征们而言，仍然实行单一国际制的中国国籍法越来越成为国际化生活的障碍。
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钱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在1950年代的万隆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向东南亚各国承诺过的，以避免东南亚的华人华 侨陷入双重政治效忠的尴尬和危险。近几年，多有商界、文化节、知识界高层人士通过与中央高层见面的渠道呼吁实施双重国籍，这一问题也数次被高层讨论，但很 快否决，“在身份证问题、户籍问题、迁徙自由问题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没有解决之前，承认双重国籍，仍会带来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实施双重国籍，是国际趋势，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国家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韩国、印度等在转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国家也已开始默认双重国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动、合作的角度考虑，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纠结了两年之后，马舒终于决定加入加拿大国籍，经常在国际间飞行的他需要更实际的安全感，作为加国公民能享受到极其重视与完善的外事保护，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国，他又不得不到中国领事馆排队，作为一名外国人申请签证。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文中马舒、凌霄君为化名）
中国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受过类似的困扰。
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经历
在中国大陆之前，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说到中国在亚洲的邻居，首先要把视线投向印度。
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漫长的殖民历史，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传统。尽管难免带有南亚口音，英校出身的印度学生仍能直接与西方人沟通，听说 读写都不成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印度学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数理、财会、商贸、管理、医学等等专业课程，这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与西方社会接 轨。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跨国移民网络很自然地将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会。
从196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也曾为人才外流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人提议应对这类移民征税，以弥补本地社会的公共资源流失。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印度逐渐意识到，移居海外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尽管远离故土，但是却没有中断与家乡的联系和互动，并且不断为印度本土及其国际形象输送价值。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裔学者和专业人士每年都为印度国内机构带来众多国际交流合作 的机会；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他们不仅富有，而且受过高 等教育，同时，他们在硅谷及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国人的正面形象时常上镜。这些事实渐渐平复了印度本土对于人才外流的不满，并开始视这类移民为 一股潜在的积极力量。
除了印度，新加坡也是一个值得参详的近邻。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以来，这个岛屿国家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的挣扎求存时期。
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是周围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区域国际族群政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又是历史上华人移民的重要枢纽， 有着广泛的跨国华人网络联系。因此，许多本地华人中产家庭往往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家庭团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颇众。
对于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而言，这样广泛的社会中坚人口流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吸引海外高素质移民。例 如，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东盟国家分别设有专项奖学金，全额资助这些国家的资优学生赴狮城修读大学本科。根据奖学金合同条款，学生毕业后需留新工作， 一般以三至六年为限。那么这些外国学生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定居呢？显然不是。不过，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最后选择离开狮城，但是在这个南洋小岛旅居近十年的 经历，却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从而使新加坡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国网络及社会资本，也成为这个小国彰显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华人移民脉络里，台湾亦是不得不提的个案。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两岸局势变幻莫测，许多台湾留学生纷纷定居海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
这一波人才流失以1979年为顶点，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 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人才外流速度开始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紧接着，台湾 迎来了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企业式微，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于是，回流的海外专才尝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甜头，台湾岛内的高科技产业也 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大量留学返台人士加盟本地高校，着实打造出相当整齐的师资团队。
如何从“人才外流”到“人才流转”
在全球化时代，“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看过以上的亚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孤独。但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时间上晚于上述亚洲社会，因此中国在人才策略方面应对本土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
然而，尽管人才回流对移民输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这个决策却未必能为这些出国多年的专才本身带来直接收益。简而言之，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 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大陆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大陆年轻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
中国大陆近年来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2008年中 共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 人才创新基地。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门合办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常规活动，通过驻外使馆、学生学者组织等机构全球招募高 端人才回流。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 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 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由于历史因缘，二战后的发展中社会遭遇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叠，致使社会的结构转型更加剧烈和复杂。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等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担忧，并渐渐从焦虑中走出，用更加超脱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现象。
美国印度裔学者Anjali Sahay在她2009年出版的新书《印度裔移民在美国：人才流失还是获益》中，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对人才外流现象的四项共通性推论：
1.发明与创新是无国界的；2.经济全球化与资本运转使得技术型劳动力不再只循单向流动(发展中社会去往西方社会)，而可能有多元流向(在不同 国家社会之间往复流动)；3.有关资深技术移民，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核心考量仍是经济利益；4，根据薪资与利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在人口基数庞大的 移民输出国，没有出国的民众之福利并不会因为移民外流而受到影响，因为外流移民在带走他们产值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对原居地社会的索求。
Sahay是基于经济学角度提出以上的论点，而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 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 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 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 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作者: 阎靖靖（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中国人“全民移民”的真正原因。。。。。
官员想移民，是因为担心自己有一天会东窗事发；
老板想移民，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均富”；
