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精卫诗词的造诣，前人今人都有很高的评价。我在博客文章中介绍过陈寅恪、钱锺书、柳亚子等人的评价：
——南社的重要骨干柳亚子在《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中说：“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
——陈寅恪在《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就称赞汪诗说：“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甲申，是1944年，他得知汪氏病故而写诗悼念。
——钱锺书1942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82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称为“史学泰斗”的余英时近年为汪精卫诗词重版所写的序（见《余英时教授称道汪精卫诗词达第一流水平》）中说：“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还说：“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最近读到台大文学院邀请叶嘉莹教授的专题演讲《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她也是汪精卫诗词的一位知音。但其中关于史实部分，其实有些不太靠得住，例如关于他刺杀摄政王、与陈璧君定情，关于戴笠派人到河内暗杀汪精卫却错杀了曾仲鸣的经过，都有小小出入。这篇演讲相当长，我就只节录与诗词有关的部分。此文在网上转贴传抄过程中，有很多错字，我虽订正了一些，可能还有漏网之鱼。敬请读者留意。
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
叶嘉莹主讲，汪梦川整理
此为台大文学院简静惠人文讲座邀请叶嘉莹教授举行专题演讲之一，时间：2007年10月4日，地点：洪建全基金会，敏隆讲堂
汪精卫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一般说起来，向来很少人讲到汪精卫，即便是讲到他，也是从政治、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很少人从诗词这方而来着手。而我讲他的诗词中的“精卫情结”，这个题目的选择呢，其实也是有相当的偶然性。
我最初认识“汪精卫”这个名字，是在他建立南京政府以后。1937年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当时我是初中二年级。“七七事变”发生在暑假，等到9月开学，我们学校的所有旧的校长、旧的老师都不见了，换了新的校长、新的老师。我们事先得到通知，说开学第一天，每个人要带墨盒、砚台、毛笔，上了课老师就说，翻开第几页，把第几行第几行涂去，或者翻开第几页，把这整页都撕掉，当时我就想到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
之后到了1940年，怱然有一天，广播上说是有汪精卫的讲演，我记得那天我伯父啊、母亲啊很多人就在收音机那里听讲演，那就是汪精卫回到南京建立我们所谓的“伪政府”之后发表的第一次谈话。我那时当然很年轻，听到长辈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没有人替自己的国家人民讲几句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过去，总算是个代表中国的人，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局势，那时他们是有这样一种心态。……
汪精卫本来是广东人，从小就很有才华，凡是看过他的文章、教过他书的人，都认为他是很不平凡的。而他父亲对他督促很严格，让他去读的最重要的书，就是王阳明的《传习录》，这是讲做人而且是关怀国家的；然后叫他读两家诗，一是陶渊明，一是陆放翁；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奋发的。中国传统儒家的修养，总是讲你达就要兼善天下，你穷还能够独善其身。你要有兼善天下的理想，而当你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当你穷困、不得意的时候，你还有一种独善其身的修养。
汪精卫小时候还在满清时代，他也参加了那种乡学、县学的考试，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他曾经考中广州府试第一名，还做过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的教师。可是后来他听到革命的言论，看到了满清的腐败，看到国家的危亡，就有了革命的倾向。当时满清正在选送人才到外国去留学，他就参加了广东举行的官费留学的考试，以很高的成绩得到了官费留日的资格。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从此就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成立同盟会并任评议部部长，是同盟会的最初骨干成员之一。因为他的文笔很好，不但当时很多档案由他起草，而且孙中山先生最后那《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定稿也是汪精卫写的。
当时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向各地华侨宣传革命，他从东京来到南洋，就在南洋宣扬革命时遇到了陈璧君，那时她不过十七岁左右，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而且我以为陈璧君读书应该也读得很好，因为陈璧君也写诗词，而且她的字应该也写得不错，因为汪精卫有一首诗，说冰如（陈璧君字冰如）抄写了王阳明《传习录》的一段，遗有汪精卫《述怀》诗中的一段，合写成一个长卷。所以这陈璧君也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她可以把王阳明的《传习录》跟汪精卫的《述怀》诗写成一个长卷。陈璧君也是热心于参加革命的，她听了当时汪精卫在南洋的讲演，看了他办一些革命的刊物上的文章，而且汪精卫还是个翩翩美男子，所以陈璧君当时就对汪精卫非常倾慕。其实陈璧君生长于南洋的旧家庭，年轻时候也订过亲的．后来解除了婚约。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形势一度非常不利，很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所以很多革命党人就非常灰心。就是在这个时候，汪精卫说，在大家都消沉的时候，要做一两件事情振奋民心。那做什么事情？他就想去刺杀摄政王。做这种工作当然就要掩人耳目，所以陈璧君就和汪精卫两个人假扮成夫妻，到北京执行暗杀的任务。汪精卫觉得，万一我被捉住而牺牲了，而她是以这样的身分过来的，一定会连累到她，我不能不给她一个名义啊！所以汪精卫就以私人感情跟陈璧君有了这种约言，说愿意跟她结婚。
后来汪精卫他们在后海的那个银锭桥底下埋炸弹，结果被发现了，暗杀任务失败，汪精卫就被捕了。那时陈璧君正在南方筹款，听说汪精卫被捕，立刻就赶回来，在他被关押的监狱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给他送一些东西，尽量照顾他。汪精卫被捕以后，本来应该立即处死的，然而因为当时那个主审的人看了汪精卫写的文章和供词，非常欣赏，所以就没有把他处死，而是把他关在监狱里边。这时当然还是满清的统治，可是人心已经思汉了，革命的风潮已经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同情革命。有一天晚上，监管汪精卫的狱卒就带进来一小团揉得很烂的纸给了他，他打开一看，是陈璧君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嘱托他忍耐，说一定要设法救他。汪精卫看了非常感动。那个狱卒说，这个写信的人希望他能够回信写几个字。汪精卫就想回信写什么？如果实话实说，被人家搜到了，那不是连累陈璧君了吗？所以汪精卫写了什么呢？他想到了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所写的一首词《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于是汪精卫把这首词改了几句，交给了这个狱卒，让他带出去给陈璧君。那陈壁君给他写的这封信怎么办呢？他说我既不忍心把它舍弃，又不能够把它保存。他就把陈璧君写的信放在嘴巴里嚼一嚼吞下去了。所以汪精卫实在是很重视感情的一个人。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刚才讲的是汪精卫早期的经历，现在我们就来看他最有名的几首诗——《被逮口占》四首。我的题目是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一个人有时候内心之中有一种complex，就是一种“情意结”，就是你执着要追求的东西。大凡真正伟大的作家，在内心之中都有一个真正追求和执着的理念。《论语》也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很多人只向往文采风流，但那一定是第二等，就是文采再美妙。再风流，也是第二等。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个最高理念的层次。我曾经写过辛稼轩词的评论，我说它“一本万殊” ，稼轩写了好几百首词，每一首词都有不同的感情、不同的风格，但是它有一个中心所执着的东西。杜甫也同样是如此，他那么多长短的、古近体的诗篇，也有一个他所执着的理念在那里。汪精卫的诗，还有他的词，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执着，而他理念所执着的，就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件。李商隐说“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天下的情势改变，你能够把东流的逝水都挽回来，你能够做到吗？而这个汪精卫就读了陶渊明诗和陆游诗，那陶渊明虽然是消极，但是他有一个理念是不可挽回的，所以他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我有我所执着的、我所守住的一点；这个陆放翁临死还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伟大的诗人，都有他一个理念、一个执着，不是随波漂摇的，不是见风说风、见月说月的人。
汪精卫的诗词之所以让我感动，就因为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诗词里边，从他最早的诗到最后的诗，都一直贯串着他的一个理念。所以你看他《被逮口占》就说：“衔石成痴绝”， “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就如李商隐说的，“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 ，你能够让沧海变成桑田吗？所以汪精卫说“衔石成痴绝” ，你能够挽回这个东流的逝水吗？你这个精卫的小鸟，想衔着一个一个小石头去填那个沧海，你填得了吗？然而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衔石成痴绝”， 那真是“痴”啊！有这种理念的人当然是傻瓜了，你抱着一个你自己要追求的理念，而你能不能成功是渺不可知的。你要填的是沧波万里的大海，所以“沧波万里愁”。“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你们大家都不肯做那个傻瓜的精卫，你们大家都不肯衔那个石头去填海，所以我是孤独的，可是我“终不倦” ，我不懈怠、不停止，“羞逐海鸥浮”——海鸥怎么样？海鸥到处追逐食物，船上有食物，牠就站在船上的桅杆上；海边上有食物，牠就落在海边上。而我精卫是耻于这么做的，所以“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第二首，“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奼紫嫣红的这么美丽的颜色，你是用什么颜料把它染出来的？他说“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将来有一天那么美丽的红花开出来，那是多少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鲜血染成的。
第三首是最有名的一首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少年人都容易感激奋发、激昂慷慨，所以“慷慨歌燕币，从容作楚囚”，我现在被捕了，但我不畏惧，我会从容赴死，为我的理想付出生命；“引刀成一快”，斩首对我来说是一种痛快，因为这是在成全我、完成我的理念，所以，“不负少年头”，我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为了国家而牺牲，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第四首：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心魂还在，我的身体就变成劫后的寒灰，我的骨头的那个磷火不会消灭，每夜都要照在当时的燕京。
我还要补充一点材料。汪精卫要去行刺摄政王的时候，曾经给他的朋友胡汉民写过五封信，他对这些革命的同志说，现在我们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很多人对革命不再存有热情和信仰了，我们要牺牲一两个人，做出一些事情来，重新唤起大家的革命热情，所以他准备去暗杀摄政王。胡汉民劝他不要做，说人才难得，不应该去牺牲，机会还不到。他就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说人才是为了有用的，得到人才却不用他，又何必求这些人才呢？如果说现在：不是可死的时候，而我汪精卫不是可以赴死的人，那么我请问，谁应该去牺牲？他又打了比方说，牺牲的道路有两条：“一曰恒，二日烈” ，譬如我们煮饭，是有一个锅来盛这个米，然后底下要架上柴火来烧。这个锅得要长久忍受烈火、滚水的烧灼煎熬，这是“恒”的美德；而那个被烧的柴，把它自己完全烧毁，饭就是因为有这个热力才蒸熟的，这是“烈”的美德。他说在革命的事业上，要有人做那个百折不挠、耐得住苦难的锅，也还要有人能够有牺牲的勇气、能够做那个被烧的柴火。他于是对胡汉民说：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我现在就要做那个被烧的柴，我希望你能够做那个煮饭的锅。所以这个汪精卫是从很早就有这样的理念。
那汪精卫后来不是跟日本人合作成立了南京的伪政府吗？当他死了以后，就有一些人写了诗词来悼念他，我现在念几首别人悼念他的诗。我现在先引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当汪精卫的死讯传来，胡适在日记里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他是抱定牺牲自己的意志的。这是胡适说汪精卫有“烈士”的情结。我今天讲汪精卫的“精卫情结”， “精卫情结”也就是一个烈士的情结，所以我的题目其实跟胡适先生是相同的意思。
人各有所求，《史记》里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文天祥殉节死难了，他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姓名、忠义的名声永远留在历史上了。所以烈士殉的是“名”，一般所说的“烈士” ，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名声，就是所谓“千秋万世名”，可是汪精卫不是一般的烈士，他所作的是更大的牺牲。他少年时候也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牺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远得到“丹心照汗青”的令名，可是最后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是连这个身后的名都牺牲了，他从此被人骂成“汉奸”。 而我之所以读了汪精卫的诗词很受感动，就因为他不是一首诗，不是一首词，他是从开始到结尾，终身所贯注的，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连名都要牺牲的，所以我说他是一种精卫的情结。
现在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首诗：《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说的是看到有人把车轮拆下来，劈成柴去烧火做饭了，而写了这首诗。车轮是负重致远啊！它曾经负载过多少重量、运输过多少货物？到它衰朽了不能用了，人们就把它拆下来烧火，所以它最后把自己也牺牲了。这种把车轮子卸下来劈成的薪柴在中国传统上有一个名字，叫做“劳薪” ，因为它做了一生劳苦的工作、最后连自己都赔上去了。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汪精卫有了这个complex，所以看到有人劈车轮为柴火，就引起了他的感慨，写了这首歌：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这就是他刚才的理论，我要把我烧了，蒸出一锅饭来给大家吃。
病中读陶诗
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问旧墨痕。
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
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
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
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无求。
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
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我们现在都讲的是他的烈士的情结。再看他的《病中读陶诗》两首。陶渊明这个人很奇怪，很多忠义奋发的人都被他的诗所感动，像稼轩（辛弃疾）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陶渊明有他凛然生气的那一面，而他不得志的时候，也能够躬耕归隐。所以陶渊明的诗富于人生的经验，可以让读者生出不少的心得、共鸣。
汪精卫的诗说：“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间旧墨痕”，这是他生病的时候，整天躺在床上，就读陶渊明的诗。他从小读陶诗，旁边或有他自己或者他父亲的评点，所以是“行间旧墨痕”；“种豆岂宜杂荒秽，他桑曾未择高原。”这是化用陶渊明的诗句。陶渊明有一首《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种豆在南山之下，可是草太茂盛了，豆苗长不好，所以，一大早起来我就去锄草，月亮都上来了，我才背着锄头回来。田间的小路很窄，旁边的杂草很多，我衣服都打湿了，但是只要我种的豆子长好了，我付上这点代价算什么！所以汪精卫说“种豆岂宜杂荒秽”，说种豆一定要除去那些杂草。你要追求你的品格、你的精神，你追求自己的那个不是外表能够看见的东西，你就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除掉。
“植桑曾未择高原”，陶渊明《拟古》说的，“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他说在水边种上了桑树，三年后想可以采桑了，忽然一阵大水来了，桑树枝叶都随波漂流了。可这是你最初选择的不对啊，你为什么不种在高地呢？所以今天被冲毁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因而人生，你说一句话、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说话你不做事．你一动心动念之间，你都种了些什么东西啊？“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陶渊明《饮酒》诗里边说了，“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世界上一切万物都有一个托身之所，惟独天上那一片云，四无依傍，这真是孤独。所以陶渊明又说“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你看那一朵云，慢慢的缥缈之间就消逝了，你什么时候再见到那朵云的光影的闪动？明天也许有云，但绝不是这一朵云了。还不像今年花落明年又开在这里，那云永远不见了。现在汪精卫用了陶渊明诗中的形象，“孤云叆叆诚何托”，诚，果然，人生果然就是如此孤独的，你汪精卫被人说成汉奸了，你当时的那一份用心，连你死后的声名都牺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谁真的认识？谁真的理解？“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这是一钩新月，你看它那么多情的样子，我觉得那月亮就要跟我说话。这么光明、这么新鲜的感觉，你真是觉得有生命在的，写得真是好。“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你说人生哪里不孤独？人生到处都孤独。你说人生哪里不受拘限？人生到处都是拘限。所以不管是山、不管是水，“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第二首，“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无求。”汪精卫真是写得好，尽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抱节孤松如有傲”，这也是陶渊明说的：“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松是坚贞的、岁寒不凋零的，所以它“抱节”；“含熏幽蕙本无求”，这是出自唐代张九龄的《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我不是为你们才香的，我是本来就是如此的。“本能求” ，这是张九龄说的，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兰蕙之芳香是它本质如此，它不是送出香气叫你来采折。所以是“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葱本无求。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陶渊明不是归田了吗？他说“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你看空中的鸟、水中的鱼是多么自由，所以陶渊明就脱出了世俗官场的约束隐居了。这是“闲居始识禽鱼乐”。
可是呢，下一句就是汪精卫，不是陶渊明，汪精卫是“广土终悬霜霰忧”，“广土”，我们国家的这一片土地，就是在霜霰之中，在风雪侵凌、在列强的窥伺之下，汪精卫为此而深深担忧。《论语》上记载，孔子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看到长沮、桀溺两个人在那里种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就过去了，长沮、桀溺就对子路说，你的老师带着你们东跑西跑，今天到这个国家、明天到那个国家，跟“丧家之犬”一样，你“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仁哉？”子路回去对孔子说了，孔子就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鸟兽不是你的同类，你不能真的就在山林之中与鸟兽住在一起，我们是人类，我们不关怀人类、不为人类做事情，我们跟谁在一起呢？所以“广土终悬霜霰忧”，这就是汪精卫跟陶渊明的不同了。你关心追求自己的自由，可是你怎么忍心看到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你的国家被灭亡呢？所以他“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我暂时抛开我喜欢的酒，我就来吃药，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我怎么能因为吃起来苦就抱怨呢！所以你要耐得住一切的苦恼。
