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王储这位对迪拜有至上权力的统治者的庞大笑脸正喜气洋洋地俯视他自己的创作。迪拜几乎一半的建筑物上都能看到悬挂着的穆罕默德王储的身影，他就夹杂在更为人熟知的企业标识麦当劳叔叔和肯德基的桑德斯上校当中。正是这个人将迪拜打造成《一千零一夜》中迷人的阿拉伯城市，沙尘风暴肆虐的中东地区的香格里拉，并把这个形象卖给了世界。他的影像充斥着迪拜那犹如曼哈顿般的城市景观，他的笑脸弥漫在一排排的玻璃金字塔和犹如金币摞出来的酒店上空。那不是，他屹立在世界最高建筑上，这个建筑看上去象一个瘦长的金属钉，比人类有史以来的其它建筑物都更深远地戳向天空。
不过穆罕默德王储的笑意已经受到干扰。迪拜城市景观中无处不在的起重机已经暂停下来，仿佛时光凝固了似的。无数尚未完工的建筑好像已经被弃置一旁。在最讲排场的新建筑中——比如庞大的亚特兰蒂斯酒店，一个耗资15亿美元，1000天内竣工，修建在一个该酒店专属的人工岛上的巨大的粉红色城堡——雨水正从天花板上渗漏下来，屋顶的瓷砖也在脱落。这个永无乡般的梦幻岛修建在一无所有之上，现在裂纹开始显现。突然之间，它看上去不那么象艳阳下的曼哈顿，而更象沙漠中的冰岛。
一旦建设狂潮偃旗息鼓，投资旋风放缓，迪拜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慢慢显现出来了。这是一个在短短几十年的疯狂岁月中，依靠信贷、生态灭绝、压迫和奴役，在乌有之中建立起来的城市。迪拜是一个活生生的金属寓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最后可能会崩溃，成为历史尘埃。
成年人的迪斯尼乐园
卡伦·安德鲁斯话不成言。每一次她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的头都会低垂下去，整个人委靡成一团。她是个苗条纤瘦的女人，尽管衣服象她的额头一样满是皱褶，我还是能依稀感到她曾有的富裕生活的余晖。我是在迪拜最顶级的一个国际酒店的停车场发现她的，她就住在自己停放在那里的陆虎车里。由于好心的孟加拉籍停车场服务员无法狠心将她赶出去，她得以在这里栖身数月。这可不是她想象的迪拜梦的终结之地。
她的故事讲得结结巴巴，说了 4个多小时。她曾有的那种幽默和热情的语气时不时还会流露出来。卡伦来自加拿大，她的丈夫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国际公司的高级职位。“当他说去迪拜时，我说，宝贝，如果你要我穿黑衣，戒烟酒，你可找错了女孩。但他要求我给迪拜一个机会。何况我也爱他。 ”
当她2005年踏足迪拜时，她先前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迪拜是一个成人的迪斯尼乐园，而穆罕默德王储就是那只米奇老鼠，” 卡伦这样说道。“生活在这里真是太棒了。你有这些令人艳羡的大公寓，你有一整队为你服务的工人，你根本无需缴税。好像每个人都是个行政总裁似的。我们一年到头地参加各种聚会。”
卡伦的丈夫丹尼尔买了两个房产。“我们沉醉于迪拜。”她说。不过，丹尼尔却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对他们财务的管理不善。“我们谈论的并不是什么巨额数字，但他却理不出个头绪。这太不像丹尼尔了，我对此很吃惊。我们也背负了一小笔债务。” 一年后，她发现了原因：丹尼尔被确诊为脑瘤。
一个医生告诉他他还能活一年。另一个说这个脑瘤是良性的，他会没事的。不妙的是他们的债务越来越多，“来迪拜之前，我对迪拜的法律一无所知。我以为，既然这些大公司都来这里发展，迪拜的法律肯定和加拿大的或任何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法律差不多，”卡伦说。没有人告诉她，迪拜没有破产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债务在身而无力偿还，就得去坐牢。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让丹尼尔坐下，并对他说，听着，我们得离开这里。丹尼尔知道如果他辞职，他肯定会得到一笔离职费，因此，我们对自己说，就这样吧，我们拿到一笔离职费，还清债务，然后全身而退”。就这样，丹尼尔辞职了，但他所获的离职费比他的合同上所说的要少。债务却依然存在。在迪拜，你一旦辞职，你的雇主必须通知你的银行。如果此时你有任何未付的债务，其数额超过你的账面储蓄额的话，你所有的帐户都会被冻结，你也被禁止离开迪拜。
“突然之间，我们不能再使用银行卡。我们一无所有了。我们被从我们的公寓赶出来。”卡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讲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一直在发抖。
就在他们被驱出住所的那天，丹尼尔被捕并被带走。6天之后，卡伦才又能与丹尼尔说话，“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一个负债人被关在一个牢房里，那是一个只有27岁的斯里兰卡小伙子，这个小伙子说他无法面对他给家人带来的耻辱。当第二天丹尼尔醒来后，那个男孩已经吞下剃刀刀片。丹尼尔大力撞门寻求帮助，但没有人来，这个男孩就死在他前面。”
有几个星期，卡伦试图向她的朋友们求助，“求助他人真是太屈辱了。我从来没有活到这个地步。我以前在时尚业工作，有自己的数家商店。我何止于此… ” 她的声音逐渐低不可闻。
丹尼尔被判6个月的监禁。丹尼尔根本听不懂那个审判，审判只用阿拉伯语进行，也没有翻译。“我现在滞留在这里也是非法的，”卡伦说，“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无论如何，我必须这样坚持9个月，直到他出狱。” 卡伦的目光从我身上游离开，她问我能否给她买一顿饭，向人乞食的窘迫几乎让她动弹不得。
卡伦的遭遇并非个案。整个迪拜，有大量破产的外籍人士偷偷地藏身于沙丘、机场或他们的汽车里。
“关于迪拜你必须了解是——什么都和它们看上去不一样。”卡伦最后这么说，“没有任何事情象它的表面那样。这不是一个城市，这是一个充满欺诈的地方。为了引诱你来这里，他们告诉你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但在表面之下，则是中世纪的独裁统治。”
30年前，几乎所有的当代迪拜都还是一片沙漠，只有仙人掌、风滚草和蝎子在这里存活。不过在由金属和玻璃构成的迪拜市中心的地下，掩埋着那个老镇子的痕迹。在迪拜博物馆这个沙石堆建的堡垒里，讲述了一个洁本的迪拜发迹史。
十八世纪中叶，这个波斯湾低地建立了一个小村庄，村民靠在海边潜水找寻珍珠为生。很快，希望能发财的人从波斯，印度次大陆，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蜂拥而至，这里人口激增，形成城市规模。外来人用当地的一种到处肆虐的蝗虫（daba）命名此地。这个城镇很快就被大英帝国的枪炮所征服，英国对该地的铁腕统治一直持续到了1971年。英国撒手之后，迪拜决定与周边六个小邦联合，成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
英国撤走了，迪拜也疲敝不堪，就在此时，石油被发现了。王储们突然掌握了石油，却发现自己进退维谷。他们大多是不识字的游牧民，世代与戈壁骆驼打交道，现在有了这么一大桶金，该怎么办呢？
与邻近的同属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相比，迪拜的石油储量并不丰厚。因此，马克图姆王储决定用财政收入把迪拜建成一个可持续的地方。以色列曾夸耀自己能使沙漠长满鲜花。马克图姆王储决意使沙漠繁荣昌盛。他想建立一个以旅游和金融服务为中心的城市，吸纳世界各地的的资金和人才。他以免税的方式欢迎各地人士来此。果然，数百万人接踵而至，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本地人现在仅占迪拜人口的百分之五。在仅仅3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完整、齐备而且还在扩张的城市似乎由天而降。迪拜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的飞速转变。
如果你随团坐大巴游览迪拜——这是所有大城市走马观花旅游方式的必由之路——你听到的都是官方宣传式的套话。“迪拜的座右铭是‘开放门户，开放思想’，”导游用间歇般不流畅的语调向你讲到，然后就把你带到市场购买骆驼造型的茶壶保温套。“在这里，您随便，买布料。”他补充道。当你路过一个个新的旁大建设时，他的旁白是： “世界贸易中心是由王储修建的… ”
但是，这是一个谎言。王储没有建立这个城市。迪拜是由奴隶建的。过去是，现在仍是。
迪拜有三种人，彼此互不相扰。这三种人是象卡伦那样的外国人士，还有由穆罕默德王储领导的阿联酋人，以及建造这个城市并被困在此处的贫苦的外国劳工。这些外国劳工就隐藏在人们的日常视线之中。他们无处不在，穿着满是尘土的蓝色工作服，被监工头大声呵斥着，就象一队被拴在一起的犯人，不过，你被训练得不去看他们。就像那句经典话语：是王储建立了迪拜。都说是王储建造的迪拜。工人在哪呢？那是些什么样的工人呢？
每天晚上，成千上万年青的迪拜建设者们被大巴从他们的建筑工地拉到一片离城有1小时路程的混凝土浇铸的广阔荒地，在这里他们被与世隔离。直到几年前，他们都是被运牛的卡车运来运去，但住在迪拜的外国人抱怨这种运输方式有碍观瞻，所以现在用比牛车小些的金属大巴来回运送这些建筑工人，这种车在沙漠的高温下就象温室一般聚热。置身其中，他们的汗水出得就像被慢慢挤压的海绵似的绵绵不绝。
在索纳布尔，有延绵数里、样式单一的混凝土建筑群，这是一个由碎石拼搭出来的简陋场所。在这个以印度语“黄金之城”为名的地方，有差不多30万劳工聚集此处，苟且为生。我在第一个营地停了下来，那里的污秽与汗臭味简直令人作呕。看到我，人们聚拢过来，他们急于向任何听众倾诉他们的遭遇。
萨黑纳·莫尼尔是一个24岁的精瘦小伙子，来自孟加拉三角洲地区。 “为了把你弄过来，他们把迪拜说成一个天堂。等你到了这儿，才知道这里是个地狱。”他这么说。四年前，一个招揽劳工的掮客来到萨黑纳所在的位于孟加拉南部的一个小村子。他告诉这的村民，有一个地方只有朝九晚五干些建筑活儿，就可以每月赚4万塔卡（合400英镑）。这个地方提供一流的食宿条件，对待员工也友善。他们只要先支付22万塔卡（合2300英镑）工作签证费，而这笔钱他们干上6个月的活就可以付清。就这样，萨黑纳卖了他们家的地，向当地高利贷者借了钱，动身前往这个天堂。
他一抵达迪拜机场，护照就被他的建筑公司没收了。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护照。这家建筑公司很干脆地告诉他，从现在起，他要在沙漠高温中每天工作14个小时。夏天这里的温度高达55摄氏度，这是西方游客被建议不要在外面逗留超过5分钟的温度。而且，他每个月只能挣500迪拉姆（合90英镑），不到当初许诺他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不想干，公司就让你卷铺盖走人 “但是我怎么回家呢？你拿着我的护照，再说我也没钱买机票。 ”他试图争辩。“这样的话，那你最好去干活。”公司这么回答。
萨黑纳陷入恐慌。他在孟加拉的家人们——他的儿子、女儿、妻子和父母——还等着他的钱呢，他们为了一家的顶梁柱终于能出国挣钱了而欢欣鼓舞。但是他必须工作两年多才能把为来这里所欠的债还清，而这些血汗钱比他在孟加拉挣的还少。
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房间。这里狭小簇拥，屋顶是水泥板，床是三层的上中下铺。他和另外11个男人住在这里。他所有的物品就堆到他的铺上：三件衬衫，一条供换洗的长裤和一个手机。房间里臭烘烘的，因为设在营地角落里的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坑，那里充斥着粪便，苍蝇云集。这里没有空调或风扇，所以酷热是“无法忍受的，你睡不着觉。你整晚都在出汗，抓挠个不停。” 在盛夏，人们睡在地板，屋顶，睡在任何他们企望能有片刻微风的地方。
送到营地的水装在巨大的白色容器里，这些水没有被充分淡化，喝起来有咸味。“这的水让我们身体不适，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饮用水。”他说。
这的工作“最不是人干的，”他说 “你要在所能想像的最难堪的酷热中，运送五十公斤重的砖石和水泥块…这种热不像任何其他的热，你的汗出得太多了，多得你整天甚至数周都无法排尿，这就像你所有的液体都从你的皮肤流走了。你开始神志恍惚，变得病殃殃的，可是除了下午的一个钟头外，你都不能停下来。你很清楚，如果你掉了什么东西或者不慎滑倒，你可能就一命呜呼了。如果你请病假，你工资就会被扣，那你被困在这里的时间就会更长。”
他现在正在一个鲜光闪亮的新大楼的67层忙活着，他在逐层往上建这个大楼，向高空挺进，也在与酷热抗衡。在迪拜的四年里，除了他修建的楼层外，他从没有看过享有旅游声誉的迪拜。
