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数据上的国度。不过，公民的自由特别是隐私权，给政府搜集个人信息的行为设定了边界，直接体现为统一身份证的难产。
国会不同意，百姓不答应
统一身份证，是美国近百年来隐私风波中的中心话题之一。
在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发放过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3个证件，不同程度起到了身份证的作用。
一是驾驶证。二是护照。三是社会安全号。罗斯福新政期间，他为了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为每一个有工作的人员，建立一个社会安全账号。设想一出，立刻遭到了“隐私派”激烈反对。最后，罗斯福向国会妥协并保证：这个号码仅仅用于社会保险，一定不会用于身份标识的领域，并且会被保密，这个提案才最终在国会通过。
严格地说，社会安全号还算不上统一的身份证件。因为它只记录姓名，男女、年龄、住址、相片等基本信息都没有，公民也不需要随身携带，该号码被明确规定为个人隐私。1974年的《隐私法》，甚至还有专门的条文写明：“要控制社会安全号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威胁”。
因为没有统一身份证，美国各种信息系统中用来标识、区分公民个体的方法五花八门，最核心的方法还是人的姓名。但不同的人可以拥有同样的名字，还容易出现拼写错误。毫无疑问，按照名字来查询个体信息的方法，检索效率和准确率都很低。当要把不同系统的数据库联接整合到一起的时候，要确定“谁”是“谁”，就变得非常困难。
当然，联邦政府未尝不想建立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会不同意。国会的问题又在于：大部分老百姓不答应。
曾发放的身份证都是暂时的
美国社会关于身份证话题的争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
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为了防止德裔美国人在境内从事谍报活动，联邦政府提出，要对这个特殊的群体颁发统一的身份证件。还有机构附议：统一身份证应该延伸到所有的外国人，甚至全体国民。最后，国会仅仅同意了对德裔美国人加强管理，并在获准通过的法案中明确指出：当国际冲突一结束，这种证件就应该立即撤销。
战火熄灭后，对德裔群体发放的身份证果然被取消了。不过，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又因为类似的原因，对日裔、意大利裔、华裔群体发放过统一的身份证。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盖洛普的民调表明，有69%的美国人支持统一身份证件的做法，明确反对的人降至25%。可这个数据只是昙花一现，没过多久，支持者就改变了念头，反对方又在民调中占据了主流。
二战全面爆发后，联邦政府曾经发起过多次呼吁，要求实施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因从未在国会获得半数以上的支持而尽数夭折。
“国家安全”并非充分理由
近几十年来，美国对统一身份证这个问题做过很多次民意调查，每次都是反对意见占绝对上风。1942年，民意调查的创始人乔治·盖洛普，曾在《纽约时报》上对统一身份证的利弊做过有代表性的总结。在他看来，统一身份证很像是警察国家的做法，是违反美国精神的。当然，盖洛普也承认，统一身份证有利于打击犯罪、加强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在应对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过程中，统一身份证将大大方便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1974年，美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FACFI），研究统一身份证问题。该委员会在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及商业领域进行综合调研后，认为政府有义务为私营领域提供一个统一的标识，以方便全社会各种电子交易行为的发生和管理，因此建议采纳统一身份证的做法。报告同时坦承：公众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是非常负面的。
统一身份证多次成为总统大选的辩论话题。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曾是2008年大选期间知名度最高的候选人，表态支持全国统一身份证，遭到其他多位候选人的攻击；这些候选人都主张：没有任何理由去牺牲公民的自由，以换取“可能好一点”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