那汪精卫跟陶渊明果然是有不同的，你要知道，天下的事情，你没有走出这一步以前，你是站在这里的，但是你只要一步走出去，你不站在那里了。所以陶渊明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他是接受新朝还是不接受新朝？陶渊明就说，“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他说有人劝我出去，我已经走到门口了，迈一步就出去了，可是我又转回头坐下了，我自己想一想，万一我一步迈出门，如果遇到不能够让我满意的事情，那就千年万世永远要被人讥笑了，这就是陶渊明。而汪精卫这个人就跟陶渊明不同，汪精卫是我宁可牺牲自己，我要为国家人民做一些事情，而陶渊明说我还是退回来吧！所以汪精卫当时在中国最危亡的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有半壁江山，能够由他把沦陷区的人民、土地保全一部分，他是有这样的理想。可是你毕竟迈出去这样一步了，当你没有迈出去的时候。日本人跟你谈的条件说的都很好，可是你一旦真的脱离了国民政府，真的坐着船到了上海、到了南京，日本人马上条件都变了，你回不去了。就是“万一不合意，永为耻笑嗤” ，这真的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来看汪精卫的一首词。他有一首咏落叶的词，牌调名是《忆旧游》，写得很不错。我们知道，词的内容跟牌调其实是不必然有关系的，但是很多作者，在他选择词的牌调的时候，他是有心的。汪精卫为什么选择了《忆旧游》？因为里边有他对自己平生的回忆。还不只是汪精卫，晚清的文廷式也写过一首《忆旧游》，那时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从京城逃走，把珍妃投到井里去了。而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跟珍妃的哥哥也是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所以文廷式写了《忆旧游》，回想当年，感慨万千。现在汪精卫也写《忆旧游》，文廷式、汪精卫选择了这个《忆旧游》的牌调，还是有一份深意的。这是牌调，再说题目。有的词有题目，有的词没有题目，而这首词的题目叫做“落叶”，说明这是一首咏物的词。咏物词是怎么样？周济说：“咏物最争托意。“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咏物的词，最重要的就是里边一定要有寄托的意思。不然咏物只是咏物，那还有什么意思？汪精卫的这首咏落叶的词写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是一首咏物词，题目是“落叶”，咏物词一定要扣紧这个物来写。“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你要知道，树叶不是有叶绿素吗？它可以发生光合作用，可以给树提供养料，所以叶子的心是要保护树木的，可是现在这叶子落了，它要保护树林的用心就完全都落空了，现在就落得个一片凄凉。“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他说这个叶子难道就心甘情愿落下来吗？叶子还有多少留连的意思？它愿意留在树上，愿意贡献自己维护树木的一份心意跟力量。可是秋天那种强大的风，它不管落叶的悲哀，不管这个落叶的用心， “惊飙不管，催化青萍” ，就把一切植物都摧毁了。词的妙处在于它有一种“语码” (code)的作用，有一种言外的可能性。“青萍”是植物，当然一切植物到了秋天都零落了：但“青萍”同时是一把宝剑的名字，所以表面上说的是植物，秋天把一切植物都摧毁了，同时也是把一个志士、 一个烈士的一切当年的壮心给摧毁了。“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这里“分”是名词，就是本分，就是你所应得的。“己分”，我已经知道我的本分，我所能做的，“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潮，向前的叫“潮” ，回来的叫“汐” ；早晨的叫“潮” ，晚上的叫“汐”，一个是去的， 一个是回来。他说我已经知道我过去的那一切，没想到我晚年还要经受又一次的考验。我当年是曾经参加国民革命，曾经去暗杀摄政王，那现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我现在还要回来，还要牺牲我自己做一些事情吗？“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我现在再回来，作为一棵树，而这棵树是飘摇在风雨之中的树，树根都暴露在外面了。我是作为树枝上的叶子，希望还为这棵树尽一点力量，可是树的那些曲折的、向空腾拏的树枝已经都衰老了，不知哪天就会要倒。我这树叶能为这样的树做什么呢？我这叶子是飘零的，而这树的根和枝又何尝不是飘零的呢？所以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寒冷的根、老去的枝，跟我这叶子一同诉说飘零。
下阕：“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 ，他写的是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因为当时满清的革命，国家总体还是没有很大的危险；可是现在这个抗战的政府在后方真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整个国家的存在都是危险的、不可知的，所以他说现在是“天心正摇落”，“天心”，这是命运，天心注定现在就是摇落的日子，就是衰败的日子，就是这株大树枯干要跌倒的日子。“算菊芳阑秀，不是春荣”，就像我现在要想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南京，那里已经是沦陷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个政府，表面上做的也像有那么回事的样子，好像“菊芳兰秀”，可是毕竟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所以“不是春荣”，那不是真的春天。“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摵摵”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瑟瑟” ，风吹枯干的树叶的声音。“摵摵萧萧里” ，到处都是凄凉摇落一片萧瑟的声音。“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什么时候萧瑟的声音才能停止？要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变成沧海，要整个的世界都换了，这种摇落的声音才能停止。“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落红”是什么？这首词不是写落叶吗？大家要记得，我在前面讲过汪精卫的一首诗，说“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落叶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知道我要流走，但是我要用我的鲜血染红花瓣，我最后愿付上我的代价，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的持守、我的志意。所以我希望有一个飘落的红色的花瓣陪伴我。一起流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如果我能够在最后离去的时候，不止是一个枯干的叶子，还伴随有一片飘零的落花，那个时候就算我凋零随流水流走了，那流水还留下一点点香气，“余馨”也就是他原来的志意和理念。“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落叶是现在，那未来呢？秋天以后就是寒冬，所以我的未来，落叶的未来，是“冰霜追逐千万程” ，我知道我将来要走的路，一路上都是冰霜的追逐，是更寒冷的冰雪的挫折。这就是当时汪精卫离开重庆、到南京组织了伪政权的时候写的一首词，里面仍然体现着他的牺牲的志意。
汪精卫后来就当然是汉奸了，他死后本来是葬在中山陵附近的梅花山上，因为那个时候南京政府还存在，日本还没有投降。可是转眼之间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要从后方重庆回到南京的的时候，就指示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他们两个人斗争了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而汪精卫死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投降以前一年不到的时间了。当时有人劝陈璧君退出，说你就不要再在政府里边工作了。陈璧君就说，我跟汪精卫从开始革命跟随他一生，我不能到最后放弃这件事情，我宁可为这件事情而牺牲。所以陈璧君在战后就以汉奸罪被审判。有记载说当时很多人来旁听，陈璧君就在法庭上说，你们说汪精卫卖国，说汪精卫是汉奸，中国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卖的？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丢掉的？他是在这些地方沦陷以后，才来挽救这里的。据说当时很轰动。而由于战后蒋介石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报纸甚至还说“人心思汉”，“人心思汉”本来是说人想念自己的祖国，但是这里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汉奸。这个我是身经其事的，我们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现在胜利了，当然很高兴了，我当时正北京的中学教书，就带了我的学生在马路上欢迎。结果国民党的这些个来接收的人，最后我们管他们叫什么？叫“劫收大员” ，还有什么“五子登科” ，这都是当年编出来的成语， “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条子、金子、车子、还有女子，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现在来不及讲很多，再看看汪精卫死后人家评论他的诗吧！当时上海有一位女诗人，这个人叫陈小翠，她有一首《题双照楼诗词稿》，全诗是：“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宋，松桧千年耻姓秦。翰苑才华怜俊主，英雄肝胆惜昆仑。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这首诗写得很贴切：“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汪精卫跟陈璧君的住所叫“双照楼”，如今他已经老去了：而他这一辈子等于做了两种不同的人，前半辈子行刺摄政王，是革命志士，现在居然做了汉奸。但是刚才我就说了，很多人同情他，比如胡适之就没有说他是“汉奸”，而说他是有烈士的情结，烈士的complex，这是胡适之的日记上说的，真正了解当时的那些个人，都知道汪精卫绝不是一个汉奸，他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只有蒋介石那一派的人才会真的把他打成汉奸了。所以陈小翠说“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宋，松桧千年耻姓秦”——这真说得好，他是要保存半壁江山，跟南宋一样，可是他毕竟是跟日本人妥协了，所以“松桧千年耻姓秦”，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那松桧是经霜而不凋零的，可是松桧的桧字冠上个姓秦的“秦”字，就因为秦桧而蒙上了耻辱。汪精卫也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名字，所以是“耻姓秦”。“翰苑才华怜后主”，这是用了一个典故，说李后主亡国以后被带到北方，宋朝的皇帝就问他，说听说你常常写诗词，有什么好的句子念来我听一听。李后主就说“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是他咏扇子的诗，宋朝皇帝就说，“好一个翰林学士啊！”说你这个文才还不错，就是你不配做一个国君。所以陈小翠说“翰苑才华怜后主”，当时中国政坛上的这些个高宫，诗词写得最好的是汪精卫，所以“翰苑才华怜后主，英雄肝胆惜昆仑”——她说汪精卫始终是英雄肝胆，像唐朝传奇里说的昆仑奴这样的侠士。“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汪精卫当年说“引刀成一快” ，可是到底没有；而现在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下场。
当时还不止是陈小翠说他好，钱锺书也有一首诗，说“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也是称赞汪精卫的，“扫叶吞花”都是汪精卫的诗词，“足胜情” ，他有这么多的诗人的感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在政坛上的这些个名公巨卿之中，难得有这么有才华的人。
其实我本来还有一些材料，在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的时候，南方有很多的词学家，像钱仲联，像龙榆生，都跟汪精卫有密切的交往，而且钱仲联他们还在汪精卫的政府里做过事情，汪精卫死了以后，他们也都有诗，我现在来不及给大家念了，只好就结束在这里。总而言之，我认为汪精卫诗词里有一个complex，就是胡适说的烈士情结，一个“精卫情结”。
文章评论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2-07-25 02:24:14
学习了。
很欣赏过路网友的评论：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相对还比较不错的政治家。就其才能而言，是属于人类才能光谱中天才那一端的。
把毛和汪比较，仅从文字诗歌造诣上来看，都是中国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才子。汪的“引头成一快”与毛的“欲与天公试比高”都是脍炙人口传世佳句。他们的诗言志，也都是胸怀大志者。
但是，这个“大志”，却有一个不小的分别：汪毛都憎恨满清以及当时的中国现状，都立志改变，而且都热血沸腾地主张并参与组织激烈暴力革命。汪当然还早一个时代阶段：推翻满清。汪是一个立志为此献身的革命者。而找遍毛的诗词著作讲话，没有一处表达这种自我牺牲献身“精卫填海”的精神志向，而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统领别人借用各种力量，甚至包括统领牺牲自己的家人，抛妻别子，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数风流人物”，舍我其谁也。不得不承认，从政治家战略家野心家的角度，毛比汪高出不止一头。但是从人品的角度，汪在自己“引头成一快”的无畏无私的同时，却儿女情长,有着近似梁山伯的身仪心态。
同时，在对世界与时代大局甚至人类历史方向上，汪能够看透苏联与共产主义对人性与中华的不适，却看不透英美西方对抗法西斯的道义与力量所在，以及对日本和苏俄两害对中国当时以及未来前途谁更凶险急迫做出错误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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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奸，叫汪精卫。中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唯独他投靠日本，出卖国家。蒋介石也是假抗战，真反 共。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回到家中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师和书本怎么都错了？”我颇为惊异。
“错了。”父亲点点头，语气颇为肯定：“蒋介石反共，但他是抗日的，还是领导抗日的领袖。”
我说：“领导抗日的，不是毛主席吗？” “那时没有毛主席，只有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呢。这不是造谣，我在场。”
父亲的话，我听得发怵又发呆。
提及汪精卫，父亲是一讲再讲，尽管每次说的很零星。他称汪精卫为汪兆铭，说这才是他的姓名。对他的看法，父亲归纳为三点：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男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
“好到什么程度？”我问。
父亲说：“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父亲多次向我背诵他狱中所作《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 负少年头。”汪精卫在决定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澧前，曾写有一封《致南洋同志书》。书中慨然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 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也。”父亲说：“那时的汪兆铭和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比，毫不逊色，一样的壮怀激烈。”父亲又告诉我，那篇人人熟读的孙中山 《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实则由汪兆铭代笔，孙中山未写一字。
说汪精卫有人品，我有些不解：“汉奸有什么人品？”
父亲说：“政治上从慷慨赴死，到涕泪登场，到客死异国，汪兆铭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没有野心的人其实是成不了气候的，但是就算有野心，仍需脚踏实地，才可能最终成气候）
后来，我还知道了“人心思汉”的典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全国派遣接收人员，大家管他们叫“劫收”大员，个个“五子登科”。所谓“五子”就是指他们所 “劫收”的房子、票子、金子、车子和女子。国民党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的报纸就有载有“人心思汉”之说，成语本意是想念家国，但这裹的“人心思 汉”，是暗指人心思念汉奸汪精卫，思念他的人品。
我再次发呆又发怵。
父亲从书房里，拿出一本可能是香港刊印的《双照楼诗词稿》，翻到《金缕曲》一页。说：“这是汪兆铭在狱中写给陈璧君的情诗，你读读。和你学的那些散曲相比，我看也是不差的。”
汪精卫入狱后，陈璧君直奔京城设法营救，并以密函向汪示爱，原以终身相托。汪精卫看后万分感动，遂改清初顾梁汾寄吴兆骞之《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旧作而成。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偎俄。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金缕曲》中有报国之志，亦有男女之情，都写得至纯至性，令人感动。我才明白所谓的汉奸，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白鼻梁小丑。在《金缕曲》后面，汪精卫又用血 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叫陈璧君赶快离京。几天后，汪收到陈璧君的一封信，信中再次向汪示好，建议“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汪精卫被陈 璧君的真情打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毫无出狱的希望。即使有相见之日，彼此已为垂暮之人，遂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一个“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的血字，痛哭了 三日。
汪精卫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 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学者叶嘉莹认为，汪诗中蕴涵着一个“精卫情结”，所谓“情结”，即指一个人的内心始终存有一 个追求和执着的理念。汪精卫的名字缘自《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
他有“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的诗句。“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 鸟。一个小鸟，想衔着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沧海，填得了吗？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 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 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叶嘉莹说，精卫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卫所做，正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于 是才有一生的“衔石成痴绝”，才有一世的“沧波万里愁”。纵观汪诗，从壮怀激烈到一腔愁苦，这个“精卫情结”贯穿了始终。
2004年，汪氏幼子文悌内弟根据旧日“民信”“泽存”“永泰”诸本细加审定并附补遣重行刊印，成为目前最完善的版本。2005年九月，在美国工作的高
伐林先生，受汪氏长女文惺之夫何文杰老人之托，携若干新本酌量赠予国内历史、文艺部门以供研究。高先生拿了两册，一册给我，一册赠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
院。
当夜捧读新本，边读边落泪。负罪人带着他的心魂走了，不知他进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一往凄清，同诉飘零。无论灵魂停留于何处，我想，在夜的清幽裹，他也会显示出属于自己的魅力来。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这是钱锺书的诗句。显然，他很感叹汪精卫——一个政坛人物有那么多的诗人的感情与才华！
许倬云谈汪精卫
宁汉分裂时，汪精卫是属于武汉一派，他跟蒋介石本来就有竞争，所以貌合心不合。但他代表的是国民党的老力量，都是孙中山的嫡系，蒋介石则是枪杆子出身。 汪精卫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办事，从来没试过。他做蒋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汉，接着撤退到重庆， 在武汉的短暂的时候，他就讲和平，要谈判。打不动，在谈判的时候拖出时间来建国，叫“低调俱乐部”，胡适先生都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在抗 战最困难的时候，民穷力尽，真的是已经打不动了。汪精卫认为，再打下去我们国家会亡，不如忍一时屈辱。所以汪精卫自愿讲和，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的，蒋介石没 有这个能力，两人没有这份交情。汪精卫以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试探和平。日本的意图是腾出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国的资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战争。汪精卫是 笨，他没有料到签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条约，他以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举，等到条约签出来，他悔之晚矣。陶希圣看了这个条约，甩手就走人。汪精卫不能逃，他手 上就是陈公博这几个人，所以后来他的政府班底没有人，是日本人给他组织的，还不让他管华北。他甚至于管不着苏北，郝鹏举这些地方武力有时候投中央，有时候 投日本，有时候投伪军，有时候和新四军合作，郝鹏举占了半个苏北，新四军占了半个苏北。
老实讲，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他可能以为替国家留一些余地，挣取一些时间。汪精卫苦心，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张，我们不能全怪秦桧。（后略） 选自《许倬云谈话录》
胡适谈汪精卫
胡（适）且亲口告我说：“他们（汪派）是爱国的。”
（唐德刚序三，《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17页）
胡适与汪精卫关系一度相当密切。我手上有胡适与汪的来往书信集。但那些都是汪在搞和平运动之前的通信，这里唐德刚所转述的，却是胡适晚年对汪的评价。
陈寅恪挽汪精卫七律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载，在成都探望陈寅恪病，陈口授一诗挽汪精卫请吴笔录。）
吴注：“阜昌”，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王刘豫诗，豫曾为进士。
陈寅恪在抗战期间极有骨气，坚拒与日本人合作。“东海”“冤禽”，指的是精卫鸟，也就是汪精卫（汪精卫本名汪兆铭）。陈寅恪正是用这个典故悼念汪精卫：“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钱钟书《题某氏集》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作于1942年。诗题“某氏”即指汪精卫。）
这也是上面章诒和最后引用的钱钟书的诗句。诗中“东野”是指唐代诗人孟郊（字东野），“孟德”当然是指曹操，“元衡”当指中晚唐诗人武元衡。
“似觉南风有死声”应指失败的征兆。成语有“南风不竞”，即用以比喻力量衰弱、士气不振或竞赛中一方失利。出自《左传·襄公十八年》：“又歌南风，南风 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南北朝诗人庾信《拟咏怀》（十一）追述梁元帝在江陵败亡的悲剧，其中有“南风多死声”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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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汪精卫的诗词，一般人都记得他早年的“慷慨歌燕市，从容 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逮口占》之三）这首诗一来写得确实精彩，二来也因其短小，不用费力就能铭记于心。实际上，汪精卫后来写过更多的 杰作，而且不论是五绝、七绝或词牌中的小令，还是七律、五律、歌行、古诗、词牌中的长调，他都写过很多很精彩的作品，风格多样。我以前介绍过，他是清末民 初著名文学社团南社（以及新南社）的成员，南社的重要骨干柳亚子在《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我 认为，汪精卫在诗词上的造诣，在二十世纪的旧体诗作者中首屈一指。
