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兴衰更替、成败转接是中国数千年来最自然的事，因此大家见多不怪、熟视无睹，或随波逐流，或置身事外，或独善其身。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仰望星空，察人所未察，想人所未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出“天问”。
这几个历史之问，有过回答，但没有答案。如超越几百年的“黄宗羲定律”，似乎以二十一世纪中国初取消绵延两千余年的农业税而告止，却在新一轮 “国富民富孰先孰后孰大孰小”的讨论中日见歧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曾给予过言简意赅的回答，但并没有被实践所证明;而费正清、唐德刚、钱学 森之问，至今并没有标准性的答案，甚至没有标准性的回答。
据学者朱学勤先生的文章说：就慎之个人而言，一直有一个问题折磨着他晚年。他曾经不止一次问我：“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 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 （大意）他不仅仅是问我，肯定还问过其它人，……第一次他问我，大约是1999年上半年。第二次隔了半年在北京见他，他居然没有忘记上一次谈话在哪里结 束，重又问起。我只能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
时至今日，李慎之先生的“天问”，肯定还在折磨着许许多多关心国运的中国人，谁有主动权能够回答呢？
一、“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 害”：“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意思是说，历 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 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总结为“黄宗羲定律”。二、“历史周期率”。
1945年，68岁的黄炎培与53岁的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纵论天下。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 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 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 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 周期率。”三、“费正清之问”。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前言，费正清曾经深思，中国历史究竟是以“线性”发展还是以“循环论”为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历史是在进步中呢，还是根 本地在一再重演?这个问题也困扰了众多仁人志士，并成为20世纪中国的重大问题之一：为什么朝廷垮台了、共和建成了。这个国家还是没有什么两样?改造这个 社会的良方，究竟是“棉铁主义”、立宪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全盘推翻、全面改写呢? 需要说明的是，费正清是一个外国人，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 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四、“历史三峡观”。
“历史三峡观”是历史学者唐德刚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生态转型的一种历史判断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观”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他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 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 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唐先生将这一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惊涛骇浪的大转型”，“名之曰‘历史三峡’”。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 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 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2009年10月31日，钱学 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 面“钱学森之问”!这几个历史之问，有过回答，但没有答案。如超越几百年的“黄宗羲定律”，似乎以二十一世纪中国初取消绵延两千余年的农业税而告止，却在新一轮 “国富民富孰先孰后孰大孰小”的讨论中日见歧路;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曾给予过言简意赅的回答，但并没有被实践所证明;而费正清、唐德刚、钱学 森之问，至今并没有标准性的答案，甚至没有标准性的回答。
补充一条：李慎之的“天问”。
李慎之先生被誉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曾任周恩来、邓小平外交顾问、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和副院长。1989年64时，他极为 悲愤地表示“决不在刺刀下做官”，结果被免职。1999年国庆之夜，在一盏孤灯下写成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通过互联网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据学者朱学勤先生的文章说：就慎之个人而言，一直有一个问题折磨着他晚年。他曾经不止一次问我：“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 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 （大意）他不仅仅是问我，肯定还问过其它人，……第一次他问我，大约是1999年上半年。第二次隔了半年在北京见他，他居然没有忘记上一次谈话在哪里结 束，重又问起。我只能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
时至今日，李慎之先生的“天问”，肯定还在折磨着许许多多关心国运的中国人，谁有主动权能够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