白领想移民，是因为自己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百姓想移民，是因为这个社会根本没有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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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 “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 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 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 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 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 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 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 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 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 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 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 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 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 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 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 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 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 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 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 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 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 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 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 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 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 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 年7月 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 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 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 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 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 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 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 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 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 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 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 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 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 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 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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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 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 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 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 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 的 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 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 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 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 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 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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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 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 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 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 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 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 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 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 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 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 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 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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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想移民
【作者】口述：吴佳川(化名)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张皓雯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吴佳川(化名)，42岁，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身家千万。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也有满腹“委屈”，而这种“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决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业太累了。”汇源董事长朱新礼有一次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感慨，让我非常有感触，在中国做企业实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 “以房抵税”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 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 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 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 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现在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其中需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付来自监管部门的“骚扰”。整天无意义的吃喝玩乐拿，让我身心疲惫。
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听朋友说，在国外做公司要轻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关系，税也少，全凭能力，我太向往这样的环境了。
教育体制让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个让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我女儿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时候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门口，都紧紧抓住我的方向盘，一边大哭一边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让我直到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
不愿去是因为害怕，在幼儿园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说不笑不玩，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幼儿园老师也不管她，我都担心女儿会从此抑郁了。
好在一个月后，幼儿园来了一位新老师，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个集体中。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对教育体制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女儿性格憨厚，不够聪明，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乐一些。但学校和老师会逼着学，令她压力很大。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很多学生在上课时，实际上已经在课外班先学了一遍，课堂上，老师会讲得飞 快，那些没上课外班的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学时，我没送我女儿上任何课外班，这在家长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到了中学就不行了，不送课外班的话，她和别人的差距 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个课外班之间，家长跟着接送，也无比忙碌。
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过既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毕业再移民，到国外读大学。起码她在国外读大学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让她不必为了学习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身边很多和我一样做企业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些危机感了。