对汪精卫的总体评价虽然在中国大陆还是不得触碰的禁区，但对他的诗才，近年来海内外有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介绍文章。昨天读到82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称为“史学泰斗”的余英时先生为汪精卫诗词重版所写的序，转载如下。余英时教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的著作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就在大陆出版了很多种。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分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别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藁》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 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 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别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 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 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 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戚戚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 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 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见《谈艺录》补 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 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 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板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 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 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 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 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藁》，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 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 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 法：第一、“巨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巨公”而 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 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 “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甚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 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 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七─八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册，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四年，页二○三）
这也是为甚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册，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 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 “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 ── 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 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 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 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 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 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页四七）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 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 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 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 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 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 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 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册，页二○）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三年，上册，页九四）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册，页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 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按：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 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册，页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 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 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一─二○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 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麿发 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 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 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 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 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沈．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册，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 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 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覆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 《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 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 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 “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 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覆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 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 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册，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 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二○○八年，上册，页二○二─二○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 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册，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册，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册，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 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 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 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 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 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 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 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 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 ── 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年，第五册，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 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 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 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 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 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 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琛）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沈》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 ── 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 ── 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 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冤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 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 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卷首影印 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蒙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 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 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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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汪精卫，今天正巧看到中国著名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首页以重要位置刊出了一篇数万字 长文《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文章第一句话，就让我会心一笑——好像正是针对我们万维某些博客、读者所说：“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 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两个字就算完了。”
这篇长文亦庄亦谐，口气颇为调侃随意，看来是个年轻人所写——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过于正儿八经，背了太重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包袱，缺少他们那样的轻松不羁。
“共识网”的编辑大概估计到此文的观点颇为尖锐，在文前特地以黑体字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当然！任何文章都是如此啊。但让我不无吃惊的是，此文贴出一天，已有28944人看过，其中545人投票表态，持有正面评价的竟占80％以上。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两个字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 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 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 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 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 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
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 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 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 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 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 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 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 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中国国民政 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 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文官的卖国路线能在和日本军人的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 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 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之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 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 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 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 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 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 “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 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 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20余 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地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得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从后方起兵牵 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 “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 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 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 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 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 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 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 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 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 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算是有几分才 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 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 一遍。汪精卫看完后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 全国政权。套用一句愤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 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 “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 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 又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 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 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 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 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 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 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 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 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 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若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 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 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换下去，否则 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
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 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 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 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 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 声。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 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 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 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 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 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 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愤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 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 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 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 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 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 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 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 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 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 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 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 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 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 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 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 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 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 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 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 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 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 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 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 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 “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清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 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中央全会后合影时，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 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 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 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 “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 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 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 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 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 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中国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平均每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 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 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 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 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 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 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