他对此生气不生气？对这个问题他沉默了许久。“在这里，没有人表露他们的愤怒。你不能表露愤怒。否则你会被关很长时间的监狱，然后被驱逐出境。”去年，一些工人4个月没有得到工资，于是他们罢工了。迪拜的警察用刀片刺网包围了他们的营地，然后用水炮把这些人冲了出来接着去干活。
我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萨黑纳你后不后悔来这里？“我们怎么能想这个问题？我们被困在这里。如果我们开始有悔意… ”他的话没了下文。终于，另一个工人打破沉默，补充到： “我想念我的国家，我的家人和我的土地。我们在孟加拉可以种粮食。在这里，什么都不种。只要石油和建筑。”
他们说，由于经济衰退的冲击，几十个宿营地的电力已经被切断，工人们也已经几个月没有得到工钱了。他们的公司连同他们的护照和薪酬都已没了踪影。“我们已经被剥夺了一切。即使我们回到了孟加拉，高利贷者也会要求我们立即偿还贷款，如果我们还不了，就会被送进监狱。 ”
我在这的所见所闻都是不合法的。雇主应该按时支付工钱，不应该拿走别人的护照，在高温时应该让人休息，但我所遇到的劳工都说这是没有的事儿，没有人合法地对待过他们。这些人被迪拜各种权利机关合谋诱骗而来，并困陷淹留至此。
萨黑纳很可能葬身迪拜。一个曾在迪拜从事过建筑工程的英国人告诉我：“宿营地和施工工地的自杀事件很多，但都不以自杀上报。这些事件被称为‘意外事故’。”即使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家庭还是脱离不了干系：他们得接着还债。一个来自人权观察的研究表明，死于热衰竭、工作过度和自杀的“实际情况被掩盖了”。不过，印度领事馆记录在案的印度公民光2005年一年就有971人死亡。这个数字泄露出去之后，该领事馆被告知停止此类统计。
黄昏已至的傍晚时分，我和萨黑纳及他的室友们围坐在他们的营地，他们七拼八凑地合买了一瓶廉价白酒，然后人人痛饮一口。“这酒真能麻醉人”，喉咙被酒灼烧着的萨黑纳对我这么说。远处，那些他参与修建的迪拜的摩天楼群灯火闪烁，若隐若现。
四 冷冰冰的购物广场
离开劳工们的宿营地，我来到了迪拜几乎条条街道都屹立着的气派的大理石铺就的购物广场，只觉得自己手足无措、头晕目眩。迪拜是这么的热，根本没必要修建人行道。人们都聚集在这些消费主义的殿堂里，享受那里舒服的空调。我辞别萨黑纳，搭了不到10分钟的出租车，就已置身于哈维·尼科尔斯这家购物广场。一个百无聊赖的销售小姐向我展示着一件价值2万英镑的塔夫绸礼服。“您能看出来，这是斜裁样式… ” 她说着，我则停下了笔记。
在迪拜的购物广场里，时间似乎停滞不前。这里灯火如昼，地面同样亮堂生辉，令人不知今夕何夕。这里售卖的品牌和我自己国家里卖的一模一样。在这些购物广场，迪拜只是它的发音：定买。在那些最奢华的购物广场里，我总是孑然一人，不见其他顾客。商店都空空荡荡，悄然无息。如果我正式采访，店员们都会说生意一切如常。但在私下闲聊时，他们则个个恐慌失措。在一家帽子店里，精美的帽子每顶售价1000英镑。“去年，我们可是供不应求。再看看现在吧，”一个帽子设计师对我抱怨。她的手臂挥向空无一物的展示场地。
我与一个正在这里闲荡的17岁的荷兰姑娘攀谈，她身着超短裤，对周遭男人们垂涎三尺的灼人目光毫不在意。“我喜欢这里！”她说。“这的炎热，这的购物广场，这的海滩！”这里是一个奴隶社会，这一点有没有让你不安呢？她垂下了她的头，就像萨黑纳那样。虽然才17岁，她已经学会了避而不见，装聋作哑。她觉得那些太超越她的承受范围了。
在购物广场与购物广场之间，除了用于连接它们的柏油路以外，再没有其他可观之物。每条路都有至少四个车道。迪拜就象星罗棋布着各种购物中心的高速公路。除非你有自杀的念头，才会想出去走走。住在迪拜的人都以车当步，自驾车或坐出租车，流连于各个购物广场。
当地的阿联酋人，对于充满外国人的迪拜，是怎么看得呢？本地的迪拜人男人都身着精良的白色长袍，女人则一袭黑衣遮得严严密密。当我看到他们在我身边逡巡时，我无法象看到外国人和被奴役的劳工那样，直接走上去向他们询问。如果那样做的话，女人都面无表情，对你视若不见，男人则因你的突兀之举而面露不快之意，他们只会摔给你一句迪拜“挺好的”。无奈之下，我浏览了阿联酋人的博客，联系到了一些言谈话语堪称当地典型的年轻的阿联酋人。我们约好了见面——当然是在购物广场，舍此之外，岂有它处？
23岁的艾哈迈德·艾尔阿塔尔很英俊，他蓄着精心修剪的整洁胡须，穿着合身的白色长袍，戴着矩形丝边眼镜。他说着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没几句话功夫，我就知道他对伦敦、洛杉矶和巴黎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大多数西方人。在一家星巴克连锁店，他坐了下来，向我宣称道：“对于年轻人来说，迪拜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们政府给我们支付教育费，可以一直付到我们取得博士学位。如果结婚，我们会免费得到一所房子。医疗也是免费的，如果你还不满意，政府也可以送你出国。你都不用付电话费。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女佣，一个保姆，和一名司机。而且我们从不付什么税。难道你不希望你是这的人？”
我想对这个十足完美的概括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但他俯身向前，对我说：“你得这么看，我的祖父每天醒来，得先抢到井边打水。如果井干了，他们得用骆驼运水。他们总是缺食少水，拼命想找份工作。他一辈子都是个瘸子，因为那会他摔断了腿，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看看我们现在的天壤之别吧！”
对于阿联酋人来说，这是一个确有圣诞老人的国度，迪拜政府给自己的公民大把好处，同时靠别的途径生财：把土地租赁给外国人，通过商业和机场费来隐形收取这些外国人的税，此外还有尚未枯竭的石油。大多数阿联酋人象艾哈迈德一样，是为政府工作的。他们生活优厚，不受金融危机影响。“我还没感到任何危机，我的朋友们也没一个人有任何担忧，”他说，“我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只要你没犯什么要紧的大错，是不会被解雇的。”保障当地人就业的相关法律正在进一步完善，今后要解雇阿联酋人会更难上加难。
当然，潮水般涌入的外籍人有时是“看着让人生厌”，艾哈迈德坦言道。“但是，我们把这些外籍人看成我们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发展呢？我们可没人想回到那漫天沙漠，人迹罕至的老日子。我们从一个类似非洲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人均年收入12万美元的富国，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说没有政治自由对他而言不是问题。“你很难找到不支持穆罕默德王储的阿联酋人。”是因为他们害怕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真心拥护他。他是一个出色的领袖。你看看就知道！” 他笑着说：“我敢肯定，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所差无几。我们外出闲逛，都会来一杯咖啡，去电影院消磨时光。你可能在伦敦的一家必胜客或墨西哥风味烤鸡店，与此同时，我就在迪拜同样的连锁店里消费”他边说着，边又叫了一杯拿铁咖啡。
是否所有的迪拜人都这么想呢？在政治荒漠上一切真得那么美好吗？在光鲜时尚的阿联酋双塔酒店，我见到了31岁的苏尔坦·艾尔考什米。他为迪拜的媒体写专栏，还是个私人艺术品收藏家，作为一个反官方的自由主义者，他提倡渐进的改革，并因此享有一定声誉。他一身西式着装：蓝色牛仔裤和一件拉尔夫·劳伦的衬衫。他说话的语速奇快，立刻就如火如荼地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迪拜人都变懒了，一群超重宝宝！”他大发感叹。“我们这个摇篮式的国家为国民做的太多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深谋远虑！为什么没有人去私营企业工作？为什么父母不能照看自己的孩子？ ”然而，当我试图提到迪拜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时，他看上去很生气 “你们应该认可我们，”他坚持着。“迪拜人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迪拜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国际都市。每个来这里的人都受到尊重。”
我话锋稍顿，想着在索纳布尔距此只有几里之遥的庞大的劳工宿营地。他是否真的知道这些劳工的存在？他看起来很不耐烦，“你知道，如果一年有3、40起虐待工人的案子，这听起来似乎很多，不过当你想到这有那么多人… ”3、40起？这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是由制度造成的，我纠正到，我们谈论的是数十万人在受苦。
苏尔坦出离愤怒了。他连珠炮般地说： “你不认为墨西哥人在纽约遭受非人待遇吗？英国又用了多长时间才善待他人的？我可以去伦敦写写在牛津街上的无家可归者，把你的城市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地方！这的工人想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任何一个印度人都可以说走就走，任何一个亚洲人都可以想去就去！ “
但他们走不了，我指正到。他们的护照被拿走了，他们的工资迟迟不发。“这个嘛，如果真的这样，我觉得很不好，任何这么做的人都应该受惩罚。不过，他们的大使馆应该帮助他们。”但是，为什么迪拜当局用暴力禁止工人用罢工的方式反抗冷酷无情的雇主？ “感谢真主，我们是不容许罢工的！”他大声说。“罢工造成不便！他们走上街头——我们是不许此类情况发生的。我们不会像法国那样。要是一个国家的工人想停工就停工，那还得了？” 那么当工人屡遭欺骗，他们应该怎么做呢？“辞去工作，离开迪拜。”
我闻此长叹。苏尔坦开始滔滔不绝了“西方总是对我们横加指责，”他说。突然间，他模仿着这些令人不快的批评者： “你们为什么不对动物好些？你们为什么没有更好的洗发水广告？你们为什么不改善劳工待遇？” 这恰恰显示了在他心目中孰轻孰重：动物第一，洗发水其次，工人最末。他更加激动起来，在他的座位里来回扭动，他边说边用一根手指朝我点戳着，“我给我的工人发安全护目镜和特质靴子，可他们不想用！这些会让他们的工作速度减慢。”
然后，他微微一笑，推出了他以为堪称杀手锏的论点。“每当我看到西方记者批评我们——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迪拜不行了，中东将更加危险。我们出口的并不是石油，而是希望。埃及、利比亚或伊朗的穷人长大了都会说，我想去迪拜。我们对中东地区非常重要。我们在展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穆斯林国家。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者。欧洲人不应该为我们的没落而幸灾乐祸。你应该很担心….你知道迪拜模式如果行不通会发生什么？迪拜将效仿伊朗的路线，走伊斯兰主义的道路。”
苏尔坦靠后坐了回去。我的言论显然让他不安，他用试图和解、几乎是恳求的声音款款说道：“听着，我的母亲以前每天早上要去井边打满一桶水。她结婚那天，有人送了她一个橙子，因为她从没吃过橙子。我的两个兄弟尚在襁褓中就夭亡了，那时，医疗保健系统还没有发展起来。不要对我们指手划脚。”他目光炯炯，再次强调：“不要对我们横加指责。”
五 邓肯甜甜圈旁的持异见者
不过在占迪拜人口少数的当地人当中，也有另一种人，他们是一少数持不同政见者，试图动摇王储们凌驾一切、为所欲为的法律。在一家维京大型音乐零售店和邓肯甜甜圈店傍边，我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你是美丽的”。在这里我见到了迪拜专政政权的头号公敌。身着白色长袍，面部肌腱发达的穆罕默德·艾尔曼索瑞中气十足地来了段开场白：“西方人来到迪拜，看到这里的购物广场和摩天大楼，他们觉得这些就表明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这些生意场，这些建筑物究竟是为谁而建的呢？迪拜是专制的。王室认为他们拥有这个国家，人民是他们的仆从。这里没有自由。”
我们凭着嗅觉，找到了这个购物广场里的唯一一家阿拉伯风味的餐厅。他说，在迪拜你什么都不能说，说了就可能有牢狱之灾。穆罕默德·艾尔曼索瑞在迪拜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渔民，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一个永恒经验：永远不要随大流，用自己的大脑想问题。在迪拜翻天覆地的发展大潮中，穆罕默德经培训成为一名律师。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他荣升为法学家协会的会长，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是为了促使迪拜的法律与国际上的人权法案接轨。