也不断有人问我，“你在国内的事业已经做了这么大，能说走就走吗？”我的确没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国内的事业该怎么处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李连杰、巩俐……新加坡成中国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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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精英人才：新加坡魅力何在？
在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叶明发自新加坡 2008年11月，巩俐在新加坡宏茂桥一个民众俱乐部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之后，李连杰在新加坡购置豪宅的新闻见诸报端。由于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 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所以媒体推测李连杰已成为新加坡公民。而今年初在新加坡生下女儿的赵薇，也被爆出已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对于影视明星纷纷移民海外，并选择加入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很多人至今仍感到纳闷。尤其对于巩俐、李连杰这样的国际巨星，想去哪儿不是易如反掌？他们为何看上新加坡？
成功人士的家园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个首映礼上，李连杰向媒体透露他入籍新加坡的原因：“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后来在国内也住了几年，之前还去过澳大利亚和瑞 士，但最后落户新加坡，只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一个他们能接受中英文文化教育的地方，一个我可以去做事又不用担心他们的地方。”
比李连杰更早移民狮城的量子基金前合伙人、美国传奇投资大师罗杰斯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其实，若单纯为了学习双语，新加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单就繁荣和舒适而言，新加坡也未必会超过上海、北京或香港。这里市场相对狭小、商业环境 成熟，并不是一个寻求“暴发”的好地方。但一位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告诉我，新加坡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却是上海或其他中国城市所不能比的。“如果说上海是‘冒 险家的乐园’，那么新加坡就是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园。赚钱可以去‘乐园’，但家庭和子女却始终是需要安顿在‘家园’里的。”
政府着力控制贫富差距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控制贫富差距，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同时不遗余力地打造了独特的“劳、资、政”三方的和谐关系。新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长 期以来都由内阁的资深部长担任，任何关于员工薪金与福利，包括对公积金政策的调整，政府都会主动寻求职总和全国雇主联合会的意见。
新加坡社会安定的另一基石，是其对“居者有其屋”的完美实现。无法想像，人口密集、国土狭小的新加坡，竟是世界上国民拥有房产比例最高的国家。而“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功的关键，是政府设立“建屋局”统一为国民规划、设计、建造“组屋”，满足了绝大多数国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住政府组屋的人口占新加坡国民近85%。房价被控制在合理水平，连最低收入阶层都能拥有住房。新加坡文史学者韩山元说：有人以为新加坡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是靠严刑峻法，但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居者有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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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不玩虚的”
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比如巩俐宣誓入籍，她在民众俱乐部与100多位新公民一起出席宣誓仪式，从国会议员手上接过公民身份证，期间没有受到丝毫的特殊待遇。
有人说，新加坡人喜欢“投诉”。这种类似于国内“上访”的行为，在新加坡很常见。这里的部长都必须是民选的国会议员，而所有议员每周须定期接见 选民。所以在新加坡，想把什么问题直接投诉到部长那里，并非什么难事。而投诉渠道的畅通无疑导致了可投诉事件的减少。求见议员的案例中，反而以寻求帮助者 居多了。
新加坡并非没有超级富豪。但新加坡的制度保证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须是可以摊在阳光下的。这里不允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所以很多人对官员的高薪不表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所有收入都放在台面上，是受到监督和认可的，那么高薪本身并不会造成不公平。
而新加坡的成功商人，也大都秉持了移民先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这里的富商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林清如就曾谈到：社会记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因为你做了多少事！
吸引人才未雨绸缪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有著名的欢迎外来人才的政策。尤其是新加坡正日益面对人口萎缩、老龄化的挑战，因此必须持续吸引移民，来填补本地人口。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意识到，世界各国都在极力争取外来人才，新加坡的人才也成为各国“挖角”的对象。因此，在继续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新移民尽快融入本地社会。
最近，基于“公民优先”的原则，新加坡消减了永久居民原有的一些福利，引发新加坡是否不再欢迎外来移民的忧虑。对此，政府高官多次出面强调，没有这样的意图。
事实上，消减永久居民福利，是为了拉开公民与永久居民的待遇差距，以便促使更多永久居民选择入籍，而不是长期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对于入籍后的 公民，新加坡强调的是“一视同仁、不分先后”。可见，“公民优先”并非是要排斥移民，其真正目的是要加强国民认同和凝聚力，以应对未来全球化的人才争夺 战。
人才出走让津巴布韦沦为“失败国家”
过去10年中，这个南部非洲内陆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离开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努尔、邓亚君发自哈拉雷、北京 哪个国家人才流失问题最严重？在美刊《外交政策》新近出版的全球“失败国家”排行榜上，津巴布韦位列“人才流失”指标榜首。
据统计，过去10年中，这个南部非洲内陆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离开祖国——“出走”人群涵盖教授、医生、工程
师、律师，以及记者等多种职业。连年来饱受政治动荡不安与严重经济危机的津巴布韦，成为了全球人才流失问题的“重灾区”。
中小学教师缺额高达30%
迄今为止，津巴布韦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关于该国人才流失的确切数字。但有人估计，从2000年津政府实行“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来，全国有300 多万人口移居海外，其中包括大量的专业人士。首都哈拉雷“科学与工业研究发展中心”2003年所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个仅有1200万人口的非洲小国， 专业技术人才移居国外的数量超过50万。流失人才绝大多数获得了学士以上学位，其中拥有硕士学位的占20%，博士学位的占5%。
遭受人才流失打击最严重的，在津国内当属教育部门。据津巴布韦教师协会估计，到2008年，该国至少有7万名教师流落他乡，截至目前，津中小学 校教师缺额仍高达30%以上。国内最高学府津巴布韦大学副校长尼古拉无奈地表示，由于讲师以上员工不足原先的一半，致使许多学位计划不得不中途停止。
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人才流失直接影响到了津巴布韦未来的人才培养。而人才匮乏不只体现在教育部门，在采矿业，过去10年里专业人才损失 了三分之一；在医疗卫生领域，人才流失使其几乎陷于完全瘫痪状态。令津巴布韦人记忆犹新的是，当2008年那场历时10个月的霍乱突然爆发时，当地医疗部 门却因为人力不足而束手无策，最终霍乱夺去了4000多条生命。
移民为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津巴布韦曾经是非洲大陆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教育普及率高达90%以上。所有移民途径中，高中毕业参加英、美和南非等发达地区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是较为容易的渠道。
近几年来，由于政治原因和经济困难，津巴布韦人大量涌入邻国南非和博茨瓦纳。在国内无法养家糊口的不少专业人才，到邻国后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苦力。 “2004年，我哥哥让我来南非，说这里工作机会多。”在南非的津巴布韦人劳伦斯这样解释移民原因。
有分析认为，津国内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党派政治争斗导致了经济衰退和人民生活困难。如果津联合政府能够保持政局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人才流失很快就能出现逆转。
目前，津联合政府**一文不值的本币津元，推行以美元、兰特为主多种外币同时流通的币制，使国内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据津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国内人才匮乏的总体状况正在出现改善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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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也在担忧人才外流
来自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才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的现象日益普遍。人才流失——同时也是作为全球外包大国的印度面临的尴尬。
在澳大利亚，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让印度移民成为焦点：15年内，澳大利亚本地出生的人口将成为少数群体，而以印度为代表的移民群体在澳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显著上升。预计到2025年，来自印度的移民将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社群。
人才外流给印度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曾表示：印度软件业至2008年将需要220万名软件技术人员和160万名硬件技术人员，但按照目前的人才流失速度，未来十年内，仅IT业，印度人才缺口就将达到一百万。
虽然印度政府早就投资创建了“科学人才库”，负责接纳愿意回国工作的海外印度人。但与美欧发达国家提供的优厚条件相比，印度在工资水平、工作和科研环境方面相差甚远。
为建立本国高级人才库，印度政府业已决心通过向外资开放本国高等教育体系来培养更多人才。但对学业出色的印度学生而言，是耶鲁大学新德里分校更有号召力，还是耶鲁大学美国校区更有吸引力，答案不言而喻。
专家视点：要给所有公民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嘉宾】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与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
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在增强
