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一度的中共换届给人们带来了对新一轮中共领导的期待。尽管胡锦涛18大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很多人对于习近平的不提毛邓
思想的务实发言还是反应上佳。由于习李从未显示维持专制制度的强硬态度，媒体和一些自由派人士未免对新一届政治局产生一些期盼。
这种期盼也似乎得到了部分回应。党代表提案制，似乎开启了“党内民主”的先河。在对18大人事安排的失望之余，这一项制度性的革新给了人们一丝希 望。毕竟，现代“民主”社会的开端是从英国的Magna Carta开始。最初的“宪政”改革并不对普通平民开放，而是贵族们与国王博弈的结果。英国的经验似乎证明，在权力上层开启的制度性变革，经过长期历史沿 革，是有可能逐渐普及到普通大众中去的。这也许提供了一条中国的制度改良之路。
但如果你追朔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近两千年来，在开明君主治下官僚集团对社会的掠夺并没有减少，反而是特别专制的朱洪武依靠血腥的酷吏统治让官僚集 团战战兢兢，腐败程度相对较低。同样，在共产党治下，毛泽东乾纲独断下吏治虽不能说清明，但远胜于邓小平的反对个人崇拜之后的“改良”。而邓为自己身后设 置的“集体领导”虽然给人们对政改的期待提供了无限遐想，但要么就是像温家宝的光打雷不下雨，或者干脆到18大雷也不打了。
事实上，虽然江泽民的垂帘听政依然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江远不如邓的一言九鼎；胡锦涛虽然埋下了胡春兰做下一代接班人的伏笔，但裸退之后影响力更 不能跟江比；习作为新一代核心其施展空间比前任更小，还活着的退休政治局常委就20几个。最高权力的分散程度可以说在49年之后是史无前例，但腐败程度在 49年之后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比起80年代，对政改的热情，可以说是大踏步后退了。这种倒退，并不能归于64事件–最近，李鹏、陈希同等当年64操刀 者，纷纷写书撇清自己跟64的关系。如果说让他们给64“平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至少对64淡化应该说不是太离谱的。但他们对“改旗易帜”的警惕，比任 何时候都高。新一届政治局中“保守派”占绝对优势，据说就是老人们介入的结果。而最近18大之前另一件大事是温家宝对手在18大之前大量披露温家人通过合 法但不合理手段获得的巨额财富，有意思的是政治局中温的对手也并没有借机置之于死地的后续手段，反而是集团中政治体制上倡导走回头路的博谷夫妇将被以刑事 案重判。
这些事情究竟说明了什么？
历史学家秦晖曾经作过英国宪政改良与中国的对比。其观点跟绝大多数的“众所周知”的历史截然不同。他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即封建的英国，导致了权力 上层的宪政改良可以逐步推广普及到普通大众。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和政治制度类似的俄国等，未能成功改良，而陷入了革命而不果。
这就是集体领导、党内民主跟Magna Carta的本质不同之处。Magna Carta之前，英国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封地领主有本质上独立于国王的主权。而Magna Carta是把这种分权的不成文“规矩”，变成了成文法。在封建的事实基础上，建立了明确的对中央权力的限制，而其理论成为以后自由主义的基石。这种制度 及其相随的理论（或可称其为意识形态），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是保护自由人的人身和财产（对抗随意税收），是分权。注意，这里的理念并不包括抽象意义上 的“人民”的利益，或者“人民”的意志。其“民主”的组织形式，council of 25 barons，并不是一个代表所有贵族而可以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而是一个限制国王代表的中央权力的对抗性机构。在这种本质上限权和承认个体权利高于中央 权力的制度下，个体权利推广到所有自由成人在逻辑上没有障碍。国王不能对贵族生杀予夺，贵族对自由平民生杀予夺的权力自然也会受到抵制。
而中国的历史完全不同。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商鞅变法和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变为现实。其制度是先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其合法性基于“天命”，所 有官僚的执政合法性源于中央。皇帝对官员的任命具体到县。每一个具体官员执掌的地理范围再小，他的管辖范围再细，他对于他子民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置疑 的。基于这种非封建制度的“分权”，分的是具体事务，但权力本身的力量，一点都不会因为“分”而减少。官越多，个体平民承受权力的压力越大。
