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嘉
中国2012年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根据美国学者 亨廷顿的研究，世界上人均GDP小于500美元的国家中90％是专制国家；500－6000美元专制和法治国家各半；6000美元以上90％是法治国家。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转型的动力仍然来自民间。这个动力就是民众对基本权利的渴求。民众希望改变30年前遗留下来的简单粗暴的由政府单方 面决定的利益分配方式。
在这个转型中，中国的精英阶层将发挥重要作用。精英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身份。30年前中国没有不 同的利益阶层，精英们只能依附在执政党改革力量的周围建言献策，精英们无论贫富大小都在“操中南海的心”。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中国。企业家们最 关心的是对产权的保护和政策上的公平对待；学者和媒体人最需要的是思想和言论自由；律师们只有在司法独立下才能获得职业的尊严。只有政府中的精英和服务于 政府的研究者才有资格，有可能站在政府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而民间精英只能也应当以自己为主体考虑问题，提出要求。这也就是“喝地沟油的命不操中南海 的心”。民间精英开始具备主体意识的一个判别是不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顶层设计”上，而是着眼于自己能做什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班子”身上是一种懒惰 的思维方式，更不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在给定的环境下做最多的事，“抢黄灯，绕红灯”而不怨天尤人。当有了主体意识时，就不会因一席讲话而欣 喜，一个事件而悲愤。主体意识就是“活在当下”的态度，就是“淡定哥”精神。
但无论是政府精英还是民间各界精英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避免社会大的动荡。民间精英推动和平转型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理性的利益博弈摸索出一套公平透明的博弈规则。
法 治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具备一整套公开透明的由利益攸关方平等参与的利益博弈机制。只有当不同利益方都认可同一套博弈机制并且“愿赌服输”时，社会利益矛盾 才能得到文明的解决。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利益分配机制仍然沿袭了30年前的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因而常常是简单粗暴的利益分配机制。
以 《劳动合同法》为例，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调整新形势下的劳资关系。但整个立法过程几乎完全没有“劳”和“资”两个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期间有过“征求 意见”但这些“意见”毫无约束性）。这样一个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法律的出台对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晴天霹雳。许多企业的第一反应就是规避，即使像华为这样的 世界一流企业也只能是用重签劳动合同的下策来对应。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没有公开透明的博弈机制，利益攸关方不知道如何参与到博弈中来，只能事后设法规 避或“搞掂”。这样的结果不仅对企业和员工不利，对政府也不利。一个被博弈各方都不认可的法律不仅被舆论声讨，而且在执行中会被大打折扣。在金融危机时， 许多地方政府迫于压力将《劳动合同法》“暂缓执行”。
一个没有经过合法性程序因而不被认可的法律不仅让政府威信扫地，而且严重地损害了法 律的严肃性，“上有恶法，下出刁民”，从而使全社会永远无法形成法治习惯。因而法治社会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在各个领域由民间和政府一起共同摸索出一套共同认 可的博弈规则。民间主动参与到立法立规过程中来，政府提供民间参与的条件。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利益博弈过程，才能逐渐建立起各方认可的规则。法治的核心 是程序正义，也即博弈的结果并不重要，只要程序合法博弈各方都要认帐。
民间精英在推动和平转型中的最重要责任是领导社会自治。
人 类的自然情感和自然联系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基础。NGO正是基于这种自然情感、自然联系形成的组织，所以它一定是正能量组织。如果一个社会可以由 基于各种兴趣、各种利益、各种方式组成大大小小的NGO的话，就相当于在这个社会中织了很多很多网，任何一个个人都可能被织到某个网里，这时社会的稳定性 就大增。基于科学上的大数定律，一个组织的人数越多，这个组织的观念一定越温和、理性。一个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利益越多元化，就越不容易走极端。所以一 个社会自治程度化越高，就越稳定，并且越不依赖于外力，人的尊严程度越高。
中国是一个有自治传统的国家，唐朝约有三万的官员管理9000 万的老百姓，官民比例是1：3000；清朝是20万官员，四亿百姓，官民比例1：2000； 民国是50万官员，五亿百姓，官民比例1：1000。今天由纳税人养活的各种公务员非公务员大约有7000万，官民比例1：19。 所以新任总理李克强的“约法三章”中有一条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只能减少不能增加。
在过去中国传统社会，这么少的官员是如何管理这么多百姓 的？民国贵州一个县总共只有12个官员，怎么管理大概20万的老百姓呢？秘诀在于依靠几百万个志愿者，这几百万个志愿者就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乡绅，他们出钱 出力出时间来修路修桥办教育办慈善，解决乡里纠纷。1949年以后，中国学习苏联把社会变成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样的统治就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由政府 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人统统管起来。这种统治同时需要把社会的所有自然联系全部打散，因为任何一种人群中的自然联系都可能不利于这种统治。这样管理的成本必 然大幅度增加。而且当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横向联系的社会一定会乱。