接下来，穆罕默德就猛然戳到了穆罕默德王储所能容忍的底线。穆罕默德对于自己的祖国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这一事实感到震惊，他对人权观察和英国广播公司袒露实情。“秘密警察开始找我的麻烦，他们让我闭上嘴，否则我就会丢掉工作，我的孩子们也会失业，”他说。“但我怎么能保持沉默？”
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护照被没收——他成了另一个被囚禁在迪拜的人。“我已经上了黑名单，我的孩子也没能幸免。报纸都不准提到我。 ”
为什么迪拜这么热衷于捍卫这种奴役制度？他提供了一个并非惊心动魄的解释。“大部分公司都归政府所有，所以他们反对保障人权的法案，因为这样做将减少他们的利润。工人是奴隶，这才对他们有利。 ”
迪拜上一次遭遇经济不景气时，曾有过关于民主的抗争，但被王储们的武力所镇压。在30年代，城市的商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当时的至高权力统治者赛德·本·马克图·艾尔马克图王储，他们要求掌握国家的财政权。这个做法只持续了短短数年，就被得到英国鼎力相助的王储扼杀了。
现今情况又如何呢？穆罕默德亲王把迪拜变成了一座借贷之都，一个完全建立在债务上的城市。迪拜的负债额占其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07%。如果不是石油丰富的邻邦阿布扎比为其买单，迪拜的泡沫经济早就破灭了。穆罕默德表示，迪拜经济现状将让统治者进一步扼制自由。“现在阿布扎比有发言权了——他们可比迪拜更加保守、更多限制。迪拜的自由一日不如一日。”新的媒体法律已经起草出来，禁止新闻界报告任何可能“损害”迪拜或“其经济”的负面新闻。是不是为了不让迪拜的经济看起来不景气，各种报纸才纷纷赠送有关“令人鼓舞的经济指标”的精美副刊？
迪拜人常常把伊斯兰主义看成地平线某处可见的威胁，如果迪拜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的话，伊斯兰主义的威胁就肯定会加剧。现在，迪拜的所有阿訇都是由政府任命的，所有布道都被严格控制，以保持其立场是温和的。但穆罕默德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里现在没有伊斯兰主义，但我想，如果你控制人民，不给他们表示愤怒的渠道，伊斯兰主义就会抬头。任何时候都不让开口的人民一旦行动，只能一发不可收拾。”
当天晚些时候，在另一个连锁大企业前，我见到了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阿联酋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卜杜卡勒·阿卜杜拉。他愤怒的焦点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迪拜人身份的日益凋敝。他在迪拜人中很有名，是一个少见的，直言不讳表达迪拜人愤怒的领头人物。他沉痛地说：“迪拜断裂了。和我50年前出生的那个城市比，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他看着周围光洁的地面和走来走去的西方游客，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哪怕在我们最荒诞不经的梦里，也是不曾出现过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如此成功，成为时尚引领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效仿对象。迪拜人对自己的城市充满了自豪，这完全无可厚非，然而… ”他摇着头，“在我们心中，我们担心我们建立了一个现代都市，但我们正把迪拜拱手让给外国人。”
阿卜杜卡勒说，他这一辈的每个迪拜人都活在“心理创伤”里。他们的心分为两半—— “骄傲与担忧各占一半。”他话音刚落，一个微笑的女招待走了过来，问我们想喝些什么。他点了一个可乐。
六 迪拜的骄傲
在迪拜，的确有一群人由衷地赞叹突如其来的自由和解放，不过他们是政府最不想解放的那群人：同性恋者。
在一家著名的国际大酒店的地下，我小心向下探着路，侧身进入了大概是沙特阿拉伯半岛唯一的一家同性恋俱乐部。我仿佛置身于身穿背心、满是露着发达二头肌的人组成的联合国，他们配着凯莉的音乐跳着舞，吃着摇头丸，一起寻欢作乐，就象在伦敦以夜总会闻名的索霍地区。“对于穆斯林世界的同性恋者来说，迪拜是最好的地方！”一个25岁，留着鸡冠头的迪拜男子这么说。他的手臂挽着他31岁的“丈夫”。“我们活着。我们能相遇。这可比大多数阿拉伯同性恋者都强。”
在迪拜，同性恋是非法的，可判10年监禁。但民间同性恋俱乐部的最新地点在网络上流通，男人们蜂拥而至，似乎并不把警察放在心上。“他们可能会突袭某个俱乐部，但他们只会驱散我们，”其中一个说，“警察还有别的事要做。”
在每个大城市，同性恋者都能找到渠道以联系其他的同性恋。但迪拜已成为该区域同性恋者的信息交换所，在这里他们可以活得相对安全。萨利赫是沙特阿拉伯军队里的一个士兵，他精精瘦瘦，来这里听“酷玩”乐队的音乐会。他告诉我，迪拜对同性恋者来说“太棒了”：“在沙特阿拉伯，年轻男人很难成为异性恋者。妇女都被藏了起来，所以每个人都有同性恋行为。但是，他们只想和15岁到21岁之间的男孩发生性关系。我27岁了，太老了。我要找到真正的同性恋，所以这是最好的地方。所有阿拉伯同性恋者都希望生活在迪拜。”
说完这些，萨利赫跳着舞穿过了舞池，迎向一个有着硕大二头肌和满面笑容的荷兰男子。
七 生活方式
所有的旅游指南都称迪拜为“大熔炉”，但是，我走遍迪拜的大街小巷，却发现这里的不同民族就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变成一幅本民族的讽刺画。一天晚上，我走在这个充满乡愁的城市的中心，购物广场和务工者营地使我疲惫不已，于是我去了“双层巴士“酒吧，这是住在迪拜的英国人的聚会场所。在入口处有个红色电话亭和一些伦敦巴士站标志。木制的内部装修，五颜六色闪烁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甜腻歌曲让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印度殖民地时期俱乐部和八十年代校园迪斯科舞厅的杂糅品，我进去的时候，一个穿短裙的女孩从里面跌了出来，摔了个仰面朝天。一个人戴着海盗帽的男子帮她站了起来，他的啤酒瓶滑落在地，发出烂醉者的傻笑。
我先跟两个60多岁、因暴晒过度而看起来干巴巴的妇女聊了起来，她们从中午起就喝得有三分醉意。“你待在这里是为了这的生活方式，”她们说，她们让我坐下，然后又点了些酒。所有的外国人都在谈论迪拜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你问什么是迪拜的生活方式时，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安·沃珂试着总结了一下：“在这里，你每天晚上都出去找乐。在国内你从来不这样做。在迪拜，你什么时候都在结识人，这可真棒！你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你有女佣和其他劳工，所以你不用做那些杂事，你就参加聚会。”
她们在迪拜待了20多年，他们很乐意向我地解释迪拜是怎么运作的。“我们这有等级制度，是不是？”安说。“最上面是阿联酋人，然后要我说就是英国和其他西方人。然后我想是菲律宾人，因为他们比印度人多一点脑子。之后在最下面的就是印度人和所有的其他人”
不过，她们承认，他们“从没有”和阿联酋人说过话。从来没有吗？“没有，他们不和别人掺和。”然而，迪拜也有让她们失望的地方。朱利丝·泰勒告诉我：“如果你在这出了交通事故，那就倒大霉了。我们认识的一个英国妇女撞了一个印度家伙，她被关了四天！如果你的呼吸里查出有丝毫酒精，那么所有的错都在你。这些印度人故意向车头撞上去，这样他们家里就能得到一大笔钱——你知道的，就是赔偿费。但警察只找我们的不是。那个倒霉的女人。”
一个24岁，名为汉娜·宝洁的英国女子暂时离开舞池，来和我说话。“我喜欢阳光和海滩！到这里来真好！”她说。有什么不好吗？“哦！有呀！”她说。啊！我暗松了口气，她们中间可算有个人注意到了。“那些银行！如果你想转账，必须发传真给他们。你不能上网转账。”还有别的事吗？她费劲地想了想。“这的交通不是很好。”
当我问这些在迪拜的英国人住在一个不民主的地区有什么感受时，他们的反应总是一样的。他们先是看起来很困惑，然后就面露忿色。“这是阿拉伯的方式！”一个来自埃塞克斯的男孩高声回答我，他一边试图把一对搞笑的鹿角戴在头顶上，一边往他躺在地上的、面部扭曲着的朋友的嘴里灌啤酒。
后来，在一个酒店的酒吧里，我和一个在化妆品业工作、和其他外国人格格不入的美国人聊了起来，她正急于摆脱这些人。她说：“所有这些人都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取得成就的人，他们穷途末路辗转至此。一夜之间，他们就暴发了，被提升到他们力所不及的职位，他们到处炫耀自己有多了不起。我从没在世界其他地方见过这么多占据高位的无能之辈。”她补充说：“这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有个给我工作的菲律宾女孩，她干着和欧洲女孩同样的工作，却只拿她们四分之一的工资。埋头苦干的人所获无几，而这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却给自己开每月四万英镑的工资。”
除了这个美国人以外，有一个主题把所有我与之交谈的外国人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他们很高兴有人替他们做家务，在自己的国家这些家务会充斥他们的整个生活。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女佣。这些女佣本来大多是菲律宾人，但随着经济衰退，菲律宾女佣被认为是太贵了，因此，一个勤快的埃塞俄比亚女佣成为最时尚的点缀。
一旦你雇了一个女佣，你就对她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你拿走她的护照——每个人都这么做，你决定什么时候付她工钱，什么时候她能休息——如果她能的话，你还决定她能和谁谈话。她不会说阿拉伯语，她无法逃走。
在一家汉堡王餐厅，一名菲律宾女孩告诉我，在迪拜的购物广场闲逛对她而言简直是“可怕”，因为菲律宾女佣和保姆常常会从她们的雇主家偷偷溜出来向她求助。“她们对我说‘求求你了，我被当成犯人，他们不许我打电话回家，他们让我一周七天所有醒着的时间里都要工作。’一开始，我会说——天呀！我得告诉领事馆，你住在哪？可她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地址，领事馆也不感兴趣。我现在回避她们。我一直在想着一个女人，她告诉我她在四年里没有吃过任何水果。她们认为我有权力，因为我可以一个人到处走动，但我无能为力。”
迪拜唯一一个接待妇女的旅馆——一个即将易手的肮脏的私人别墅——住满了逃跑的女佣。梅拉·曼塔瑞是一个25岁的埃塞俄比亚妇女，挂着嘴角下垂哭似的笑，她讲述了她的遭遇——几千妇女有同样的遭遇。一个职业机构许诺她一个沙漠里的天堂，于是她离开了家中四岁的女儿，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前往迪拜赚钱。“但他们只付给我他们承诺的一半。我被安置在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家庭——有4个孩子——太太要我每天从早上6点感到第二天凌晨1点，没有休息天。我很疲惫，求他们让我休息，但他们只是对我连吼带嚷：‘你到这里是来工作，不是来睡觉！’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动不了了。女主人打了我。她用她的拳头打我，还踢我。我的耳朵现在还在作痛。他们不付我工资，他们说两年期满才付我钱。我能怎么办？我在这举目无亲，我吓坏了。”
有一天，梅拉又被打了，她跑到了街上，用蹩脚的英文问怎么能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她走了整整两天，才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但被告之她得从女主人那拿回她的护照。“可是，我怎么能拿得回呢？”她问到。她在这个旅馆已经住了六个月。她和她女儿通了两次电话。“我失去了我的国家，我的女儿，我失去了一切！”她说。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我在双层巴士酒吧听到的一句话。我问一个名叫赫敏·弗雷灵的英国女人迪拜最好的是什么。“噢，仆人们”她兴奋之极，“你什么都不做。他们包揽所有的活！”