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 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 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 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 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 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 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 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 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地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 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 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 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 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 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 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 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 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 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 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 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 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 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 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服“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 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 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 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 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 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 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 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 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冲击日本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 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 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 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
问题是， 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 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 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得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给陈璧君写的信中说：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 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 由。
“我们十分尊重你”——这是对一个“中国头号汉奸”的老婆、本人也被定为“汉奸”的人的口气吗？
这几个人，宋庆龄生于1893年，跟老毛同龄，比1891年出生的陈璧君小两岁，而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生于1878年，算是陈璧君的老大姐。他们这种口气，说明了什么？
坐牢已经十多年的陈璧君不识抬举，竟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下面，我转载《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这篇文章的后半截。
（续昨）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 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 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 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日本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 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 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 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 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 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 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 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 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 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 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 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 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 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 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死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 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 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 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 有不放心的事。”还在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 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 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 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 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 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辛亥革命之前，陈璧君和 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 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 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 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 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 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 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 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 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 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 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 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 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 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 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心里其实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 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 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还真没什么把握。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 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战略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 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旗，日本人则坚决不同 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 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 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 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 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 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 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 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 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 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 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令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 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是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 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 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 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 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 “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 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 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 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也是通过 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 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 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 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 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 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 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 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 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或说送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 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 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 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 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 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汪的底线，接近于亡 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 “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 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 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 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 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 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精卫），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 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 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 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 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 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 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 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 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 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 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 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 不是卖国求荣之辈，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 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但最后见情 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重投蒋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 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 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 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 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 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 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 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 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 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 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 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 了。
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 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 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 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 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 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 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 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 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 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色·戒》中“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 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 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 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 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 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 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 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 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 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 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 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地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 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的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 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 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南社的重要骨干柳亚子在《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中说：“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
