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病是國病之源
公權力的不作為和錯位並不僅僅表現在愛滋病上，如本期《陽光時務週刊》所呈現的，從結石寶寶，工傷，慢性中毒，癌症村，精神病，到塵肺病等領域，我們發現幾乎每一種疾病後面，都有國家的有形之手在扭曲甚至加重着病患者的痛苦。
結石寶寶是最為公眾所熟知的公共健康悲劇。由於行業自律和行政監管的缺失， 本來應該為嬰幼兒提供健康食物的數家奶製品企業，成為戕害幼童身體健康的元兇。 根據2008年的數據，全國有接近30 萬兒童成為三聚氰胺引發的結石病受害者。這一引發輿論譁然的悲劇事件，很快被行政權力強行壓制，受害者沒有得到充分的賠償，媒體被勒令消聲，各地法院統一 不受理家長對肇事企業的侵權訴訟， 一些敢於挑頭的家長——比如本刊提到的相慶玉被重點維穩，另外一個發起毒奶粉受害者集體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的趙連海更是被冠以「尋釁滋事」的罪名， 被判刑兩年半。這種倒行逆施自然激起公眾憤怒，在各界輿論尤其是香港民眾的大聲抗議中，趙連海才被允許保外就醫。4 年過去了，結石寶寶事件已經不再成為輿論關注熱點，但是無數的結石寶寶依舊在困難中掙扎，正義一直沒有得到伸張。
循着這些思路追溯下去，我們會發現各類疾病背後，都有深層的社會和體制因素，社會身分的單一使得底層民眾往往成為最脆弱的患病群體，個體權利的貧瘠 使得病患者缺乏有效的救濟渠道，醫療體系的陳疴往往讓病患者雪上加霜，道德倫理的失守使得社會救助乏力，政治制度的僵化使得問題不斷堆積。這一個個病患者 所構成的底層社會的悲慘畫面，和所謂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蹟圖景擺在一起，構成一個極有張力的意象對比，讓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分裂的中國。
病態政治下的變態官僚
當然，這種分裂僅僅是表面的，事實上所有的光環下面都掩蓋着破敗，社會生活的參與者以一種複雜的方式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社會的各種病症也以複雜的 方式交互感染。當民間社會長期被公共權力壓制，公民社會無法正常成長，也意味着公民社會無法通過新聞輿論，社會組織和政治參與等方式對公權力機構進行塑造和制约，構建一種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間。而缺乏約束，公共空間就變成權力擁有者恣意的舞台，權貴和官僚的驕橫跋扈就應運而生，長此以往，他們在另一種社會病理意 義上，成為了一類典型病人。某種程度的人格分裂症，幾乎是官僚的普遍症候。現有的體制，不鼓勵真話，官僚之間沒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在私下場合，很多官員都 能把體制之病說得頭頭是道，而在公開場合，他們被迫一本正經的扮演體制辯護士的角色。每年總有不少官員因為真真假假的抑鬱症而自殺，跳樓，或者被休假式治 療。 這其中隱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因為腐敗東窗事發，部分官員選擇自殺，當局為掩蓋醜聞，而宣布其是抑鬱症患者；另外一類的確是因為環境壓力大，精神緊張，導致 抑鬱症爆發。無論是哪種狀態，官場抑鬱症的流行，最直接的折射了官場的畸形生態。
2012 年官場中最戲劇性的劇本自然是薄熙來王立軍等為主角的重慶大戲， 這場跌宕起伏的大戲給我們提供了多個觀察中共高層生態的視角。不過一個容易忽視的視角是，幾個當事人某種精神上的病症。因為長期不受約束的權力滋養，同時 又害怕失去權力的緊張，薄熙來，薄谷開來，王立軍等似乎都有躁狂和神經質的性格傾向，他們關係混亂，行事乖張，進退失據，對政治規則和人性缺乏尊重和敬 畏，他們的形象和正常社會政治家和公眾人物具有的那種謙卑，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把他們形容為一群政治病人，似乎並不過分。