八 世界的尽头
这个世界是空空荡荡的。它已被废弃了，这些大陆还未完工。通过望远镜，我想我可以瞥见英国这个海风吹拂中的有王权节杖护佑的荒岛。
在这里，迪拜的海岸线外，开发商重建了世界。他们建造了模拟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人工岛屿。他们想把这些土地逐一卖掉，买主可在其上大兴土木。有传言说贝克·汉姆将竞拍英国。但是，在附近沿海工作的人说几个月来那些人工岛屿都无人光顾。“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个南非人如此倡言。
迪拜到处曾处于施工阶段的各种疯狂的项目现在正处于溃败的境地。有人在迪拜修建了一个有空调的海滩，冷气管铺设在沙子下面，这样显贵们从放下浴巾到走到海里的过程中就不会灼伤脚趾。
那些在全球经济衰退前刚刚竣工的项目看起来空空荡荡，破旧不堪。亚特兰蒂斯酒店于去年冬天开张，开业庆典耗资2千万美元，前来捧场的包括罗伯特·德尼罗，林赛·罗韩和莉莉·艾伦。亚特兰蒂斯酒店坐落在自己专属的人工岛屿上——岛的形状就像一棵棕榈树——这个酒店看上去像一个略有蛀齿的嘴里长出的一颗硕大的、向上挺立的牙齿。这是一个粉红色的建筑，设有装饰性的角楼——这是经莎莎·嘉宝重新构想出来的埃及法老时代的建筑。这个酒店的大堂有一个巨大的、由闪光球覆盖的圆顶，8根巨大的混凝土浇铸的棕榈树支撑其间。在大堂正中，有一个巨大的发光的玻璃造型，看起来就象曾经下榻亚特兰蒂斯酒店的客人们的蜿蜒肠道。这里出人意外地在下雨：水是从屋顶漏下来的，瓷片砖瓦也在脱落不止。
一个南非来的公关小姐向我展示着这家酒店最让客人梦寐以求的房间，她讲解到，亚特兰蒂斯酒店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我们在一家以逝去的沉没大陆，也就是亚特兰蒂斯为主题的酒店里走着，经过一些出售标价2千5百万英镑的钻戒的商店。这里有巨大的水箱，里面满是鲨鱼，来回游弋在模拟的废墟和弃置的潜艇之间。亚特兰蒂斯酒店有1500多间客房，每个房间都有海景。海王星套间包括三层楼——我一看到这个套间就倒吸了口气——它正冲着一个巨大的、内有鲨鱼游动的水箱。客人躺在床上，鲨鱼就盯着你。在迪拜，你可以和鱼共眠，并无难不死。
但即使是豪华酒店——让人联想到007影片中恶人的栖身之所——也在被摒弃。我在迪拜城里最典雅的海德公园酒店入住了数晚。这是时尚人士最喜欢的酒店，艾丽·麦克弗森和汤米·希尔菲格曾在这里下榻，这里华丽不凡，简直堪称宫殿。酒店里空空的。不管我什么时候来此就餐，我都是餐厅里唯一的客人。一名工作人员悄声告诉我：“这里本来总是满座，现在很少有人来。”在这里走动，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我感到自己象电影《闪灵》中的杰克·尼科尔森，一个被遗弃的鬼屋里的最后一人。
迪拜最有名的酒店——迪拜引以为骄傲的标志建筑——是阿拉伯塔酒店，它沿海而建，外形象一个巨大的玻璃帆船。在酒店大堂，我和一对来自伦敦、在伦敦城里工作的夫妇聊起天来。他们持续来迪拜旅游已有10年，他们说他们喜欢迪拜。“你永远不知道你在这会发现什么，”他说。“在我们上次来玩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的窗口往外是大海。等我们要走的时候，那里修了一整座岛屿。”
这种烂誉之辞让我失去了耐心，我脱口而出：无所不在的奴隶阶级就没打扰你们吗？我希望他们误解了我的意思，因为那个女人回答到：“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这可真爽呀！你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情！”她的丈夫插了进来：“你去厕所，他们给你开门，打开水龙头——他们唯一不替你做的是当你小便的时候，不替你掏出家伙。”他们俩都笑得前仰后合。
九 和沙漠较量
迪拜不只是一个财政上没能量入为出的城市，在生态上它也巨额透支。站在迪拜修剪整齐的草坪上，你周围满是喷水的喷头。你看到游客们蜂拥着去和海豚游泳。您信步来到一个山一样大的冷室，这里用天然雪修建了一个滑雪场。与此同时，你脑海深处有个声音在旁敲侧击：这里是沙漠。这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这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是这样？
这个地球正在试图整治迪拜，挤干它最后一滴水，让它彻底消失。新的泰格·伍兹黄金高尔夫球场每天需要四百万加仑的水灌溉其场地，否则它就会随风萎遁消逝。沙尘暴定期席卷这个城市，届时漫天尘土飞扬，天际一片模糊。沙尘过后，酷热登场，所有没有得到定时人工加湿的地方都会被烤个通透。
海湾研究中心环境部主任穆罕默德·拉乌夫博士坐在他迪拜办公室里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这是一个沙漠地区，我们正试图无视它的环境。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你和沙漠对抗，你必输无疑。”
马克图姆王储在一个没有可用水资源的地区建立了他的样板城市。迪拜没有任何水资源。这里没有地表水，蓄水层非常稀薄，是世界上降雨量最低的地区之一。于是，迪拜就汲取海水。阿联酋的水是由海湾地区众多的海水淡化厂淡化而来的，这里的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水。生产淡水的花费超过了生产汽油的花费。生产淡水的同时，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进了大气层。这就是在所有国家里，迪拜居民的平均碳足迹最多的主要原因——其平均碳足迹超出美国人两倍以上。
如果经济衰退变成经济萧条，拉乌夫博士认为迪拜拉可能会断水。他说：“目前，我们尚有财政储备支付得起把这么多水引进沙漠中心。但是，如果我们的收入减少——假如，这么说吧，世界转到了石油以外的能源… ”他摇摇头，“我们将有大问题。水是生命的主要来源。这将是一个灾难。迪拜的水仅够我们维持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没有储存。如果我们的水供应跟不上，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将难以生存。”
全球气候变暖使问题更加恶化，他补充说，“我们正在建立的所有的这些人工岛屿，一旦海平面上升，它们都将消失，我们将损失巨大。开发商总说一切都好，他们已经在把这个问题列入考虑之列，但我不太确定（他们的新措施会有效）。”
迪拜政府对此担忧吗？“他们不怎么关注这些问题，”拉乌夫博士沉痛地说。但是，即使待着不动，一个迪拜居民对水的平均需求也是常人的3倍。在即将到来的水资源紧张、能源从石油向其他资源过渡的世纪里，迪拜尤其脆弱。
我想了解迪拜政府对这种危机的反应，于是我决定看看迪拜政府是如何处理海滩污染这一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一名妇女——在一家大酒店名工作的美国人——在很多网上论坛撰文表示海滩污染情况很糟糕而且还在恶化，我打电话给她想见个面。“我不能和你谈话。”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即使关掉录音也不行吗？“我不能和你谈话。”可是我不会泄露你的名字… “你没在听，这个电话被窃听了。我不能和你谈话。”她快速说完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出现在她的办公室。“如果你公开我的身份，我就会被送上首架离开迪拜的飞机，”她在焦虑不安地和我在海滩上踱步前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起初是接到在泳滩游玩的人的投诉。海水看上去和闻起来都不正常，然后下海的人就开始生病。于是，我写信给卫生部长和旅游部长，并期望能很快得到回音，——我的信却石沉大海。什么回音也没有。我又亲自投递了信件。还是没有音信。
水质越来越糟糕。客人们开始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未经处理的污水、避孕套，使用过的卫生巾。无奈之下，酒店自行委托一家专业公司分析水样。”我们被告之水样里满是排泄物和细菌‘数量多得难以统计’。我不得不开始告诫客人不要下水，这些客人就是来海滩度假的，他们恼怒之极也可想而知。”她开始在外籍人士的网上论坛里发帖子表达自己的气愤心情。人们也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迪拜扩张得太快了，其污水处理设施却没有跟上步伐。污水处理卡车要在污水处理厂排三、四天的队，为了省事，卡车司机们只是钻个下水道口，把未经处理的污水倒下来，就这样污水直接流入了大海。
突然之间，污水问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随后市政当局也终于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他们说他们会罚卡车司机款。但水质没有改善：海水变成了黑色，臭不可闻。“这里面有化学品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东西有毒。”
她继续抱怨，然后就开始收到匿名电话。“不要让迪拜难堪，要不然你的签证会被取消，你得打道回府。”那些人威胁到。她说：“外国人谈论迪拜的任何事情都提心吊胆的。在报纸上发表一个指责官方的评论，他们就会把你驱逐出境。我能做什么呢？现在，水质比以往都更糟糕。人们真的生病了。各种眼部、耳朵、腹部感染，皮疹。看看这里吧！”在迪拜最著名的一家酒店的一个角落里，排泄物就漂浮在海滩之上。
“我算明白迪拜了，迪拜政府一点不在乎环境，” 她站在臭气当中这么说，“他们把有毒物质排入大海，那可是他们的主要旅游卖点。如果将来有什么环境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先否认它的存在，想办法封锁消息，就这样拖着直到问题衍变成一个空前的灾难。”她正说着，一阵沙尘暴在我们周围吹打起来，这是沙漠在缓慢地、锲而不舍地试图收复它的领地。
十 塑料假树
在迪拜这个成人迪斯尼乐园的最后一晚，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在一家必胜客稍做停留。迪拜有无数宽广无边的马路。这家必胜客就位于这样的一条马路的路边。它和我伦敦公寓附近的那家必胜客一模一样，就连那颜色象呕吐物似的的装饰都一样。我意乱神驰。大概是因为迪拜让我受到太多干扰的缘故，我在想，因为有迪拜，整个全球的供应链更环环相扣了。我的很多物品都是由2000英里外、为了生存而受奴役的人生产的。迪拜与那些地方的唯一区别是不是这些人只在两英里远，而且有时候你也能瞥见他们？迪拜就是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集中在一个城市。
我问服务台后面的菲律宾女孩喜欢不喜欢迪拜。“还可以吧。”她谨慎地说。真的还可以吗？我可受不了这。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说：“这真是最可怕的地方！我恨这里！我在这几个月了才意识到——迪拜什么都是假的。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树是假的，工人的合同是假的，岛屿是假的，微笑是假的——连水都是假的！”但她说她走不脱。来这里让她债务缠身，她已经滞留了三年：又是一个重复的故事。“我以为迪拜是一个绿洲。这只是一种幻觉，不是真实情况。你在远处以为你看到了水，等你走上前来，只得到一嘴沙子。 ”
她说到这，又有一个客人走了进来。她强挤出迪拜式的灿烂而空洞的笑容，问道：“今晚您想点些什么，先生？”
注：本文中的一些人名非真名。
译注：
约翰·哈里（Johann Hari）1979年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长于伦敦。他父亲是一名公车司机，母亲在一家为家庭暴力的受害女性提供帮助的妇女避难所工作。约翰·哈里是家中唯一上了大学的人，他2001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主修社会与政治学。约翰·哈里目前是《独立报》记者，也为《卫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等其他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
2008年，约翰·哈里成为了乔治•奥威尔奖最青年的获奖者，该奖是英国政治类新闻写作的最高奖。 约翰·哈里曾从伊朗、加沙地区、刚果、孟加拉、印度、美国、委内瑞拉、卢旺达、秘鲁、墨西哥、中非共和国、叙利亚等国发回过报道。