当民众不再相信官方意识形态时，当居委会 大妈不再愿意免费“抓特务”时，在一个利益分化矛盾激增的社会里继续坚持“全能管理”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过去十几年中国财政收入每年是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在增长。但维稳费用增长比财政收入要快得多，根据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 68447亿，增幅11.7％，而维稳费用为5140亿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5％，年增幅达47.5％。如果以2009为基数，按这个速度增长下 去，到2019年把全部财政收入做维稳都不够。当然维稳费用不可能每年都以47.5％的速度增长，但只要显著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一定不可持续。李 克强总理说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依靠不断增加费用的维稳体制将会是重大考验。
社会自治的最大好处就是由民间自愿地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成本。当志愿者（如乡绅）出于自愿在管理社区时，他们花钱花时间花得高兴，因为这种为社会的服务给他们带来了尊严和荣誉。但传统的自治和现代的自治有什么区别呢？下图给出了比较：
传 统的自治主要是基于熟人的自治，依赖于宗族或者是地域；自治的中间力量主要是士绅阶层；他们信仰的价值观和皇权官府是一致的， 就是孔孟之道。今天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社会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基于生人的，生人只能基于契约。今天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是各界的精英，特别是掌控经济 资源雇用大量员工的企业家们。和过去乡绅类似，由于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他们有能力成为社会自治的领导力量。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为了中 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和世界上受尊敬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的价值观只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社会自治的第一步是精英们先学会自己的自治。如果精英不能先自治，就不会有全民的自治。没有全民的自治，就很难建设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而精英内部的自治就是建立和发展各类的精英NGO组织。
目 前精英的NGO无非是按地域、行业、经历、兴趣、社会议题或价值观划分的。分析精英NGO的形态可以有两个主要维度。一个是利益诉求的方向，从关心个体利 益到关心公共利益（注意，这里没有价值判断）。第二个维度是治理结构，从灵活型到严密型。通常由少数个人主导的组织，它的治理结构相对来说会比较灵活，或 者说少数熟人在一起，就会用灵活的结构。因为不需要太多烦琐的章程。但是当一群生人在一起，人数又比较多的时候，只能采取比较严密的结构。
我 们可以用上图把一部分精英NGO标注出来。纵轴是利益诉求，横轴是治理结构。凡是有明文章程的都在纵轴的右侧，如果没有明文章程而是靠大家默契的在左侧。 凡是公共利益的都在横轴之上，小于行业诉求的都在横轴之下。圈子的大小代表影响力。通常影响力大的组织都是关心公共利益并且对社会作出实际贡献的组织。
中 国企业家生态协会（又称阿拉善，SEE－Society of Entrepreneurs and Ecology)是2004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企业家环保组织，有近200名会员。SEE的利益诉求是完全公共的，不仅和会员企业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跟行业利益都没关系，纯粹为了环保。SEE的治理结构是中国企业家NGO里面最严密的，对章程的执行也是最严谨的。
中国企业家（亚布力）论坛是成立于2000年的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一个企业家组织，有近百名理事。它的诉求也是非常公共的，但是毕竟关心民营企业还算是一种自利的需求。因为亚布力论坛创始理事是一帮朋友，所以治理上比SEE灵活。
数字中国囊括了中国高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行业的上百名著名企业家。 它是一个行业的利益诉求。也是因为由几个比较熟的朋友创建，因而采用比较灵活的治理结构。
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由近200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海归组成，理事们有企业家、著名学者、律师、媒体人和艺术家。它的主要使命是“联谊海归精英，汇聚全球智慧，推动社会进步”。2005委员会有比较明确的章程和较严谨的治理结构。 口
各 地的商会更多是关心自己企业的利益，通常商会都有明文章程，但各商会对章程的执行程度不同。目前中国还有许多私人基金会，基金会的利益诉求通常是公共的， 如果捐助人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运作基本按照捐助人的意愿进行的，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没有严密的治理结构。中国在扶贫、教育、环保等领域还有很多草根 NGO，他们是公共的诉求，但通常没有严密的治理结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圈子，如红酒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纯粹是个人的诉求和非严密的治理结构。
民间精英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思想者，如学者和媒体人；第二类是行动者如企业家和律师。这两类人在社会转型中的分工是什么？思想者应当主要是研究理论，学习经验，传播理念，而行动者则是探索建立理性的博弈规则，两者都有领导社会自治的责任。
中国过去30年从计划经济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并因此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我们看看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要素有哪些：