《国际先驱导报》：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第三拨以精英为代表的移民高潮已经形成。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移民的 “精英”，是怎样一个群体？
于建嵘：“第三拨移民潮”的形成，表明社会的不安定感增强了。现在移民的精英，主要是指“经济精英”的移民。文化精英移民的也有，但他们也是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而整体来看，有钱的经济精英移民的情况比较明显，他们对自己财富的稳定性有一些顾虑。
Q：他们出国为了寻求一种稳定感？
A：出国本身虽然可能不稳定，但主要是对自己的财富比较放心，尤其是一些因权力而获得财富的官员。他们利用权力寻租更感到不安全，怕被清算。而其他的有钱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怀疑来路不明？他们对财富未来的不可预知性越强，就越想移民。
Q：但移民的心理不光是“精英”有，现在很多普通民众也会说“有钱就移民”之类的话，这说明了什么？
A：我的一些朋友，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这说明，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对财富、对生活各方面都觉得不够安全。这种想法不光是对有钱移民的认同，而且是一种对自己没有能力移民的失落。
主要是财富和身份的流失
Q：这样的移民潮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A：不管是从中国的人才结构还是资金的角度来看，移民潮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因为移民潮引发的对人才流失的忧思会使民众广泛关注到这一问题，我们会检讨这一问题，以此推动改革有关制度层面上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所以移民问题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Q：6月初，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您觉得这一目标能实现吗？
A：要实现这一目标比较困难。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 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这一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生活考虑。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很多移民的精英并不是就此离开了祖国，他们把财富转移到国外，获取另一种身份后，又回国继续国内的事业。当然，也 有很多演艺明星通过移民来获得工作上的便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简单地从人才流失的角度看待精英移民。人才并没有流失，他们只是财富和身份“流 失”到国外了。
整个社会都要“守规矩”
Q：他们觉得未来没有保障，那该怎样提供给大家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呢？
A：主要是要“学规矩”。因为不懂规矩，整个社会不遵守规矩，所以人们对未来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提倡要建设一个 “法治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增加确定性。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成为美国人，即便他出事之后，他还受美国法律的保护，中美之间要处理此事还需要司法互助。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法制建设搞好，这样才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觉有保障，能够安心。
Q：您觉得未来10年这拨移民潮的趋势会有减弱吗？
A：这个很难说。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平等化和不稳定时，有能力的人就一定会往外走。
Q：可能有钱人对财富的合法性和安全感特别敏感，但对其他想移民的中国民众而言，除了法制建设，还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安心？
A：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感是十分重要的。要给所有人一个有保障的未来，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完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民众有一种患不均的心理。特别是当代一些富翁有一些原罪，他们面对这种民众心理和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度，就会更敏感。
Q：有专家建议在留住人才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海外精英团队。
A：国外的经验当然可以学习。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要认清楚两点，中国新的移民和以往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中国移民和国外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我一 直强调 “法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因为有健全的法制，人们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哪里会受到约束。没有法制的国家，悲哀就在于人们犯了错，还不知自己错在哪 里。
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的新阶段。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撒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这句18年前的电影《大撒把》中演员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如今已由喜剧几乎变成现实。
想移民么？现在，你不再需要乘上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到巴黎等待夏季观光团，再伺机前往贝劳，然后以贝劳为跳板前往美国。
你只需要准备一张35万美元以上的存折，在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厅里，由热情的中介小姐引导你，在挨着太平洋，同样浩瀚的加勒比海地区，无数撒落的璀璨明珠 之间，使劲圈中其中的一小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小国，如今竟已成为众多新富阶层的移民目标之一。
这个将电影变成现实的场景，只是眼下众多移民推介会的一幕。在众多更高端的推介会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才是主流重头戏。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 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 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 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 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笑说。
其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彼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这并没浇冷富人们的移民热情。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 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 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此外，申请难度最高的欧洲，近两年仍频频有富裕家庭关注。在荷兰一家移民机构任律师助理的黄馨（化名）说，中国富人已成为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每年他们都会提供免费往返机票和酒店住宿，邀请中国富商赴荷考察投资项目。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 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 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彼时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 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 庞大的群体。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告诉本报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 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过去十年，随着各移民接收国政策的放 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 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马舒学的是国际贸易，加国驻香港的移民官专门为他设了一场长达一小时的英语面试，申请顺利通过。他的履历是中国典型的中产精英：毕业于某名校，三十出头即担任广州某文化公司高管，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后独立创业经商。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1992年葛优、徐帆主演的《大撒把》热播时，马舒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三年。这部移民题材电影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热潮，彼时，移到哪是次要的，移出去才是关键。
马舒并没陷入那拨移民狂躁症之中。由于工作的关系，马舒常在国外出差，熟知1978年以来大批偷渡出境的同胞，在海外维生本领仍是卖苦力，这批处于社会 底层的群体至今仍占所有华人华侨的绝大多数。1990年代初期冲出去的同龄人，也远未过上光鲜的生活。一名定居欧洲的朋友，工科博士，彼时做着一家杂货铺 的老板兼店员，每天最复杂的脑力劳动是计算一双人字拖加两罐卡布其诺等于多少英镑。
拘谨、沉默、没有宗教信仰、畏惧谏言、不参与公共事务，这些骨子里挥之不去的集体气质加深了黄、白两个世界的隔膜。
马舒的理想是逐渐做到公司高管，而不是出国做超市店员。干了几年，马舒独立出来单干，顺风顺水的生意突然败于一场糊里糊涂的官司。2001年，马舒办理了赴加技术移民。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与本报记者第一次见面的场合，竟然是在他中学同学的家中。尽管在中东经商多年，他身上仍未散去温商特有的熟人社会处事风格。
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 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 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 (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这一群体在技术移民印象中，封闭而光鲜，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 参与任何华人社团活动，全都住在当地高端社区，有的甚至把名字都改了。一位移民律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曾被中国某部门要求配合调查他的一名客户，据说此 人出境后，被查涉嫌挪用上亿公款，这位律师拒绝了：“保护客户的隐私是律师的义务。”
为了子女的未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以他在国内的公司高管背景，“无论如何不算过分”。