《迪拜的黑暗面》文章刊登后，约翰·哈里收到大量从迪拜发来的表示支持的电子邮件。不过，迪拜当局禁止这篇文章在迪拜流传。作者本人也不能再踏足迪拜，否则面临被捕或立刻被遣返。
想了解更多约翰·哈里的情况，请其个人网站：http://www.johannhari.com/index.php
不过穆罕默德王储的笑意已经受到干扰。迪拜城市景观中无处不在的起重机已经暂停下来，仿佛时光凝固了似的。无数尚未完工的建筑好像已经被弃置一旁。在最讲排场的新建筑中——比如庞大的亚特兰蒂斯酒店，一个耗资15亿美元，1000天内竣工，修建在一个该酒店专属的人工岛上的巨大的粉红色城堡——雨水正从天花板上渗漏下来，屋顶的瓷砖也在脱落。这个永无乡般的梦幻岛修建在一无所有之上，现在裂纹开始显现。突然之间，它看上去不那么象艳阳下的曼哈顿，而更象沙漠中的冰岛。
一旦建设狂潮偃旗息鼓，投资旋风放缓，迪拜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慢慢显现出来了。这是一个在短短几十年的疯狂岁月中，依靠信贷、生态灭绝、压迫和奴役，在乌有之中建立起来的城市。迪拜是一个活生生的金属寓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最后可能会崩溃，成为历史尘埃。
成年人的迪斯尼乐园
卡伦·安德鲁斯话不成言。每一次她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的头都会低垂下去，整个人委靡成一团。她是个苗条纤瘦的女人，尽管衣服象她的额头一样满是皱褶，我还是能依稀感到她曾有的富裕生活的余晖。我是在迪拜最顶级的一个国际酒店的停车场发现她的，她就住在自己停放在那里的陆虎车里。由于好心的孟加拉籍停车场服务员无法狠心将她赶出去，她得以在这里栖身数月。这可不是她想象的迪拜梦的终结之地。
她的故事讲得结结巴巴，说了 4个多小时。她曾有的那种幽默和热情的语气时不时还会流露出来。卡伦来自加拿大，她的丈夫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国际公司的高级职位。“当他说去迪拜时，我说，宝贝，如果你要我穿黑衣，戒烟酒，你可找错了女孩。但他要求我给迪拜一个机会。何况我也爱他。 ”
当她2005年踏足迪拜时，她先前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迪拜是一个成人的迪斯尼乐园，而穆罕默德王储就是那只米奇老鼠，” 卡伦这样说道。“生活在这里真是太棒了。你有这些令人艳羡的大公寓，你有一整队为你服务的工人，你根本无需缴税。好像每个人都是个行政总裁似的。我们一年到头地参加各种聚会。”
卡伦的丈夫丹尼尔买了两个房产。“我们沉醉于迪拜。”她说。不过，丹尼尔却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对他们财务的管理不善。“我们谈论的并不是什么巨额数字，但他却理不出个头绪。这太不像丹尼尔了，我对此很吃惊。我们也背负了一小笔债务。” 一年后，她发现了原因：丹尼尔被确诊为脑瘤。
一个医生告诉他他还能活一年。另一个说这个脑瘤是良性的，他会没事的。不妙的是他们的债务越来越多，“来迪拜之前，我对迪拜的法律一无所知。我以为，既然这些大公司都来这里发展，迪拜的法律肯定和加拿大的或任何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法律差不多，”卡伦说。没有人告诉她，迪拜没有破产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债务在身而无力偿还，就得去坐牢。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让丹尼尔坐下，并对他说，听着，我们得离开这里。丹尼尔知道如果他辞职，他肯定会得到一笔离职费，因此，我们对自己说，就这样吧，我们拿到一笔离职费，还清债务，然后全身而退”。就这样，丹尼尔辞职了，但他所获的离职费比他的合同上所说的要少。债务却依然存在。在迪拜，你一旦辞职，你的雇主必须通知你的银行。如果此时你有任何未付的债务，其数额超过你的账面储蓄额的话，你所有的帐户都会被冻结，你也被禁止离开迪拜。
“突然之间，我们不能再使用银行卡。我们一无所有了。我们被从我们的公寓赶出来。”卡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讲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一直在发抖。
就在他们被驱出住所的那天，丹尼尔被捕并被带走。6天之后，卡伦才又能与丹尼尔说话，“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一个负债人被关在一个牢房里，那是一个只有27岁的斯里兰卡小伙子，这个小伙子说他无法面对他给家人带来的耻辱。当第二天丹尼尔醒来后，那个男孩已经吞下剃刀刀片。丹尼尔大力撞门寻求帮助，但没有人来，这个男孩就死在他前面。”
有几个星期，卡伦试图向她的朋友们求助，“求助他人真是太屈辱了。我从来没有活到这个地步。我以前在时尚业工作，有自己的数家商店。我何止于此… ” 她的声音逐渐低不可闻。
丹尼尔被判6个月的监禁。丹尼尔根本听不懂那个审判，审判只用阿拉伯语进行，也没有翻译。“我现在滞留在这里也是非法的，”卡伦说，“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无论如何，我必须这样坚持9个月，直到他出狱。” 卡伦的目光从我身上游离开，她问我能否给她买一顿饭，向人乞食的窘迫几乎让她动弹不得。
卡伦的遭遇并非个案。整个迪拜，有大量破产的外籍人士偷偷地藏身于沙丘、机场或他们的汽车里。
“关于迪拜你必须了解是——什么都和它们看上去不一样。”卡伦最后这么说，“没有任何事情象它的表面那样。这不是一个城市，这是一个充满欺诈的地方。为了引诱你来这里，他们告诉你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但在表面之下，则是中世纪的独裁统治。”
30年前，几乎所有的当代迪拜都还是一片沙漠，只有仙人掌、风滚草和蝎子在这里存活。不过在由金属和玻璃构成的迪拜市中心的地下，掩埋着那个老镇子的痕迹。在迪拜博物馆这个沙石堆建的堡垒里，讲述了一个洁本的迪拜发迹史。
十八世纪中叶，这个波斯湾低地建立了一个小村庄，村民靠在海边潜水找寻珍珠为生。很快，希望能发财的人从波斯，印度次大陆，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蜂拥而至，这里人口激增，形成城市规模。外来人用当地的一种到处肆虐的蝗虫（daba）命名此地。这个城镇很快就被大英帝国的枪炮所征服，英国对该地的铁腕统治一直持续到了1971年。英国撒手之后，迪拜决定与周边六个小邦联合，成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
英国撤走了，迪拜也疲敝不堪，就在此时，石油被发现了。王储们突然掌握了石油，却发现自己进退维谷。他们大多是不识字的游牧民，世代与戈壁骆驼打交道，现在有了这么一大桶金，该怎么办呢？
与邻近的同属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相比，迪拜的石油储量并不丰厚。因此，马克图姆王储决定用财政收入把迪拜建成一个可持续的地方。以色列曾夸耀自己能使沙漠长满鲜花。马克图姆王储决意使沙漠繁荣昌盛。他想建立一个以旅游和金融服务为中心的城市，吸纳世界各地的的资金和人才。他以免税的方式欢迎各地人士来此。果然，数百万人接踵而至，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本地人现在仅占迪拜人口的百分之五。在仅仅3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完整、齐备而且还在扩张的城市似乎由天而降。迪拜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的飞速转变。
如果你随团坐大巴游览迪拜——这是所有大城市走马观花旅游方式的必由之路——你听到的都是官方宣传式的套话。“迪拜的座右铭是‘开放门户，开放思想’，”导游用间歇般不流畅的语调向你讲到，然后就把你带到市场购买骆驼造型的茶壶保温套。“在这里，您随便，买布料。”他补充道。当你路过一个个新的旁大建设时，他的旁白是： “世界贸易中心是由王储修建的… ”
但是，这是一个谎言。王储没有建立这个城市。迪拜是由奴隶建的。过去是，现在仍是。
迪拜有三种人，彼此互不相扰。这三种人是象卡伦那样的外国人士，还有由穆罕默德王储领导的阿联酋人，以及建造这个城市并被困在此处的贫苦的外国劳工。这些外国劳工就隐藏在人们的日常视线之中。他们无处不在，穿着满是尘土的蓝色工作服，被监工头大声呵斥着，就象一队被拴在一起的犯人，不过，你被训练得不去看他们。就像那句经典话语：是王储建立了迪拜。都说是王储建造的迪拜。工人在哪呢？那是些什么样的工人呢？
每天晚上，成千上万年青的迪拜建设者们被大巴从他们的建筑工地拉到一片离城有1小时路程的混凝土浇铸的广阔荒地，在这里他们被与世隔离。直到几年前，他们都是被运牛的卡车运来运去，但住在迪拜的外国人抱怨这种运输方式有碍观瞻，所以现在用比牛车小些的金属大巴来回运送这些建筑工人，这种车在沙漠的高温下就象温室一般聚热。置身其中，他们的汗水出得就像被慢慢挤压的海绵似的绵绵不绝。
在索纳布尔，有延绵数里、样式单一的混凝土建筑群，这是一个由碎石拼搭出来的简陋场所。在这个以印度语“黄金之城”为名的地方，有差不多30万劳工聚集此处，苟且为生。我在第一个营地停了下来，那里的污秽与汗臭味简直令人作呕。看到我，人们聚拢过来，他们急于向任何听众倾诉他们的遭遇。
萨黑纳·莫尼尔是一个24岁的精瘦小伙子，来自孟加拉三角洲地区。 “为了把你弄过来，他们把迪拜说成一个天堂。等你到了这儿，才知道这里是个地狱。”他这么说。四年前，一个招揽劳工的掮客来到萨黑纳所在的位于孟加拉南部的一个小村子。他告诉这的村民，有一个地方只有朝九晚五干些建筑活儿，就可以每月赚4万塔卡（合400英镑）。这个地方提供一流的食宿条件，对待员工也友善。他们只要先支付22万塔卡（合2300英镑）工作签证费，而这笔钱他们干上6个月的活就可以付清。就这样，萨黑纳卖了他们家的地，向当地高利贷者借了钱，动身前往这个天堂。
他一抵达迪拜机场，护照就被他的建筑公司没收了。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护照。这家建筑公司很干脆地告诉他，从现在起，他要在沙漠高温中每天工作14个小时。夏天这里的温度高达55摄氏度，这是西方游客被建议不要在外面逗留超过5分钟的温度。而且，他每个月只能挣500迪拉姆（合90英镑），不到当初许诺他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不想干，公司就让你卷铺盖走人 “但是我怎么回家呢？你拿着我的护照，再说我也没钱买机票。 ”他试图争辩。“这样的话，那你最好去干活。”公司这么回答。
萨黑纳陷入恐慌。他在孟加拉的家人们——他的儿子、女儿、妻子和父母——还等着他的钱呢，他们为了一家的顶梁柱终于能出国挣钱了而欢欣鼓舞。但是他必须工作两年多才能把为来这里所欠的债还清，而这些血汗钱比他在孟加拉挣的还少。
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房间。这里狭小簇拥，屋顶是水泥板，床是三层的上中下铺。他和另外11个男人住在这里。他所有的物品就堆到他的铺上：三件衬衫，一条供换洗的长裤和一个手机。房间里臭烘烘的，因为设在营地角落里的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坑，那里充斥着粪便，苍蝇云集。这里没有空调或风扇，所以酷热是“无法忍受的，你睡不着觉。你整晚都在出汗，抓挠个不停。” 在盛夏，人们睡在地板，屋顶，睡在任何他们企望能有片刻微风的地方。
送到营地的水装在巨大的白色容器里，这些水没有被充分淡化，喝起来有咸味。“这的水让我们身体不适，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饮用水。”他说。
这的工作“最不是人干的，”他说 “你要在所能想像的最难堪的酷热中，运送五十公斤重的砖石和水泥块…这种热不像任何其他的热，你的汗出得太多了，多得你整天甚至数周都无法排尿，这就像你所有的液体都从你的皮肤流走了。你开始神志恍惚，变得病殃殃的，可是除了下午的一个钟头外，你都不能停下来。你很清楚，如果你掉了什么东西或者不慎滑倒，你可能就一命呜呼了。如果你请病假，你工资就会被扣，那你被困在这里的时间就会更长。”
他现在正在一个鲜光闪亮的新大楼的67层忙活着，他在逐层往上建这个大楼，向高空挺进，也在与酷热抗衡。在迪拜的四年里，除了他修建的楼层外，他从没有看过享有旅游声誉的迪拜。
他对此生气不生气？对这个问题他沉默了许久。“在这里，没有人表露他们的愤怒。你不能表露愤怒。否则你会被关很长时间的监狱，然后被驱逐出境。”去年，一些工人4个月没有得到工资，于是他们罢工了。迪拜的警察用刀片刺网包围了他们的营地，然后用水炮把这些人冲了出来接着去干活。