——陈寅恪在《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就称赞汪诗说：“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甲申，是1944年，他得知汪氏病故而写诗悼念。
——钱锺书1942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82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称为“史学泰斗”的余英时近年为汪精卫诗词重版所写的序（见《余英时教授称道汪精卫诗词达第一流水平》）中说：“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还说：“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最近读到台大文学院邀请叶嘉莹教授的专题演讲《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她也是汪精卫诗词的一位知音。但其中关于史实部分，其实有些不太靠得住，例如关于他刺杀摄政王、与陈璧君定情，关于戴笠派人到河内暗杀汪精卫却错杀了曾仲鸣的经过，都有小小出入。这篇演讲相当长，我就只节录与诗词有关的部分。此文在网上转贴传抄过程中，有很多错字，我虽订正了一些，可能还有漏网之鱼。敬请读者留意。
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
叶嘉莹主讲，汪梦川整理
此为台大文学院简静惠人文讲座邀请叶嘉莹教授举行专题演讲之一，时间：2007年10月4日，地点：洪建全基金会，敏隆讲堂
汪精卫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一般说起来，向来很少人讲到汪精卫，即便是讲到他，也是从政治、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很少人从诗词这方而来着手。而我讲他的诗词中的“精卫情结”，这个题目的选择呢，其实也是有相当的偶然性。
我最初认识“汪精卫”这个名字，是在他建立南京政府以后。1937年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当时我是初中二年级。“七七事变”发生在暑假，等到9月开学，我们学校的所有旧的校长、旧的老师都不见了，换了新的校长、新的老师。我们事先得到通知，说开学第一天，每个人要带墨盒、砚台、毛笔，上了课老师就说，翻开第几页，把第几行第几行涂去，或者翻开第几页，把这整页都撕掉，当时我就想到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
之后到了1940年，怱然有一天，广播上说是有汪精卫的讲演，我记得那天我伯父啊、母亲啊很多人就在收音机那里听讲演，那就是汪精卫回到南京建立我们所谓的“伪政府”之后发表的第一次谈话。我那时当然很年轻，听到长辈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没有人替自己的国家人民讲几句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过去，总算是个代表中国的人，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局势，那时他们是有这样一种心态。……
汪精卫本来是广东人，从小就很有才华，凡是看过他的文章、教过他书的人，都认为他是很不平凡的。而他父亲对他督促很严格，让他去读的最重要的书，就是王阳明的《传习录》，这是讲做人而且是关怀国家的；然后叫他读两家诗，一是陶渊明，一是陆放翁；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奋发的。中国传统儒家的修养，总是讲你达就要兼善天下，你穷还能够独善其身。你要有兼善天下的理想，而当你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当你穷困、不得意的时候，你还有一种独善其身的修养。
汪精卫小时候还在满清时代，他也参加了那种乡学、县学的考试，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他曾经考中广州府试第一名，还做过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的教师。可是后来他听到革命的言论，看到了满清的腐败，看到国家的危亡，就有了革命的倾向。当时满清正在选送人才到外国去留学，他就参加了广东举行的官费留学的考试，以很高的成绩得到了官费留日的资格。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从此就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成立同盟会并任评议部部长，是同盟会的最初骨干成员之一。因为他的文笔很好，不但当时很多档案由他起草，而且孙中山先生最后那《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定稿也是汪精卫写的。
当时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向各地华侨宣传革命，他从东京来到南洋，就在南洋宣扬革命时遇到了陈璧君，那时她不过十七岁左右，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而且我以为陈璧君读书应该也读得很好，因为陈璧君也写诗词，而且她的字应该也写得不错，因为汪精卫有一首诗，说冰如（陈璧君字冰如）抄写了王阳明《传习录》的一段，遗有汪精卫《述怀》诗中的一段，合写成一个长卷。所以这陈璧君也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她可以把王阳明的《传习录》跟汪精卫的《述怀》诗写成一个长卷。陈璧君也是热心于参加革命的，她听了当时汪精卫在南洋的讲演，看了他办一些革命的刊物上的文章，而且汪精卫还是个翩翩美男子，所以陈璧君当时就对汪精卫非常倾慕。其实陈璧君生长于南洋的旧家庭，年轻时候也订过亲的．后来解除了婚约。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形势一度非常不利，很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所以很多革命党人就非常灰心。就是在这个时候，汪精卫说，在大家都消沉的时候，要做一两件事情振奋民心。那做什么事情？他就想去刺杀摄政王。做这种工作当然就要掩人耳目，所以陈璧君就和汪精卫两个人假扮成夫妻，到北京执行暗杀的任务。汪精卫觉得，万一我被捉住而牺牲了，而她是以这样的身分过来的，一定会连累到她，我不能不给她一个名义啊！所以汪精卫就以私人感情跟陈璧君有了这种约言，说愿意跟她结婚。
后来汪精卫他们在后海的那个银锭桥底下埋炸弹，结果被发现了，暗杀任务失败，汪精卫就被捕了。那时陈璧君正在南方筹款，听说汪精卫被捕，立刻就赶回来，在他被关押的监狱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给他送一些东西，尽量照顾他。汪精卫被捕以后，本来应该立即处死的，然而因为当时那个主审的人看了汪精卫写的文章和供词，非常欣赏，所以就没有把他处死，而是把他关在监狱里边。这时当然还是满清的统治，可是人心已经思汉了，革命的风潮已经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同情革命。有一天晚上，监管汪精卫的狱卒就带进来一小团揉得很烂的纸给了他，他打开一看，是陈璧君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嘱托他忍耐，说一定要设法救他。汪精卫看了非常感动。那个狱卒说，这个写信的人希望他能够回信写几个字。汪精卫就想回信写什么？如果实话实说，被人家搜到了，那不是连累陈璧君了吗？所以汪精卫写了什么呢？他想到了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所写的一首词《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于是汪精卫把这首词改了几句，交给了这个狱卒，让他带出去给陈璧君。那陈壁君给他写的这封信怎么办呢？他说我既不忍心把它舍弃，又不能够把它保存。他就把陈璧君写的信放在嘴巴里嚼一嚼吞下去了。所以汪精卫实在是很重视感情的一个人。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刚才讲的是汪精卫早期的经历，现在我们就来看他最有名的几首诗——《被逮口占》四首。我的题目是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一个人有时候内心之中有一种complex，就是一种“情意结”，就是你执着要追求的东西。大凡真正伟大的作家，在内心之中都有一个真正追求和执着的理念。《论语》也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很多人只向往文采风流，但那一定是第二等，就是文采再美妙。再风流，也是第二等。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个最高理念的层次。我曾经写过辛稼轩词的评论，我说它“一本万殊” ，稼轩写了好几百首词，每一首词都有不同的感情、不同的风格，但是它有一个中心所执着的东西。杜甫也同样是如此，他那么多长短的、古近体的诗篇，也有一个他所执着的理念在那里。汪精卫的诗，还有他的词，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执着，而他理念所执着的，就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件。李商隐说“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天下的情势改变，你能够把东流的逝水都挽回来，你能够做到吗？而这个汪精卫就读了陶渊明诗和陆游诗，那陶渊明虽然是消极，但是他有一个理念是不可挽回的，所以他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我有我所执着的、我所守住的一点；这个陆放翁临死还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伟大的诗人，都有他一个理念、一个执着，不是随波漂摇的，不是见风说风、见月说月的人。
汪精卫的诗词之所以让我感动，就因为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诗词里边，从他最早的诗到最后的诗，都一直贯串着他的一个理念。所以你看他《被逮口占》就说：“衔石成痴绝”， “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就如李商隐说的，“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 ，你能够让沧海变成桑田吗？所以汪精卫说“衔石成痴绝” ，你能够挽回这个东流的逝水吗？你这个精卫的小鸟，想衔着一个一个小石头去填那个沧海，你填得了吗？然而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衔石成痴绝”， 那真是“痴”啊！有这种理念的人当然是傻瓜了，你抱着一个你自己要追求的理念，而你能不能成功是渺不可知的。你要填的是沧波万里的大海，所以“沧波万里愁”。“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你们大家都不肯做那个傻瓜的精卫，你们大家都不肯衔那个石头去填海，所以我是孤独的，可是我“终不倦” ，我不懈怠、不停止，“羞逐海鸥浮”——海鸥怎么样？海鸥到处追逐食物，船上有食物，牠就站在船上的桅杆上；海边上有食物，牠就落在海边上。而我精卫是耻于这么做的，所以“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第二首，“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奼紫嫣红的这么美丽的颜色，你是用什么颜料把它染出来的？他说“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将来有一天那么美丽的红花开出来，那是多少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鲜血染成的。
第三首是最有名的一首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少年人都容易感激奋发、激昂慷慨，所以“慷慨歌燕币，从容作楚囚”，我现在被捕了，但我不畏惧，我会从容赴死，为我的理想付出生命；“引刀成一快”，斩首对我来说是一种痛快，因为这是在成全我、完成我的理念，所以，“不负少年头”，我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为了国家而牺牲，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第四首：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心魂还在，我的身体就变成劫后的寒灰，我的骨头的那个磷火不会消灭，每夜都要照在当时的燕京。
我还要补充一点材料。汪精卫要去行刺摄政王的时候，曾经给他的朋友胡汉民写过五封信，他对这些革命的同志说，现在我们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很多人对革命不再存有热情和信仰了，我们要牺牲一两个人，做出一些事情来，重新唤起大家的革命热情，所以他准备去暗杀摄政王。胡汉民劝他不要做，说人才难得，不应该去牺牲，机会还不到。他就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说人才是为了有用的，得到人才却不用他，又何必求这些人才呢？如果说现在：不是可死的时候，而我汪精卫不是可以赴死的人，那么我请问，谁应该去牺牲？他又打了比方说，牺牲的道路有两条：“一曰恒，二日烈” ，譬如我们煮饭，是有一个锅来盛这个米，然后底下要架上柴火来烧。这个锅得要长久忍受烈火、滚水的烧灼煎熬，这是“恒”的美德；而那个被烧的柴，把它自己完全烧毁，饭就是因为有这个热力才蒸熟的，这是“烈”的美德。他说在革命的事业上，要有人做那个百折不挠、耐得住苦难的锅，也还要有人能够有牺牲的勇气、能够做那个被烧的柴火。他于是对胡汉民说：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我现在就要做那个被烧的柴，我希望你能够做那个煮饭的锅。所以这个汪精卫是从很早就有这样的理念。
那汪精卫后来不是跟日本人合作成立了南京的伪政府吗？当他死了以后，就有一些人写了诗词来悼念他，我现在念几首别人悼念他的诗。我现在先引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当汪精卫的死讯传来，胡适在日记里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他是抱定牺牲自己的意志的。这是胡适说汪精卫有“烈士”的情结。我今天讲汪精卫的“精卫情结”， “精卫情结”也就是一个烈士的情结，所以我的题目其实跟胡适先生是相同的意思。
人各有所求，《史记》里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文天祥殉节死难了，他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姓名、忠义的名声永远留在历史上了。所以烈士殉的是“名”，一般所说的“烈士” ，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名声，就是所谓“千秋万世名”，可是汪精卫不是一般的烈士，他所作的是更大的牺牲。他少年时候也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牺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远得到“丹心照汗青”的令名，可是最后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是连这个身后的名都牺牲了，他从此被人骂成“汉奸”。 而我之所以读了汪精卫的诗词很受感动，就因为他不是一首诗，不是一首词，他是从开始到结尾，终身所贯注的，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连名都要牺牲的，所以我说他是一种精卫的情结。
现在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首诗：《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说的是看到有人把车轮拆下来，劈成柴去烧火做饭了，而写了这首诗。车轮是负重致远啊！它曾经负载过多少重量、运输过多少货物？到它衰朽了不能用了，人们就把它拆下来烧火，所以它最后把自己也牺牲了。这种把车轮子卸下来劈成的薪柴在中国传统上有一个名字，叫做“劳薪” ，因为它做了一生劳苦的工作、最后连自己都赔上去了。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汪精卫有了这个complex，所以看到有人劈车轮为柴火，就引起了他的感慨，写了这首歌：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这就是他刚才的理论，我要把我烧了，蒸出一锅饭来给大家吃。
病中读陶诗
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问旧墨痕。
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
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
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
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无求。
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
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我们现在都讲的是他的烈士的情结。再看他的《病中读陶诗》两首。陶渊明这个人很奇怪，很多忠义奋发的人都被他的诗所感动，像稼轩（辛弃疾）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陶渊明有他凛然生气的那一面，而他不得志的时候，也能够躬耕归隐。所以陶渊明的诗富于人生的经验，可以让读者生出不少的心得、共鸣。
汪精卫的诗说：“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间旧墨痕”，这是他生病的时候，整天躺在床上，就读陶渊明的诗。他从小读陶诗，旁边或有他自己或者他父亲的评点，所以是“行间旧墨痕”；“种豆岂宜杂荒秽，他桑曾未择高原。”这是化用陶渊明的诗句。陶渊明有一首《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种豆在南山之下，可是草太茂盛了，豆苗长不好，所以，一大早起来我就去锄草，月亮都上来了，我才背着锄头回来。田间的小路很窄，旁边的杂草很多，我衣服都打湿了，但是只要我种的豆子长好了，我付上这点代价算什么！所以汪精卫说“种豆岂宜杂荒秽”，说种豆一定要除去那些杂草。你要追求你的品格、你的精神，你追求自己的那个不是外表能够看见的东西，你就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除掉。
“植桑曾未择高原”，陶渊明《拟古》说的，“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他说在水边种上了桑树，三年后想可以采桑了，忽然一阵大水来了，桑树枝叶都随波漂流了。可这是你最初选择的不对啊，你为什么不种在高地呢？所以今天被冲毁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因而人生，你说一句话、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说话你不做事．你一动心动念之间，你都种了些什么东西啊？“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陶渊明《饮酒》诗里边说了，“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世界上一切万物都有一个托身之所，惟独天上那一片云，四无依傍，这真是孤独。所以陶渊明又说“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你看那一朵云，慢慢的缥缈之间就消逝了，你什么时候再见到那朵云的光影的闪动？明天也许有云，但绝不是这一朵云了。还不像今年花落明年又开在这里，那云永远不见了。现在汪精卫用了陶渊明诗中的形象，“孤云叆叆诚何托”，诚，果然，人生果然就是如此孤独的，你汪精卫被人说成汉奸了，你当时的那一份用心，连你死后的声名都牺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谁真的认识？谁真的理解？“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这是一钩新月，你看它那么多情的样子，我觉得那月亮就要跟我说话。这么光明、这么新鲜的感觉，你真是觉得有生命在的，写得真是好。“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你说人生哪里不孤独？人生到处都孤独。你说人生哪里不受拘限？人生到处都是拘限。所以不管是山、不管是水，“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第二首，“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无求。”汪精卫真是写得好，尽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抱节孤松如有傲”，这也是陶渊明说的：“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松是坚贞的、岁寒不凋零的，所以它“抱节”；“含熏幽蕙本无求”，这是出自唐代张九龄的《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我不是为你们才香的，我是本来就是如此的。“本能求” ，这是张九龄说的，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兰蕙之芳香是它本质如此，它不是送出香气叫你来采折。所以是“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葱本无求。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陶渊明不是归田了吗？他说“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你看空中的鸟、水中的鱼是多么自由，所以陶渊明就脱出了世俗官场的约束隐居了。这是“闲居始识禽鱼乐”。
可是呢，下一句就是汪精卫，不是陶渊明，汪精卫是“广土终悬霜霰忧”，“广土”，我们国家的这一片土地，就是在霜霰之中，在风雪侵凌、在列强的窥伺之下，汪精卫为此而深深担忧。《论语》上记载，孔子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看到长沮、桀溺两个人在那里种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就过去了，长沮、桀溺就对子路说，你的老师带着你们东跑西跑，今天到这个国家、明天到那个国家，跟“丧家之犬”一样，你“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仁哉？”子路回去对孔子说了，孔子就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鸟兽不是你的同类，你不能真的就在山林之中与鸟兽住在一起，我们是人类，我们不关怀人类、不为人类做事情，我们跟谁在一起呢？所以“广土终悬霜霰忧”，这就是汪精卫跟陶渊明的不同了。你关心追求自己的自由，可是你怎么忍心看到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你的国家被灭亡呢？所以他“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我暂时抛开我喜欢的酒，我就来吃药，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我怎么能因为吃起来苦就抱怨呢！所以你要耐得住一切的苦恼。
