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游子·
读《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答“文艺争鸣”记者问》
钱理群先生是我素来敬重的学者和师长。虽然不在师门下，未得亲聆教诲，但毕竟在同一个篱墙内学习、生活过。先生的“底线”、“真话”、“坚守”，是我 引以为训的行事准则；先生在“忧虑与困惑”和“苦苦挣扎”中“寻找微茫的希望”，更令人敬佩。在此，再向先生敬谢，并祝先生一路走好！
看了《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刊载先生的“面对二十一世纪：焦虑，困惑与挣扎——答《文艺争鸣》记者问”，略有一些不同看法。窃以为，有些 问题事关当前世界格局和国人自身定位，事关国人如何认识并走出二十世纪压在我民族身上的桎梏。题义大矣，本不是我辈可以论及，但位卑未敢不思索，好在网络 提供了不计尊卑名分的空间。故在此与先生并广大网民探讨，若有不当之处，恳望先生指正并海涵；网民朋友若有指教，亦望不吝抛玉，或“砍砖”亦可。
本人口干，时间亦紧迫。一方面真诚欢迎众人指教，但难以一一做答，更不做口水之战。这里先行告歉！
一·
钱先生说：“但愿从此懂得爱惜人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要人死；但愿从此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改革与建设，‘早些开始，步子慢一点’，千万不要头脑发热而好大喜功。”并称这是“人类文明正常发展的一个底线”。
我想，人类文明的底线，应该是人权和公平。既是人类社会，作为其组成个体的人，人权自然是一切的基础；而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公平。人权的概 念，自是以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为准。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权的概念或许会发展，《世界人权宣言》或许要修 正；但在现阶段，它比任何一个国家或“领袖”的解释都要来的准确和全面。
若是脱离了普世的人权观念，而仅从“要人死”、“伤害人”来设底线，或将“人的个体生命置于一个绝对的位置”，就容易混淆了概念，甚至违背了人权和公 平的底线。萨达姆１９８８年下令向库尔德族人村庄施放毒气，全村５０００人无一生还，比这次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还多；米洛舍维奇手下的将军一次就屠杀 ６５００名阿族平民，巴尔干半岛的种族清洗死亡人数近３０万；九一一恐怖袭击，３０００人遇难……这些，都是没有直接前因可以防范的，也都是“底线”所不 能阻止的。若仅仅是人道呼吁、谴责，而不采取强硬措施，在客观上就只能是姑息，甚至是纵容。
若再不加区分地说“我们必须将伤害人（特别是无辜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战争，对人实行肉体摧残与精神压迫的独裁专制，同时置于审判台上”；那么，将已经置屠刀于自己头颈上的强盗击毙，是不是也要和强盗接受同样的审判？若此，公义就只能等待冤魂的追索了。
当独裁者利用手中控制的国家机器——而不仅仅是独裁者个人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其他人，而且这种侵害还在继续和发展的时候，有没有“绝对”不伤及任何人的方法，来阻止独裁者的恣意妄为？面对拒不放下的屠刀，除去强制手段，是不是真的“完全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
当独裁者的行为已经是一个国家的行为时，由于独裁专制所决定的，其子民已经被无可挽回地和国家行为的战车捆绑在一起。如果无条件地顾忌这些原本确是无 辜的生命，那就只有姑息驾驭战车的独裁者，也就必然要伤害其他更多的同样是无辜的生命。这也可以说是“两害相权”，但似乎背后还有公义为更高的原则。
回到现实中，如本·拉登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以及北韩金正日政权等，其对本国人民犯下了反人类罪，同时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无 时不在其不受任何限制和监督的威胁之下。这里，“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真能解决和他们的争端？“在遵循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真能和 他们在国际秩序的底线上共存？只能说是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罢了。
“理想主义”当然是理想的，但强盗不会由此放下屠刀；若除强盗之外的所有人都遵从了“理想主义”，强盗便可为所欲为。能够消除一切战争当然也是理想的，但独裁者不会自动放弃屠戮；若除独裁者之外的人都放弃了战争，那就只剩下任人宰割。
钱先生说：“最有发言权、最应该听取其意见的伊拉克普通民众却是缺席的。”但这种缺席不是美国国会或联合国讲坛不允许他们出席，他们连最基本的人权都从不曾享受。
至于“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改革与建设，‘早些开始，步子慢一点’，千万不要头脑发热而好大喜功”，应是对国内发展而言。而我想，国内的问题，恐怕远不是“头脑发热而好大喜功”，人权和公平同样是“底线”、是基础，是缺之则一切无从谈起的前提。
二·