第一，政府从默许到认可到今天鼓励市场经济。过去差点把“傻子瓜子”抓起来。但是邓小平说我们要看一看，那时候是默许。从共产党每一次的代表大会报告都能看出对于民营经济都是越来越支持。
第二，敢于在不确定环境下探索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从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来，和后来大批的管理学院和成功的中国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
今后30年中国顺利转型为法治社会要具备那些要素？我觉得可以类比：
第一，政府从默许到认可到鼓励公民社会。最近政府允许公益慈善类NGO注册不必有挂靠单位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标志着政府已经从默许NGO到认可NGO。
第二，出现一批社会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他们发扬企业家的精神，在不确定情况下去探索社会新秩序，特别是理性博弈规则。
第三，企业和成熟的NGO，要对新创和草根NGO做培训培养人才。社会资金要大量用于支持社会组织，让年轻人可以把NGO作为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选择。
第四，要参与国际事务，如全球暖化，与世界一流的社会组织交流合作。
过 去30年中国民众出于对生存温饱的渴望把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体制倒逼成为一个鼓励民营经济的体制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完成了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转型。今后 3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将是民众在对基本权利的渴求下把一个单向决定性体制倒逼成为一个多元互动性体制，并完成制度层面的现代性转型。
今天 的中国不缺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缺的是民主的训练和法治的实施；不缺对不合理制度的愤怒，缺的是对合理制度的探索；作为人群中最幸运的精英们有义务回馈社 会，最大的回馈就是推动中国和平稳定地转型为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作为最具有契约意识和实践经验并掌握了一定资源的各界精英也有能力参与转型。探索博弈机 制，领导社会自治，推动和平转型，是当代中国精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本文作者王维嘉是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共同创始人，阿拉善SEE协会创始会员，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论坛）创始终身理事；数字中国联合会共同创始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过
去
30年中国民众冒着制度风险，以草根的智慧和韧性创造出了一个世界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民众在对温饱的渴望的驱动下以倒逼形式完成的。30年前农村实
行的是人民公社制，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为了活命写下血书偷偷地分了土地；30年前雇用超过八个工人就算犯了“剥削”罪，是“傻子瓜子”不管不顾地第一个犯
了这个“天条”。执政党的功绩在于顺应了人性，回归了常识，在民间的推动下，逐渐由默许，到认可，到今天鼓励民营经济。是民间的自发动力把一个要消灭私有
制的经济体制倒逼成为了一个鼓励民营经济的体制，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转型。中国2012年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根据美国学者 亨廷顿的研究，世界上人均GDP小于500美元的国家中90％是专制国家；500－6000美元专制和法治国家各半；6000美元以上90％是法治国家。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转型的动力仍然来自民间。这个动力就是民众对基本权利的渴求。民众希望改变30年前遗留下来的简单粗暴的由政府单方 面决定的利益分配方式。
在这个转型中，中国的精英阶层将发挥重要作用。精英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身份。30年前中国没有不 同的利益阶层，精英们只能依附在执政党改革力量的周围建言献策，精英们无论贫富大小都在“操中南海的心”。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中国。企业家们最 关心的是对产权的保护和政策上的公平对待；学者和媒体人最需要的是思想和言论自由；律师们只有在司法独立下才能获得职业的尊严。只有政府中的精英和服务于 政府的研究者才有资格，有可能站在政府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而民间精英只能也应当以自己为主体考虑问题，提出要求。这也就是“喝地沟油的命不操中南海 的心”。民间精英开始具备主体意识的一个判别是不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顶层设计”上，而是着眼于自己能做什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班子”身上是一种懒惰 的思维方式，更不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在给定的环境下做最多的事，“抢黄灯，绕红灯”而不怨天尤人。当有了主体意识时，就不会因一席讲话而欣 喜，一个事件而悲愤。主体意识就是“活在当下”的态度，就是“淡定哥”精神。
但无论是政府精英还是民间各界精英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避免社会大的动荡。民间精英推动和平转型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理性的利益博弈摸索出一套公平透明的博弈规则。
法 治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具备一整套公开透明的由利益攸关方平等参与的利益博弈机制。只有当不同利益方都认可同一套博弈机制并且“愿赌服输”时，社会利益矛盾 才能得到文明的解决。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利益分配机制仍然沿袭了30年前的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因而常常是简单粗暴的利益分配机制。