当看到一位在国内做IT工程师的朋友，在加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餐馆服务生，三天后还因表现笨手笨脚被开除时，马舒“心都凉透了”。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没人知道他曾打理过资产上千万的公司，也没人在乎。每次面试时，面试官的态度礼貌而坚决，“虽然你在中国的工作履历很吸引人，但对不起，这不算数。”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 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 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也不是每个中国技术移民都想得开。2005年，让加拿大移民圈内轰动的两起事件，一是湖北省前理科状元读完博士后，只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体力工，跳楼自杀；另一名中国博士在被公司辞退后，跳桥身亡。
马舒觉得，这都是让中国的教育给害的，“尊卑贵贱意识太深”，“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在马舒印象中，在餐馆遇到对服务生大声呵斥的基本都是中国人，“加拿大人很诧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尽管谋生艰难，尽管这两年澳、加开始收紧技术移民政策，申请移民的中国公民不减反增。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大陆共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移居其他国家的移民总数也在4万左右；在新加坡，华人总数约占全国人口75%。
马舒至今保存着2001年初到加拿大的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当时的加拿大总督（相当于中国***长），多用了15000加元（约10万人民币）装修办公室，被媒体曝光，道歉无果，只好引咎辞职。
虽然一度从事蓝领工作，马舒与朋友从未感到尊严因此受到损害，住房价格合理，多伦多居民曾一度**当地楼市被大量涌入的中国富人炒高；重新念大学的朋 友，享受加国政府的教育补贴，每月2000加元足以支付学费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你现在能理解我不后悔移民的理由了吧？”他说。 中国绕不开？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在越来越多的技术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员保持中国国籍，以便给自己留条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很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们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现象称为“太空家庭”，太太在国外照顾孩子，先生们继续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时的香港，一方面在许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些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
马舒重新开始操起老本行，做国际贸易，最初开始的生意还是与中国相关，即将国内的重型机械销往海外。
马舒承认，如果是想做生意，赚钱，中国是绕不开的天堂。
李兆，普美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获取永久居留权后，仍然生活在北京。这位留学法国五年的28岁年轻人开车前总习惯性地将ARMANI西装脱下，挂在车后座，扣上安全带，才启动车子。
移民是他“长远布局的战略”，他坚信，与国际合作伙伴交往时，自己身上的欧洲气息与加国身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与谈判的砝码。并且，这样的想法已得到越来越多致力于发展为跨国企业的商人的认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资移民中，放弃中国国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国养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绝大多数只是需要获取PR，两者之间只是政治权利上的差异，却能保证自己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
“获取PR，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李兆说，“对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个人来说，这点至关重要。”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资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迁居狮城，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润，已经很让人欢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国呢？太一般了。”“这就是中国的好处，”移民对他来说，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这些投资移民的商业逻辑中，个人身份与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已经剥离开来，祖国不仅仅只是有着高度文化认同与依赖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场，他们喜欢喝牛奶，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奶牛过一辈子，而是把牛奶挤出来，带走，同时，奶牛场也受益。这样有什么不好？
孙多菲，美国留学生，绿卡持有者，2007年回国与姐姐开创第五大道奢侈品网购站，低于国内专营店的价格使生意很快红火起来。2008年，孙多菲干脆把哈佛毕业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来。
在波士顿，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师，小老板也是个中国人，五十多岁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再这么呆下去，“闭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样子。”
回国后，在正处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业中，王征很快成为一家两千人规模的公司的副总，年薪是波士顿的两倍。“回到中国，你会觉得整个人生都彪悍起来了，”孙多菲说，“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对于已拿到美国等国家国籍的王征们而言，仍然实行单一国际制的中国国籍法越来越成为国际化生活的障碍。
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钱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在1950年代的万隆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向东南亚各国承诺过的，以避免东南亚的华人华 侨陷入双重政治效忠的尴尬和危险。近几年，多有商界、文化节、知识界高层人士通过与中央高层见面的渠道呼吁实施双重国籍，这一问题也数次被高层讨论，但很 快否决，“在身份证问题、户籍问题、迁徙自由问题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没有解决之前，承认双重国籍，仍会带来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实施双重国籍，是国际趋势，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国家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韩国、印度等在转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国家也已开始默认双重国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动、合作的角度考虑，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纠结了两年之后，马舒终于决定加入加拿大国籍，经常在国际间飞行的他需要更实际的安全感，作为加国公民能享受到极其重视与完善的外事保护，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国，他又不得不到中国领事馆排队，作为一名外国人申请签证。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文中马舒、凌霄君为化名）
中国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受过类似的困扰。
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经历
在中国大陆之前，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说到中国在亚洲的邻居，首先要把视线投向印度。
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漫长的殖民历史，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传统。尽管难免带有南亚口音，英校出身的印度学生仍能直接与西方人沟通，听说 读写都不成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印度学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数理、财会、商贸、管理、医学等等专业课程，这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与西方社会接 轨。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跨国移民网络很自然地将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会。
从196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也曾为人才外流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人提议应对这类移民征税，以弥补本地社会的公共资源流失。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印度逐渐意识到，移居海外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尽管远离故土，但是却没有中断与家乡的联系和互动，并且不断为印度本土及其国际形象输送价值。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裔学者和专业人士每年都为印度国内机构带来众多国际交流合作 的机会；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他们不仅富有，而且受过高 等教育，同时，他们在硅谷及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国人的正面形象时常上镜。这些事实渐渐平复了印度本土对于人才外流的不满，并开始视这类移民为 一股潜在的积极力量。
除了印度，新加坡也是一个值得参详的近邻。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以来，这个岛屿国家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的挣扎求存时期。
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是周围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区域国际族群政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又是历史上华人移民的重要枢纽， 有着广泛的跨国华人网络联系。因此，许多本地华人中产家庭往往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家庭团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颇众。