而在这种中央集权的体系下，人群是分成两类的，即有权的和没有权的。这个权，其合法性来源于中央的赋予。在有权的官僚集团内部，即使是以科举或考核 的meritocracy为准则，或者以道德品质为依据，从来都不能避免吏治最后完全失效。每代轮回，经历初期的盛世，中期的收成，到末期必然官僚集团对 社会的管理职能完全失效，而且集团的腐败不可收拾。官官相护，抱成一团。而任何一个平民个人，他限制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唯一渠道是走上层路线，最终必须告 御状才有可能获得公平。也就是说，因为权力是集中的，必须找到权力最终的仲裁者。如果最高仲裁者不察或不关心，那么革命就开始了。个人改变自己境遇的最好 途径，也是成为体制内的人或称官家。在这种情况下，把meritocracy的科举或道德为依据的九品中正制，改成官员互选，也不会有实质性变化。
中国现在的坚持共产党领导制度，跟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相似。而其主要实质区别，就在于集体领导让皇帝这个最高仲裁者消失–没有最高仲裁者的家天下， 但仍然保持权力来源于中枢。中枢权力的合法性，不能称为“天命”，就只能是“人民利益”，“三个代表”等抽象而没有实质内容的口号了。官僚集团在没有强有 力独裁者控制的情况下，自然腐败的速度要远胜历代，而腐败的制度源泉，是中枢权力的“维稳”能力。官僚集团内部“民主”的结果，自然要保住大家发财的根本 来源，即中枢权力，让这样的“民主”自觉推广到整个社会，是不可能的。“民主”投票选出的习近平，即使有心，官员们也没有给他这个mandate(授 权)，来限制官员们自己掠夺社会的权力。
在这种制度下，圈内人自我改良的能力受到限制。两袖清风的官员不可能得到重用 — 如果搞民主，那么大家不可能放心你真清官上台。而温家宝家人拿了钱，他做政坛不倒翁才能立脚。政治局里的对头也不会因为这种事跟他过不去。而薄熙来的问 题，在于他对于集体领导的平衡机制进行了实质性挑战 – 人人都贪，但你非要逮谁灭谁，用的还是腐败黑社会这种无人不犯的罪名（要知道以反腐搞人都是借口，但要搞掉大腕必须先有共识，比如江同意胡拿下陈良宇，邓 杨默许江搞掉陈希同），而薄的问题，是内部平衡的决策他公然对抗；中委民主选举的习近平他要搞掉，这要把集体领导、多方妥协制度完全打破，是亡党的事情， 所以得重办。
搞党内民主，如果一个小代表提出所有中央委员财产公开，有可能“民主”地通过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
说的很“一针见血”，所以各位不要指望习某人能真的替民着想!
这种期盼也似乎得到了部分回应。党代表提案制，似乎开启了“党内民主”的先河。在对18大人事安排的失望之余，这一项制度性的革新给了人们一丝希 望。毕竟，现代“民主”社会的开端是从英国的Magna Carta开始。最初的“宪政”改革并不对普通平民开放，而是贵族们与国王博弈的结果。英国的经验似乎证明，在权力上层开启的制度性变革，经过长期历史沿 革，是有可能逐渐普及到普通大众中去的。这也许提供了一条中国的制度改良之路。
但如果你追朔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近两千年来，在开明君主治下官僚集团对社会的掠夺并没有减少，反而是特别专制的朱洪武依靠血腥的酷吏统治让官僚集 团战战兢兢，腐败程度相对较低。同样，在共产党治下，毛泽东乾纲独断下吏治虽不能说清明，但远胜于邓小平的反对个人崇拜之后的“改良”。而邓为自己身后设 置的“集体领导”虽然给人们对政改的期待提供了无限遐想，但要么就是像温家宝的光打雷不下雨，或者干脆到18大雷也不打了。
事实上，虽然江泽民的垂帘听政依然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江远不如邓的一言九鼎；胡锦涛虽然埋下了胡春兰做下一代接班人的伏笔，但裸退之后影响力更 不能跟江比；习作为新一代核心其施展空间比前任更小，还活着的退休政治局常委就20几个。最高权力的分散程度可以说在49年之后是史无前例，但腐败程度在 49年之后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比起80年代，对政改的热情，可以说是大踏步后退了。这种倒退，并不能归于64事件–最近，李鹏、陈希同等当年64操刀 者，纷纷写书撇清自己跟64的关系。如果说让他们给64“平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至少对64淡化应该说不是太离谱的。但他们对“改旗易帜”的警惕，比任 何时候都高。新一届政治局中“保守派”占绝对优势，据说就是老人们介入的结果。而最近18大之前另一件大事是温家宝对手在18大之前大量披露温家人通过合 法但不合理手段获得的巨额财富，有意思的是政治局中温的对手也并没有借机置之于死地的后续手段，反而是集团中政治体制上倡导走回头路的博谷夫妇将被以刑事 案重判。
这些事情究竟说明了什么？