那汪精卫跟陶渊明果然是有不同的，你要知道，天下的事情，你没有走出这一步以前，你是站在这里的，但是你只要一步走出去，你不站在那里了。所以陶渊明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他是接受新朝还是不接受新朝？陶渊明就说，“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他说有人劝我出去，我已经走到门口了，迈一步就出去了，可是我又转回头坐下了，我自己想一想，万一我一步迈出门，如果遇到不能够让我满意的事情，那就千年万世永远要被人讥笑了，这就是陶渊明。而汪精卫这个人就跟陶渊明不同，汪精卫是我宁可牺牲自己，我要为国家人民做一些事情，而陶渊明说我还是退回来吧！所以汪精卫当时在中国最危亡的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有半壁江山，能够由他把沦陷区的人民、土地保全一部分，他是有这样的理想。可是你毕竟迈出去这样一步了，当你没有迈出去的时候。日本人跟你谈的条件说的都很好，可是你一旦真的脱离了国民政府，真的坐着船到了上海、到了南京，日本人马上条件都变了，你回不去了。就是“万一不合意，永为耻笑嗤” ，这真的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来看汪精卫的一首词。他有一首咏落叶的词，牌调名是《忆旧游》，写得很不错。我们知道，词的内容跟牌调其实是不必然有关系的，但是很多作者，在他选择词的牌调的时候，他是有心的。汪精卫为什么选择了《忆旧游》？因为里边有他对自己平生的回忆。还不只是汪精卫，晚清的文廷式也写过一首《忆旧游》，那时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从京城逃走，把珍妃投到井里去了。而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跟珍妃的哥哥也是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所以文廷式写了《忆旧游》，回想当年，感慨万千。现在汪精卫也写《忆旧游》，文廷式、汪精卫选择了这个《忆旧游》的牌调，还是有一份深意的。这是牌调，再说题目。有的词有题目，有的词没有题目，而这首词的题目叫做“落叶”，说明这是一首咏物的词。咏物词是怎么样？周济说：“咏物最争托意。“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咏物的词，最重要的就是里边一定要有寄托的意思。不然咏物只是咏物，那还有什么意思？汪精卫的这首咏落叶的词写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是一首咏物词，题目是“落叶”，咏物词一定要扣紧这个物来写。“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你要知道，树叶不是有叶绿素吗？它可以发生光合作用，可以给树提供养料，所以叶子的心是要保护树木的，可是现在这叶子落了，它要保护树林的用心就完全都落空了，现在就落得个一片凄凉。“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他说这个叶子难道就心甘情愿落下来吗？叶子还有多少留连的意思？它愿意留在树上，愿意贡献自己维护树木的一份心意跟力量。可是秋天那种强大的风，它不管落叶的悲哀，不管这个落叶的用心， “惊飙不管，催化青萍” ，就把一切植物都摧毁了。词的妙处在于它有一种“语码” (code)的作用，有一种言外的可能性。“青萍”是植物，当然一切植物到了秋天都零落了：但“青萍”同时是一把宝剑的名字，所以表面上说的是植物，秋天把一切植物都摧毁了，同时也是把一个志士、 一个烈士的一切当年的壮心给摧毁了。“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这里“分”是名词，就是本分，就是你所应得的。“己分”，我已经知道我的本分，我所能做的，“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潮，向前的叫“潮” ，回来的叫“汐” ；早晨的叫“潮” ，晚上的叫“汐”，一个是去的， 一个是回来。他说我已经知道我过去的那一切，没想到我晚年还要经受又一次的考验。我当年是曾经参加国民革命，曾经去暗杀摄政王，那现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我现在还要回来，还要牺牲我自己做一些事情吗？“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我现在再回来，作为一棵树，而这棵树是飘摇在风雨之中的树，树根都暴露在外面了。我是作为树枝上的叶子，希望还为这棵树尽一点力量，可是树的那些曲折的、向空腾拏的树枝已经都衰老了，不知哪天就会要倒。我这树叶能为这样的树做什么呢？我这叶子是飘零的，而这树的根和枝又何尝不是飘零的呢？所以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寒冷的根、老去的枝，跟我这叶子一同诉说飘零。
下阕：“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 ，他写的是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因为当时满清的革命，国家总体还是没有很大的危险；可是现在这个抗战的政府在后方真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整个国家的存在都是危险的、不可知的，所以他说现在是“天心正摇落”，“天心”，这是命运，天心注定现在就是摇落的日子，就是衰败的日子，就是这株大树枯干要跌倒的日子。“算菊芳阑秀，不是春荣”，就像我现在要想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南京，那里已经是沦陷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个政府，表面上做的也像有那么回事的样子，好像“菊芳兰秀”，可是毕竟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所以“不是春荣”，那不是真的春天。“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摵摵”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瑟瑟” ，风吹枯干的树叶的声音。“摵摵萧萧里” ，到处都是凄凉摇落一片萧瑟的声音。“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什么时候萧瑟的声音才能停止？要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变成沧海，要整个的世界都换了，这种摇落的声音才能停止。“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落红”是什么？这首词不是写落叶吗？大家要记得，我在前面讲过汪精卫的一首诗，说“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落叶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知道我要流走，但是我要用我的鲜血染红花瓣，我最后愿付上我的代价，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的持守、我的志意。所以我希望有一个飘落的红色的花瓣陪伴我。一起流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如果我能够在最后离去的时候，不止是一个枯干的叶子，还伴随有一片飘零的落花，那个时候就算我凋零随流水流走了，那流水还留下一点点香气，“余馨”也就是他原来的志意和理念。“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落叶是现在，那未来呢？秋天以后就是寒冬，所以我的未来，落叶的未来，是“冰霜追逐千万程” ，我知道我将来要走的路，一路上都是冰霜的追逐，是更寒冷的冰雪的挫折。这就是当时汪精卫离开重庆、到南京组织了伪政权的时候写的一首词，里面仍然体现着他的牺牲的志意。
汪精卫后来就当然是汉奸了，他死后本来是葬在中山陵附近的梅花山上，因为那个时候南京政府还存在，日本还没有投降。可是转眼之间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要从后方重庆回到南京的的时候，就指示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他们两个人斗争了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而汪精卫死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投降以前一年不到的时间了。当时有人劝陈璧君退出，说你就不要再在政府里边工作了。陈璧君就说，我跟汪精卫从开始革命跟随他一生，我不能到最后放弃这件事情，我宁可为这件事情而牺牲。所以陈璧君在战后就以汉奸罪被审判。有记载说当时很多人来旁听，陈璧君就在法庭上说，你们说汪精卫卖国，说汪精卫是汉奸，中国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卖的？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丢掉的？他是在这些地方沦陷以后，才来挽救这里的。据说当时很轰动。而由于战后蒋介石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报纸甚至还说“人心思汉”，“人心思汉”本来是说人想念自己的祖国，但是这里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汉奸。这个我是身经其事的，我们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现在胜利了，当然很高兴了，我当时正北京的中学教书，就带了我的学生在马路上欢迎。结果国民党的这些个来接收的人，最后我们管他们叫什么？叫“劫收大员” ，还有什么“五子登科” ，这都是当年编出来的成语， “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条子、金子、车子、还有女子，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现在来不及讲很多，再看看汪精卫死后人家评论他的诗吧！当时上海有一位女诗人，这个人叫陈小翠，她有一首《题双照楼诗词稿》，全诗是：“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宋，松桧千年耻姓秦。翰苑才华怜俊主，英雄肝胆惜昆仑。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这首诗写得很贴切：“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汪精卫跟陈璧君的住所叫“双照楼”，如今他已经老去了：而他这一辈子等于做了两种不同的人，前半辈子行刺摄政王，是革命志士，现在居然做了汉奸。但是刚才我就说了，很多人同情他，比如胡适之就没有说他是“汉奸”，而说他是有烈士的情结，烈士的complex，这是胡适之的日记上说的，真正了解当时的那些个人，都知道汪精卫绝不是一个汉奸，他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只有蒋介石那一派的人才会真的把他打成汉奸了。所以陈小翠说“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宋，松桧千年耻姓秦”——这真说得好，他是要保存半壁江山，跟南宋一样，可是他毕竟是跟日本人妥协了，所以“松桧千年耻姓秦”，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那松桧是经霜而不凋零的，可是松桧的桧字冠上个姓秦的“秦”字，就因为秦桧而蒙上了耻辱。汪精卫也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名字，所以是“耻姓秦”。“翰苑才华怜后主”，这是用了一个典故，说李后主亡国以后被带到北方，宋朝的皇帝就问他，说听说你常常写诗词，有什么好的句子念来我听一听。李后主就说“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是他咏扇子的诗，宋朝皇帝就说，“好一个翰林学士啊！”说你这个文才还不错，就是你不配做一个国君。所以陈小翠说“翰苑才华怜后主”，当时中国政坛上的这些个高宫，诗词写得最好的是汪精卫，所以“翰苑才华怜后主，英雄肝胆惜昆仑”——她说汪精卫始终是英雄肝胆，像唐朝传奇里说的昆仑奴这样的侠士。“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汪精卫当年说“引刀成一快” ，可是到底没有；而现在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下场。
当时还不止是陈小翠说他好，钱锺书也有一首诗，说“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也是称赞汪精卫的，“扫叶吞花”都是汪精卫的诗词，“足胜情” ，他有这么多的诗人的感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在政坛上的这些个名公巨卿之中，难得有这么有才华的人。
其实我本来还有一些材料，在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的时候，南方有很多的词学家，像钱仲联，像龙榆生，都跟汪精卫有密切的交往，而且钱仲联他们还在汪精卫的政府里做过事情，汪精卫死了以后，他们也都有诗，我现在来不及给大家念了，只好就结束在这里。总而言之，我认为汪精卫诗词里有一个complex，就是胡适说的烈士情结，一个“精卫情结”。
文章评论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2-07-25 02:24:14
学习了。
很欣赏过路网友的评论：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相对还比较不错的政治家。就其才能而言，是属于人类才能光谱中天才那一端的。
把毛和汪比较，仅从文字诗歌造诣上来看，都是中国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才子。汪的“引头成一快”与毛的“欲与天公试比高”都是脍炙人口传世佳句。他们的诗言志，也都是胸怀大志者。
但是，这个“大志”，却有一个不小的分别：汪毛都憎恨满清以及当时的中国现状，都立志改变，而且都热血沸腾地主张并参与组织激烈暴力革命。汪当然还早一个时代阶段：推翻满清。汪是一个立志为此献身的革命者。而找遍毛的诗词著作讲话，没有一处表达这种自我牺牲献身“精卫填海”的精神志向，而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统领别人借用各种力量，甚至包括统领牺牲自己的家人，抛妻别子，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数风流人物”，舍我其谁也。不得不承认，从政治家战略家野心家的角度，毛比汪高出不止一头。但是从人品的角度，汪在自己“引头成一快”的无畏无私的同时，却儿女情长,有着近似梁山伯的身仪心态。
同时，在对世界与时代大局甚至人类历史方向上，汪能够看透苏联与共产主义对人性与中华的不适，却看不透英美西方对抗法西斯的道义与力量所在，以及对日本和苏俄两害对中国当时以及未来前途谁更凶险急迫做出错误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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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章诒和选自《四手联弹》（牛津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章诒和选自《四手联弹》（牛津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奸，叫汪精卫。中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唯独他投靠日本，出卖国家。蒋介石也是假抗战，真反 共。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回到家中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师和书本怎么都错了？”我颇为惊异。
“错了。”父亲点点头，语气颇为肯定：“蒋介石反共，但他是抗日的，还是领导抗日的领袖。”
我说：“领导抗日的，不是毛主席吗？” “那时没有毛主席，只有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呢。这不是造谣，我在场。”
父亲的话，我听得发怵又发呆。
提及汪精卫，父亲是一讲再讲，尽管每次说的很零星。他称汪精卫为汪兆铭，说这才是他的姓名。对他的看法，父亲归纳为三点：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男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
“好到什么程度？”我问。
父亲说：“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父亲多次向我背诵他狱中所作《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 负少年头。”汪精卫在决定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澧前，曾写有一封《致南洋同志书》。书中慨然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 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也。”父亲说：“那时的汪兆铭和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比，毫不逊色，一样的壮怀激烈。”父亲又告诉我，那篇人人熟读的孙中山 《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实则由汪兆铭代笔，孙中山未写一字。
说汪精卫有人品，我有些不解：“汉奸有什么人品？”
父亲说：“政治上从慷慨赴死，到涕泪登场，到客死异国，汪兆铭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没有野心的人其实是成不了气候的，但是就算有野心，仍需脚踏实地，才可能最终成气候）
后来，我还知道了“人心思汉”的典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全国派遣接收人员，大家管他们叫“劫收”大员，个个“五子登科”。所谓“五子”就是指他们所 “劫收”的房子、票子、金子、车子和女子。国民党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的报纸就有载有“人心思汉”之说，成语本意是想念家国，但这裹的“人心思 汉”，是暗指人心思念汉奸汪精卫，思念他的人品。
我再次发呆又发怵。
父亲从书房里，拿出一本可能是香港刊印的《双照楼诗词稿》，翻到《金缕曲》一页。说：“这是汪兆铭在狱中写给陈璧君的情诗，你读读。和你学的那些散曲相比，我看也是不差的。”
汪精卫入狱后，陈璧君直奔京城设法营救，并以密函向汪示爱，原以终身相托。汪精卫看后万分感动，遂改清初顾梁汾寄吴兆骞之《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旧作而成。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偎俄。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金缕曲》中有报国之志，亦有男女之情，都写得至纯至性，令人感动。我才明白所谓的汉奸，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白鼻梁小丑。在《金缕曲》后面，汪精卫又用血 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叫陈璧君赶快离京。几天后，汪收到陈璧君的一封信，信中再次向汪示好，建议“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汪精卫被陈 璧君的真情打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毫无出狱的希望。即使有相见之日，彼此已为垂暮之人，遂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一个“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的血字，痛哭了 三日。
汪精卫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 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学者叶嘉莹认为，汪诗中蕴涵着一个“精卫情结”，所谓“情结”，即指一个人的内心始终存有一 个追求和执着的理念。汪精卫的名字缘自《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
他有“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的诗句。“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 鸟。一个小鸟，想衔着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沧海，填得了吗？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 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 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叶嘉莹说，精卫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卫所做，正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于 是才有一生的“衔石成痴绝”，才有一世的“沧波万里愁”。纵观汪诗，从壮怀激烈到一腔愁苦，这个“精卫情结”贯穿了始终。
当夜捧读新本，边读边落泪。负罪人带着他的心魂走了，不知他进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一往凄清，同诉飘零。无论灵魂停留于何处，我想，在夜的清幽裹，他也会显示出属于自己的魅力来。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这是钱锺书的诗句。显然，他很感叹汪精卫——一个政坛人物有那么多的诗人的感情与才华！
许倬云谈汪精卫
宁汉分裂时，汪精卫是属于武汉一派，他跟蒋介石本来就有竞争，所以貌合心不合。但他代表的是国民党的老力量，都是孙中山的嫡系，蒋介石则是枪杆子出身。 汪精卫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办事，从来没试过。他做蒋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汉，接着撤退到重庆， 在武汉的短暂的时候，他就讲和平，要谈判。打不动，在谈判的时候拖出时间来建国，叫“低调俱乐部”，胡适先生都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在抗 战最困难的时候，民穷力尽，真的是已经打不动了。汪精卫认为，再打下去我们国家会亡，不如忍一时屈辱。所以汪精卫自愿讲和，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的，蒋介石没 有这个能力，两人没有这份交情。汪精卫以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试探和平。日本的意图是腾出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国的资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战争。汪精卫是 笨，他没有料到签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条约，他以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举，等到条约签出来，他悔之晚矣。陶希圣看了这个条约，甩手就走人。汪精卫不能逃，他手 上就是陈公博这几个人，所以后来他的政府班底没有人，是日本人给他组织的，还不让他管华北。他甚至于管不着苏北，郝鹏举这些地方武力有时候投中央，有时候 投日本，有时候投伪军，有时候和新四军合作，郝鹏举占了半个苏北，新四军占了半个苏北。
老实讲，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他可能以为替国家留一些余地，挣取一些时间。汪精卫苦心，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张，我们不能全怪秦桧。（后略） 选自《许倬云谈话录》
胡适谈汪精卫
胡（适）且亲口告我说：“他们（汪派）是爱国的。”
（唐德刚序三，《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17页）
胡适与汪精卫关系一度相当密切。我手上有胡适与汪的来往书信集。但那些都是汪在搞和平运动之前的通信，这里唐德刚所转述的，却是胡适晚年对汪的评价。
陈寅恪挽汪精卫七律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载，在成都探望陈寅恪病，陈口授一诗挽汪精卫请吴笔录。）
吴注：“阜昌”，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王刘豫诗，豫曾为进士。
陈寅恪在抗战期间极有骨气，坚拒与日本人合作。“东海”“冤禽”，指的是精卫鸟，也就是汪精卫（汪精卫本名汪兆铭）。陈寅恪正是用这个典故悼念汪精卫：“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钱钟书《题某氏集》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作于1942年。诗题“某氏”即指汪精卫。）
这也是上面章诒和最后引用的钱钟书的诗句。诗中“东野”是指唐代诗人孟郊（字东野），“孟德”当然是指曹操，“元衡”当指中晚唐诗人武元衡。
“似觉南风有死声”应指失败的征兆。成语有“南风不竞”，即用以比喻力量衰弱、士气不振或竞赛中一方失利。出自《左传·襄公十八年》：“又歌南风，南风 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南北朝诗人庾信《拟咏怀》（十一）追述梁元帝在江陵败亡的悲剧，其中有“南风多死声”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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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汪精卫的诗词，一般人都记得他早年的“慷慨歌燕市，从容 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逮口占》之三）这首诗一来写得确实精彩，二来也因其短小，不用费力就能铭记于心。实际上，汪精卫后来写过更多的 杰作，而且不论是五绝、七绝或词牌中的小令，还是七律、五律、歌行、古诗、词牌中的长调，他都写过很多很精彩的作品，风格多样。我以前介绍过，他是清末民 初著名文学社团南社（以及新南社）的成员，南社的重要骨干柳亚子在《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我 认为，汪精卫在诗词上的造诣，在二十世纪的旧体诗作者中首屈一指。
对汪精卫的总体评价虽然在中国大陆还是不得触碰的禁区，但对他的诗才，近年来海内外有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介绍文章。昨天读到82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称为“史学泰斗”的余英时先生为汪精卫诗词重版所写的序，转载如下。余英时教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的著作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就在大陆出版了很多种。