对于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而言，这样广泛的社会中坚人口流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吸引海外高素质移民。例 如，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东盟国家分别设有专项奖学金，全额资助这些国家的资优学生赴狮城修读大学本科。根据奖学金合同条款，学生毕业后需留新工作， 一般以三至六年为限。那么这些外国学生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定居呢？显然不是。不过，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最后选择离开狮城，但是在这个南洋小岛旅居近十年的 经历，却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从而使新加坡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国网络及社会资本，也成为这个小国彰显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华人移民脉络里，台湾亦是不得不提的个案。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两岸局势变幻莫测，许多台湾留学生纷纷定居海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
这一波人才流失以1979年为顶点，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 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人才外流速度开始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紧接着，台湾 迎来了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企业式微，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于是，回流的海外专才尝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甜头，台湾岛内的高科技产业也 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大量留学返台人士加盟本地高校，着实打造出相当整齐的师资团队。
如何从“人才外流”到“人才流转”
在全球化时代，“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看过以上的亚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孤独。但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时间上晚于上述亚洲社会，因此中国在人才策略方面应对本土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
然而，尽管人才回流对移民输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这个决策却未必能为这些出国多年的专才本身带来直接收益。简而言之，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 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大陆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大陆年轻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
中国大陆近年来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2008年中 共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 人才创新基地。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门合办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常规活动，通过驻外使馆、学生学者组织等机构全球招募高 端人才回流。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 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 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由于历史因缘，二战后的发展中社会遭遇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叠，致使社会的结构转型更加剧烈和复杂。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等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担忧，并渐渐从焦虑中走出，用更加超脱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现象。
美国印度裔学者Anjali Sahay在她2009年出版的新书《印度裔移民在美国：人才流失还是获益》中，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对人才外流现象的四项共通性推论：
1.发明与创新是无国界的；2.经济全球化与资本运转使得技术型劳动力不再只循单向流动(发展中社会去往西方社会)，而可能有多元流向(在不同 国家社会之间往复流动)；3.有关资深技术移民，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核心考量仍是经济利益；4，根据薪资与利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在人口基数庞大的 移民输出国，没有出国的民众之福利并不会因为移民外流而受到影响，因为外流移民在带走他们产值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对原居地社会的索求。
Sahay是基于经济学角度提出以上的论点，而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 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 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 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 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作者: 阎靖靖（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中国人“全民移民”的真正原因。。。。。
官员想移民，是因为担心自己有一天会东窗事发；
老板想移民，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均富”；
白领想移民，是因为自己的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百姓想移民，是因为这个社会根本没有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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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 “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 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 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 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 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 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 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 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 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 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 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 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 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 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 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 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 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 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 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 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 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 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 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 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 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 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 年7月 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 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 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 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 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 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 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 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 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 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 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 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 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 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 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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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英移民潮引发思考 专家称系追求安全感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 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 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 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 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 的 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 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 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 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 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 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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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 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 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 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 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 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 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 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 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 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 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 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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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想移民