我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萨黑纳你后不后悔来这里？“我们怎么能想这个问题？我们被困在这里。如果我们开始有悔意… ”他的话没了下文。终于，另一个工人打破沉默，补充到： “我想念我的国家，我的家人和我的土地。我们在孟加拉可以种粮食。在这里，什么都不种。只要石油和建筑。”
他们说，由于经济衰退的冲击，几十个宿营地的电力已经被切断，工人们也已经几个月没有得到工钱了。他们的公司连同他们的护照和薪酬都已没了踪影。“我们已经被剥夺了一切。即使我们回到了孟加拉，高利贷者也会要求我们立即偿还贷款，如果我们还不了，就会被送进监狱。 ”
我在这的所见所闻都是不合法的。雇主应该按时支付工钱，不应该拿走别人的护照，在高温时应该让人休息，但我所遇到的劳工都说这是没有的事儿，没有人合法地对待过他们。这些人被迪拜各种权利机关合谋诱骗而来，并困陷淹留至此。
萨黑纳很可能葬身迪拜。一个曾在迪拜从事过建筑工程的英国人告诉我：“宿营地和施工工地的自杀事件很多，但都不以自杀上报。这些事件被称为‘意外事故’。”即使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家庭还是脱离不了干系：他们得接着还债。一个来自人权观察的研究表明，死于热衰竭、工作过度和自杀的“实际情况被掩盖了”。不过，印度领事馆记录在案的印度公民光2005年一年就有971人死亡。这个数字泄露出去之后，该领事馆被告知停止此类统计。
黄昏已至的傍晚时分，我和萨黑纳及他的室友们围坐在他们的营地，他们七拼八凑地合买了一瓶廉价白酒，然后人人痛饮一口。“这酒真能麻醉人”，喉咙被酒灼烧着的萨黑纳对我这么说。远处，那些他参与修建的迪拜的摩天楼群灯火闪烁，若隐若现。
四 冷冰冰的购物广场
离开劳工们的宿营地，我来到了迪拜几乎条条街道都屹立着的气派的大理石铺就的购物广场，只觉得自己手足无措、头晕目眩。迪拜是这么的热，根本没必要修建人行道。人们都聚集在这些消费主义的殿堂里，享受那里舒服的空调。我辞别萨黑纳，搭了不到10分钟的出租车，就已置身于哈维·尼科尔斯这家购物广场。一个百无聊赖的销售小姐向我展示着一件价值2万英镑的塔夫绸礼服。“您能看出来，这是斜裁样式… ” 她说着，我则停下了笔记。
在迪拜的购物广场里，时间似乎停滞不前。这里灯火如昼，地面同样亮堂生辉，令人不知今夕何夕。这里售卖的品牌和我自己国家里卖的一模一样。在这些购物广场，迪拜只是它的发音：定买。在那些最奢华的购物广场里，我总是孑然一人，不见其他顾客。商店都空空荡荡，悄然无息。如果我正式采访，店员们都会说生意一切如常。但在私下闲聊时，他们则个个恐慌失措。在一家帽子店里，精美的帽子每顶售价1000英镑。“去年，我们可是供不应求。再看看现在吧，”一个帽子设计师对我抱怨。她的手臂挥向空无一物的展示场地。
我与一个正在这里闲荡的17岁的荷兰姑娘攀谈，她身着超短裤，对周遭男人们垂涎三尺的灼人目光毫不在意。“我喜欢这里！”她说。“这的炎热，这的购物广场，这的海滩！”这里是一个奴隶社会，这一点有没有让你不安呢？她垂下了她的头，就像萨黑纳那样。虽然才17岁，她已经学会了避而不见，装聋作哑。她觉得那些太超越她的承受范围了。
在购物广场与购物广场之间，除了用于连接它们的柏油路以外，再没有其他可观之物。每条路都有至少四个车道。迪拜就象星罗棋布着各种购物中心的高速公路。除非你有自杀的念头，才会想出去走走。住在迪拜的人都以车当步，自驾车或坐出租车，流连于各个购物广场。
当地的阿联酋人，对于充满外国人的迪拜，是怎么看得呢？本地的迪拜人男人都身着精良的白色长袍，女人则一袭黑衣遮得严严密密。当我看到他们在我身边逡巡时，我无法象看到外国人和被奴役的劳工那样，直接走上去向他们询问。如果那样做的话，女人都面无表情，对你视若不见，男人则因你的突兀之举而面露不快之意，他们只会摔给你一句迪拜“挺好的”。无奈之下，我浏览了阿联酋人的博客，联系到了一些言谈话语堪称当地典型的年轻的阿联酋人。我们约好了见面——当然是在购物广场，舍此之外，岂有它处？
23岁的艾哈迈德·艾尔阿塔尔很英俊，他蓄着精心修剪的整洁胡须，穿着合身的白色长袍，戴着矩形丝边眼镜。他说着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没几句话功夫，我就知道他对伦敦、洛杉矶和巴黎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大多数西方人。在一家星巴克连锁店，他坐了下来，向我宣称道：“对于年轻人来说，迪拜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们政府给我们支付教育费，可以一直付到我们取得博士学位。如果结婚，我们会免费得到一所房子。医疗也是免费的，如果你还不满意，政府也可以送你出国。你都不用付电话费。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女佣，一个保姆，和一名司机。而且我们从不付什么税。难道你不希望你是这的人？”
我想对这个十足完美的概括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但他俯身向前，对我说：“你得这么看，我的祖父每天醒来，得先抢到井边打水。如果井干了，他们得用骆驼运水。他们总是缺食少水，拼命想找份工作。他一辈子都是个瘸子，因为那会他摔断了腿，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看看我们现在的天壤之别吧！”
对于阿联酋人来说，这是一个确有圣诞老人的国度，迪拜政府给自己的公民大把好处，同时靠别的途径生财：把土地租赁给外国人，通过商业和机场费来隐形收取这些外国人的税，此外还有尚未枯竭的石油。大多数阿联酋人象艾哈迈德一样，是为政府工作的。他们生活优厚，不受金融危机影响。“我还没感到任何危机，我的朋友们也没一个人有任何担忧，”他说，“我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只要你没犯什么要紧的大错，是不会被解雇的。”保障当地人就业的相关法律正在进一步完善，今后要解雇阿联酋人会更难上加难。
当然，潮水般涌入的外籍人有时是“看着让人生厌”，艾哈迈德坦言道。“但是，我们把这些外籍人看成我们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发展呢？我们可没人想回到那漫天沙漠，人迹罕至的老日子。我们从一个类似非洲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人均年收入12万美元的富国，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说没有政治自由对他而言不是问题。“你很难找到不支持穆罕默德王储的阿联酋人。”是因为他们害怕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真心拥护他。他是一个出色的领袖。你看看就知道！” 他笑着说：“我敢肯定，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所差无几。我们外出闲逛，都会来一杯咖啡，去电影院消磨时光。你可能在伦敦的一家必胜客或墨西哥风味烤鸡店，与此同时，我就在迪拜同样的连锁店里消费”他边说着，边又叫了一杯拿铁咖啡。
是否所有的迪拜人都这么想呢？在政治荒漠上一切真得那么美好吗？在光鲜时尚的阿联酋双塔酒店，我见到了31岁的苏尔坦·艾尔考什米。他为迪拜的媒体写专栏，还是个私人艺术品收藏家，作为一个反官方的自由主义者，他提倡渐进的改革，并因此享有一定声誉。他一身西式着装：蓝色牛仔裤和一件拉尔夫·劳伦的衬衫。他说话的语速奇快，立刻就如火如荼地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迪拜人都变懒了，一群超重宝宝！”他大发感叹。“我们这个摇篮式的国家为国民做的太多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深谋远虑！为什么没有人去私营企业工作？为什么父母不能照看自己的孩子？ ”然而，当我试图提到迪拜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时，他看上去很生气 “你们应该认可我们，”他坚持着。“迪拜人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迪拜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国际都市。每个来这里的人都受到尊重。”
我话锋稍顿，想着在索纳布尔距此只有几里之遥的庞大的劳工宿营地。他是否真的知道这些劳工的存在？他看起来很不耐烦，“你知道，如果一年有3、40起虐待工人的案子，这听起来似乎很多，不过当你想到这有那么多人… ”3、40起？这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是由制度造成的，我纠正到，我们谈论的是数十万人在受苦。
苏尔坦出离愤怒了。他连珠炮般地说： “你不认为墨西哥人在纽约遭受非人待遇吗？英国又用了多长时间才善待他人的？我可以去伦敦写写在牛津街上的无家可归者，把你的城市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地方！这的工人想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任何一个印度人都可以说走就走，任何一个亚洲人都可以想去就去！ “
但他们走不了，我指正到。他们的护照被拿走了，他们的工资迟迟不发。“这个嘛，如果真的这样，我觉得很不好，任何这么做的人都应该受惩罚。不过，他们的大使馆应该帮助他们。”但是，为什么迪拜当局用暴力禁止工人用罢工的方式反抗冷酷无情的雇主？ “感谢真主，我们是不容许罢工的！”他大声说。“罢工造成不便！他们走上街头——我们是不许此类情况发生的。我们不会像法国那样。要是一个国家的工人想停工就停工，那还得了？” 那么当工人屡遭欺骗，他们应该怎么做呢？“辞去工作，离开迪拜。”
我闻此长叹。苏尔坦开始滔滔不绝了“西方总是对我们横加指责，”他说。突然间，他模仿着这些令人不快的批评者： “你们为什么不对动物好些？你们为什么没有更好的洗发水广告？你们为什么不改善劳工待遇？” 这恰恰显示了在他心目中孰轻孰重：动物第一，洗发水其次，工人最末。他更加激动起来，在他的座位里来回扭动，他边说边用一根手指朝我点戳着，“我给我的工人发安全护目镜和特质靴子，可他们不想用！这些会让他们的工作速度减慢。”
然后，他微微一笑，推出了他以为堪称杀手锏的论点。“每当我看到西方记者批评我们——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迪拜不行了，中东将更加危险。我们出口的并不是石油，而是希望。埃及、利比亚或伊朗的穷人长大了都会说，我想去迪拜。我们对中东地区非常重要。我们在展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穆斯林国家。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者。欧洲人不应该为我们的没落而幸灾乐祸。你应该很担心….你知道迪拜模式如果行不通会发生什么？迪拜将效仿伊朗的路线，走伊斯兰主义的道路。”
苏尔坦靠后坐了回去。我的言论显然让他不安，他用试图和解、几乎是恳求的声音款款说道：“听着，我的母亲以前每天早上要去井边打满一桶水。她结婚那天，有人送了她一个橙子，因为她从没吃过橙子。我的两个兄弟尚在襁褓中就夭亡了，那时，医疗保健系统还没有发展起来。不要对我们指手划脚。”他目光炯炯，再次强调：“不要对我们横加指责。”
五 邓肯甜甜圈旁的持异见者
不过在占迪拜人口少数的当地人当中，也有另一种人，他们是一少数持不同政见者，试图动摇王储们凌驾一切、为所欲为的法律。在一家维京大型音乐零售店和邓肯甜甜圈店傍边，我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你是美丽的”。在这里我见到了迪拜专政政权的头号公敌。身着白色长袍，面部肌腱发达的穆罕默德·艾尔曼索瑞中气十足地来了段开场白：“西方人来到迪拜，看到这里的购物广场和摩天大楼，他们觉得这些就表明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这些生意场，这些建筑物究竟是为谁而建的呢？迪拜是专制的。王室认为他们拥有这个国家，人民是他们的仆从。这里没有自由。”
我们凭着嗅觉，找到了这个购物广场里的唯一一家阿拉伯风味的餐厅。他说，在迪拜你什么都不能说，说了就可能有牢狱之灾。穆罕默德·艾尔曼索瑞在迪拜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渔民，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一个永恒经验：永远不要随大流，用自己的大脑想问题。在迪拜翻天覆地的发展大潮中，穆罕默德经培训成为一名律师。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他荣升为法学家协会的会长，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是为了促使迪拜的法律与国际上的人权法案接轨。
