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追寻自由之路”上逃亡的斯诺登，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尽管最终他没能进入他向往多年的中国避难，但在中国却已经成了左派、愤青、激进政治反对人
士共同的偶像。左派、愤青将其视为反权威英雄，激进的政治反对人士因为棱镜计划而产生一种身份代入感，认为所有的政府皆是恶，应该反对，美国这个曾被他们
看作“民主灯塔”的国家顿时与中国划上了等号。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一、人类社会究竟需不需要政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人类究竟能不能象鲁滨逊一样，每个人能够在“孤岛”上生存；二、如果人类是社会人，无法在孤岛上生存，那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才适合？
*鲁滨逊为何只能是文学想象？*
人类有不喜欢受束缚的天性，因此很少有人喜欢政府，19世纪后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世界流行。进入现代社会，放眼世界，其实也真没几个国家的人民热 爱政府。欧美人民一谈到纳税就皱眉，只是将政府当作一种“必要的恶”接受。独裁国家的人民痛恨政府，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选举梦，选出自己中意的领导人， 组成合心意的政府；巴西人有了选举权，现在终于选出了自己喜爱的左派政府，但最近为了两毛钱的公交费，闹了一场全国大抗议，总统作揖打恭安抚民众，才算勉 强控制住。
中国人看到巴西这样，只能“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格“选择”执政党，也没有资格举行政治选举，就连宪法上赋予的批评权利（言论自由）也被 剥夺了。平常要是批评一下政府，或者骂骂政府官员，闹出个跨省追捕是小菜一碟。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抓捕了26位记者，今年还增加了 杜斌等人。政府也讲发展经济，许多老百姓的房被拆、地被征，但筑桥桥断，修路路垮，最后的结果是地上流着污染水，口中吃着污染食物，人人呼吸着污染空气， 官员个个成了级别不同的富翁。
中国的教科书有个特点：一谈到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缺陷的，只有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是最好的，人权状态也属中 国最好。中国人积多年之经验，算是充分领教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权最好”、“体制最好”的政府是怎么回事。如今美国出了个斯诺登，向世界告发，美国人民也 生活在老大哥“秘密监控”的暴政之下。于是，这些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们终于第一次与左派、愤青达成共识，天下乌鸦一般黑，进而引伸出“所有的政府都坏得 很”，民主政府怎么能够容忍情报系统与特工存在？不仅对内监控要不得，对外也不行，国与国之间要讲道德，偷取情报是恶行。总之，自斯诺登出现后，人们将多 年来对007与各种间谍片的“邦德”们全当作好莱坞的想象。还有中国小清新在网上教育美国人民：不能相信政府，一时间忘记了这是美国人多年来的经验之谈。 很多人仿佛成了90多年前中国那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预备革命青年。
不喜欢政府但却需要政府，归根结底是出于人类群体生存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日渐发达，人们终于发现政府是“必要的恶”。18世纪的英国小 说《鲁滨逊漂流记》风行一时，故事的主角是不幸流落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在脱离人类社会的数年当中，被迫独立生存。为了活下去，展现了一个人达到极限的坚 强与智慧。世人对鲁滨逊能够脱离社会生存、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也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状态非常羡慕。
鲁滨逊的孤岛生存方式经常成为经济学家理论陈述的始点，即人类社会不是孤岛，鲁滨逊作为个体生产者，一般只生产一两种产品，必须与其他鲁滨逊通过交 换产品互通有无，这就需要创造交换用的货币，构建产品交换的规则。而为了制订规则（法律），执行规则，政府因此就成为必需。早期的政治学也是从人类生存的 需要开始论述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再将其扩展至国际关系，达成共识：政府是必要的恶，出于社会生存的需要，个人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比如纳税，比如确 定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确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界限）。为了公共安全及国防的需要，政府必须拥有暴力机器，即警察、军队、情报机构等等。
*无政府意识缘于个人权利被剥夺*
不喜欢政府，为了秩序与安全，又不得不需要政府、忍受政府。在构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中国与西方展现了不同的政治智慧。