【作者】口述：吴佳川(化名)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张皓雯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吴佳川(化名)，42岁，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身家千万。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也有满腹“委屈”，而这种“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决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业太累了。”汇源董事长朱新礼有一次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感慨，让我非常有感触，在中国做企业实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 “以房抵税”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 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 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 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 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现在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其中需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付来自监管部门的“骚扰”。整天无意义的吃喝玩乐拿，让我身心疲惫。
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听朋友说，在国外做公司要轻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关系，税也少，全凭能力，我太向往这样的环境了。
教育体制让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个让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我女儿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时候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门口，都紧紧抓住我的方向盘，一边大哭一边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让我直到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
不愿去是因为害怕，在幼儿园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说不笑不玩，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幼儿园老师也不管她，我都担心女儿会从此抑郁了。
好在一个月后，幼儿园来了一位新老师，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个集体中。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对教育体制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女儿性格憨厚，不够聪明，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乐一些。但学校和老师会逼着学，令她压力很大。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很多学生在上课时，实际上已经在课外班先学了一遍，课堂上，老师会讲得飞 快，那些没上课外班的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学时，我没送我女儿上任何课外班，这在家长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到了中学就不行了，不送课外班的话，她和别人的差距 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个课外班之间，家长跟着接送，也无比忙碌。
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过既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毕业再移民，到国外读大学。起码她在国外读大学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让她不必为了学习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身边很多和我一样做企业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些危机感了。
也不断有人问我，“你在国内的事业已经做了这么大，能说走就走吗？”我的确没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国内的事业该怎么处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李连杰、巩俐……新加坡成中国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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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精英人才：新加坡魅力何在？
在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叶明发自新加坡 2008年11月，巩俐在新加坡宏茂桥一个民众俱乐部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之后，李连杰在新加坡购置豪宅的新闻见诸报端。由于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 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所以媒体推测李连杰已成为新加坡公民。而今年初在新加坡生下女儿的赵薇，也被爆出已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对于影视明星纷纷移民海外，并选择加入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很多人至今仍感到纳闷。尤其对于巩俐、李连杰这样的国际巨星，想去哪儿不是易如反掌？他们为何看上新加坡？
成功人士的家园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个首映礼上，李连杰向媒体透露他入籍新加坡的原因：“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后来在国内也住了几年，之前还去过澳大利亚和瑞 士，但最后落户新加坡，只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一个他们能接受中英文文化教育的地方，一个我可以去做事又不用担心他们的地方。”
比李连杰更早移民狮城的量子基金前合伙人、美国传奇投资大师罗杰斯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其实，若单纯为了学习双语，新加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单就繁荣和舒适而言，新加坡也未必会超过上海、北京或香港。这里市场相对狭小、商业环境 成熟，并不是一个寻求“暴发”的好地方。但一位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告诉我，新加坡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却是上海或其他中国城市所不能比的。“如果说上海是‘冒 险家的乐园’，那么新加坡就是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园。赚钱可以去‘乐园’，但家庭和子女却始终是需要安顿在‘家园’里的。”
政府着力控制贫富差距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控制贫富差距，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同时不遗余力地打造了独特的“劳、资、政”三方的和谐关系。新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长 期以来都由内阁的资深部长担任，任何关于员工薪金与福利，包括对公积金政策的调整，政府都会主动寻求职总和全国雇主联合会的意见。
新加坡社会安定的另一基石，是其对“居者有其屋”的完美实现。无法想像，人口密集、国土狭小的新加坡，竟是世界上国民拥有房产比例最高的国家。而“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功的关键，是政府设立“建屋局”统一为国民规划、设计、建造“组屋”，满足了绝大多数国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住政府组屋的人口占新加坡国民近85%。房价被控制在合理水平，连最低收入阶层都能拥有住房。新加坡文史学者韩山元说：有人以为新加坡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是靠严刑峻法，但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居者有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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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不玩虚的”
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比如巩俐宣誓入籍，她在民众俱乐部与100多位新公民一起出席宣誓仪式，从国会议员手上接过公民身份证，期间没有受到丝毫的特殊待遇。
有人说，新加坡人喜欢“投诉”。这种类似于国内“上访”的行为，在新加坡很常见。这里的部长都必须是民选的国会议员，而所有议员每周须定期接见 选民。所以在新加坡，想把什么问题直接投诉到部长那里，并非什么难事。而投诉渠道的畅通无疑导致了可投诉事件的减少。求见议员的案例中，反而以寻求帮助者 居多了。
新加坡并非没有超级富豪。但新加坡的制度保证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须是可以摊在阳光下的。这里不允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所以很多人对官员的高薪不表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所有收入都放在台面上，是受到监督和认可的，那么高薪本身并不会造成不公平。
而新加坡的成功商人，也大都秉持了移民先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这里的富商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林清如就曾谈到：社会记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因为你做了多少事！