人类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地域和种族的差异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文化。但是，作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却越来越明晰而趋同。民主制度已经证明是当今最先进 的文明“上线”，而独裁专制是综合一切落后腐朽并在现代发展至极的文明反动。不同的文化可以在类同的民主制度中得以发展，文明制度的趋同并不会限制文化的 多样。当然，每种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其背景文明的影响，扬弃是任一种文化发展的前提，伊斯兰文化、基督文化、中华文化，莫不如此。
所以，首先要把文化和文明在概念上分清。文化是多样的、并容的，文明是趋同的、相斥的。文化在发展中既要保持独立特异，又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文 明，当然不能用武力输出，但却是不可避免地要相互排斥、冲突，以至落后的消亡、先进的发展；然后再催生新的形态。知识分子，发展其诞生并立足之中的本民族 文化，是义务；批判所处的社会，是担当。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对人类文明的现状和发展有清晰的认识，决不可有丝毫模糊。若混淆了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则或是不 能对本文化扬弃、或是不能对他文化吸收，难尽义务；另则，或是对本社会认识不够深刻、或是对先进文明产生抵触，不尽责任。
钱先生认为：“将自己所信奉的文明原则、自己所属的文化绝对化、神圣化，并将不同于自己的文明、文化妖魔化；为了追求文明与文化的‘纯洁化’，而不惜 动用武力歼灭一切‘异端’”，是“布什政府与恐怖主义、萨达姆……其内在思想逻辑的相通”。就不能不说是混淆了这样两个概念：民主文明对专制文明的排斥， 和基督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应该相容相处，是可以并存的两件事情。而在现实上，无论是对伊战争还是以巴冲突，要说是美、以企图在文明或文化上歼灭对方，都太 缺乏根据，也有太多解释不通的地方。
钱先生还说：“在英雄主义、信仰主义、道德主义的神圣光圈笼罩下的对生命的残杀，是真正令人恐怖的”，并“联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类‘浪漫主义 的专制与屠戮’的苦”。文化大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专制与屠戮”，应该说还存有理想的成分，尽管那种理想是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九一一恐怖分子，是以 暴力建立伊斯兰国家为目的而不惜杀任何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殉道者。这些，都应该说是背离了人类当今的民主文明原则，虽然也还分处于不同的文明理念。把这 些，和美国对伊战争中的战士归于同一个“英雄主义、信仰主义、道德主义的神圣光圈笼罩”，不能不说是将“文明”的概念太泛化了。
三·
钱先生说：美国政府为维护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意味着，承认美国人的生命比其他民族的生命（例如，阿富汗、伊拉克人民的生 命）更为重要：这里所潜在的正是种族主义的观念”；当以色列人民“容忍沙龙政府对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报复’时，事实上也就接受了‘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 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的种族主义逻辑”。
钱先生又说：“一些受压迫、被侵害的弱者，在奋起反抗时，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者或侵犯者直接对抗，就只有伤及无辜，以示‘报复’。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爆炸’。……在我看来，被压迫被侵害者的反抗，是天经地义的，我对之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先说种族主义。当今世界上发生的种族灭绝，曾出现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柬埔寨、米洛舍维奇统治时的科索沃，这都是奉行反民主文明的集权制度。美国国内的 种族歧视，在１９６４年的“民权法”和１９７２年的“平权法案”实施三十多年后，现在已经在为如何不产生新的歧视而作进一步探索。从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 策和整个中东地区自身状况来看，应该说并不是种族主义的问题。
问题也并不是哪个民族的生命更重要，而是作为独裁统治者就必然牵连其治下的子民。当希特勒向世界宣战的时候，是无法仅仅打击希特勒一个人而将其治下的 军队和子民都置于不加侵害的“绝对的位置”的。尽管如此，美国在战争初期的首要目标是萨达姆本人；“斩首行动”未果后，也以高成本的精确打击使得整个战争 对平民的伤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减少。以色列的“报复”行动，是“定点清除”哈马斯组织领导人。
而以平民为目标的“人肉炸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忍、最无道义，也最无耻的做法，是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之解脱的。贫穷和落后是产生仇恨的土壤，但决不 是充分条件。舍身殉道的也并不都是穷困的弱者，九一一的嫌犯中多数是受过高度教育的阿拉伯富家子弟，“人肉炸弹”是从幼儿园就受着仇恨的教育、揣着萨达姆 给的２５０００美金、怀着对天国和７２个处女服侍期待的圣战士。这些行为，决不是用“被压迫被侵害者的反抗”可以概括的。