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但资本主义文明却走出了另外一条路。资本主义文化为人 类政治文明贡献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三百年的时间内，通过不断改变与自我完善，终于将政府从统治者的暴力镇压机器变成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之恶”。从 18世纪后期开始，英法等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有如撞击资本主义头盖骨的重锤，更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 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 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一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 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早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中指出，中国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 团，国民承担过重的税负，却没有任何权利。社会财富分配与福利政策都向利益集团倾斜。国民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管道，法律只是统治者约束被统治者的工具，特权 者往往超越于法律之上。各种失败国家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社会早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文 化，生存基础即生态环境更是千疮百孔。
中国这种黑暗专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民权不伸，而且还毒害了人的心灵。网络语言的暴力化与粗鄙化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更严重的是为倾泄对政府不满的无定向暴力蔓延，厦门陈水总案那种殃及无辜的暴力报复方式，获得一片喝彩声音。
面对这个只会收税、压榨、镇压、贪污腐败的政府，中国人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好处，只看到自身沉重的负担，当然会觉得有此政府，不如不要。本来不少中 国人对美国知之不多，如今“为了世界人民自由”而到了香港的“英难”斯诺登证明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暴政之下，那人类还要政府干什么？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斯诺登问题引起的反思不应该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而应该是：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但政府与人民是一个社会相互依存体，在“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二）”里，我将分析中国未来社会的“路径依赖”。
*中国人眼中的神话：比利时无政府运转18个月*
曾有中共党内元老私下说过，中共政府如果不依靠暴力，维持24小时都很困难。以下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奇迹，即比利时从2010年6月大选开始，因政府难产而“无政府”运行541天。
按照“中国没有共产党统治会天下大乱”的“中国共识”，比利时“无政府”运转18个月，岂不乱象丛生？比利时人向世界展示了他们那种强大的文明力 量。这18个月当中，比利时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动荡，比利时人照常上班、休闲、旅游，歌舞依旧。该国媒体开玩笑说：“火车比有政府时还跑得准一些。”
对 此现象，比利时本国与外部观察者的总结趋于一致。比利时“没有政府”还能保持社会稳定，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比利时的四层政府组织结构。虽然联邦层面 没有政府，但各大区、省和市镇基层还有政府。这种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模式，使比利时地方政府拥有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决定权，因而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 转。二是稳定的公务员体系。虽然政治层面联邦政府各部“群龙无首”，但不管政府如何轮替，公务员队伍并不轮替，他们保证了政府的日常运作。三是文化因素。 比利时人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和对职责的承担，成为“无政府”时期比利时稳定的基础和保障。
我相信知晓国民性的中国人在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没人会认为，比利时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
吊诡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中，强政府与无政府情结同时存在，就看思考时处于什么位置。
*中国还徘徊在“毛泽东”的阴影下*
前文说过，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历史上每个朝代，以及近现代史上的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未能脱离这种循环。现阶段正处在“忍受—反抗”的中间状态。虽然部分理性者知道中国要建立民主制度，但不少人目前的思维更象近百年前 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共前身）。这种历史循环并非个人意志决定的，与中国文化有关，而人是文化的沉淀，无论是领袖人物还是其他个体。
回顾一下20世纪五四运动前后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就会发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不少成了共产党领袖。当时全国各地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不少于50 个，各类刊物或小册子多达80余种，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思想及话语的核心。而中共一大前后的50多名党员中有20多人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如李大钊、陈 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 彭湃、恽代英等。毛泽东在其入党前主编的《湘江评论》第1、2号上，曾宣传过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的观点。周恩来于1919年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是个无政 府主义者小团体。