接下来，穆罕默德就猛然戳到了穆罕默德王储所能容忍的底线。穆罕默德对于自己的祖国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这一事实感到震惊，他对人权观察和英国广播公司袒露实情。“秘密警察开始找我的麻烦，他们让我闭上嘴，否则我就会丢掉工作，我的孩子们也会失业，”他说。“但我怎么能保持沉默？”
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护照被没收——他成了另一个被囚禁在迪拜的人。“我已经上了黑名单，我的孩子也没能幸免。报纸都不准提到我。 ”
为什么迪拜这么热衷于捍卫这种奴役制度？他提供了一个并非惊心动魄的解释。“大部分公司都归政府所有，所以他们反对保障人权的法案，因为这样做将减少他们的利润。工人是奴隶，这才对他们有利。 ”
迪拜上一次遭遇经济不景气时，曾有过关于民主的抗争，但被王储们的武力所镇压。在30年代，城市的商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当时的至高权力统治者赛德·本·马克图·艾尔马克图王储，他们要求掌握国家的财政权。这个做法只持续了短短数年，就被得到英国鼎力相助的王储扼杀了。
现今情况又如何呢？穆罕默德亲王把迪拜变成了一座借贷之都，一个完全建立在债务上的城市。迪拜的负债额占其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07%。如果不是石油丰富的邻邦阿布扎比为其买单，迪拜的泡沫经济早就破灭了。穆罕默德表示，迪拜经济现状将让统治者进一步扼制自由。“现在阿布扎比有发言权了——他们可比迪拜更加保守、更多限制。迪拜的自由一日不如一日。”新的媒体法律已经起草出来，禁止新闻界报告任何可能“损害”迪拜或“其经济”的负面新闻。是不是为了不让迪拜的经济看起来不景气，各种报纸才纷纷赠送有关“令人鼓舞的经济指标”的精美副刊？
迪拜人常常把伊斯兰主义看成地平线某处可见的威胁，如果迪拜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的话，伊斯兰主义的威胁就肯定会加剧。现在，迪拜的所有阿訇都是由政府任命的，所有布道都被严格控制，以保持其立场是温和的。但穆罕默德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里现在没有伊斯兰主义，但我想，如果你控制人民，不给他们表示愤怒的渠道，伊斯兰主义就会抬头。任何时候都不让开口的人民一旦行动，只能一发不可收拾。”
当天晚些时候，在另一个连锁大企业前，我见到了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阿联酋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卜杜卡勒·阿卜杜拉。他愤怒的焦点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迪拜人身份的日益凋敝。他在迪拜人中很有名，是一个少见的，直言不讳表达迪拜人愤怒的领头人物。他沉痛地说：“迪拜断裂了。和我50年前出生的那个城市比，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他看着周围光洁的地面和走来走去的西方游客，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哪怕在我们最荒诞不经的梦里，也是不曾出现过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如此成功，成为时尚引领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效仿对象。迪拜人对自己的城市充满了自豪，这完全无可厚非，然而… ”他摇着头，“在我们心中，我们担心我们建立了一个现代都市，但我们正把迪拜拱手让给外国人。”
阿卜杜卡勒说，他这一辈的每个迪拜人都活在“心理创伤”里。他们的心分为两半—— “骄傲与担忧各占一半。”他话音刚落，一个微笑的女招待走了过来，问我们想喝些什么。他点了一个可乐。
六 迪拜的骄傲
在迪拜，的确有一群人由衷地赞叹突如其来的自由和解放，不过他们是政府最不想解放的那群人：同性恋者。
在一家著名的国际大酒店的地下，我小心向下探着路，侧身进入了大概是沙特阿拉伯半岛唯一的一家同性恋俱乐部。我仿佛置身于身穿背心、满是露着发达二头肌的人组成的联合国，他们配着凯莉的音乐跳着舞，吃着摇头丸，一起寻欢作乐，就象在伦敦以夜总会闻名的索霍地区。“对于穆斯林世界的同性恋者来说，迪拜是最好的地方！”一个25岁，留着鸡冠头的迪拜男子这么说。他的手臂挽着他31岁的“丈夫”。“我们活着。我们能相遇。这可比大多数阿拉伯同性恋者都强。”
在迪拜，同性恋是非法的，可判10年监禁。但民间同性恋俱乐部的最新地点在网络上流通，男人们蜂拥而至，似乎并不把警察放在心上。“他们可能会突袭某个俱乐部，但他们只会驱散我们，”其中一个说，“警察还有别的事要做。”
在每个大城市，同性恋者都能找到渠道以联系其他的同性恋。但迪拜已成为该区域同性恋者的信息交换所，在这里他们可以活得相对安全。萨利赫是沙特阿拉伯军队里的一个士兵，他精精瘦瘦，来这里听“酷玩”乐队的音乐会。他告诉我，迪拜对同性恋者来说“太棒了”：“在沙特阿拉伯，年轻男人很难成为异性恋者。妇女都被藏了起来，所以每个人都有同性恋行为。但是，他们只想和15岁到21岁之间的男孩发生性关系。我27岁了，太老了。我要找到真正的同性恋，所以这是最好的地方。所有阿拉伯同性恋者都希望生活在迪拜。”
说完这些，萨利赫跳着舞穿过了舞池，迎向一个有着硕大二头肌和满面笑容的荷兰男子。
七 生活方式
所有的旅游指南都称迪拜为“大熔炉”，但是，我走遍迪拜的大街小巷，却发现这里的不同民族就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变成一幅本民族的讽刺画。一天晚上，我走在这个充满乡愁的城市的中心，购物广场和务工者营地使我疲惫不已，于是我去了“双层巴士“酒吧，这是住在迪拜的英国人的聚会场所。在入口处有个红色电话亭和一些伦敦巴士站标志。木制的内部装修，五颜六色闪烁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甜腻歌曲让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印度殖民地时期俱乐部和八十年代校园迪斯科舞厅的杂糅品，我进去的时候，一个穿短裙的女孩从里面跌了出来，摔了个仰面朝天。一个人戴着海盗帽的男子帮她站了起来，他的啤酒瓶滑落在地，发出烂醉者的傻笑。
我先跟两个60多岁、因暴晒过度而看起来干巴巴的妇女聊了起来，她们从中午起就喝得有三分醉意。“你待在这里是为了这的生活方式，”她们说，她们让我坐下，然后又点了些酒。所有的外国人都在谈论迪拜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你问什么是迪拜的生活方式时，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安·沃珂试着总结了一下：“在这里，你每天晚上都出去找乐。在国内你从来不这样做。在迪拜，你什么时候都在结识人，这可真棒！你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你有女佣和其他劳工，所以你不用做那些杂事，你就参加聚会。”
她们在迪拜待了20多年，他们很乐意向我地解释迪拜是怎么运作的。“我们这有等级制度，是不是？”安说。“最上面是阿联酋人，然后要我说就是英国和其他西方人。然后我想是菲律宾人，因为他们比印度人多一点脑子。之后在最下面的就是印度人和所有的其他人”
不过，她们承认，他们“从没有”和阿联酋人说过话。从来没有吗？“没有，他们不和别人掺和。”然而，迪拜也有让她们失望的地方。朱利丝·泰勒告诉我：“如果你在这出了交通事故，那就倒大霉了。我们认识的一个英国妇女撞了一个印度家伙，她被关了四天！如果你的呼吸里查出有丝毫酒精，那么所有的错都在你。这些印度人故意向车头撞上去，这样他们家里就能得到一大笔钱——你知道的，就是赔偿费。但警察只找我们的不是。那个倒霉的女人。”
一个24岁，名为汉娜·宝洁的英国女子暂时离开舞池，来和我说话。“我喜欢阳光和海滩！到这里来真好！”她说。有什么不好吗？“哦！有呀！”她说。啊！我暗松了口气，她们中间可算有个人注意到了。“那些银行！如果你想转账，必须发传真给他们。你不能上网转账。”还有别的事吗？她费劲地想了想。“这的交通不是很好。”
当我问这些在迪拜的英国人住在一个不民主的地区有什么感受时，他们的反应总是一样的。他们先是看起来很困惑，然后就面露忿色。“这是阿拉伯的方式！”一个来自埃塞克斯的男孩高声回答我，他一边试图把一对搞笑的鹿角戴在头顶上，一边往他躺在地上的、面部扭曲着的朋友的嘴里灌啤酒。
后来，在一个酒店的酒吧里，我和一个在化妆品业工作、和其他外国人格格不入的美国人聊了起来，她正急于摆脱这些人。她说：“所有这些人都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取得成就的人，他们穷途末路辗转至此。一夜之间，他们就暴发了，被提升到他们力所不及的职位，他们到处炫耀自己有多了不起。我从没在世界其他地方见过这么多占据高位的无能之辈。”她补充说：“这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有个给我工作的菲律宾女孩，她干着和欧洲女孩同样的工作，却只拿她们四分之一的工资。埋头苦干的人所获无几，而这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却给自己开每月四万英镑的工资。”
除了这个美国人以外，有一个主题把所有我与之交谈的外国人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他们很高兴有人替他们做家务，在自己的国家这些家务会充斥他们的整个生活。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女佣。这些女佣本来大多是菲律宾人，但随着经济衰退，菲律宾女佣被认为是太贵了，因此，一个勤快的埃塞俄比亚女佣成为最时尚的点缀。
一旦你雇了一个女佣，你就对她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你拿走她的护照——每个人都这么做，你决定什么时候付她工钱，什么时候她能休息——如果她能的话，你还决定她能和谁谈话。她不会说阿拉伯语，她无法逃走。
在一家汉堡王餐厅，一名菲律宾女孩告诉我，在迪拜的购物广场闲逛对她而言简直是“可怕”，因为菲律宾女佣和保姆常常会从她们的雇主家偷偷溜出来向她求助。“她们对我说‘求求你了，我被当成犯人，他们不许我打电话回家，他们让我一周七天所有醒着的时间里都要工作。’一开始，我会说——天呀！我得告诉领事馆，你住在哪？可她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地址，领事馆也不感兴趣。我现在回避她们。我一直在想着一个女人，她告诉我她在四年里没有吃过任何水果。她们认为我有权力，因为我可以一个人到处走动，但我无能为力。”
迪拜唯一一个接待妇女的旅馆——一个即将易手的肮脏的私人别墅——住满了逃跑的女佣。梅拉·曼塔瑞是一个25岁的埃塞俄比亚妇女，挂着嘴角下垂哭似的笑，她讲述了她的遭遇——几千妇女有同样的遭遇。一个职业机构许诺她一个沙漠里的天堂，于是她离开了家中四岁的女儿，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前往迪拜赚钱。“但他们只付给我他们承诺的一半。我被安置在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家庭——有4个孩子——太太要我每天从早上6点感到第二天凌晨1点，没有休息天。我很疲惫，求他们让我休息，但他们只是对我连吼带嚷：‘你到这里是来工作，不是来睡觉！’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动不了了。女主人打了我。她用她的拳头打我，还踢我。我的耳朵现在还在作痛。他们不付我工资，他们说两年期满才付我钱。我能怎么办？我在这举目无亲，我吓坏了。”
有一天，梅拉又被打了，她跑到了街上，用蹩脚的英文问怎么能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她走了整整两天，才找到埃塞俄比亚领事馆，但被告之她得从女主人那拿回她的护照。“可是，我怎么能拿得回呢？”她问到。她在这个旅馆已经住了六个月。她和她女儿通了两次电话。“我失去了我的国家，我的女儿，我失去了一切！”她说。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我在双层巴士酒吧听到的一句话。我问一个名叫赫敏·弗雷灵的英国女人迪拜最好的是什么。“噢，仆人们”她兴奋之极，“你什么都不做。他们包揽所有的活！”
八 世界的尽头
这个世界是空空荡荡的。它已被废弃了，这些大陆还未完工。通过望远镜，我想我可以瞥见英国这个海风吹拂中的有王权节杖护佑的荒岛。