以 《劳动合同法》为例，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调整新形势下的劳资关系。但整个立法过程几乎完全没有“劳”和“资”两个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期间有过“征求 意见”但这些“意见”毫无约束性）。这样一个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法律的出台对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晴天霹雳。许多企业的第一反应就是规避，即使像华为这样的 世界一流企业也只能是用重签劳动合同的下策来对应。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没有公开透明的博弈机制，利益攸关方不知道如何参与到博弈中来，只能事后设法规 避或“搞掂”。这样的结果不仅对企业和员工不利，对政府也不利。一个被博弈各方都不认可的法律不仅被舆论声讨，而且在执行中会被大打折扣。在金融危机时， 许多地方政府迫于压力将《劳动合同法》“暂缓执行”。
一个没有经过合法性程序因而不被认可的法律不仅让政府威信扫地，而且严重地损害了法 律的严肃性，“上有恶法，下出刁民”，从而使全社会永远无法形成法治习惯。因而法治社会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在各个领域由民间和政府一起共同摸索出一套共同认 可的博弈规则。民间主动参与到立法立规过程中来，政府提供民间参与的条件。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利益博弈过程，才能逐渐建立起各方认可的规则。法治的核心 是程序正义，也即博弈的结果并不重要，只要程序合法博弈各方都要认帐。
民间精英在推动和平转型中的最重要责任是领导社会自治。
人 类的自然情感和自然联系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基础。NGO正是基于这种自然情感、自然联系形成的组织，所以它一定是正能量组织。如果一个社会可以由 基于各种兴趣、各种利益、各种方式组成大大小小的NGO的话，就相当于在这个社会中织了很多很多网，任何一个个人都可能被织到某个网里，这时社会的稳定性 就大增。基于科学上的大数定律，一个组织的人数越多，这个组织的观念一定越温和、理性。一个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利益越多元化，就越不容易走极端。所以一 个社会自治程度化越高，就越稳定，并且越不依赖于外力，人的尊严程度越高。
中国是一个有自治传统的国家，唐朝约有三万的官员管理9000 万的老百姓，官民比例是1：3000；清朝是20万官员，四亿百姓，官民比例1：2000； 民国是50万官员，五亿百姓，官民比例1：1000。今天由纳税人养活的各种公务员非公务员大约有7000万，官民比例1：19。 所以新任总理李克强的“约法三章”中有一条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只能减少不能增加。
在过去中国传统社会，这么少的官员是如何管理这么多百姓 的？民国贵州一个县总共只有12个官员，怎么管理大概20万的老百姓呢？秘诀在于依靠几百万个志愿者，这几百万个志愿者就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乡绅，他们出钱 出力出时间来修路修桥办教育办慈善，解决乡里纠纷。1949年以后，中国学习苏联把社会变成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样的统治就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由政府 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人统统管起来。这种统治同时需要把社会的所有自然联系全部打散，因为任何一种人群中的自然联系都可能不利于这种统治。这样管理的成本必 然大幅度增加。而且当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横向联系的社会一定会乱。
当民众不再相信官方意识形态时，当居委会 大妈不再愿意免费“抓特务”时，在一个利益分化矛盾激增的社会里继续坚持“全能管理”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过去十几年中国财政收入每年是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在增长。但维稳费用增长比财政收入要快得多，根据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 68447亿，增幅11.7％，而维稳费用为5140亿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5％，年增幅达47.5％。如果以2009为基数，按这个速度增长下 去，到2019年把全部财政收入做维稳都不够。当然维稳费用不可能每年都以47.5％的速度增长，但只要显著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一定不可持续。李 克强总理说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依靠不断增加费用的维稳体制将会是重大考验。
社会自治的最大好处就是由民间自愿地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成本。当志愿者（如乡绅）出于自愿在管理社区时，他们花钱花时间花得高兴，因为这种为社会的服务给他们带来了尊严和荣誉。但传统的自治和现代的自治有什么区别呢？下图给出了比较：
传 统的自治主要是基于熟人的自治，依赖于宗族或者是地域；自治的中间力量主要是士绅阶层；他们信仰的价值观和皇权官府是一致的， 就是孔孟之道。今天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社会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基于生人的，生人只能基于契约。今天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是各界的精英，特别是掌控经济 资源雇用大量员工的企业家们。和过去乡绅类似，由于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他们有能力成为社会自治的领导力量。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为了中 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和世界上受尊敬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的价值观只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社会自治的第一步是精英们先学会自己的自治。如果精英不能先自治，就不会有全民的自治。没有全民的自治，就很难建设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而精英内部的自治就是建立和发展各类的精英NGO组织。