这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者与小知识者，在当时的社会中多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从其中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状态 时，痛恨一切形式的政府；能够集结力量时，相信暴力的作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夺权成功后建立了政权，则将国家当作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 无论是在野还是在朝，自始至终有个特点未变，即藐视法制。以毛泽东为例，虽然他自我总结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但其终生都未脱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晚年曾 总结自己是“我身上有虎性也有猴性，猴性多而虎性少”。所谓“猴性”，指的是中国人都熟知的那只大闹天宫的猴子孙悟空。毛泽东继承了孙悟空的叛逆性格和造 反精神，规则或权威每每在他眼里成为可以奚落甚至推翻的对象。文革中见斯诺时，毛颇为自得地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49年，毛在成功地消灭 了旧世界之后，一直不满意自己率部下建起来的新世界，于是不断发动各种运动，最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亲手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 “把颠倒了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
于中国而言，毛泽东不是一个逝世的领袖，也不只是中共的“伟大领袖”，他是中国之子，是集中国流民文化与江湖文化之大成于一身的民族魂魄。他一身经 历了起于草莽，啸聚于山林，直捣龙廷，“夺了那鸟位”，再俯视诸臣于九重之中，集聚了中国人从刘邦、朱元璋，直到洪秀全与孙中山等成功人物的各种特点。今 天怀念毛泽东的国人，因其社会地位而有多种原因。社会底层怀念毛时代，是因为大锅饭体制让无能者与有能者“结果平等”；边缘阶层怀念毛，则是因为那种大闹 天宫、颠覆一切的气魄与魅力，很符合自己心中的想望；政治高层怀念毛，则是羡慕毛那种玩弄臣下于掌心的帝王心术，以及让百姓顶礼膜拜、高呼万岁的“盛 况”。
只有理解“毛泽东”于今天中国人之意义，才会理解华西村与南街村这两个农民村落承载的中国文化，才会理解薄熙来之所以从当年走洋务路线改走毛路线的其中诀窍，才会理解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何也要开始供奉毛。
中国人如果不在精神上与孕育“毛泽东”的文化现象彻底诀别，永难养成西方民主社会中那种自律、自尊、自重之公民精神，中国也难从历史循环中超拔自身。
*当今中国：一本好的教科书与宪政同样重要*
于是我想，中国太需要一本政治学教科书，里面不仅应该包括公民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公民的责任，重点是要厘清自由与法治、个人与群体的边界及关系.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一、人类社会究竟需不需要政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人类究竟能不能象鲁滨逊一样，每个人能够在“孤岛”上生存；二、如果人类是社会人，无法在孤岛上生存，那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才适合？
*鲁滨逊为何只能是文学想象？*
人类有不喜欢受束缚的天性，因此很少有人喜欢政府，19世纪后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世界流行。进入现代社会，放眼世界，其实也真没几个国家的人民热 爱政府。欧美人民一谈到纳税就皱眉，只是将政府当作一种“必要的恶”接受。独裁国家的人民痛恨政府，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选举梦，选出自己中意的领导人， 组成合心意的政府；巴西人有了选举权，现在终于选出了自己喜爱的左派政府，但最近为了两毛钱的公交费，闹了一场全国大抗议，总统作揖打恭安抚民众，才算勉 强控制住。
中国人看到巴西这样，只能“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格“选择”执政党，也没有资格举行政治选举，就连宪法上赋予的批评权利（言论自由）也被 剥夺了。平常要是批评一下政府，或者骂骂政府官员，闹出个跨省追捕是小菜一碟。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抓捕了26位记者，今年还增加了 杜斌等人。政府也讲发展经济，许多老百姓的房被拆、地被征，但筑桥桥断，修路路垮，最后的结果是地上流着污染水，口中吃着污染食物，人人呼吸着污染空气， 官员个个成了级别不同的富翁。
中国的教科书有个特点：一谈到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缺陷的，只有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是最好的，人权状态也属中 国最好。中国人积多年之经验，算是充分领教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权最好”、“体制最好”的政府是怎么回事。如今美国出了个斯诺登，向世界告发，美国人民也 生活在老大哥“秘密监控”的暴政之下。于是，这些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们终于第一次与左派、愤青达成共识，天下乌鸦一般黑，进而引伸出“所有的政府都坏得 很”，民主政府怎么能够容忍情报系统与特工存在？不仅对内监控要不得，对外也不行，国与国之间要讲道德，偷取情报是恶行。总之，自斯诺登出现后，人们将多 年来对007与各种间谍片的“邦德”们全当作好莱坞的想象。还有中国小清新在网上教育美国人民：不能相信政府，一时间忘记了这是美国人多年来的经验之谈。 很多人仿佛成了90多年前中国那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预备革命青年。