历史学家秦晖曾经作过英国宪政改良与中国的对比。其观点跟绝大多数的“众所周知”的历史截然不同。他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即封建的英国，导致了权力 上层的宪政改良可以逐步推广普及到普通大众。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和政治制度类似的俄国等，未能成功改良，而陷入了革命而不果。
这就是集体领导、党内民主跟Magna Carta的本质不同之处。Magna Carta之前，英国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封地领主有本质上独立于国王的主权。而Magna Carta是把这种分权的不成文“规矩”，变成了成文法。在封建的事实基础上，建立了明确的对中央权力的限制，而其理论成为以后自由主义的基石。这种制度 及其相随的理论（或可称其为意识形态），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是保护自由人的人身和财产（对抗随意税收），是分权。注意，这里的理念并不包括抽象意义上 的“人民”的利益，或者“人民”的意志。其“民主”的组织形式，council of 25 barons，并不是一个代表所有贵族而可以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而是一个限制国王代表的中央权力的对抗性机构。在这种本质上限权和承认个体权利高于中央 权力的制度下，个体权利推广到所有自由成人在逻辑上没有障碍。国王不能对贵族生杀予夺，贵族对自由平民生杀予夺的权力自然也会受到抵制。
而中国的历史完全不同。早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商鞅变法和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变为现实。其制度是先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其合法性基于“天命”，所 有官僚的执政合法性源于中央。皇帝对官员的任命具体到县。每一个具体官员执掌的地理范围再小，他的管辖范围再细，他对于他子民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置疑 的。基于这种非封建制度的“分权”，分的是具体事务，但权力本身的力量，一点都不会因为“分”而减少。官越多，个体平民承受权力的压力越大。
而在这种中央集权的体系下，人群是分成两类的，即有权的和没有权的。这个权，其合法性来源于中央的赋予。在有权的官僚集团内部，即使是以科举或考核 的meritocracy为准则，或者以道德品质为依据，从来都不能避免吏治最后完全失效。每代轮回，经历初期的盛世，中期的收成，到末期必然官僚集团对 社会的管理职能完全失效，而且集团的腐败不可收拾。官官相护，抱成一团。而任何一个平民个人，他限制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唯一渠道是走上层路线，最终必须告 御状才有可能获得公平。也就是说，因为权力是集中的，必须找到权力最终的仲裁者。如果最高仲裁者不察或不关心，那么革命就开始了。个人改变自己境遇的最好 途径，也是成为体制内的人或称官家。在这种情况下，把meritocracy的科举或道德为依据的九品中正制，改成官员互选，也不会有实质性变化。
中国现在的坚持共产党领导制度，跟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相似。而其主要实质区别，就在于集体领导让皇帝这个最高仲裁者消失–没有最高仲裁者的家天下， 但仍然保持权力来源于中枢。中枢权力的合法性，不能称为“天命”，就只能是“人民利益”，“三个代表”等抽象而没有实质内容的口号了。官僚集团在没有强有 力独裁者控制的情况下，自然腐败的速度要远胜历代，而腐败的制度源泉，是中枢权力的“维稳”能力。官僚集团内部“民主”的结果，自然要保住大家发财的根本 来源，即中枢权力，让这样的“民主”自觉推广到整个社会，是不可能的。“民主”投票选出的习近平，即使有心，官员们也没有给他这个mandate(授 权)，来限制官员们自己掠夺社会的权力。
在这种制度下，圈内人自我改良的能力受到限制。两袖清风的官员不可能得到重用 — 如果搞民主，那么大家不可能放心你真清官上台。而温家宝家人拿了钱，他做政坛不倒翁才能立脚。政治局里的对头也不会因为这种事跟他过不去。而薄熙来的问 题，在于他对于集体领导的平衡机制进行了实质性挑战 – 人人都贪，但你非要逮谁灭谁，用的还是腐败黑社会这种无人不犯的罪名（要知道以反腐搞人都是借口，但要搞掉大腕必须先有共识，比如江同意胡拿下陈良宇，邓 杨默许江搞掉陈希同），而薄的问题，是内部平衡的决策他公然对抗；中委民主选举的习近平他要搞掉，这要把集体领导、多方妥协制度完全打破，是亡党的事情， 所以得重办。
搞党内民主，如果一个小代表提出所有中央委员财产公开，有可能“民主”地通过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
说的很“一针见血”，所以各位不要指望习某人能真的替民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