吸引人才未雨绸缪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有著名的欢迎外来人才的政策。尤其是新加坡正日益面对人口萎缩、老龄化的挑战，因此必须持续吸引移民，来填补本地人口。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意识到，世界各国都在极力争取外来人才，新加坡的人才也成为各国“挖角”的对象。因此，在继续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新移民尽快融入本地社会。
最近，基于“公民优先”的原则，新加坡消减了永久居民原有的一些福利，引发新加坡是否不再欢迎外来移民的忧虑。对此，政府高官多次出面强调，没有这样的意图。
事实上，消减永久居民福利，是为了拉开公民与永久居民的待遇差距，以便促使更多永久居民选择入籍，而不是长期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对于入籍后的 公民，新加坡强调的是“一视同仁、不分先后”。可见，“公民优先”并非是要排斥移民，其真正目的是要加强国民认同和凝聚力，以应对未来全球化的人才争夺 战。
人才出走让津巴布韦沦为“失败国家”
过去10年中，这个南部非洲内陆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离开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努尔、邓亚君发自哈拉雷、北京 哪个国家人才流失问题最严重？在美刊《外交政策》新近出版的全球“失败国家”排行榜上，津巴布韦位列“人才流失”指标榜首。
据统计，过去10年中，这个南部非洲内陆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离开祖国——“出走”人群涵盖教授、医生、工程
师、律师，以及记者等多种职业。连年来饱受政治动荡不安与严重经济危机的津巴布韦，成为了全球人才流失问题的“重灾区”。
中小学教师缺额高达30%
迄今为止，津巴布韦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关于该国人才流失的确切数字。但有人估计，从2000年津政府实行“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来，全国有300 多万人口移居海外，其中包括大量的专业人士。首都哈拉雷“科学与工业研究发展中心”2003年所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个仅有1200万人口的非洲小国， 专业技术人才移居国外的数量超过50万。流失人才绝大多数获得了学士以上学位，其中拥有硕士学位的占20%，博士学位的占5%。
遭受人才流失打击最严重的，在津国内当属教育部门。据津巴布韦教师协会估计，到2008年，该国至少有7万名教师流落他乡，截至目前，津中小学 校教师缺额仍高达30%以上。国内最高学府津巴布韦大学副校长尼古拉无奈地表示，由于讲师以上员工不足原先的一半，致使许多学位计划不得不中途停止。
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人才流失直接影响到了津巴布韦未来的人才培养。而人才匮乏不只体现在教育部门，在采矿业，过去10年里专业人才损失 了三分之一；在医疗卫生领域，人才流失使其几乎陷于完全瘫痪状态。令津巴布韦人记忆犹新的是，当2008年那场历时10个月的霍乱突然爆发时，当地医疗部 门却因为人力不足而束手无策，最终霍乱夺去了4000多条生命。
移民为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津巴布韦曾经是非洲大陆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教育普及率高达90%以上。所有移民途径中，高中毕业参加英、美和南非等发达地区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是较为容易的渠道。
近几年来，由于政治原因和经济困难，津巴布韦人大量涌入邻国南非和博茨瓦纳。在国内无法养家糊口的不少专业人才，到邻国后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苦力。 “2004年，我哥哥让我来南非，说这里工作机会多。”在南非的津巴布韦人劳伦斯这样解释移民原因。
有分析认为，津国内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党派政治争斗导致了经济衰退和人民生活困难。如果津联合政府能够保持政局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人才流失很快就能出现逆转。
目前，津联合政府**一文不值的本币津元，推行以美元、兰特为主多种外币同时流通的币制，使国内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据津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国内人才匮乏的总体状况正在出现改善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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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也在担忧人才外流
来自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才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的现象日益普遍。人才流失——同时也是作为全球外包大国的印度面临的尴尬。
在澳大利亚，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让印度移民成为焦点：15年内，澳大利亚本地出生的人口将成为少数群体，而以印度为代表的移民群体在澳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显著上升。预计到2025年，来自印度的移民将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社群。
人才外流给印度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曾表示：印度软件业至2008年将需要220万名软件技术人员和160万名硬件技术人员，但按照目前的人才流失速度，未来十年内，仅IT业，印度人才缺口就将达到一百万。
虽然印度政府早就投资创建了“科学人才库”，负责接纳愿意回国工作的海外印度人。但与美欧发达国家提供的优厚条件相比，印度在工资水平、工作和科研环境方面相差甚远。
为建立本国高级人才库，印度政府业已决心通过向外资开放本国高等教育体系来培养更多人才。但对学业出色的印度学生而言，是耶鲁大学新德里分校更有号召力，还是耶鲁大学美国校区更有吸引力，答案不言而喻。
专家视点：要给所有公民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嘉宾】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与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
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在增强
《国际先驱导报》：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第三拨以精英为代表的移民高潮已经形成。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移民的 “精英”，是怎样一个群体？
于建嵘：“第三拨移民潮”的形成，表明社会的不安定感增强了。现在移民的精英，主要是指“经济精英”的移民。文化精英移民的也有，但他们也是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而整体来看，有钱的经济精英移民的情况比较明显，他们对自己财富的稳定性有一些顾虑。
Q：他们出国为了寻求一种稳定感？
A：出国本身虽然可能不稳定，但主要是对自己的财富比较放心，尤其是一些因权力而获得财富的官员。他们利用权力寻租更感到不安全，怕被清算。而其他的有钱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怀疑来路不明？他们对财富未来的不可预知性越强，就越想移民。
Q：但移民的心理不光是“精英”有，现在很多普通民众也会说“有钱就移民”之类的话，这说明了什么？
A：我的一些朋友，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这说明，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对财富、对生活各方面都觉得不够安全。这种想法不光是对有钱移民的认同，而且是一种对自己没有能力移民的失落。
主要是财富和身份的流失
Q：这样的移民潮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A：不管是从中国的人才结构还是资金的角度来看，移民潮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因为移民潮引发的对人才流失的忧思会使民众广泛关注到这一问题，我们会检讨这一问题，以此推动改革有关制度层面上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所以移民问题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Q：6月初，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您觉得这一目标能实现吗？
A：要实现这一目标比较困难。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 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这一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生活考虑。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很多移民的精英并不是就此离开了祖国，他们把财富转移到国外，获取另一种身份后，又回国继续国内的事业。当然，也 有很多演艺明星通过移民来获得工作上的便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简单地从人才流失的角度看待精英移民。人才并没有流失，他们只是财富和身份“流 失”到国外了。
整个社会都要“守规矩”
Q：他们觉得未来没有保障，那该怎样提供给大家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呢？
A：主要是要“学规矩”。因为不懂规矩，整个社会不遵守规矩，所以人们对未来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提倡要建设一个 “法治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增加确定性。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成为美国人，即便他出事之后，他还受美国法律的保护，中美之间要处理此事还需要司法互助。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法制建设搞好，这样才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觉有保障，能够安心。
Q：您觉得未来10年这拨移民潮的趋势会有减弱吗？
A：这个很难说。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平等化和不稳定时，有能力的人就一定会往外走。
Q：可能有钱人对财富的合法性和安全感特别敏感，但对其他想移民的中国民众而言，除了法制建设，还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安心？
A：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感是十分重要的。要给所有人一个有保障的未来，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完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民众有一种患不均的心理。特别是当代一些富翁有一些原罪，他们面对这种民众心理和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度，就会更敏感。
Q：有专家建议在留住人才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海外精英团队。
A：国外的经验当然可以学习。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要认清楚两点，中国新的移民和以往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中国移民和国外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我一 直强调 “法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因为有健全的法制，人们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哪里会受到约束。没有法制的国家，悲哀就在于人们犯了错，还不知自己错在哪 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