不喜欢政府但却需要政府，归根结底是出于人类群体生存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日渐发达，人们终于发现政府是“必要的恶”。18世纪的英国小 说《鲁滨逊漂流记》风行一时，故事的主角是不幸流落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在脱离人类社会的数年当中，被迫独立生存。为了活下去，展现了一个人达到极限的坚 强与智慧。世人对鲁滨逊能够脱离社会生存、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也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状态非常羡慕。
鲁滨逊的孤岛生存方式经常成为经济学家理论陈述的始点，即人类社会不是孤岛，鲁滨逊作为个体生产者，一般只生产一两种产品，必须与其他鲁滨逊通过交 换产品互通有无，这就需要创造交换用的货币，构建产品交换的规则。而为了制订规则（法律），执行规则，政府因此就成为必需。早期的政治学也是从人类生存的 需要开始论述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再将其扩展至国际关系，达成共识：政府是必要的恶，出于社会生存的需要，个人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比如纳税，比如确 定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确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界限）。为了公共安全及国防的需要，政府必须拥有暴力机器，即警察、军队、情报机构等等。
*无政府意识缘于个人权利被剥夺*
不喜欢政府，为了秩序与安全，又不得不需要政府、忍受政府。在构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中国与西方展现了不同的政治智慧。
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但资本主义文明却走出了另外一条路。资本主义文化为人 类政治文明贡献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三百年的时间内，通过不断改变与自我完善，终于将政府从统治者的暴力镇压机器变成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之恶”。从 18世纪后期开始，英法等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有如撞击资本主义头盖骨的重锤，更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 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 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一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 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早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中指出，中国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 团，国民承担过重的税负，却没有任何权利。社会财富分配与福利政策都向利益集团倾斜。国民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管道，法律只是统治者约束被统治者的工具，特权 者往往超越于法律之上。各种失败国家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社会早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文 化，生存基础即生态环境更是千疮百孔。
中国这种黑暗专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民权不伸，而且还毒害了人的心灵。网络语言的暴力化与粗鄙化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更严重的是为倾泄对政府不满的无定向暴力蔓延，厦门陈水总案那种殃及无辜的暴力报复方式，获得一片喝彩声音。
面对这个只会收税、压榨、镇压、贪污腐败的政府，中国人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好处，只看到自身沉重的负担，当然会觉得有此政府，不如不要。本来不少中 国人对美国知之不多，如今“为了世界人民自由”而到了香港的“英难”斯诺登证明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暴政之下，那人类还要政府干什么？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斯诺登问题引起的反思不应该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而应该是：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但政府与人民是一个社会相互依存体，在“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二）”里，我将分析中国未来社会的“路径依赖”。
何清涟 | 未来中国的路径依赖——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二）
最近网上煞有介事地流传今年下半年广东省将举行政治改革的“内部消息”，主要内容是县级领导由民众直选，并可自组班子。我就在想，如果这消 息幻梦成真，中国的县级政治会成为什么模样？中国村级选举的经验，以及华西村与南街村都在提醒世人，决定一个社会生存状态的，不仅有政府性质，还有国民素 质。*中国人眼中的神话：比利时无政府运转18个月*
曾有中共党内元老私下说过，中共政府如果不依靠暴力，维持24小时都很困难。以下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奇迹，即比利时从2010年6月大选开始，因政府难产而“无政府”运行541天。
按照“中国没有共产党统治会天下大乱”的“中国共识”，比利时“无政府”运转18个月，岂不乱象丛生？比利时人向世界展示了他们那种强大的文明力 量。这18个月当中，比利时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动荡，比利时人照常上班、休闲、旅游，歌舞依旧。该国媒体开玩笑说：“火车比有政府时还跑得准一些。”