在这里，迪拜的海岸线外，开发商重建了世界。他们建造了模拟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人工岛屿。他们想把这些土地逐一卖掉，买主可在其上大兴土木。有传言说贝克·汉姆将竞拍英国。但是，在附近沿海工作的人说几个月来那些人工岛屿都无人光顾。“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个南非人如此倡言。
迪拜到处曾处于施工阶段的各种疯狂的项目现在正处于溃败的境地。有人在迪拜修建了一个有空调的海滩，冷气管铺设在沙子下面，这样显贵们从放下浴巾到走到海里的过程中就不会灼伤脚趾。
那些在全球经济衰退前刚刚竣工的项目看起来空空荡荡，破旧不堪。亚特兰蒂斯酒店于去年冬天开张，开业庆典耗资2千万美元，前来捧场的包括罗伯特·德尼罗，林赛·罗韩和莉莉·艾伦。亚特兰蒂斯酒店坐落在自己专属的人工岛屿上——岛的形状就像一棵棕榈树——这个酒店看上去像一个略有蛀齿的嘴里长出的一颗硕大的、向上挺立的牙齿。这是一个粉红色的建筑，设有装饰性的角楼——这是经莎莎·嘉宝重新构想出来的埃及法老时代的建筑。这个酒店的大堂有一个巨大的、由闪光球覆盖的圆顶，8根巨大的混凝土浇铸的棕榈树支撑其间。在大堂正中，有一个巨大的发光的玻璃造型，看起来就象曾经下榻亚特兰蒂斯酒店的客人们的蜿蜒肠道。这里出人意外地在下雨：水是从屋顶漏下来的，瓷片砖瓦也在脱落不止。
一个南非来的公关小姐向我展示着这家酒店最让客人梦寐以求的房间，她讲解到，亚特兰蒂斯酒店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我们在一家以逝去的沉没大陆，也就是亚特兰蒂斯为主题的酒店里走着，经过一些出售标价2千5百万英镑的钻戒的商店。这里有巨大的水箱，里面满是鲨鱼，来回游弋在模拟的废墟和弃置的潜艇之间。亚特兰蒂斯酒店有1500多间客房，每个房间都有海景。海王星套间包括三层楼——我一看到这个套间就倒吸了口气——它正冲着一个巨大的、内有鲨鱼游动的水箱。客人躺在床上，鲨鱼就盯着你。在迪拜，你可以和鱼共眠，并无难不死。
但即使是豪华酒店——让人联想到007影片中恶人的栖身之所——也在被摒弃。我在迪拜城里最典雅的海德公园酒店入住了数晚。这是时尚人士最喜欢的酒店，艾丽·麦克弗森和汤米·希尔菲格曾在这里下榻，这里华丽不凡，简直堪称宫殿。酒店里空空的。不管我什么时候来此就餐，我都是餐厅里唯一的客人。一名工作人员悄声告诉我：“这里本来总是满座，现在很少有人来。”在这里走动，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我感到自己象电影《闪灵》中的杰克·尼科尔森，一个被遗弃的鬼屋里的最后一人。
迪拜最有名的酒店——迪拜引以为骄傲的标志建筑——是阿拉伯塔酒店，它沿海而建，外形象一个巨大的玻璃帆船。在酒店大堂，我和一对来自伦敦、在伦敦城里工作的夫妇聊起天来。他们持续来迪拜旅游已有10年，他们说他们喜欢迪拜。“你永远不知道你在这会发现什么，”他说。“在我们上次来玩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的窗口往外是大海。等我们要走的时候，那里修了一整座岛屿。”
这种烂誉之辞让我失去了耐心，我脱口而出：无所不在的奴隶阶级就没打扰你们吗？我希望他们误解了我的意思，因为那个女人回答到：“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这可真爽呀！你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情！”她的丈夫插了进来：“你去厕所，他们给你开门，打开水龙头——他们唯一不替你做的是当你小便的时候，不替你掏出家伙。”他们俩都笑得前仰后合。
九 和沙漠较量
迪拜不只是一个财政上没能量入为出的城市，在生态上它也巨额透支。站在迪拜修剪整齐的草坪上，你周围满是喷水的喷头。你看到游客们蜂拥着去和海豚游泳。您信步来到一个山一样大的冷室，这里用天然雪修建了一个滑雪场。与此同时，你脑海深处有个声音在旁敲侧击：这里是沙漠。这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这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是这样？
这个地球正在试图整治迪拜，挤干它最后一滴水，让它彻底消失。新的泰格·伍兹黄金高尔夫球场每天需要四百万加仑的水灌溉其场地，否则它就会随风萎遁消逝。沙尘暴定期席卷这个城市，届时漫天尘土飞扬，天际一片模糊。沙尘过后，酷热登场，所有没有得到定时人工加湿的地方都会被烤个通透。
海湾研究中心环境部主任穆罕默德·拉乌夫博士坐在他迪拜办公室里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这是一个沙漠地区，我们正试图无视它的环境。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你和沙漠对抗，你必输无疑。”
马克图姆王储在一个没有可用水资源的地区建立了他的样板城市。迪拜没有任何水资源。这里没有地表水，蓄水层非常稀薄，是世界上降雨量最低的地区之一。于是，迪拜就汲取海水。阿联酋的水是由海湾地区众多的海水淡化厂淡化而来的，这里的水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水。生产淡水的花费超过了生产汽油的花费。生产淡水的同时，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进了大气层。这就是在所有国家里，迪拜居民的平均碳足迹最多的主要原因——其平均碳足迹超出美国人两倍以上。
如果经济衰退变成经济萧条，拉乌夫博士认为迪拜拉可能会断水。他说：“目前，我们尚有财政储备支付得起把这么多水引进沙漠中心。但是，如果我们的收入减少——假如，这么说吧，世界转到了石油以外的能源… ”他摇摇头，“我们将有大问题。水是生命的主要来源。这将是一个灾难。迪拜的水仅够我们维持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没有储存。如果我们的水供应跟不上，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将难以生存。”
全球气候变暖使问题更加恶化，他补充说，“我们正在建立的所有的这些人工岛屿，一旦海平面上升，它们都将消失，我们将损失巨大。开发商总说一切都好，他们已经在把这个问题列入考虑之列，但我不太确定（他们的新措施会有效）。”
迪拜政府对此担忧吗？“他们不怎么关注这些问题，”拉乌夫博士沉痛地说。但是，即使待着不动，一个迪拜居民对水的平均需求也是常人的3倍。在即将到来的水资源紧张、能源从石油向其他资源过渡的世纪里，迪拜尤其脆弱。
我想了解迪拜政府对这种危机的反应，于是我决定看看迪拜政府是如何处理海滩污染这一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一名妇女——在一家大酒店名工作的美国人——在很多网上论坛撰文表示海滩污染情况很糟糕而且还在恶化，我打电话给她想见个面。“我不能和你谈话。”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即使关掉录音也不行吗？“我不能和你谈话。”可是我不会泄露你的名字… “你没在听，这个电话被窃听了。我不能和你谈话。”她快速说完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出现在她的办公室。“如果你公开我的身份，我就会被送上首架离开迪拜的飞机，”她在焦虑不安地和我在海滩上踱步前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起初是接到在泳滩游玩的人的投诉。海水看上去和闻起来都不正常，然后下海的人就开始生病。于是，我写信给卫生部长和旅游部长，并期望能很快得到回音，——我的信却石沉大海。什么回音也没有。我又亲自投递了信件。还是没有音信。
水质越来越糟糕。客人们开始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未经处理的污水、避孕套，使用过的卫生巾。无奈之下，酒店自行委托一家专业公司分析水样。”我们被告之水样里满是排泄物和细菌‘数量多得难以统计’。我不得不开始告诫客人不要下水，这些客人就是来海滩度假的，他们恼怒之极也可想而知。”她开始在外籍人士的网上论坛里发帖子表达自己的气愤心情。人们也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迪拜扩张得太快了，其污水处理设施却没有跟上步伐。污水处理卡车要在污水处理厂排三、四天的队，为了省事，卡车司机们只是钻个下水道口，把未经处理的污水倒下来，就这样污水直接流入了大海。
突然之间，污水问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随后市政当局也终于承认了问题的存在。他们说他们会罚卡车司机款。但水质没有改善：海水变成了黑色，臭不可闻。“这里面有化学品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东西有毒。”
她继续抱怨，然后就开始收到匿名电话。“不要让迪拜难堪，要不然你的签证会被取消，你得打道回府。”那些人威胁到。她说：“外国人谈论迪拜的任何事情都提心吊胆的。在报纸上发表一个指责官方的评论，他们就会把你驱逐出境。我能做什么呢？现在，水质比以往都更糟糕。人们真的生病了。各种眼部、耳朵、腹部感染，皮疹。看看这里吧！”在迪拜最著名的一家酒店的一个角落里，排泄物就漂浮在海滩之上。
“我算明白迪拜了，迪拜政府一点不在乎环境，” 她站在臭气当中这么说，“他们把有毒物质排入大海，那可是他们的主要旅游卖点。如果将来有什么环境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先否认它的存在，想办法封锁消息，就这样拖着直到问题衍变成一个空前的灾难。”她正说着，一阵沙尘暴在我们周围吹打起来，这是沙漠在缓慢地、锲而不舍地试图收复它的领地。
十 塑料假树
在迪拜这个成人迪斯尼乐园的最后一晚，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在一家必胜客稍做停留。迪拜有无数宽广无边的马路。这家必胜客就位于这样的一条马路的路边。它和我伦敦公寓附近的那家必胜客一模一样，就连那颜色象呕吐物似的的装饰都一样。我意乱神驰。大概是因为迪拜让我受到太多干扰的缘故，我在想，因为有迪拜，整个全球的供应链更环环相扣了。我的很多物品都是由2000英里外、为了生存而受奴役的人生产的。迪拜与那些地方的唯一区别是不是这些人只在两英里远，而且有时候你也能瞥见他们？迪拜就是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集中在一个城市。
我问服务台后面的菲律宾女孩喜欢不喜欢迪拜。“还可以吧。”她谨慎地说。真的还可以吗？我可受不了这。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说：“这真是最可怕的地方！我恨这里！我在这几个月了才意识到——迪拜什么都是假的。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树是假的，工人的合同是假的，岛屿是假的，微笑是假的——连水都是假的！”但她说她走不脱。来这里让她债务缠身，她已经滞留了三年：又是一个重复的故事。“我以为迪拜是一个绿洲。这只是一种幻觉，不是真实情况。你在远处以为你看到了水，等你走上前来，只得到一嘴沙子。 ”
她说到这，又有一个客人走了进来。她强挤出迪拜式的灿烂而空洞的笑容，问道：“今晚您想点些什么，先生？”
注：本文中的一些人名非真名。
译注：
约翰·哈里（Johann Hari）1979年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长于伦敦。他父亲是一名公车司机，母亲在一家为家庭暴力的受害女性提供帮助的妇女避难所工作。约翰·哈里是家中唯一上了大学的人，他2001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主修社会与政治学。约翰·哈里目前是《独立报》记者，也为《卫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等其他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
2008年，约翰·哈里成为了乔治•奥威尔奖最青年的获奖者，该奖是英国政治类新闻写作的最高奖。 约翰·哈里曾从伊朗、加沙地区、刚果、孟加拉、印度、美国、委内瑞拉、卢旺达、秘鲁、墨西哥、中非共和国、叙利亚等国发回过报道。
《迪拜的黑暗面》文章刊登后，约翰·哈里收到大量从迪拜发来的表示支持的电子邮件。不过，迪拜当局禁止这篇文章在迪拜流传。作者本人也不能再踏足迪拜，否则面临被捕或立刻被遣返。
想了解更多约翰·哈里的情况，请其个人网站：http://www.johannhari.com/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