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来自大陆的高干子女始终都是美国对华监控的首要对象。已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文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 的第一个十年里，在美国留学、经商与探亲的大陆人士中，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的占总人数的24％，出身于为政府服务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超过52％。
当时留学生中，有特殊背景家庭的比例超高，有其特殊历史原因，一是高干和高知家庭的孩子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在留学生中占比极高 在当时实属必然；二是当时中国初开国门，与西方彼此戒备，公派出国留学需经严格政审，家庭背景原因，政治上最可靠者，自然是这个群体。
留学生中这个群体的特殊背景，对美国来说，恰是用于了解和掌握尚在封闭中的中国的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全球安全与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由于掌握大量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美的相关情报，美国的战略决策层 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可行的对华政策。这一群体数量之庞大，以至于联邦外国情报监察法庭（FISC）都来不及对每一项监控行动进行授权。”
据了解，仅在1980年到1982年间就有25个秘密调查与窃听小组分别得到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 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安全局、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署、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机构不同权限的临时独立授权，对美国境内的中国人展开技术 情报收集工作。
198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威廉姆·卡西与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分别签署命 令，在各自系统内设立长 期的人工情报（HUMINT）收集委员会与收集小组。这些新成立的情报机关主要负责对“共产主义国家”派驻美国及西欧地区的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渗透、策反、 吸收等工作。
“这些派驻人员通常以政府进修生、访问学者、留学生、商业代表以及移民等身份进入美国。”一名CIA人工情报收集委员会的高级主管曾在当时的一份国会听证记录中这样解读说，“但他们始终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红色后代’。”
据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一位内部人士介绍，在中美关系尚处于蜜月的上世纪80年代，在各种联邦机构的监控网络中，一些大陆官员子女通过自己在北京的关系轻而易举便联络上在美国的高层。“这让美国情报与研究机构以相对友好的方式接近不断开放中的北京权力核心。”
据介绍，曾经有几位前中共高官子女引起负责国防系统反谍报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解放军高层感兴趣的国防情报局（DIA）以及 专注军队反腐工作的国防犯罪调查局(DCIS)的注意。其中一些部门经过周密研究后，一旦认为该对象具有进一步调查的价值，就会由相关卧底探员实施“诱 捕”计划。
情报机关“瞄准”中国政府官员
美国国土安全监控网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对在美国境 内工作的中国大陆政府人员以及具有该背景的国际组织驻美人员进行情报收集工作。虽然 上述人员均受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据“维基解密”公布的25万份美国外交机密电文显示，美国政府仍然对联合国及外国政府驻美 官员进行长期监控活动。
资料显示，这些往来于美国250多个驻外使领馆与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机密电报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 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 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海军作战情报中心、空军外国技术情报部、特种作战情报司令部以及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等16个国 家级情报机构均参与这些监控行动。仅美国国务院就动用1.15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以外交人员身份，利用各地大使馆及其他驻外代表机构参与外交情报收集工作， 所有行动命令由历任国务卿签署起效。
这些监控行动主要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府官员和联合国高级官员，但也包括沙特、以色列、日 本、韩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国涉及中国或穆斯林国 家事务的政府官员。监控的任务之一便是收集外国政府官员的详细个人信息。既包括DNA、指纹、眼球虹膜、照片与声音等生物信息，也包括常用通讯工具以及银 行账户等技术情报信息，还有会议讲话、决策管理特点、人事变动等战略情报信息。有时甚至连家庭成员的活动也记录在案。
美国国土安全 部2012年度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是各国驻美政府人员数量最多的非同盟国。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正式委派50779名官员及 其家属驻美工作生活、26912名大陆公民担任国际组织驻美代表，还有86059名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没有正式委派的情况下过境美国。
美国政府曾斥资数亿美元对前共产主义国家驻美使馆实施“秘密”改造工程，用于窃听活动。据《纽约时报》2001年3月4日报道，这些工程中 还包括在驻美使馆地下修建秘密地道，用于截获使馆对外通信。这些秘密地道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施工建造。一些外交机构的“监听地道”建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直到1990年代才正式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