目 前精英的NGO无非是按地域、行业、经历、兴趣、社会议题或价值观划分的。分析精英NGO的形态可以有两个主要维度。一个是利益诉求的方向，从关心个体利 益到关心公共利益（注意，这里没有价值判断）。第二个维度是治理结构，从灵活型到严密型。通常由少数个人主导的组织，它的治理结构相对来说会比较灵活，或 者说少数熟人在一起，就会用灵活的结构。因为不需要太多烦琐的章程。但是当一群生人在一起，人数又比较多的时候，只能采取比较严密的结构。
我 们可以用上图把一部分精英NGO标注出来。纵轴是利益诉求，横轴是治理结构。凡是有明文章程的都在纵轴的右侧，如果没有明文章程而是靠大家默契的在左侧。 凡是公共利益的都在横轴之上，小于行业诉求的都在横轴之下。圈子的大小代表影响力。通常影响力大的组织都是关心公共利益并且对社会作出实际贡献的组织。
中 国企业家生态协会（又称阿拉善，SEE－Society of Entrepreneurs and Ecology)是2004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企业家环保组织，有近200名会员。SEE的利益诉求是完全公共的，不仅和会员企业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跟行业利益都没关系，纯粹为了环保。SEE的治理结构是中国企业家NGO里面最严密的，对章程的执行也是最严谨的。
中国企业家（亚布力）论坛是成立于2000年的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一个企业家组织，有近百名理事。它的诉求也是非常公共的，但是毕竟关心民营企业还算是一种自利的需求。因为亚布力论坛创始理事是一帮朋友，所以治理上比SEE灵活。
数字中国囊括了中国高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行业的上百名著名企业家。 它是一个行业的利益诉求。也是因为由几个比较熟的朋友创建，因而采用比较灵活的治理结构。
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由近200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海归组成，理事们有企业家、著名学者、律师、媒体人和艺术家。它的主要使命是“联谊海归精英，汇聚全球智慧，推动社会进步”。2005委员会有比较明确的章程和较严谨的治理结构。 口
各 地的商会更多是关心自己企业的利益，通常商会都有明文章程，但各商会对章程的执行程度不同。目前中国还有许多私人基金会，基金会的利益诉求通常是公共的， 如果捐助人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运作基本按照捐助人的意愿进行的，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没有严密的治理结构。中国在扶贫、教育、环保等领域还有很多草根 NGO，他们是公共的诉求，但通常没有严密的治理结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圈子，如红酒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纯粹是个人的诉求和非严密的治理结构。
民间精英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思想者，如学者和媒体人；第二类是行动者如企业家和律师。这两类人在社会转型中的分工是什么？思想者应当主要是研究理论，学习经验，传播理念，而行动者则是探索建立理性的博弈规则，两者都有领导社会自治的责任。
中国过去30年从计划经济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并因此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我们看看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要素有哪些：
第一，政府从默许到认可到今天鼓励市场经济。过去差点把“傻子瓜子”抓起来。但是邓小平说我们要看一看，那时候是默许。从共产党每一次的代表大会报告都能看出对于民营经济都是越来越支持。
第二，敢于在不确定环境下探索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从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来，和后来大批的管理学院和成功的中国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
今后30年中国顺利转型为法治社会要具备那些要素？我觉得可以类比：
第一，政府从默许到认可到鼓励公民社会。最近政府允许公益慈善类NGO注册不必有挂靠单位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标志着政府已经从默许NGO到认可NGO。
第二，出现一批社会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他们发扬企业家的精神，在不确定情况下去探索社会新秩序，特别是理性博弈规则。
第三，企业和成熟的NGO，要对新创和草根NGO做培训培养人才。社会资金要大量用于支持社会组织，让年轻人可以把NGO作为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选择。
第四，要参与国际事务，如全球暖化，与世界一流的社会组织交流合作。
过 去30年中国民众出于对生存温饱的渴望把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体制倒逼成为一个鼓励民营经济的体制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完成了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转型。今后 3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将是民众在对基本权利的渴求下把一个单向决定性体制倒逼成为一个多元互动性体制，并完成制度层面的现代性转型。
今天 的中国不缺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缺的是民主的训练和法治的实施；不缺对不合理制度的愤怒，缺的是对合理制度的探索；作为人群中最幸运的精英们有义务回馈社 会，最大的回馈就是推动中国和平稳定地转型为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作为最具有契约意识和实践经验并掌握了一定资源的各界精英也有能力参与转型。探索博弈机 制，领导社会自治，推动和平转型，是当代中国精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本文作者王维嘉是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共同创始人，阿拉善SEE协会创始会员，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论坛）创始终身理事；数字中国联合会共同创始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