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是在近二千年前，其后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强者弱者能一以概之的。以色列建国时，支持的有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以色列的武器装备主要来 自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中东战争，是由周边的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五国联合发动；而进攻耶路撒冷的约旦军团是由英国军官指挥，英国飞机击落 的以色列飞机驾驶员中有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威茨曼的儿子。到今天，以巴问题是不能用强者弱者、压迫被压迫，或简单的是非来进行判断了。
钱先生也说：“但如果因此而采取极端的手段，又是我不能赞同的；特别是伤及无辜平民，就更是越过了我的底线，是我绝对不能接受，而且要予以谴责的。”
问题是，对于如此极端、越过底线的手段，除了“绝对不能接受，而且要予以谴责”之外，还有没有不“伤及无辜”的“和平方式”来解决？面对如此惨烈的对抗，仅仅道义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
钱先生又说：“面对残酷的暴政与侵略，又如何能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是二十世纪（很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难题’，为此付出了太多太 大的代价。看来这仍然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困扰人类。正是在这些地方显出了我们这些空有理念、而无任何实际力量和能力的书生的软弱与无用。”
以暴力摧毁暴政，然后建立另一个暴政，这是“以暴易暴”。以暴力应对暴政，却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再建立一个暴政。面对暴政，不以暴力抗争，除了束手待 毙，难道还能指望暴政“立地成佛”？流尽别人的血，绞尽自己的脑汁，以暴力和阴谋换来的王国，难道会拱手相让？更何况罪恶累累的独裁者，很清楚一旦面对公 义的审判时，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于是，他们也早就建立了军队、法庭、警察，或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操控着被蒙蔽的信众，同时监视着包括媒体的舆论和人民的 行动。若有成佛之心，何必如此磨刀霍霍？
“以暴易暴”是被无数次证明了没有前途的循回，但“以暴应暴”却是面对暴政时无奈的选择。
四·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尚存的是两军对垒的分划：民主和专制。冷战中已经消亡的一方，是属专制中的一个特类，带有曾经迷惑了许多人的理想色彩的一个特类。 民主的基本理念是“人人受造平等”，并以宪政永远防止政府和领袖对权力的垄断；专制的合法性则或来源于天赋，或来源于某种臆造的理想，总之归于某者而忽视 个体。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一个美妙理想破灭，并不是由于其“制度绝对化、理想化，缺乏批判的自觉”，从而“失去了自我否定、调整、更新的机制”，然后 “走向僵化，其内在的弊端只能愈演愈烈，终于造成了自身的危机”。其毁灭是由于整个体制建立在专制的基础之上。不能设想，祛除了“制度绝对化、理想化，缺 乏批判的自觉”，就能有“自我否定、调整、更新的机制”，并自我完善起来。对专制的批判，必须从其立足的根本开始。在具体对待上，若独裁者对其宣扬的理想 确有信仰和追求，则尚有在理念上进行批评和纠正的余地；若独裁者已经沦落到以其宣扬的理想为招幌而实际上利用其权力满足私欲，那么“改良”无异于“与虎谋 皮”。
美国二百年前的《独立宣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至今对人类、尤其对尚在民主社会之外的人民，仍然有着无可替代的指导意义。《美国宪法》经受了二 百年的考验，一个字都没有动过，只是增加了２７条宪法修正案。美国制度设计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对政府的限制；特别在国家越是“危难”的时候，就越是要防止 领袖以“神”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的头上。尽管这二百年有着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靠的就是“人人受造平等”的理念，和对政府的制约及自我调整。尽管现在的美国 社会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尽人意，仍然是最不坏的、也是现今对比之下最好的制度。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和许多深有意味的社会现象，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有非常深 入浅出的论述。竭力推荐没有看过的朋友看看，看过的朋友也不妨再看。
美国的社会制度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专制制度相提并论，应该说是对两种制度的认识有失透辟。比如美国政府针对反恐怖的“告密者” 和文革期间的“群众专政”，实在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在《近距离看美国》中可以看到，当美国政府侵犯了民众隐私的时候，政府将面对怎样的尴尬和危机。