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
余英时
余英时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分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别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藁》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 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 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别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 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 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 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戚戚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 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 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见《谈艺录》补 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 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 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板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 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 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 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 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藁》，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 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 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 法：第一、“巨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巨公”而 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 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 “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甚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 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 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七─八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册，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四年，页二○三）
这也是为甚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册，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 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 “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 ── 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 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 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 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 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 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页四七）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 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 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 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 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 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 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 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册，页二○）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三年，上册，页九四）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册，页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 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按：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 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册，页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 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 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一─二○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 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麿发 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 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 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 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 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沈．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册，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 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 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覆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 《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 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 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 “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 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覆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 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 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册，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 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二○○八年，上册，页二○二─二○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 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册，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册，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册，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 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 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 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 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 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 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 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 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 ── 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年，第五册，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 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 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 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 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 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 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琛）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沈》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 ── 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 ── 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 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冤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 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 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卷首影印 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蒙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 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 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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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汪精卫，今天正巧看到中国著名思想文化网站“共识网”首页以重要位置刊出了一篇数万字 长文《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文章第一句话，就让我会心一笑——好像正是针对我们万维某些博客、读者所说：“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 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两个字就算完了。”
这篇长文亦庄亦谐，口气颇为调侃随意，看来是个年轻人所写——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过于正儿八经，背了太重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包袱，缺少他们那样的轻松不羁。
“共识网”的编辑大概估计到此文的观点颇为尖锐，在文前特地以黑体字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当然！任何文章都是如此啊。但让我不无吃惊的是，此文贴出一天，已有28944人看过，其中545人投票表态，持有正面评价的竟占80％以上。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上）
作者：推倒柏林墙，共识网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两个字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 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 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 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 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 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
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 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 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 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 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 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 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 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中国国民政 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 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文官的卖国路线能在和日本军人的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 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 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之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 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 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 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 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 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 “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 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 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20余 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地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得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从后方起兵牵 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 “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 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 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 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 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 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 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 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 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 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算是有几分才 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 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 一遍。汪精卫看完后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 全国政权。套用一句愤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 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 “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 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 又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 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 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 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 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 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 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 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 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 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若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 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 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换下去，否则 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
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 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 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 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 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 声。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 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 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 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 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 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 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愤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 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 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 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 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 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 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 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 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 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 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 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 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 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 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 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 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 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 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 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 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 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 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 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 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 “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清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 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中央全会后合影时，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 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 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 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 “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 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 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 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 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 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中国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平均每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 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 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 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 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 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 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