根據大陸《南都週刊》的報道，薄谷開來要求王立軍設局謀殺英國人海伍德，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海伍德要加害她的兒子薄瓜瓜，而當時重慶公安副局長郭 維國安排網安總隊排查，認為事情並非谷說的那麼嚴重，「沒有恐嚇信息」 但是雖然如此，一個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還是在當地主要公安官員的安排下發生了，接下來是一系列的掩蓋和不同利益方的訛詐，這一切，直到王立軍潛逃美領館，才 徹底引爆。從重慶事件來看，即使這些官員個體一個個都是心理健全人士，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總體上已經變成一齣瘋子和狂人的遊戲。毋庸諱言，這背後的根本 原因就是一個不受監督的權力體制，體制既給社會底層帶來大面積苦難，同時也讓權貴和官僚階層成為權力的病人。
基於人性本惡的假設和對權力的警惕，現代政治架構以各種相互約束的方式來配置和分配公共權力，使得權力沒有機會腐敗（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为这类約束方式的典型代表）。
一個合理的政治架構、獨立透明 的媒體，是社會健康的守護者，而一個健康的社會，也是腐敗官場的解毒劑。雖然薄熙來、王立軍等罪有應得，但是如果在一個正常的體制下，誰又能說他們不會成 為有為的政治家和能幹的官員呢？
在權力不受約束的制度下，大部分人都成為受害者，而施害者也是另外一種受害者，這種制度讓每個人都成為中國病人。
抗爭自救
不過幸運的是，這種黯淡的圖景並不是中國人完全不能自救的宿命。以塵肺病為例，河南工人張海超以驚人的開胸驗肺的方式， 贏得了社會輿論的普遍支持，雖然他現在已經處在生命晚期，但是他的抗爭勇氣無疑構成了病人自救的某種典範。由媒體人王克勤發起成立的民間救助機構大愛清 塵，依靠自願者已經在多個省份設立工作組，通過社會籌款，2012 年救助了將近600 個塵肺病人。類似的機構還有陸軍等人發起的益仁平，深圳黃雪濤律師發起成立的精神病人救助機構等等，無數小小的機構，都在昭示着社會自救力量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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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權力的不作為和錯位並不僅僅表現在愛滋病上，如本期《陽光時務週刊》所呈現的，從結石寶寶，工傷，慢性中毒，癌症村，精神病，到塵肺病等領域，我們發現幾乎每一種疾病後面，都有國家的有形之手在扭曲甚至加重着病患者的痛苦。
結石寶寶是最為公眾所熟知的公共健康悲劇。由於行業自律和行政監管的缺失， 本來應該為嬰幼兒提供健康食物的數家奶製品企業，成為戕害幼童身體健康的元兇。 根據2008年的數據，全國有接近30 萬兒童成為三聚氰胺引發的結石病受害者。這一引發輿論譁然的悲劇事件，很快被行政權力強行壓制，受害者沒有得到充分的賠償，媒體被勒令消聲，各地法院統一 不受理家長對肇事企業的侵權訴訟， 一些敢於挑頭的家長——比如本刊提到的相慶玉被重點維穩，另外一個發起毒奶粉受害者集體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的趙連海更是被冠以「尋釁滋事」的罪名， 被判刑兩年半。這種倒行逆施自然激起公眾憤怒，在各界輿論尤其是香港民眾的大聲抗議中，趙連海才被允許保外就醫。4 年過去了，結石寶寶事件已經不再成為輿論關注熱點，但是無數的結石寶寶依舊在困難中掙扎，正義一直沒有得到伸張。
循着這些思路追溯下去，我們會發現各類疾病背後，都有深層的社會和體制因素，社會身分的單一使得底層民眾往往成為最脆弱的患病群體，個體權利的貧瘠 使得病患者缺乏有效的救濟渠道，醫療體系的陳疴往往讓病患者雪上加霜，道德倫理的失守使得社會救助乏力，政治制度的僵化使得問題不斷堆積。這一個個病患者 所構成的底層社會的悲慘畫面，和所謂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蹟圖景擺在一起，構成一個極有張力的意象對比，讓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分裂的中國。
病態政治下的變態官僚