五·
钱先生文中对“新帝国论”、“新殖民主义论”、“国际新秩序”、“美利坚世界帝国”的阴影，表示了一种危机感、忧虑与不安。本人非常理解钱先生人文关 爱的心怀，但若注意到有人将《美国力量的悖论》（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翻译成《美国霸权的困惑》、《大国政治的 悲剧》（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翻译成《强权政治的悲剧》、《国家间政治：权力的追求与和平》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翻译为《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 求和平》，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甚至有为某种意识形态做导向的嫌疑。
美国从建国始，到二次大战方逐步走出“孤立主义”外交。当时的国联（国际联盟）没有强有力的干预力量，所以并不能阻止和惩罚侵略。如１９３１年的九一 八事变，国联决议要求日本撤出中国东三省，日本当场退出国联；１９３５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的制裁也没有实际效果。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 （Ｃｏｒｄｅｌｌ Ｈｕｌｌ）在二战中致力于联合国的筹备和组织，希望通过以大国为主的协调来防止新的战争，并由此于１９４５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二战中，日本和前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相承认对方对满洲国和外蒙古的占领。美国先向日本禁运航空汽油、生铁和钢材，后在“赫尔备忘录”中要求日本 放弃在中国的全部军事占领、撤出中国，直至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对日宣战。当时，美国是西方列强中唯一对中国没有任何土地、军事、资源要求的国家，并按《租借 法案》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由此建立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初建后两个月的３１次空战中，以５至２０架可用的Ｐ－４０型战斗机共 击毁敌机２１７架。“飞虎队”和改编后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开辟“驼峰航线”，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运送了８０万吨急需物资、人员３３，４７７人；击落日 机２，６００架，击沉或重创２２３万吨敌商船、４４艘军舰、１３，０００艘１００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６６，７００名。
战后，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马歇尔将军（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提出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在四年中对欧洲拨款达１３１．５亿美元，其 中赠款占８８％，使西欧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２５％，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缓和了美国国内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１９５３ 年，马歇尔由此获诺贝尔和平奖。
常被人遗忘的是：马歇尔计划也曾以同样条件向苏联提供，但是苏联拒绝了；同时，马歇尔也曾以美国特使身份到中国斡旋和平。
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已有许多专文论述，也牵涉过多，不在这里多说。但，从当时我们所宣传的：麦克阿瑟叫嚣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回家过圣诞。就可说明，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的打算。若再从今日朝鲜回头去看，令人不堪。
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与美国国内民权运动交织在一起，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国内的变化不在这里详述，但若从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来看，就必 须把这段历史放回冷战的背景中。而冷战的本质，既可说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抗，亦不妨说是专制和民主两种文明的较量。
美国近年来所参与的国际行为，如：１９８９年，出兵以贩毒罪捉拿巴拿马军事独裁者诺列加，扶持获７５％选票后被迫流亡的恩达拉总统；１９９４年，遵联 合国安理会第９４０号决议，出兵迫使军政府下台和民选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１９９５年，促成波黑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草签《代顿协 议》，平息波黑战火；１９９９年，率北约军事干预科索沃战乱，直至米洛舍维奇迅速下台，并被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送交联合国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 判……