对 此现象，比利时本国与外部观察者的总结趋于一致。比利时“没有政府”还能保持社会稳定，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比利时的四层政府组织结构。虽然联邦层面 没有政府，但各大区、省和市镇基层还有政府。这种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模式，使比利时地方政府拥有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决定权，因而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 转。二是稳定的公务员体系。虽然政治层面联邦政府各部“群龙无首”，但不管政府如何轮替，公务员队伍并不轮替，他们保证了政府的日常运作。三是文化因素。 比利时人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和对职责的承担，成为“无政府”时期比利时稳定的基础和保障。
我相信知晓国民性的中国人在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没人会认为，比利时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
吊诡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中，强政府与无政府情结同时存在，就看思考时处于什么位置。
*中国还徘徊在“毛泽东”的阴影下*
前文说过，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历史上每个朝代，以及近现代史上的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未能脱离这种循环。现阶段正处在“忍受—反抗”的中间状态。虽然部分理性者知道中国要建立民主制度，但不少人目前的思维更象近百年前 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共前身）。这种历史循环并非个人意志决定的，与中国文化有关，而人是文化的沉淀，无论是领袖人物还是其他个体。
回顾一下20世纪五四运动前后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就会发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不少成了共产党领袖。当时全国各地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不少于50 个，各类刊物或小册子多达80余种，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思想及话语的核心。而中共一大前后的50多名党员中有20多人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如李大钊、陈 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 彭湃、恽代英等。毛泽东在其入党前主编的《湘江评论》第1、2号上，曾宣传过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的观点。周恩来于1919年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是个无政 府主义者小团体。
这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者与小知识者，在当时的社会中多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从其中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状态 时，痛恨一切形式的政府；能够集结力量时，相信暴力的作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夺权成功后建立了政权，则将国家当作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 无论是在野还是在朝，自始至终有个特点未变，即藐视法制。以毛泽东为例，虽然他自我总结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但其终生都未脱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晚年曾 总结自己是“我身上有虎性也有猴性，猴性多而虎性少”。所谓“猴性”，指的是中国人都熟知的那只大闹天宫的猴子孙悟空。毛泽东继承了孙悟空的叛逆性格和造 反精神，规则或权威每每在他眼里成为可以奚落甚至推翻的对象。文革中见斯诺时，毛颇为自得地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49年，毛在成功地消灭 了旧世界之后，一直不满意自己率部下建起来的新世界，于是不断发动各种运动，最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亲手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 “把颠倒了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
于中国而言，毛泽东不是一个逝世的领袖，也不只是中共的“伟大领袖”，他是中国之子，是集中国流民文化与江湖文化之大成于一身的民族魂魄。他一身经 历了起于草莽，啸聚于山林，直捣龙廷，“夺了那鸟位”，再俯视诸臣于九重之中，集聚了中国人从刘邦、朱元璋，直到洪秀全与孙中山等成功人物的各种特点。今 天怀念毛泽东的国人，因其社会地位而有多种原因。社会底层怀念毛时代，是因为大锅饭体制让无能者与有能者“结果平等”；边缘阶层怀念毛，则是因为那种大闹 天宫、颠覆一切的气魄与魅力，很符合自己心中的想望；政治高层怀念毛，则是羡慕毛那种玩弄臣下于掌心的帝王心术，以及让百姓顶礼膜拜、高呼万岁的“盛 况”。
只有理解“毛泽东”于今天中国人之意义，才会理解华西村与南街村这两个农民村落承载的中国文化，才会理解薄熙来之所以从当年走洋务路线改走毛路线的其中诀窍，才会理解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何也要开始供奉毛。
中国人如果不在精神上与孕育“毛泽东”的文化现象彻底诀别，永难养成西方民主社会中那种自律、自尊、自重之公民精神，中国也难从历史循环中超拔自身。
*当今中国：一本好的教科书与宪政同样重要*
于是我想，中国太需要一本政治学教科书，里面不仅应该包括公民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公民的责任，重点是要厘清自由与法治、个人与群体的边界及关系.