當然，這種分裂僅僅是表面的，事實上所有的光環下面都掩蓋着破敗，社會生活的參與者以一種複雜的方式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社會的各種病症也以複雜的 方式交互感染。當民間社會長期被公共權力壓制，公民社會無法正常成長，也意味着公民社會無法通過新聞輿論，社會組織和政治參與等方式對公權力機構進行塑造和制约，構建一種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間。而缺乏約束，公共空間就變成權力擁有者恣意的舞台，權貴和官僚的驕橫跋扈就應運而生，長此以往，他們在另一種社會病理意 義上，成為了一類典型病人。某種程度的人格分裂症，幾乎是官僚的普遍症候。現有的體制，不鼓勵真話，官僚之間沒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在私下場合，很多官員都 能把體制之病說得頭頭是道，而在公開場合，他們被迫一本正經的扮演體制辯護士的角色。每年總有不少官員因為真真假假的抑鬱症而自殺，跳樓，或者被休假式治 療。 這其中隱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因為腐敗東窗事發，部分官員選擇自殺，當局為掩蓋醜聞，而宣布其是抑鬱症患者；另外一類的確是因為環境壓力大，精神緊張，導致 抑鬱症爆發。無論是哪種狀態，官場抑鬱症的流行，最直接的折射了官場的畸形生態。
2012 年官場中最戲劇性的劇本自然是薄熙來王立軍等為主角的重慶大戲， 這場跌宕起伏的大戲給我們提供了多個觀察中共高層生態的視角。不過一個容易忽視的視角是，幾個當事人某種精神上的病症。因為長期不受約束的權力滋養，同時 又害怕失去權力的緊張，薄熙來，薄谷開來，王立軍等似乎都有躁狂和神經質的性格傾向，他們關係混亂，行事乖張，進退失據，對政治規則和人性缺乏尊重和敬 畏，他們的形象和正常社會政治家和公眾人物具有的那種謙卑，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把他們形容為一群政治病人，似乎並不過分。
根據大陸《南都週刊》的報道，薄谷開來要求王立軍設局謀殺英國人海伍德，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海伍德要加害她的兒子薄瓜瓜，而當時重慶公安副局長郭 維國安排網安總隊排查，認為事情並非谷說的那麼嚴重，「沒有恐嚇信息」 但是雖然如此，一個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還是在當地主要公安官員的安排下發生了，接下來是一系列的掩蓋和不同利益方的訛詐，這一切，直到王立軍潛逃美領館，才 徹底引爆。從重慶事件來看，即使這些官員個體一個個都是心理健全人士，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總體上已經變成一齣瘋子和狂人的遊戲。毋庸諱言，這背後的根本 原因就是一個不受監督的權力體制，體制既給社會底層帶來大面積苦難，同時也讓權貴和官僚階層成為權力的病人。
基於人性本惡的假設和對權力的警惕，現代政治架構以各種相互約束的方式來配置和分配公共權力，使得權力沒有機會腐敗（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为这类約束方式的典型代表）。
一個合理的政治架構、獨立透明 的媒體，是社會健康的守護者，而一個健康的社會，也是腐敗官場的解毒劑。雖然薄熙來、王立軍等罪有應得，但是如果在一個正常的體制下，誰又能說他們不會成 為有為的政治家和能幹的官員呢？
在權力不受約束的制度下，大部分人都成為受害者，而施害者也是另外一種受害者，這種制度讓每個人都成為中國病人。
抗爭自救
不過幸運的是，這種黯淡的圖景並不是中國人完全不能自救的宿命。以塵肺病為例，河南工人張海超以驚人的開胸驗肺的方式， 贏得了社會輿論的普遍支持，雖然他現在已經處在生命晚期，但是他的抗爭勇氣無疑構成了病人自救的某種典範。由媒體人王克勤發起成立的民間救助機構大愛清 塵，依靠自願者已經在多個省份設立工作組，通過社會籌款，2012 年救助了將近600 個塵肺病人。類似的機構還有陸軍等人發起的益仁平，深圳黃雪濤律師發起成立的精神病人救助機構等等，無數小小的機構，都在昭示着社會自救力量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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