首先是：美国并没有占领、殖民任何国家和土地。同时，我们更应该看看当地人民的态度。而令人遗憾的是：如马其顿边境是科索沃战争的焦点地区，但有人在马其顿政府的记者采访登记录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个中国记者。
经常有人置疑美国的行为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那么：首先，一个国家由自身的经济利益决定自己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只要该行为符合国际经济舞台的游戏规则。其次，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经济行为的另一面：
近年来，美国政府向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２００４财政年度预算为２７４亿美元，另向非洲提供１５０亿美元 艾滋病基金。仅对阿富汗教育，就达１.４３亿美元。自１９９５年，累计向北朝鲜捐助了６.２亿美元食品。美国民间组织捐款，从１９９１年的１，１０８亿美 元，增至２００１年的２，１２０亿美元（其中８０％是个人捐款，７０％来自普通人，而本年度美国经济衰退、科技股票缩水７０％）。
由此可以看出：开拓美国的人们源自受宗教迫害而对自由的追求，“百年孤立”后的美国又有来自受纳粹和前苏联迫害者及越南难民等的补充，其数量和影响都 不容忽视。所以，美国公众对政治迫害的感受和对人权的支持，以及对饥饿者的同情，是非常强烈的；其立国的民主理念和对生命尊重的传统构成了坚实的道义传 统。
不是说美国就十全十美，无可指责；同时，作为炎黄子孙，我也很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能担当道义，有更大作为。但非常惭愧的是，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 中，我们国家身处落后一隅，由落后文明来担当道义不妥也不可能。身在铁窗内窥望阳光的人，固然也可以对阳光下的游戏规则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似乎更重要的是 如何改变自身的状况，先去体验阳光下的生活。
当今世界上还存在、并仍将出现新的冲突；局部利益冲突，其中也必将蕴涵了两个文明的冲突。联合国只是协调性的国际组织，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和制约；“联 合国主导机制”、“强国合作机制”，以至“美国主导机制”，是必需的。这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非此，则世界秩序将更不堪设想，犹如一个没有 “警察”的秩序社会。例如，中东的和平进程基本上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完成的。
冷战结束之后，再以“两大阵营对立与相互制约”的思路，泛称“统治世界”、“一切统治者”，统指“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强权统治”、“大国、强国 对小国、弱国的控制”，是不恰当的；至于谈“国内富人对穷人的强权统治”，更是应该在对民主和专制先行判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六·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面对的是：地区冲突日益加剧的世界格局；更加纷乱不安的国内情势，事故灾害、弱势群体、经济发展、海峡风云……此中任一件，都足 以让国人争执不休，难有定论。而钱先生也陷入如下困惑：“是成千上万的美好的生命的丧失，是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是幸存者永远不能平息的的痛苦的记 忆，是铭刻在整个民族心灵上的精神创伤”，和“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我想，是不是应该先从我们自身的状况出发。
首先，对民族精神创伤的遗忘，阻断了对历史的追问和反省，也就妨碍了我们对现实和将来的判断。这样，在一些不那么切身的国际问题上，对往日认识的不透 彻，就更容易继续受今日导向的迷惑；被暗中培植起来的“仇恨心结”，在无可发泄之下，就只好被“民族情绪”所左右。这两点，我以为是当今国人中不恰当的 “反美”、“仇日”及“爱国主义”情绪的主要根源。
再看国内，频发的事故灾害，是制度缺陷在多年潜伏后的集中发作；弱势群体的产生和扩大，是在体制基础上的必然，并无法在回避要害的前提下解决或改善； 在经济发展中，价格双轨、房地产泡末、股市风云、银行坏帐、批文圈地，到被称为“最后一班车”的国企改制……，无一不是在体制缺陷上的寻租。
面对以上种种，若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上找到立足点，对历史的追问和反省将不得要领，对现实的批判会不切癖理，对未来的探寻则必定流于空幻。最终，仍将做着“自己人的奴隶”，忍看“成千上万的美好的生命的丧失”和“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
民主文明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展现，愿古老的中华民族早日放下历史的重负，拥抱文明，迎接未来！
钱理群先生原文： http://culture.online.sh.cn/asp/list2.asp?id=1285&writer=qianliq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