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 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 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 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 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 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 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 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 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地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 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 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 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 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 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 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 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 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 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 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 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 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 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 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服“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 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 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 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 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 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 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 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 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冲击日本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 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 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 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
问题是， 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 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 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得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给陈璧君写的信中说：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 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 由。
“我们十分尊重你”——这是对一个“中国头号汉奸”的老婆、本人也被定为“汉奸”的人的口气吗？
这几个人，宋庆龄生于1893年，跟老毛同龄，比1891年出生的陈璧君小两岁，而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生于1878年，算是陈璧君的老大姐。他们这种口气，说明了什么？
坐牢已经十多年的陈璧君不识抬举，竟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下面，我转载《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这篇文章的后半截。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下）
作者：推倒柏林墙，共识网
作者：推倒柏林墙，共识网
（续昨）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 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 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 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日本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 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 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 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 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 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 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 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 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 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 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 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 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 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 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死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 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 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 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 有不放心的事。”还在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 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 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 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 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 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辛亥革命之前，陈璧君和 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 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 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 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 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 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 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 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 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 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 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 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 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 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 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心里其实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 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 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还真没什么把握。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 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战略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 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旗，日本人则坚决不同 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 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 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 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 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 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 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 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 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 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 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令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 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是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 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 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 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 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 “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 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 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 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也是通过 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 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 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 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 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 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 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 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 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或说送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 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 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 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 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 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汪的底线，接近于亡 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 “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 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 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 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 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 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精卫），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 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 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 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 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 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 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 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 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 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 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 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 不是卖国求荣之辈，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 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但最后见情 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重投蒋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 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 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 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 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 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 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 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 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 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 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 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 了。
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 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 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 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 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 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 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 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 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 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色·戒》中“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 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 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 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 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 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 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 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 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 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 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 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地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 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的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 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 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